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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1-05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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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5 09:41:06 来源： 乌有之乡 作者：周新城  最近，由于王长江在地方党校教师培训班上的讲课引起了网上热烈议论。许多人对中央党校迟迟不愿处理王长江表示很不理解：一个如此明目张胆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的人，却在中央党校长期担任党建部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令人匪夷所思。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关心中央党校一些著名教授反对、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情况。王长江事件发生后，我把过去写的一些批判中央党校教授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汇集在一起(见附件)，可以看到，问题真是触目惊心。散见各处，显不出来，集中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一批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授聚集在中央党校，而且都担任了领导职务，受到了重用。我们就是靠这样一批反马克思主义教授来培训高级干部。长此以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怎么能够坚持呢? 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现提拔为副校长)，公开主张“经济人假设”、私有产权永恒是驾驭经济的理论支点，鼓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这是是经济学的精髓。他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者。经中央领导人批评后，他仍坚持这种观点，不肯改变，但他得到党校内部大力支持。据说，提拔副校长时，民意测验结果，他为第一位候选人。可见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窝子，一批人都持新自由主义观点。 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说什么革命党转换成执政党，应该改变思维方式，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思想过时了，应该树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融合的观念;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过时了，应该树立阶级调和的思想。他还主张共产党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否定毛泽东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这次网上揭露他的问题时，周为民还上书，要求保护王长江。可见，他的民主社会主义观点在党校是大有市场的。 哲学部主任韩庆祥(现提拔为副教育长)，提倡什么从主导一元走向多样和谐，要求放弃“主导一元”：经济领域反对公有制为主体，政治领域抛弃共产党的领导，思想领域否定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公开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解决中国问题，所以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他是主张更换指导思想的。 科学部主任王怀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与民主社会主义并列的一个社会主义流派。连党校的人都说他犯了一个常识性的幼稚错误，然而他却被评为一级教授，长期担任科社部主任。 马列部主任周为民，主张“苏马非马”，说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被列宁斯大林篡改过了马克思主义，“用斯大林的话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公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他说，马列部的任务是“正本清源”，批判“苏马”，寻找“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他从根本上反对我们党建党以来一贯坚持的指导思想。 国际部的教授左凤荣，完全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赞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攻击中央一再肯定的《居安思危》电视片是“左”。 我接触到的材料有限，但汇集起来已经很能说明问题。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批人(而且是教学骨干、担任领导职务的人)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央党校的学风问题：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据网上报道，有个单位历来请中央党校教授去讲课，讲课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反马克思主义、不反毛泽东的，以致当他听到有一位党校教授讲课时没有反毛泽东，激动得上去握手表示敬意，赞扬他是中央党校教授中唯一一个不反毛泽东的人。可见中央党校在人们心目中的的形象是什么! 问题出在培训党的高级干部的中央党校身上，这就不能不引起重视。 有人追问，为什么不处理王长江?问题是像王长江这样的人，在中央党校不是个别的，而是一批人，处理谁?需要从根本上改组党校，把它从西方经济学、民主社会主义的窝子改变成马克思主义阵地，谈何容易。 需要研究的是，中央党校怎么演变成反马克思主义的窝子的?怎么防止出现中央党校现象? 中央党校现象是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失误的集中反映。 ——它是长期以来淡化理想、信念，不问姓“社”姓“资”的结果，是实用主义泛滥的产物。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社会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变为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状况，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在新形势下，有人曲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认为从此重要的是发展经济，不再需要讲什么理想信念了，管它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王怀超公开说“主义不能当饭吃，公有制又不打粮食”，什么主义、什么所有制都行。他们反对讲理想、信念，认为那是“讲空话”、“说大话”，不如干点实事，公开提倡实用主义。这种非意识形态化的言论，听起来十分超脱，相当迷惑人。这种思想反映到理论上，就是一些“理论家”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们怀疑马克思主义还管不管用，不想坚持了。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就什么怪论都出来了。 ——它是长期以来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抽象地鼓吹“解放思想”、“理论创新”的结果，胡耀邦就是这样干的，他当中央党校校长，把这套思想传染给一批骨干教师了。他们把“解放思想”理解为使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把“理论创新”理解为挑马克思、毛泽东的错，纠正马克思主义的错。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针对“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我们党强调要解放思想，提倡理论创新，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人往往抽象地讲解放思想、理论创新，忽视解放思想、理论创新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进行。于是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原理(诸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等等)一一遭到批判的现象，不读马列、不懂马列、却使劲批判马列成为一种时髦。怀疑、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标榜为创新。用轻浮的口吻调侃马克思主义、换取听众廉价的掌声成为课堂上追逐的时尚。在一片解放思想、理论创新的声浪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否定、曲解了。 ——它是长期把“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论断固定化的结果，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什么领域都把“左”当作主要危险，不怕右，只怕“左”，右了还嫌“左”，往往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社会主义当作“左”来批判。造成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泛滥却不认为是问题。 邓小平提出“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论断是有条件的，他是针对上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领域存在的情况提出来的。我们不能脱离具体条件到处搬用这个论断。谈到政治思想领域，邓小平多次提出，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几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都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展开的。 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主要是防止‘左’”的影响下，对反马克思主义的、右的观点，甚至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思想，都不愿进行批评，相反，往往当作正面东西来看待，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当作主要危险。这种氛围，使得一批人陷入了错误观点的陷阱里了。 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反倾向斗争。世界上没有固定不变的主要错误倾向。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西方学说几乎成为主流，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民主等等思潮，十分猖獗。在这种情况下，还在重复着“左”是主要危险，显然不符合实际。 从实际出发，着重反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任务。 当务之急是要在中央党校认真贯彻“党校姓党“的要求，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长期说些违反党中央精神的话的教授，不宜在党校工作，应该调离党校;散布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言论的人，是党员的，应该受到党纪处分，绝不能听之任之。必须根本扭转党校的反马克思主义氛围。没有严格的纪律，党校是办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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