还我自然 - 2016/11/3 20:47:10
2016-11-03 15:16:30 来源：辽宁日报 作者：谢智伦 王敏娜
核心提示： 邹衍的小女儿邹军军告诉记者，小时候父亲就给她们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让她们明白革命的艰苦，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13岁参加革命，19岁担任中央红军总政治部通信警卫班班长，为中央领导传递机密情报和重要信件，邹衍在漫漫长征路上执行过多次重大任务，也经历过重重磨难。长征，让他决心跟党走。长征途中的战友情，让他感恩至今。
听完毛主席的一番话，立下了跟党走的决心
邹衍是江西人，虽然已在东北定居几十年，他依然保持着每天喝家乡茶的习惯。
“我13岁开始参加革命活动，那时就想着有一天能加入红军。”10月14日，望着眼前兴国茶冒出的袅袅白气，这位101岁的老将军的思绪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红军时代。
1915年11月，邹衍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崇贤乡石角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虽然先祖家业殷实，但到他曾祖父那一代开始家道败落，到他父亲这一代地无半垄、钱无一分，倒是有一笔100多块银圆的外债，日子过得极为艰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邹衍从小就操持家务，虽然在祖父的坚持下断断续续地念了5年书，但最终还是辍学回家作田(即种地)。
然而，在旧中国，作田是一种永远也无法改变贫穷命运的谋生手段。就在邹衍对前途感到困惑时，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各种新的思潮和信息不断地传到古老而封闭的赣南大地。
从大人的谈论中，邹衍听到了不少红军“打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故事，深受鼓舞的他特别渴望加入红军。
1928年前后，邹衍的家乡来了一支红军队伍，在当地贴标语，开大会，打土豪。当时的邹衍只有13岁，还有些懵懂的他跟着村里的大人们加入了农民协会，为组织站岗放哨。
不过，邹衍心底里最渴望的还是成为一名红军。1929年春天，当他得知县里来了红军后就赶去报名，结果在县城住了5天也没报上名，人家不收他的原因非常简单：年纪太小，个子矮。但这并没有打消他加入红军的念头。
回家之后，邹衍先是加入儿童团，担负起站岗放哨、禁烟禁毒、破除迷信等多项任务。然后，他又加入了少先队，配合游击队活动，经过多次斗争的锻炼，邹衍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很快便成为一名共青团员。
1930年9月，邹衍被兴国县苏维埃政府选中，到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去学习，他加入红军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校领导和教官们的严格要求让邹衍迅速成长。但让邹衍真正明白革命的意义的人是毛泽东。
邹衍回忆说，那时他们正在学校附近的田野里搞演习，毛泽东带着两个警卫员恰好经过。大家请求毛泽东讲几句话，他很高兴地答应了。那次谈话，毛泽东就给大家讲了一个“分”字。“分”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联系实际讲解了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以及革命的目的。
毛泽东的一番话，不仅让邹衍这些刚刚从农村出来参加革命的孩子明白了革命的意义，还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坚持革命信念的种子。
“当时就立下了决心，不管将来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定会铁心跟党走。”邹衍说。
长征初期 一晚上走不到七八公里
一句承诺，坚守一生。
当红军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失利，踏上漫漫长征路时，邹衍毫不犹豫地挥别父母，离开了家乡。
“长征开始时，并不叫长征，而是战略转移。”邹衍说，当时他在红军总政治部担任通信警卫班班长，这项工作一直干到长征结束。
长征出发时，为便于行军，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军委机关和直属单位被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的代号是“红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第二纵队代号是“红章”，主要由在中央苏区的党政群团机关人员组成。邹衍所在的总政治部则被编在第一纵队的第二梯队。
“两大纵队人员非常多，加起来过万。”邹衍回忆，直至遵义会议召开前，这两大纵队才合编为一个纵队，不过那时人已经少了很多。
在长征之初，两大纵队的行军速度始终上不去，一个原因是人员较多，另一个原因是各级首长、各个单位携带着很多沉重的公文箱，而马匹又十分紧缺，多数要靠手抬肩挑。
邹衍说，当时，苏区政府各部门还将一些沉重的装备也带上了，比如印刷厂的石印机、造币厂的铸币机、被服厂的缝纫机等等。另外，中央银行和各单位的大量银圆也都要靠战士和挑夫用扁担挑。
让邹衍印象最深的是军委直属炮兵营的山炮炮身、炮架以及轮子都被分别拆卸下来，由战士抬着或扛着。
“山炮的轮子很大，一个轮子至少要两个人抬着，走走停停。”邹衍说，那时候光挑夫就有六七千人。
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红军基本上都是夜间行军，并且走的都是山路。
每天都是吃完晚饭，天一擦黑就出发，走到第二天早上再宿营。本来视线就不好，山路又十分狭窄，大家只能排成一队一点点向前挪动，一旦遇上陡坡还得停下来。
邹衍记得，有一次他们走了一夜，才翻过一座小山，估算一下，连七八公里的路程都不到。“这样走走停停，队伍就拉得很长，前面的部队抵近湖南湘江的时候，后面的部队还在百十公里之外。第一纵队清晨渡过湘江后，第二纵队黄昏才赶到江边。”他告诉记者。
护送刘伯承到乌江架浮桥，助大部队跳出包围圈
“在战略大转移的途中，我们通信警卫班的任务可以说十分庞杂和艰巨。”邹衍说，除了保卫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同志的安全，做一些社会调查、筹粮筹款和宣传群众的工作外，他还担负着送信、传达首长命令指示的任务。特别是在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强渡湘江、攻取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时，通信班的任务尤为艰巨，他们往返于总部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之间，传递机密情报和重要信件。
时任通信警卫班班长的邹衍完成了两次重要任务：一次是攻打遵义后，总政治部机关还在桐梓，李富春主任派他到遵义城请示周副主席，总政治部机关到遵义后是否进入遵义城。另一次则是在红军南渡乌江之前，护送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到乌江前线，组织部队架桥飞渡。
邹衍回忆，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发现敌情依旧严重。为此，毛主席决定以红九军团伪装主力，把敌军引向北面，而红军真正主力则突破敌军封锁，进到乌江北岸沙土、安底地区，然后在那里南渡乌江。但由于当地缺少过河工具及设施，需要架设浮桥。
红军南渡乌江的前一天晚上，刘伯承急匆匆地来到红军总政治部，同李富春商量一些紧急工作。当时夜已经很深了，邹衍在外面负责守卫。
二人研究完工作后并没有休息。李富春走出来对邹衍说：“小鬼，现在情况紧急，刘总参谋长要马上赶到乌江边上去指挥架浮桥，这段路不好走，你带半个班负责把他安全护送到乌江渡口，马上出发。”
“是，保证完成任务!”邹衍答应一声，立刻带领几名战士护送刘伯承前往乌江渡口。
刘伯承是邹衍仰慕已久的军事家，参加红军后，他听到不少关于刘伯承的传奇故事，因而能执行护送刘伯承的任务，他是既兴奋又深感责任重大。
从总政治部通往乌江岸边的山路有十几公里，又窄又陡，十分危险。当天夜里又没有月亮，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刘伯承到总政治部只带了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再加上邹衍他们半个班的人，一共也不超过10人。为了刘伯承的安全，邹衍安排一名同志在前面提马灯照路，他和另外几名同志紧握手中的枪，跟在刘伯承的身边，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
好在一路顺利，天亮之前，他们终于把刘伯承安全地护送到了乌江边，同红二师和架桥部队的首长见了面。
完成任务后，邹衍带着几名战士在乌江边上等着总政治部的队伍。当李富春和机关其他同志到达后，简易浮桥已经架好，大家踏上浮桥，和军委纵队一起过了乌江，跳出了敌人的重围。
断粮的时候，战友分给他一小碗青稞面
对于长征的回忆，还有一个叫吴多禾的人，让邹衍念念不忘。
邹衍的警卫员邓兴文告诉记者：“吴多禾是老首长在长征时期的同班战士。其实，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老首长说起吴多禾这个人了，老首长之所以对他念念不忘，与一碗青稞面有关。”
1935年8月，邹衍所在的部队穿过草地，进入川甘交界的高山地区。此前两个多月，由于天天行军，加上吃不饱饭，战士们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而高山地区山峦起伏、道路崎岖，邹衍和不少同志都掉队了。
一天，当邹衍一行翻越一座无名山时，在半山腰遇到了总政机关的司务长李庭序、通信员吴多禾以及炊事班一名背着大铜锅的炊事员。
当时，炊事员已是筋疲力尽，把锅放下后躺在路边起不来了。考虑到总政机关100多人都要靠这口锅做饭，说什么也不能丢下，邹衍和另外几个人商量决定，由两个人抬锅，另外的人则挑着大家的行李，争取尽快追上大部队。
当他们终于翻过那座大山，来到一个村庄时，天已经快黑了，于是他们就和另外一些掉队的同志一起在村外的一个打谷场过夜。晚上，邹衍又累又乏，饭都没吃，就蜷缩在一个火堆旁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肚子饿得咕咕叫的邹衍想吃点东西继续赶路，却发现头天晚上自己绑在铜锅上的那一小袋干粮不见了。
粮食在那个时候就是命，长征路上没有吃的，就意味着走不了路。邹衍当时越想越痛心，忍不住哭了起来。
“说实话，长征路上遇到过那么多苦和累，我都没哭过，但那次是真的哭了。”邹衍说。
就在邹衍感到无助的时候，吴多禾从自己干瘪的干粮袋中倒出了一小碗青稞炒面。等邹衍吃了炒面，有了些力气后，大家继续抬着锅追赶大部队。
“在那样艰难的时候，把自己所剩无几的粮食分给我，等于拿自己的命来救我的命!这样的战友情，什么时候都不能忘。”邹衍说，长征队伍到达陕北以后，他与吴多禾分开了。后来多次寻找也没有音信，这让他觉得无比的遗憾。那碗活命的青稞面他从未忘记，感恩至今。
“在长征途中团结互助、甘于奉献，为他人着想的事迹很多。在翻越大雪山时，不少战士在临死之前，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身边，留给后面的同志穿。”邹衍眼中泪光闪动，他说，红军是一支充满了人情味的队伍，战友之间的情谊最是珍贵，当初跟着红军走是最正确的选择。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
“走好新的长征路”，这是前几天邹衍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写下的几个大字。寥寥几个字，却道出了老将军的心声。
“在今天看来，红军长征的壮举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那种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坚定不移的精神需要我们代代相传。在新时期，我们要走好新的长征路。”邹衍语重心长地说，“是党把我培养成共和国的将军，国家和军队又给了我优厚的待遇，我只有尽可能做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才能报答党对自己的培育之恩。”
邹衍有三个女儿，在女儿们的眼中他既是个慈祥的父亲，也是个严厉的父亲。
邹衍的小女儿邹军军告诉记者，小时候父亲就给她们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让她们明白革命的艰苦，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她们也一直遵循着父亲立下的规矩，比如组织部门给配的专车她们不能用，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无论刮风还是雨雪天，姐妹三人都是骑自行车或者挤公交车上下学，从来不搞一丁点的特殊。
“父亲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从小我就捡姐姐穿过的衣服穿，因为衣服较大，穿上去不合体，像是穿了一件大褂，所以小朋友总是开玩笑地叫我‘邹大褂’。”邹军军说，除了艰苦朴素，父亲还教育她们进步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不能依靠父母的影响。
小时候，姐妹仨有时候对于父亲的严厉感到委屈，但长大后，她们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良苦。
2015年，邹衍过百岁生日，姐妹仨专门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在结尾写道：“感谢您的教诲和培养，使我们姐妹三人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努力工作，并拥有各自幸福的家庭。您在我们眼中永远是个既严厉又慈祥的爸爸，更是个伟大的爸爸。良好的家风是我们一生用之不尽的宝藏。”
邹衍不仅向子女讲述长征故事，传递长征精神，而且还在学生中弘扬长征精神。他与省内外6所中小学建立了联系。凡是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来信提出的有关党史军史、理想信念等方面的问题，他都亲自写信回答。到现在，他一共写了近百封信，达数万字。
几十年来，邹衍心系教育，经常为希望工程、贫困学生捐款。2014年3月，他一次就为家乡崇贤中学捐款8万元。
长征精神的传递是邹衍一直挂念的事，在采访结束时，他一再叮嘱记者：“要告诉现在的年轻人，长征永远在路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一定要接好手中这一棒，走好新的长征路!”
原标题：老将军邹衍回忆：长征路上战友给我一碗青稞面
核心提示： 邹衍的小女儿邹军军告诉记者，小时候父亲就给她们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让她们明白革命的艰苦，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13岁参加革命，19岁担任中央红军总政治部通信警卫班班长，为中央领导传递机密情报和重要信件，邹衍在漫漫长征路上执行过多次重大任务，也经历过重重磨难。长征，让他决心跟党走。长征途中的战友情，让他感恩至今。
听完毛主席的一番话，立下了跟党走的决心
邹衍是江西人，虽然已在东北定居几十年，他依然保持着每天喝家乡茶的习惯。
“我13岁开始参加革命活动，那时就想着有一天能加入红军。”10月14日，望着眼前兴国茶冒出的袅袅白气，这位101岁的老将军的思绪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红军时代。
1915年11月，邹衍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崇贤乡石角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虽然先祖家业殷实，但到他曾祖父那一代开始家道败落，到他父亲这一代地无半垄、钱无一分，倒是有一笔100多块银圆的外债，日子过得极为艰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邹衍从小就操持家务，虽然在祖父的坚持下断断续续地念了5年书，但最终还是辍学回家作田(即种地)。
然而，在旧中国，作田是一种永远也无法改变贫穷命运的谋生手段。就在邹衍对前途感到困惑时，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各种新的思潮和信息不断地传到古老而封闭的赣南大地。
从大人的谈论中，邹衍听到了不少红军“打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故事，深受鼓舞的他特别渴望加入红军。
1928年前后，邹衍的家乡来了一支红军队伍，在当地贴标语，开大会，打土豪。当时的邹衍只有13岁，还有些懵懂的他跟着村里的大人们加入了农民协会，为组织站岗放哨。
不过，邹衍心底里最渴望的还是成为一名红军。1929年春天，当他得知县里来了红军后就赶去报名，结果在县城住了5天也没报上名，人家不收他的原因非常简单：年纪太小，个子矮。但这并没有打消他加入红军的念头。
回家之后，邹衍先是加入儿童团，担负起站岗放哨、禁烟禁毒、破除迷信等多项任务。然后，他又加入了少先队，配合游击队活动，经过多次斗争的锻炼，邹衍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很快便成为一名共青团员。
1930年9月，邹衍被兴国县苏维埃政府选中，到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去学习，他加入红军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校领导和教官们的严格要求让邹衍迅速成长。但让邹衍真正明白革命的意义的人是毛泽东。
邹衍回忆说，那时他们正在学校附近的田野里搞演习，毛泽东带着两个警卫员恰好经过。大家请求毛泽东讲几句话，他很高兴地答应了。那次谈话，毛泽东就给大家讲了一个“分”字。“分”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联系实际讲解了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以及革命的目的。
毛泽东的一番话，不仅让邹衍这些刚刚从农村出来参加革命的孩子明白了革命的意义，还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坚持革命信念的种子。
“当时就立下了决心，不管将来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定会铁心跟党走。”邹衍说。
长征初期 一晚上走不到七八公里
一句承诺，坚守一生。
当红军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失利，踏上漫漫长征路时，邹衍毫不犹豫地挥别父母，离开了家乡。
“长征开始时，并不叫长征，而是战略转移。”邹衍说，当时他在红军总政治部担任通信警卫班班长，这项工作一直干到长征结束。
长征出发时，为便于行军，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军委机关和直属单位被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的代号是“红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第二纵队代号是“红章”，主要由在中央苏区的党政群团机关人员组成。邹衍所在的总政治部则被编在第一纵队的第二梯队。
“两大纵队人员非常多，加起来过万。”邹衍回忆，直至遵义会议召开前，这两大纵队才合编为一个纵队，不过那时人已经少了很多。
在长征之初，两大纵队的行军速度始终上不去，一个原因是人员较多，另一个原因是各级首长、各个单位携带着很多沉重的公文箱，而马匹又十分紧缺，多数要靠手抬肩挑。
邹衍说，当时，苏区政府各部门还将一些沉重的装备也带上了，比如印刷厂的石印机、造币厂的铸币机、被服厂的缝纫机等等。另外，中央银行和各单位的大量银圆也都要靠战士和挑夫用扁担挑。
让邹衍印象最深的是军委直属炮兵营的山炮炮身、炮架以及轮子都被分别拆卸下来，由战士抬着或扛着。
“山炮的轮子很大，一个轮子至少要两个人抬着，走走停停。”邹衍说，那时候光挑夫就有六七千人。
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红军基本上都是夜间行军，并且走的都是山路。
每天都是吃完晚饭，天一擦黑就出发，走到第二天早上再宿营。本来视线就不好，山路又十分狭窄，大家只能排成一队一点点向前挪动，一旦遇上陡坡还得停下来。
邹衍记得，有一次他们走了一夜，才翻过一座小山，估算一下，连七八公里的路程都不到。“这样走走停停，队伍就拉得很长，前面的部队抵近湖南湘江的时候，后面的部队还在百十公里之外。第一纵队清晨渡过湘江后，第二纵队黄昏才赶到江边。”他告诉记者。
护送刘伯承到乌江架浮桥，助大部队跳出包围圈
“在战略大转移的途中，我们通信警卫班的任务可以说十分庞杂和艰巨。”邹衍说，除了保卫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同志的安全，做一些社会调查、筹粮筹款和宣传群众的工作外，他还担负着送信、传达首长命令指示的任务。特别是在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强渡湘江、攻取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时，通信班的任务尤为艰巨，他们往返于总部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之间，传递机密情报和重要信件。
时任通信警卫班班长的邹衍完成了两次重要任务：一次是攻打遵义后，总政治部机关还在桐梓，李富春主任派他到遵义城请示周副主席，总政治部机关到遵义后是否进入遵义城。另一次则是在红军南渡乌江之前，护送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到乌江前线，组织部队架桥飞渡。
邹衍回忆，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发现敌情依旧严重。为此，毛主席决定以红九军团伪装主力，把敌军引向北面，而红军真正主力则突破敌军封锁，进到乌江北岸沙土、安底地区，然后在那里南渡乌江。但由于当地缺少过河工具及设施，需要架设浮桥。
红军南渡乌江的前一天晚上，刘伯承急匆匆地来到红军总政治部，同李富春商量一些紧急工作。当时夜已经很深了，邹衍在外面负责守卫。
二人研究完工作后并没有休息。李富春走出来对邹衍说：“小鬼，现在情况紧急，刘总参谋长要马上赶到乌江边上去指挥架浮桥，这段路不好走，你带半个班负责把他安全护送到乌江渡口，马上出发。”
“是，保证完成任务!”邹衍答应一声，立刻带领几名战士护送刘伯承前往乌江渡口。
刘伯承是邹衍仰慕已久的军事家，参加红军后，他听到不少关于刘伯承的传奇故事，因而能执行护送刘伯承的任务，他是既兴奋又深感责任重大。
从总政治部通往乌江岸边的山路有十几公里，又窄又陡，十分危险。当天夜里又没有月亮，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刘伯承到总政治部只带了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再加上邹衍他们半个班的人，一共也不超过10人。为了刘伯承的安全，邹衍安排一名同志在前面提马灯照路，他和另外几名同志紧握手中的枪，跟在刘伯承的身边，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
好在一路顺利，天亮之前，他们终于把刘伯承安全地护送到了乌江边，同红二师和架桥部队的首长见了面。
完成任务后，邹衍带着几名战士在乌江边上等着总政治部的队伍。当李富春和机关其他同志到达后，简易浮桥已经架好，大家踏上浮桥，和军委纵队一起过了乌江，跳出了敌人的重围。
断粮的时候，战友分给他一小碗青稞面
对于长征的回忆，还有一个叫吴多禾的人，让邹衍念念不忘。
邹衍的警卫员邓兴文告诉记者：“吴多禾是老首长在长征时期的同班战士。其实，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老首长说起吴多禾这个人了，老首长之所以对他念念不忘，与一碗青稞面有关。”
1935年8月，邹衍所在的部队穿过草地，进入川甘交界的高山地区。此前两个多月，由于天天行军，加上吃不饱饭，战士们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而高山地区山峦起伏、道路崎岖，邹衍和不少同志都掉队了。
一天，当邹衍一行翻越一座无名山时，在半山腰遇到了总政机关的司务长李庭序、通信员吴多禾以及炊事班一名背着大铜锅的炊事员。
当时，炊事员已是筋疲力尽，把锅放下后躺在路边起不来了。考虑到总政机关100多人都要靠这口锅做饭，说什么也不能丢下，邹衍和另外几个人商量决定，由两个人抬锅，另外的人则挑着大家的行李，争取尽快追上大部队。
当他们终于翻过那座大山，来到一个村庄时，天已经快黑了，于是他们就和另外一些掉队的同志一起在村外的一个打谷场过夜。晚上，邹衍又累又乏，饭都没吃，就蜷缩在一个火堆旁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肚子饿得咕咕叫的邹衍想吃点东西继续赶路，却发现头天晚上自己绑在铜锅上的那一小袋干粮不见了。
粮食在那个时候就是命，长征路上没有吃的，就意味着走不了路。邹衍当时越想越痛心，忍不住哭了起来。
“说实话，长征路上遇到过那么多苦和累，我都没哭过，但那次是真的哭了。”邹衍说。
就在邹衍感到无助的时候，吴多禾从自己干瘪的干粮袋中倒出了一小碗青稞炒面。等邹衍吃了炒面，有了些力气后，大家继续抬着锅追赶大部队。
“在那样艰难的时候，把自己所剩无几的粮食分给我，等于拿自己的命来救我的命!这样的战友情，什么时候都不能忘。”邹衍说，长征队伍到达陕北以后，他与吴多禾分开了。后来多次寻找也没有音信，这让他觉得无比的遗憾。那碗活命的青稞面他从未忘记，感恩至今。
“在长征途中团结互助、甘于奉献，为他人着想的事迹很多。在翻越大雪山时，不少战士在临死之前，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身边，留给后面的同志穿。”邹衍眼中泪光闪动，他说，红军是一支充满了人情味的队伍，战友之间的情谊最是珍贵，当初跟着红军走是最正确的选择。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
“走好新的长征路”，这是前几天邹衍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写下的几个大字。寥寥几个字，却道出了老将军的心声。
“在今天看来，红军长征的壮举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那种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坚定不移的精神需要我们代代相传。在新时期，我们要走好新的长征路。”邹衍语重心长地说，“是党把我培养成共和国的将军，国家和军队又给了我优厚的待遇，我只有尽可能做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才能报答党对自己的培育之恩。”
邹衍有三个女儿，在女儿们的眼中他既是个慈祥的父亲，也是个严厉的父亲。
邹衍的小女儿邹军军告诉记者，小时候父亲就给她们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让她们明白革命的艰苦，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她们也一直遵循着父亲立下的规矩，比如组织部门给配的专车她们不能用，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无论刮风还是雨雪天，姐妹三人都是骑自行车或者挤公交车上下学，从来不搞一丁点的特殊。
“父亲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从小我就捡姐姐穿过的衣服穿，因为衣服较大，穿上去不合体，像是穿了一件大褂，所以小朋友总是开玩笑地叫我‘邹大褂’。”邹军军说，除了艰苦朴素，父亲还教育她们进步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不能依靠父母的影响。
小时候，姐妹仨有时候对于父亲的严厉感到委屈，但长大后，她们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良苦。
2015年，邹衍过百岁生日，姐妹仨专门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在结尾写道：“感谢您的教诲和培养，使我们姐妹三人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努力工作，并拥有各自幸福的家庭。您在我们眼中永远是个既严厉又慈祥的爸爸，更是个伟大的爸爸。良好的家风是我们一生用之不尽的宝藏。”
邹衍不仅向子女讲述长征故事，传递长征精神，而且还在学生中弘扬长征精神。他与省内外6所中小学建立了联系。凡是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来信提出的有关党史军史、理想信念等方面的问题，他都亲自写信回答。到现在，他一共写了近百封信，达数万字。
几十年来，邹衍心系教育，经常为希望工程、贫困学生捐款。2014年3月，他一次就为家乡崇贤中学捐款8万元。
长征精神的传递是邹衍一直挂念的事，在采访结束时，他一再叮嘱记者：“要告诉现在的年轻人，长征永远在路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一定要接好手中这一棒，走好新的长征路!”
原标题：老将军邹衍回忆：长征路上战友给我一碗青稞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