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07 10:01:03 来源：
乌有之乡 作者：卫建林
【按：卫建林同志生于1939年，1964年后历任《红旗》杂志、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国务院财贸小组、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干部、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03年离开领导岗位后，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2009年4月退休;因病于2016年8月30日23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卫建林同志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退休后仍然心系劳苦大众，关心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生前长期关心和支持本网工作，曾以“马也”为笔名在本网发表多篇捍卫社会主义路线、评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针砭时弊、抨击历史虚无主义的精彩文章。本文是卫建林同志生前遗作，原刊于卫建林《第三世界与社会主义》一书，网络版由卫建林同志后人转交本网首发，转载请注明来源“乌有之乡”。】
【提要】 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发展、胜利的全部秘密，归结为正确解决党和人民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总结血与火的战斗的丰富经验，进行的独特创造。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论、政策基础、道德规范、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它已经作为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载入史册，而且可以断言，它还将在推进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中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党中央关于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指导改革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宣言，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纳入科学轨道、健康发展的政治的、思想的保证，是党和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新的深厚关系的基础，而且将毋庸置疑地获得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1921年7月1日，陈腐贫弱中国的凄风苦雨，外国租界的一间普通的房子和嘉兴湖上的一条船，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中国走卒的黑洞洞的枪口——没有一束鲜花和一杯美酒的祝贺，然而一个注定领导中国翻天覆地的党，诞生了。 90多年的历史告诉世界，这是一个怎样的党。 ——这是一个人类历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在饱受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几乎所有压迫形式蹂躏的、苦难异常深重的国家产生和崛起的党，一个领导人民同20世纪以来一切种类的剥削阶级、剥削制度——从握有全球最强大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科技力量的帝国主义，到国内控制政权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到最野蛮、最落后的农奴主阶级——进行过较量并取得胜利的阶级。 ——这是一个在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斗争、中国深厚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立足，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消化十月革命经验，吸收世界文明精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和创造的党。 ——这是一个经历过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考验，经历过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战场厮杀和谈判桌上的较量以及公开斗争和地下斗争、政治军事经济的和思想文化的斗争考验，经历过各种党内斗争和险恶自然环境考验，成功地通过所有这些炼狱的党，一个由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无限忠诚、具有极为丰富的政治经验、崇高道德品质而多数党员对内外敌人的收买、腐蚀、糖弹攻击与和平演变保持高度警觉和抗拒能力的党。 ——这是一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民占人口多数的社会中创建和进行革命活动、农民出身的党员长期以来占党员多数的党。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思想会带到党内并产生影响。但是即使在农村、农民成为工作的重点的时期，即使在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和其他农村工作中，党都在自觉地以工人阶级的思想进行教育和引导，努力把农民出身的党员提高到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者的水平上来。毛泽东一再提醒全党，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必须把小资产阶级引上无产阶级的轨道。在党的旗帜下，从农民出身的党员中，成长起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才华横溢、知识渊博、功勋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经济学家和科学家、文艺家，蔚蔚然成为中国史乃至世界的奇观。所谓中国共产党是“民粹党”、毛泽东是“民粹主义者”的说法，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捏造。 ——这是一个曾经犯有多种错误，错误路线不止一次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又总是自己认识错误、自己纠正错误和把错误作为一种财富，用来教育党员和人民，在总结自己经验教训中更加团结、在政治上理论上越来越成熟的党。 ——这是一个以弱胜强，一个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和自身原因屡屡被逼到死亡边缘，又一次一次死里逃生，重新集结起来进行战斗、获得新生的党，一个经受过难以想象的挫败、付出巨大牺牲、和自己的人民共同走过艰难、在长期生死与共的斗争中建立起深厚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的党，一个无论内外敌人多么强大诡异、无论自己的错误多么严重、无论挫败和牺牲多么惨痛，都始终打不倒、压不垮、剿不灭、杀不光、骗不了、拆不散的党。 ——这是一个和人民一起、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社会发展方面创造世界奇迹，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从造不出一辆自行车而自己设计和制造出汽车、火车、飞机、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氢弹，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扫荡千百年来困扰我们民族的腐败、迷信、卖淫、吸毒、赌博、黑社会现象，大幅度提高全民族文化教育与健康水平，结束1840年以来“东亚病夫”的历史，使遭受侮辱的中国人在世界上挺起腰杆、扬眉吐气的党，一个保证中国人民在不同时期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实现人民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战略目标的党。 ——这是一个承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尤其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进行斗争的伟大传统，把这些传统纳入时代变革的洪流，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全民族绝大多数，共同发展、共同前进的党。 任何政党、任何政权，其兴衰存亡，成功和失败，归根结底取决于自己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的状况。正如共产党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是世界历史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英勇斗争、经历失败、总结经验教训的产物。共产党的诞生不容易，共产党找到和群众关系中的正确定位同样不容易。 共产党(或者同为共产党而使用另外名称的党)的存在、发展、胜利的全部秘密，可以归结为正确解决党和人民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是人民用脚踩出来的。 (二)关于群众路线的八个论点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一项具有紧迫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行动。关于群众路线的产生、内容和重要性，可以提出八个论点。 第一个论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同志《论人民民主专政》说，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先进的中国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曾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派出大量留学生，国内废科举、兴学校，都在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深信这些可以救中国。但是老师老是侵略学生，国家的情形一天一天坏下去。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的心中，一齐破了产。 和其他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潮流中诞生，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诞生，从一开始就以掌握最先进、最革命的历史观。也是毛泽东同志的话：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从此改换方向。 在阶级的、民族的压迫面前，中国人民从来不是束手待毙的人民。农民反抗波澜起伏于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有人说，农民起义只是破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黄世仁的眼光来看，是这样。然而从杨白劳的眼光来看，如果不改变受欺凌的命运，就只能世世代代喝卤水自杀和听任女儿被黄世仁糟蹋。农民起义改变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社会秩序的要求，“等贵贱、均贫富”的要求，本身就具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步的意义。从陈胜吴广到挥动板斧杀入敌阵的李逵，从一路凯歌杀进北京、两个月仓皇西逃的李自成到鲁迅笔下的阿Q，农民用自己的方式拒绝封建秩序的命运安排，却没有实现推翻封建制度的使命。 用黄世仁的眼光看历史还是用杨白劳的眼光看历史，显然根本不同。但是杨白劳们没有从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中找到斗争的道路，没有从自发的反抗进入自觉的斗争。 历史就是这样。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付出，人类社会不能存在即便一天。黄世仁们不同时代在这一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权力殿堂里，从来的达官贵人和他们豢养的辩护士，又没有一天认可人民群众和他们具有同等的社会权力。绝大多数人以不同的方式，充当着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和剥削制度并存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政策转换、道德说教、宗教律令和政治的、哲学的宣示教导人民，对于他们来说，无休止地劳作和忍耐，贫困、饥饿、疾病、死亡是天命所定，别无选择。数千年来统治者的全部学问，从奴隶制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全部政治学，不外乎或者赤裸裸的恫吓，或者口蜜腹剑的谎言，或者换汤不换药的悲天悯人和细枝末节的改良措施，花样翻新地维护“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秩序。这套学问，在中国历史上表现为“剿”和“抚”，在当代世界表现为美国当局“大棒”和“胡萝卜”、“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并存和交替。 描绘人民的苦难和抒发对人民的同情，曾经造就无数伟大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全部历史又不断重演着被压迫阶级企图推翻压迫的事实。斯巴达克的奴隶解放战争沉重打击奴隶制度。活跃于整个封建时代的农民斗争，提出了当时最具革命意义的平等思想。但是每次如火如荼反抗的结果，都只不过导致剥削制度改变形式。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中国农民战争，无论怎样地可歌可泣和显示出英雄主义的气概，终归无力摆脱封建制度范围内王朝更替的结局。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的最初年代，提出自己的积极的历史要求，同时暴露出自己的怯懦和自私。农民起义和城市工人的街垒战斗，为他们争得权力和利益。当群众没有走上战场的时候，他们指责群众的落后;当群众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他们惧怕群众;一旦窃得胜利果实，他们就把群众推入新的枷锁。不是被压迫阶级，而是昨天被统治者中的极少数人，在血与火的战斗之后冠冕加身。于是新的压迫剥削的社会秩序，又重新开始运转。 过去的一切历史观，要么用观念形态的东西直到某些杰出人物的天才头脑、喜怒哀乐和神仙鬼怪解释历史，要么完全抹杀人民群众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揭示出在社会生产力一定阶段产生的社会关系体系的客观规律性，科学地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及其变化。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和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在历史创造中具有首要意义。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列宁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说，这种历史观，就是社会科学的别名，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1]从这时起，历史的认识和创造，第一次被置于科学的基地。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提出，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根据熊向晖《历史的注脚》[2]，1960年，毛泽东同志又说：“我把唯物史观的精髓概括为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过去打仗靠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 学懂还是没有学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起还是没有树立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合格的共产党人还是充数的共产党员，其实就是看，是不是真正领悟、接受和身体力行这个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精髓”。 学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观的精髓，保证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站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推动历史进步的思想的、理论的、政治的、道德的制高点上。 将近一个世纪，历史已经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这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推动历史进步的思想的、理论的、政治的、道德的制高点的地位，是不是被撼动、被改变了呢? 冲击已经不是一次两次。1927年国民党右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的时候，人们会提出这个问题。回答它的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时候，人们也会提出这个问题，历史展开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战和自己力量的壮大。美国人大量援助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的时候，这又成为一个问题。然而不过短短三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 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被污蔑为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成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全球围剿的对象，不仅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崇拜者在洋洋得意的凯旋中不停顿地发起进攻，相当一些普通民众陷入困惑，一些共产党员也信仰迷失，或者改信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想要“半部《论语》治天下”;或者迷恋极端个人主义，以权谋私去了;或者在求神拜佛、烧香磕头中讨生活。现在，对共产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推动历史进步的思想的、理论的、政治的、道德的制高点地位的冲击，如果说不是历来最严重的一次，也可以列入最严重的一次之一。 然而只要真正面对现实，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和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面对中国人民的无可争辩的社会主义取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这种历史制高点的地位岿然不动，而且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撼动。 第二个论点，共产党是世界历史运动的新现象。共产党的活动，集中体现了《共产党宣言》所说的“绝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中国，共产党诞生，成为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自觉地进行历史创造活动的标志，成为中国人民从精神上被动转向主动的标志。中国历史的一个崭新过程,从此开始了。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近代以来，中国曾经出现两个最尊孔的人物，一个是慈禧，一个是汪精卫。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主阶级，都走向丧权辱国，汪精卫走向叛国求荣。封建主义的东西败得落花流水。改良主义者完全看不到人民群众。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不懂得人民群众的作用，于是发生鲁迅《药》中革命和民众相脱离的悲剧：英勇的革命者被杀头，民众没有被他的革命精神所感召，却用馒头蘸他的血治病。 人类社会运转的深层秘密在人民群众。政治的关键在人民群众。在各种压迫、剥削人民群众的社会秩序延续数千年之后，一种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历史作用的崭新理论的出现，预示着人民群众成为社会和自己命运主人的崭新时代。 对于20世纪初期那些在黑暗中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和群众一起生活、战斗、经历磨难，时刻面临为群众利益厮杀、牢狱和牺牲的党的先驱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身边群众斗争的事实，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积淀，牺牲、挫折、胜利、探讨和争论，都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积累着走向党对群众、群众工作认识的新飞跃的元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对中国实际的认识的深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自己斗争环境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在城市和工人阶级斗争中或是在农村和农民阶级斗争中的运用，都呈现出一种交织着探索和创造的过程。党的事业在群众斗争中发展，正确地解决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形成群众路线这个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已经提上历史日程。 第三个论点，中国共产党诞生，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会后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并不看好这个后来领导中国人民改变中国历史方向创造空前业绩的党。理由是在他看来，参与组建党的，只是一些“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从来不曾同工人阶级有过密切的联系”。[3] 他似乎不了解，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爆发了近代以来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即“五四”运动，而最早接触和初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分子，各地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党的早期组织，正是这场革命斗争的最活跃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党的成立，是“五四”运动的延续和必然结果。 党从诞生，就不是一个满足于书斋的争论和设计，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制在上层权力斗争小圈子里的组织，而是断然走向群众，努力在群众中实现社会改造。为马林始料所不及，这个没有一束鲜花祝贺、默默无声地建立起来的党，在自己的幼年，就通过领导和组织群众斗争的实践，显示出惊人的历史活力和异常深厚的社会根基。党成立的第二年到第三年，中国工人运动掀起高潮，罢工100多次，罢工工人30多万，运动持续13个月之久。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全国性盛会，代表110多个工会和34万有组织的工人。其间产生最大影响的，有省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也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崭新局面。哪里有群众斗争，哪里就有共产党人的冲锋陷阵，哪里就有党的队伍的壮大。 孙中山，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进行历史比较，关注的重心，正是革命的群众基础问题。他对追随者说：“我们的革命运动，黄花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200人;钦廉之役不过100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运动，群众一起来，动辄成千逾万;开滦罢工、‘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尤不可侮!”[4] 然而党在中国条件下找到同最大多数人民群众鱼水般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和具体形式，仍然经历了艰难的过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大革命的胜利，来自党英勇地领导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这种群众斗争，成为北伐战争前进的基础和最为有声有色的篇章。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以后，对工人运动持悲观消极态度，由重视无产阶级转而重视资产阶级，更加无视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重要性。领导落后于群众，不能领导群众前进反而阻碍群众前进，自愿放弃对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不是同资产阶级的倒退进行有原则的斗争而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应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于是失败于敌人的屠刀之下。 共产党人掩埋牺牲同志的尸体，从血泊中站立起来。武装斗争被确认为中国革命和重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主要形式。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确定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缺点是坚持城市中心和党员成分特别是领导机关成分的工人化，不重视农村和农民。在中国，这就导致脱离农民这个最大多数。土地革命失败于急性病。所谓急性病，突出表现为迷恋城市暴动，在农村则执行打击中农、消灭富农的错误政策。这同时导致排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主体的错误发生在农民问题上。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所说，“还是不要农民，不要领导权，不要中国人民最大的力量，五个指头不要四个”。[5] 在党和人民群众关系问题上，胜利和失败都成为活生生的教科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党的群众路线。 第四个论点，什么是党的群众路线。 关于群众路线，毛泽东的比较集中的表述，见于1943年《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6] 共产党的工作就是群众工作。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就群众路线本身而言，包括着若干有所区别又相互衔接渗透的不同方面。 作为认识论，群众路线反映党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历史作用以及党同群众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有伟大的、无限的创造力，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和人民是中国的决定性因素，相信群众相信党是两条根本的原则;党本身无私利可图，而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依靠群众一切困难都能克服，离开群众则一事无成;党的任务，是根据群众的需要和愿望领导群众前进，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自己解放自己。 作为政策前提，群众路线要求党永远面对群众的大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和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进步阶级、进步派别、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农村政策、农民政策、俘虏政策，以及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在国际上，党支持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支持一切社会进步事业。中国近代以来备受西方列强欺凌，主要原因是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靠群众路线，在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前方和后方，从城市到农村，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发动和组织青壮年、妇女、儿童、老人参加全民抗战，不仅导致中国近代以来反抗侵略者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而且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组织程度明显提高的历史性标志。 作为道德规范，群众路线要求共产党人，为人民的事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是做官而是成为人民的朋友和勤务员，一切言论行动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凡事替人民着想，时刻关注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使群众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同时引导群众政治上得到进步;每到一地，都和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作为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包括三个基本环节。首先是“从群众中来”，眼睛向下，倾听群众的意见，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得到群众真实的意见，虚心学习和了解群众的经验、愿望和批评，以此作为党的政策的基础。接着是“集中起来”——占有材料、形成概念、抓住本质、加以提炼，确定群众经验、愿望和批评的总和，形成党的政策。然后是“回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在群众实践中检验其正确或错误以及正确或错误的程度，再来修正、补充、提高。三个基本环节，都牢牢立足于群众，一方面不可分割，一方面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认识论、政策前提、道德规范、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无论把哪一个方面孤立起来，无论取消哪一个方面，都会导致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片面理解，都会在实践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有所区别又相互衔接渗透的不同的方面，都是群众路线的组成部分并互为因果。 第五个论点，提出和实践群众路线，为党提供了巨大的、永不衰竭的力量。 党在延安时期提出群众路线，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我们党政治上成熟的标志之一。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两卷本《全球分裂——第三世界历史进程》，专门有一节，标题为“走延安道路还是走苏联道路”。他列举两个实例说明何谓“延安道路”。一个是从十月革命重视城市工人起义转向重视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另一个是这种重视表现为“了解人民的疾苦，知道怎样满足他们的要求”。他援引一位法国学者的话说：中国农民所以不喜欢国民党而喜欢共产党，与其说是因为共产党有一套救国救民的道理，不如说是因为共产党的行动和关心人民的疾苦。比如共产党的县长，不是高头大马，前呼后拥，而是自己背个行李卷，为老百姓挑水扫地，下地干活不以为耻，买东西付钱，哪里有过这样的县长呢?哪里有这样的军队呢? 该书指出，世界的发展取决于解决至今悬而未决的各种矛盾的成功程度——这些矛盾，包括是精神刺激还是物质鼓励，是等级结构的官僚体制还是群众参与，还有城市与农村的矛盾，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矛盾，等等，“国民生产总值本身不能应付这些矛盾。这一点已被美国和苏联的经验，以及从巴西到伊朗、印度尼西亚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所充分地证明。”[7]作者从世界历史运动规律的角度提出“延安道路”问题，显示出开阔、深刻而独特的眼光。 军队作家王树增《解放战争》写道，1946年3月，参与国共两党军事调停的美国将军马歇尔来到延安。他的感受，可以作为“延安道路”含义的一种回答。他在延安看到了什么呢?社会充满同志式的友爱。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人们住在山崖的窑洞里，党的干部吃小米和青菜，冬天减为一日两餐，聚在小油灯的暗淡灯光下工作。毛泽东破例新缝制的中山装，“好似从一大堆衣服里捡来的”。他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是“人民”——中国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又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意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8] 这位美国将军以他的政治立场、政治敏感和政治经验，以他亲眼目睹的事实，看到了我们党和人民之间的“极深的感情”，看到了贯穿其间的“最终的信念”。应该说，他的理解是深刻的。这就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除人民疾苦的具体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道德到实实在在的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从共产主义理想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统一在一起、融合为一体的路线，一种完整的思想政治体系。按照这样的路线工作的中国共产党，除了胜利，实在没有理由收获别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对党有“极深的感情”，有这种深厚感情基础上的由衷的热爱和拥戴。 第六个论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和创造自己新生活的历史，就是检验群众路线正确性的历史。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中国人民的路线，是人民用脚踩出来的。 熊向晖《历史的注脚》中写道，毛主席不赞成新闻稿中“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取得成就，主席说：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 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作为中国人民的最优秀儿女，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在任何意义上，党都不是外在的力量，或者居高临下的力量。党就是人民自己，就是人民中最有觉悟、掌握最先进理论、最富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承担最艰巨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的部分。党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来自人民，都是人民的成就，都属于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和创造自己新生活的成就。 我们说，党是人民的大救星。不要忘记，人民还是党的大救星。人民和党，本来就是一家人。 我们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战争称为“人民解放战争”。这确实是人民的战争、人民实现自己解放的战争、人民回击国民党当局反人民战争的战争。王树增的《解放战争》，提供了研究人民群众和党、和人民解放军关系的丰富史实。 ——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九纵司令许世友将军，曾长期保留当时濰县人民写来的一封信，控诉国民党军屠杀百姓、抢劫财产、奸淫妇女的罪行。他说得好：军队反击，就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 ——西北战场，部队缺粮。一位父亲和弟弟牺牲、丈夫在前线的农村妇女，挖出埋在山里的仅有的十几斤谷子，连夜碾米，第二天送给部队，自己晕倒了，背上的孩子饿死了。彭德怀将军说，人民恩德如山。 ——也是西北战场，部队和群众都缺粮，但是佳县县城有国民党的粮仓。主席请问佳县县长有何良策。县长说，老百姓拿出所有坚壁清野的粮食，够部队吃一天;砍掉地里的全部青苗，再够一天;杀掉全县的驴和羊，够第三天。于是下决心打这一仗。佳县人民吃野菜、树叶、树皮、观音土，把所有食物——仅有的粮食、正在生长的青玉米、羊和驴，全部支援部队。一仗打完，全县三年时间看不到羊和驴，老百姓毫无怨言。 ——东北战场，一个败下阵来的国民党军营长，躺在地上仰望星空，思考为什么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失败了。他被从战场边缘隆隆响起的声响所惊醒，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撼：铺天盖地，牲口大车、肩挑人扛，成千上万，给人民解放军送来军火弹药和大饼、窝头、大葱、猪肉，运走伤员和战利品。他如梦初醒，明白国民党军为什么没有希望，起来拍拍屁股投身解放军。 ——华北战场，清风店战役。国民党军从石家庄出发，由于我地方部队和民兵沿途破坏，一天行军3公里。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记载，他率领的部队一天行军上百里。进入我们的根据地保定地区，一路上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不断送来敌人行动的最新情报，路边是准备好的食物，棉被裹着的大缸里是热腾腾的稀饭，大娘送上馒头、贴饼子、鸡蛋、红枣，小媳妇大姑娘送上绣着“杀敌光荣”的鞋垫。 ——苏中战役，华野主力3万人，直接参加战斗的群众14万人，支前民工50万人，1万多条民船转运粮食、弹药、兵员和伤员。 ——淮海战役期间，一个叫朱家宅子的小村，120户人家，1947年2月15日这一天，摊1850斤煎饼、烙1200斤白面饼、磨1800斤面粉、筹集6000斤柴草，用小推车送给部队。 难怪前线采访的一位美国记者写道，人民的支持，抵消了美国向蒋介石集团提供的任何数量的军事技术援助，成为古往今来“军事公式里巨大的未知数”。 人民和党，就是母亲和儿女。人民用自己的血液、奶汁、生命养育了党，共产党人的奋斗和英雄主义成为对人民母亲的回报。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中，我们的战士不惜牺牲首先保护群众安全撤退，然后冲上战场，群众则不惜毁家纾难，竭尽全力支持和配合战士们的拼杀。战争的残酷、牺牲和艰难可以想见，但是侵略者、压迫者终将失败，却绝无悬念。 第七个论点，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科学总结群众奋斗的经验教训的独创性成果。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带有根本的性质。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凡是论述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凡是党的工作的关键时刻，凡是重要会议的正式讲话，都会反复强调这个问题。革命事业发生曲折的时候如此，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尤其如此。他1948年8月写给吴玉章同志一封信，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接着有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特别强调，我们的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他说：“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9] 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封建性糟粕，也有民主性精华。封建性糟粕，比如把社会固化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比如“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比如“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共产党就不能继承。民主性精华，比如“君为轻、民为重”，比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就可以有分析地继承。继承不是照搬照抄。“君为轻、民为重”，还是把社会成员归结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水”和“舟”还是两种可以分离开来各自存在的事物，而不能准确表述我们党和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同命运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继承中也有革命性的改造。 应该说，群众路线不是来自书斋研究和理论的推衍，而是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历史创造实践。遇到问题就向老百姓请教，每一个村子，都有诸葛亮。成千上万的诸葛亮的智慧，由党集中起来、概括起来并加以提高。总结胜利的经验，特别是总结失败的教训，从革命烈士流血牺牲的历程中，产生群众路线。它是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承载着中国革命的异常艰巨复杂的历史，因此特别地沉重和珍贵。 我们说群众路线是中国党的独创性成果，是因为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在努力解决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问题，探索和自己人民密切结合的路径，也各自有自己的创造，然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有一条群众路线。无论革命战争或是和平建设，无论中心任务怎样改变，党的性质、宗旨和最高目标，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实质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能容忍任何脱离群众的倾向。在政策错误、同人民群众关系发生问题的时候，失败和灾难就会来临，在回到群众路线和正确地坚持这条路线，党重新得到人民群众的时候，党就得到挽救和再生，胜利的旗帜就高高飘扬。我们靠群众路线在艰难的环境生存和发展，靠群众路线在陷身绝境的时候绝处逢生打开新的局面，靠群众路线纠正自己错误、荡涤自己污浊，靠群众路线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群众路线，就这样蕴含着中国共产党胜败兴衰的全部秘密，而且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如此。在这个意义上，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独门绝技”。 第八个论点，群众路线的当代意义。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曾经在20世纪取得世界历史性胜利。但是在苏联和东欧，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党在夺取政权、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能够比较好地处理和群众的关系，在执政、和平建设的年代，和群众的关系就出现差错。苏联共产党和苏联，那样一个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顷刻瓦解。习近平同志讲，俄罗斯只有20万党员的时候，十月革命胜利了，200万党员的时候，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2000万党员的时候，党失去执政地位、国家解体，“更无一人是男儿”。党员数目少的时候胜利了，党员人数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反而失败了。 1991年，一篇日本作者的文章《苏联解体之谜》提出，“谜”在党。共产党本来是一个靠忠诚于人民的政治信念凝聚起来的政治组织。苏联共产党后来变成一个不择手段追求个人权位和私利的人们的俱乐部，那些人和“日本的小公务员”差不多。结果，党从依靠人民变为脱离人民，甚至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从公仆变为老爷。尽管这样，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全民公决中，70%以上主张保留苏联，解体期间的红场游行队伍的标语，有的反对共产党，也有“我们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党，拥护列宁斯大林的党”。可见苏联人民抛弃的，并不是忠诚于人民的党，而是背叛人民的党。一位拉美诗人的话令人过目难忘：资本主义衰落是因为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失败是因为假社会主义。 苏联演变的最大受害者是人民。根据西班牙《起义报》2010年7月3日《从苏联到俄罗斯》一文提供的数据，2010年同1991年——苏联作为完整国家、作为弊端丛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最后一年——相比，俄罗斯50%的食品依靠进口，人均寿命下降，人均消费热量减少1/3、牛奶减半，身高缩减1.5厘米，参军青年中15%营养不良，真实失业率25%以上，最富有者与最贫穷者的收入之比从4∶1扩大到41∶1。 过去我们说“受二遍罪，吃二茬苦”，说说而已。在苏联，这已经是残酷的现实。 在中国，毛泽东同志对党执政之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一直有清醒的认识。建国前夕，有七届二中全会的两个“务必”。我想还应该加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的另一个“务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毛主席高度关注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同群众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我这个年纪的同志应该记得，小学、中学、大学，下乡下厂是平常的事情，每年要参加农村的夏收和秋收，冬季要参加农村的整风整社，后来是参加“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些运动，主要对象是干部。干部要定期不定期地参加劳动。涨工资，从下层涨起，经常是高级干部降下来。那时提倡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企业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技术改革，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1959年到1960年，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最深的印象，是他始终强调人民管理国家、管理企业、管理军队、管理文化教育、管理意识形态的权利问题。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 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中国能够顶住，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行改革开放，获得很大发展，根本原因是我们党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坚持群众路线。最近30多年，出现过政治动乱、西方孤立和制裁、严重自然灾害和瘟疫，世界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冲击，一步不慎，都可能发生严重后果。无论哪些方面发生问题，都和脱离群众有关。我们能够顺利地过来，还是靠党紧紧依靠群众、团结群众，靠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靠人民解放军的英雄主义和忘我牺牲，靠全国一盘棋。每逢维系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那些私有化如何正确、“普世价值”如何伟大、脱离群众的精英如何高明的鼓噪，就没有市场了，贪污腐败不得不略加收敛，连形式主义的作秀也退避三舍。社会主义一次一次地救中国，群众路线一次一次地救党和国家。 没有中国人民，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正如人民群众从来就是党的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群众路线已经浸透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所有方面，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骨髓的感情和最终的信念，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党的生命线。 (三)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改革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都在发生令人欣喜和给人希望的变化。我们衷心拥护十八大以来中央的一系列决策，衷心拥护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讲话。 2013年12月3日，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提出推动全党学习、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从而指导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任务。习近平同志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才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接着，习近平总书记又在2014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署名文章，强调“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力量源泉。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全会决定归纳了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我们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加速，从那个时候起，“改革”成为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广泛领域的世界最热门术语，由所谓“国际社会”、“国际舆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所大力倡导和强制推动，成为它们在全球评判是非好恶、区分敌我、或拉或压的至高无上的、唯一的、共同的准则。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国情不同、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不同，都被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套入同一个“改革”的漩涡，被强加一个据说包医百病的改革药方。 但是在实际上，只有具体的改革而没有抽象的改革。无论什么改革，都有一个对谁有利、对谁有害的问题，都有一个方向、性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无论在何种程度上正确或者不正确，无论自觉或是不自觉甚至仅仅是混乱，不是这样的改革就是别样的改革，不是这样性质、方向、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改革就是别样性质、方向、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改革。 倒是新近发表的一篇被标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工作论文”的《发展记录(1960-2010)：差距越来越小?》[10]，通过独立研究，接近于显示历史运动进程本身的历史唯物主义性质。两位作者是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 文章搜集世界193个国家三个时段(1960-1980、1980-2000、2000-2010)经济增长和诸多社会发展指标的数据。作者从这些国家50年来发展的数据中得出结论，第二个时段即1980-2000年，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由于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包括大幅削减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放松金融管制、扩大对国际资本的开放程度、国有企业私有化、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普遍抛弃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或发展策略——经济增速大幅放缓20年，社会指标(寿命、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等)进步速度也相应地大幅放缓。在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尤其巨大。“新自由主义改革，与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突然出现的长期放缓趋势是一致的。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改革总的来说导致了经济失败。” 文章写到，就地区而言，总GDP变化最大的是原属苏联的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转型失控”，年均增速大幅降低。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体”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休克疗法”，是一个严重的败笔。后来的情况是，在俄罗斯、阿根廷、巴西，导致失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正在被取消。印度部分地抛弃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些国家增长加速，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失误的修正。中国的增长奇迹不能用新自由主义改革来解释。在中国，外资和出口得到严格监管，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关键的知识产权领域也是这样。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国家主导的。国有企业掌握关键行业44%的资产。政府拥有四大银行，实行国家监管的金融制度。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制高点”特别是金融业的控制，在世界经济衰退期间证实了其对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性。 美国作者用50年来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数据，帮助人们重新思考一个本来不是问题而被别有所图的宣传和误导制造出一团混乱的问题。改革被搞成一种抽象的、天然合理、自出现就注定通体正确无误的事物，被供奉为凝固的、不能够和不允许分析和进行讨论的事物。世界不存在这样的事物。美国作者区分出两种改革。一种是新自由主义方向和性质的改革。事实证明，这是世界历史进程的负能量。另一种，用他们的语言来说，叫做“非新自由主义的”、各国“按照其自身的增长模式”进行的改革。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所谓“非新自由主义的”、“按照其自身的增长模式”进行的改革，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要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归纳了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最宝贵的经验正在这里。 习近平同志提请全党回顾和重温“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这个“一开始”，就是回顾和重温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最初的改革设计。关于改革的性质、方向、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有明确的表述：比如说，我们的改革，我们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一切内外政策的基础是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如果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和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或者走上邪路了;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优越性是四个坚持;愈是实行改革开放，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等等。 正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有这些清晰的、科学的规定，因为在实际执行中贯彻这些规定，我们的改革开放才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牢记这个“一开始”的宝贵经验，就是牢记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改革开放的初衷和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催促我们随时纠正偏差。 在目睹苏联解体过程和经历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接着，江泽民同志又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改革观和资本主义改革观两种改革观的根本区别。 争论的确在继续。有一段时间，就吹来一股“不问姓社姓资”的风。 比如顺手拿起一个随便什么螺丝。如果从原材料采集、加工、使用说起，没有一个环节可以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装在医疗器械上治病救人，和装在北约导弹上屠杀阿富汗人民，显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孤立地提出一个螺丝的姓社姓资问题，如果借口这个螺丝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就拒绝在社会主义国家使用，当然愚蠢荒唐得毫不足取。用这种漫画手法纠正“左”的错误思想，走到在改革问题上、在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社会问题上、在一切政策问题上“不问姓社姓资”的地步，甚至听任这股“不问”之风占领舆论舞台，问一问就要排斥、压制、打击、边缘化，则更加愚蠢荒唐得毫不足取。严重的问题在于，随后又冒出“不问姓公姓私”，走到“不问姓蒋姓汪”的门口。人们看得很清楚，不是“不问”，而是灭此而兴彼，在“不问”的烟幕中偷运新自由主义。那一度成为一种政治气候。 孔夫子还要人们来个“每事问”。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我们面临强大的国际资产阶级包围渗透推进自己改革开放事业的严峻环境中，共产党人、党的理论宣传阵地和理论宣传工作者，没有勇气理直气壮地宣传和捍卫社会主义，甚至被剥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权利，这是国际资产阶级乐于看到的、极不正常和极为有害的政治现象。 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改革，是对改革的一种根本性的拯救。这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消除了一切其他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仅仅考察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第二，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列宁所说，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是社会科学的别名。在毛泽东同志那里，唯物史观的精髓被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从世界范围的改革来说，只有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贯彻历史唯物主义，才能走上正道。 党中央关于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指导改革的要求，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宣言，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纳入科学轨道、健康发展的政治的、思想的保证，是党和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新的深厚关系的基础，而且将毋庸置疑地获得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要说“亮点”，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真正的“亮点”。 永远不能忘记，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性质而成为中国人民的事业，成为人民参与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事业，成为保持中国工人阶级阶级尊严、中国人民民族尊严和政治独立性，不为任何国外的、资产阶级的误导和利益所左右的事业，成为中国人民自己看着、行动着、随时总结正面经验和纠正错误的事业。 (原载卫建林《第三世界与社会主义》，红旗出版社2016年9月北京第1版)
[1]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2] 熊向晖《历史的注脚》，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3] 金一南：《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4] 金一南：《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5]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309页。 [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7]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下卷，迟越、王红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662-663页。 [8] 王树增《解放战争》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4-85页。 [9]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261页。 [10] 马克·维斯布罗、丽贝卡·雷《发展记录(1960-2010)：差距越来越小?》。中文载《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