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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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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6-18 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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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7 16:53:55 来源： 红色文化网 作者：何雪飞 
1、方方及其《软埋》是反共反革命历史观的典型代表 面对前中组部部长张全景、前国防大学政委赵可铭上将、中宣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等老领导、老同志及各位学者和网民的批评，方方及其支持者都强调《软埋》真实反映了历史和真相。方方们的这种策略一石二鸟，一方面是在继续强调《软埋》的主题即中共土改历史的野蛮、血腥、反人类，彻底否定土改;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站在战略制高点回击批评者：我们的《软埋》反映的是中共土改历史的真实面貌和真相，因此不是《软埋》否定了土改和中共历史，而是中共自己当年的错误做法在否定自己。 《共产党宣言》中强调，“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59年5月18日《致斐·拉萨尔》中谈到文艺作品的正确创作原则时说：“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恩格斯还强调，要“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所谓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原则，诸如反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等等，其根本就是要站在正确的阶级立场。“完全走在正路上”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一定是对历史及现实整体的、本质的、必然的、全面的反映，因此主要的人物必然成为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一定的阶级和倾向及历史潮流的真实代表。与之相反，如果文艺作品所进行的仅仅是对个别的、偶然的、孤立的事件和人物的反映，那么它必然会歪曲各阶级的真实历史活动和历史本质，扭曲各阶级间的真实关系，实际上是对历史和真理篡改和颠覆。 笔者认为，党史阴暗面并非不可以研究、反映。包括《软埋》在内，改革开放年代几乎所有涉及党史阴暗面的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以及研究论文、学术著作、调查报告、口述历史纪录等载体，都涉及两个根本性问题： 第一，作品是否如实反映了历史尤其是共产党历史上的失误及阴暗面，是否存在通过恶意造谣、篡改的方式，夸大历史失误和阴暗面。这里面包括四种情况： (1)刻意剪裁历史，将失误和阴暗面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环境、条件和根本原因淡化、忽略和曲解，只重点描写共产党及人民群众的“阶级敌人”和对立面在共产党“暴政”下的悲惨处境，而忽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尤其是忽视这些人之前是如何残酷镇压群众的，引导读者将失误的根源简单地归结到共产党干部及其决策身上;(2)夸大个体“伤痕”、“惨剧”的深度和程度;(3)扩大伤痕存在的时空范围，将个别及局部问题夸大为普遍的整体性问题;(4)将局部性、地方性、基层个别性、孤立性、偶然性的失误和问题描绘成、暗示成党的领袖和决策层产生的必然性全局性问题，说成是整个党自上而下的“暴政”等等。 第二，作品按照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评价和总结党史上的失误和阴暗面。这个层面的问题与第一个问题密切关联。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无论是否是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会实事求是地记录和分析历史进程中各种现象(如观摩土改的民主党派人士)。而那些站在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则会按照上述四种方法造谣污蔑党史，捏造和夸大党史阴暗面，并按照剥削阶级的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美学框架塑造人物形象和本质特征，比如否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对人民大众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塑造三座大山代表人物的先进性、正义性、道义性(仁义礼智信、知书达理、现代开放等等)，污蔑人民大众及其政治代表的野蛮性、愚昧性、土匪性、流氓性等等。 可以说，方方及其作品《软埋》是后一种政治立场的典型代表。《软埋》通过剪裁、篡改、捏造历史的方式，对共产党土改历史进行污蔑、否定和虚无，在公开合法出版物中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前几年在官方媒体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时候，存在一个如何对历史虚无主义定义的问题。《炎黄春秋》当时发表三篇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历史观，否定了资本主义历史的普世性和现代性价值，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在《人民日报》发文强调，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他们虚无和否定的主要是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人民群众对革命道路的选择，是革命领袖们的功绩，是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与实践以及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而不虚无并竭力加以美化的则是一切与上述历史活动逆向而行的事件、人物和思潮等。” 按照我的理解，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共反革命史学和反共反革命历史观”，但在改革年代，“革命”与“反革命”，“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好像都成双成对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下一步就是“共产党”和“反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于是本来应该用“反共反革命史学和反共反革命历史观”来定义和描述的那股思潮，给安了个不准确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中性帽子，而对方则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立场上倒打一耙，说你们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所以，尽管方方及其《软埋》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作品，但我更倾向于将这个文本本身和背后体现的观念定性为反共反革命作品和反共反革命历史观。 2、方方反复强调《软埋》是“客观陈述历史真相”的现实主义作品 方方刻意强调自己所描写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强调她描写的是“历史真相”。比如，方方在《软埋》的封面上用红字写道：“你还好吗?我知道你的心情。我理解你。如果与你家有关，或是涉及你家的隐私，我一定会用隐笔。你不要担心。只是这本书，我一定会认真地写出来。因为，你不需要真相，但历史却需要真相。” 澎湃新闻在采访方方时提问：“你怎么看待土地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方方却对土地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的三座大山在农村的主要阶级统治基础倍感惋惜，方方如此回应： 【不了解那场运动，就不会了解中国农村的变化。中国传统讲究衣锦还乡，官员到老退休将所有财物带回老家购置农田，修建豪宅，同时也会造福一方。做一些修路，修桥，建学校之类的事。旧时的乡村“家法大于国法”，宗族观念很重。】 澎湃新闻指出，“近来多位作家的写作都涉及到这些历史。”方方回应： 【这件事，我们都没有重新去思考。学者们也没更客观地去陈述这个运动的过程。】 显而易见，方方认为她的《软埋》更加客观地陈述了土改运动过程。 澎湃新闻回应，“《软埋》可以说是窥探那一时期的历史的窗口。”方方强调： 【也可以说通过这个小说让人们知道一些事情吧。在这里，我只是一个记录者。我也记录受虐者的苦难，也记录了执行者的想法……我觉得我的小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小说。】 原来方方是如此“客观陈述”和“记录”“历史真相”的，地主阶级从角色设定上就被定位为悲剧性的“苦难”的“受虐者”，而共产党则被定位为“苦难”的制造者、“执行者”、施虐者。方方认为，如此立场就是客观真实地陈述历史真相，其实际立场显而易见。 方方在各种采访中反复强调她的这种观点，她说： 【我也提到了可以忘却。因为老百姓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那些被冠以精英名称的人，那些大权在握的人……你们就不能够去挡住这些历史，或者不允许别人披露社会进程中的重大事件。】 总之，在方方看来，普通老百姓正在遗忘这段“悲惨”、“苦难”的历史，而方方们却要披露这段真实历史，“披露社会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但“那些大权在握的人”，即共产党领导人乃至整个政权却阻挡方方们披露历史真相。 方方的类似表述举不胜举，这里不再一一展示。要判断方方《软埋》的基本政治性质，最首要的问题就是，方方《软埋》中所描述的川东地区的土改历史，跟真实的土改历史相吻合吗?
3、方方及其《软埋》将历史上一切野蛮、恐怖、残忍的罪行都扣在共产党 和土改干部头上，将土改描述成一场无比普遍而血腥的惨剧、悲剧、施虐受虐剧 《软埋》以丁子桃(大地主家的小姐，原名胡黛云)的回忆为线索，以丁子桃和吴家明的儿子青林根据在川东地区的实地现场寻访考察为印证，重点描述了土改中陆子樵家族的悲惨苦难受虐史：在土改中陆子樵一家七口外加四个仆人家丁为对抗血腥的土改，全家灭门式服毒自杀：包括胡黛云公公陆子樵，陆子樵后妈老祖，胡黛云的婆婆、陆子樵的三姨太，陆子樵的儿子、大少爷伯文，陆子樵的大女儿，陆子樵小女儿慧媛，管家老魏，佣人吴妈，丫环紫平和小茶全都服毒自杀。陆子樵只让其儿媳胡黛云(丁子桃)携子在上述十一口全家死者“软埋”后潜逃，途中胡黛云儿子、陆子樵孙子汀子溺水死亡，胡黛云失忆…… 陆家为何要全家服毒自杀自我软埋呢?方方在《软埋》中强调：是在残酷的血腥的毫无人道的共产党土改逼迫下不得不自杀。 《软埋》借胡黛云(丁子桃)的口说： 【“全都死了。”……“汀子爷爷要大家一起死。村里传话说，天亮就斗争陆家，要斗三天。斗完还要分人分房子，这是金点(土改工作组组长)的决定。”】 在《软埋》描述的土改中，处处强调地主家庭全家死亡灭门是普遍现象。方方借陆子樵的口说： 【大家也都看到了。坡南坡北的大户人家，被羞辱折磨完，大多都也还是个死。没死的也活得不像样子。】 胡黛云娘家胡如匀一家被被土改工作组斗争惨死，胡如匀夫妻被枪毙，儿媳妇和姨太太被点天灯后惨死，陆子樵了解情况后被迫决定全家自杀。 方方的《软埋》生动地描述了陆家在土改恐怖氛围中决定自杀的讨论过程： 【讨论便从早餐桌上开始。最先出声的是慧媛。慧媛说：“爸，我不要点天灯。”她说完这句话，眼睛便望着邻座的黛云。所有的人也都朝黛云望去。黛云立即泪飞如雨。闻说她的二娘和她的嫂嫂都被点了“天灯”，惨叫了三天三夜，之后就不知去向。有人说她们被扔到乱岗上了，也有人说她们投了河。公公说：“我不会让你点天灯。但是，如果要你被人斗争，你怎么样？”慧媛坚定地说：“我宁可死。”慧媛的话让所有人心头一震。公公说：“嗯，说得是。现在，我们要商量的就是，我们被斗后，还有没有活出来的机会。如果没有，我们要哪一种死法。是要被斗死，还是……”】 天灯原来是古代的一种节日风俗，元旦夜晚每家每户在屋楼上用长竿悬挂灯盏，通宵达旦，祈求五谷丰登。后来，酷吏们竟受到“天灯”的启发，发明了“点天灯”的酷刑。“点天灯”也叫“倒点人油蜡”，把犯人衣服扒光，用麻布包裹，再放进油缸里浸泡，入夜后，将他头朝下脚朝上拴在高杆上，从脚上点燃，直到将人体烧完方灭。据此，“点天灯”的刑罚最迟出现在唐代。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民国，川湘一带还存在“点天灯”的酷刑，这种点天灯不同于古代的点天灯，是当地土匪采用的酷刑，在所谓的人犯的脑袋上钻个小洞，倒入灯油并点燃，让人犯在极度痛苦中被烧死。他们称此为“点天灯”。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剿匪，才彻底消灭了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而方方们为了彻底污蔑共产党和土改，竟然把川湘一带一切野蛮、恐怖、残忍的行为都扣在共产党和土改干部头上。 方方还一笔带过了山南坡顶村陈老爷家的悲剧，在小说也有重要作用： 【紫平的妹子紫燕是山南坡顶村陈老爷母亲的贴身女佣。分完浮财，陈老爷一家被枪毙了。村里人来分抢家中女佣。村组长要了紫燕。他家二儿子是傻子，紫燕当了他的儿媳妇。有一天紫平上山去探望了妹子，回来说：“这样活，不如死。”】 这里的陈老爷案例有三个作用：一是强调共产党土改中“一家被枪毙”、“分浮财、分抢家中女佣”，“分人分房子”，是残酷、血腥、野蛮行为是普遍现象。陆家全家自杀式是在共产党“暴政”下的迫不得已。第二是给陆家佣人丫环也都被迫追随地主家庭自杀软埋提供缘由。第三，是强调共产党土改的土匪作风，村土改组长优先获得地主家的财产和女佣。 小说中介绍的有名有姓的几家地主，在土改中无一不以灭门为结局，小说对土改过程悲惨、血腥的渲染登峰造极、无可附加：丁子桃娘家胡如匀一家五口都被杀光;地处山西的丁子桃后来的丈夫吴家名的爹、娘、姐姐、爷爷、奶奶全被杀害;川东大地主李盖五整个家族全部灭绝;陈老爷一家被枪毙…… 方方不仅仅在《软埋》这部作品中通过各种手段传播这种观点，还在各种场合强调这种无比血腥的惨剧、悲剧、施虐受虐剧，是共产党土改的本质特征和普遍现象。 4、从《软埋》的众多历史原型看方方的险恶用心 方方在《软埋》之《后记》中强调，胡黛云(丁子桃)的原型和源起，就是她的一个天才商人朋友的母亲。方方说她的这位朋友是“富人队伍中一员”，“在武汉当时最早的别墅区买了房子”，“她把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接到自己的新居。母亲一进门，就战战兢兢地说，要不得呀，分浮财的要来的。”很显然，在方方的笔下，当今的所有富人，不管其规模大小、财富来源合法非法，都被方方与历史上被共产党打倒的地主阶级划入了同一个政治阵营，其主客观目的都是煽动当今的富人和中产阶层对共产党的恐惧和怀疑。 方方在《软埋·后记》中描述了这位胡黛云(丁子桃)的原型的情况： 【她谈到母亲当年只身从四川逃出，谈到母亲出逃途中孩子死在身边，谈到母亲给人做保姆而得以风平浪静地生活，谈到母亲搬进她的别墅时的紧张和恐惧。而她的丈夫则告诉我说，他们在好长时间里，经常听到她母亲在半夜里喊疼呀疼。疼的地方在背部，当年被枪托打的。她说，母亲即使得了老年痴呆症，仍然多次清晰地表达说：我不要软埋!我小说里写到的，正是她母亲经历过的一段历史。非但她家，我自己的父母家、我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邻居的家人，无数无数，也都共同经历过。他们的人生各不相同，但他们背后家人的不幸却几近雷同。而株连到的子女们，亦都如前生打着烙印一般，活在卑贱的深渊之中。这些人数，延展放大开来，难以计算。】 在这里可以看到，方方所写的这位富商朋友的母亲，就是胡黛云(丁子桃)的部分原型，然而，在方方笔下，这位富商朋友的母亲所经历的，也仅仅是出逃中孩子死在身边、给人做保姆、当年被枪托打等与《软埋》相吻合的历史情节。然而，点天灯、全家枪毙、全家被迫服砒霜自杀等灭门惨案是从哪里来的?这位富商朋友的母亲，和《软埋》中的胡黛云(丁子桃)一样，无论婆家陆家还是娘家胡家，都在土改中被点天灯、被枪毙、被逼自杀而全家灭门了吗?方方却匪夷所思地毫不提及。 方方仅仅非常模糊地强调，《软埋》小说中所写的历史，不仅仅是朋友母亲“经历过的一段历史”，而且是方方自己的父母家、她的诸多朋友家、她的周围邻居家人，“无数无数”，“共同经历过”，“这些人数，延展放大开来，难以计算”。难道方方父母家、朋友家、邻居家，中国的无数无数家庭都在土改中被血腥灭门了? 然而，方方后面的描述却又让人大跌眼镜： 【无数的人影在我眼边闪来晃去。其中有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有他们彼此的兄弟姊妹，一次一次，他们不厌其烦地走出来，与我的小说人物重叠。我回忆起他们生前很少说起自己的家事，与自己的亲人也少有来往。他们是地主家的儿子和官宦家的女儿。……除了祖父，因有一张报纸记录了他被日本人杀死的过程，让我们略知一二外，其他人，尽管是至亲长辈，我们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在我的印象里，母亲最多的一句叹息便是：我大姐太惨了!这一声长叹中，又埋藏着多少人生?或许，这是我另一部小说的内容了。丁子桃的面孔和朋友母亲的面孔，还有我的大姨，她们交替地来到我眼前。这些女人，寂然地走过自己的一生，她们背负过人世间最沉重的苦难，却又轻微渺小得仿佛从来没有到这世上来过。】 不仅仅在《后记》中，方方在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软埋》中的惨剧，是“千千万万”“无数人”的“惨烈的伤痛”： http://www.artsbj.com/show-200-547616-1.html 【记者：《软埋》写到了土改，这似乎是一段很少被提及的记忆。连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的后辈，如吴青林，都选择了不追究。你为什么还要写这部关于这段历史的小说? 方方：土改的历史进展时间并不长，但影响了中国整个社会的生态，尤其是农村，因土改而改变命运的人，何止是千千万万!无数人在这个运动中有着惨烈的伤痛，不愿意记忆，或是不想述说，几乎成为经历者的共性。】 如果读过方方的《软埋》，90后或者00后的年轻读着很可能会被方方误导。一方面，方方的文字是在明显暗示，母亲、方方的周围邻居家、朋友家，无数的家庭、何止千千万万的人都像丁子桃那样遭受被共产党灭门的惨剧。方方还在后记中强调，“在我的印象里，母亲最多的一句叹息便是：我大姐太惨了!”好像方方母亲一家真的遭受了灭门惨剧一样。然而，方方接受财新网采访时披露的大姨一家的情况竟然是这样的： http://culture.caixin.com/2016-08-30/100983392.html 【1949年南京解放，曾任国民政府南京警察局长的大姨夫听说自己是镇压对象，连夜逃去台湾，留下大姨一人。‘土改’时，大姨失去土地和财产，带着五个老人六个孩子，住在乡下祠堂。因为成分不好，大姨的儿孙两代人都没能好好读书。】 方方的大姨究竟怎么个惨法?方方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http://culture.caixin.com/2016-08-30/100983392.html 【解放战争末期，方方的大姨夫逃去台湾，大姨一个人承担了家族的责任。公公去世，留下两个老婆;丈夫的祖父是国民党左派，在南昌，但自顾不暇，管不了三个老婆。5位老人加6个孩子，11口人都由大姨一人拉扯。“这些女性，包括丁子桃，受过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承担过最深重的苦难。”方方感慨，“男人可以逃走，她没法逃走。带了六个孩子和老人，没法逃，也没想过逃。”大姨的儿子找不到老婆，只好与二姨家换亲。二姨家也是地主，成分不好，孩子没出路。大姨的一个儿子做二姨的儿子，二姨夫的前妻有个女儿，交换过来给大姨，成了儿媳。大姨夫一直在台湾，做国民党的官。夫妻两人，再也没有见面。方方的母亲经常慨叹：“我大姐太惨了!”】 方方的大姨经历的最惨的事是什么?方方接受《北京晨报》的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http://www.morningpost.com.cn/support/2016/0825/1480739.shtml 【为什么我在后记会写到我的大姨，因为我母亲一直讲她大姐很惨。原先我们并不明白她到底有多惨，去年我专门回了老家一次，才听说了她当时的生活。令我备觉震撼。我的大表姐曾经自杀了几次，都被救起来。她冬天跳湖自杀时，因为穿着棉袍，浮了起来，所以没被淹死。她对工作队讲要么我死要么让我走，后来没办法就让她走了。她是我姨妈的大女儿，当时十八九岁吧。】 方方的大姨夫作为49年解放前的国民政府南京警察局长，想必屠杀抓捕共产党的血债累累，因此解放前逃亡台湾，即便如此，其家庭在土改中也只是“失去土地和财产”，“五个老人六个孩子”都能够由大姨一人维持，只是“儿孙两代人都没能好好读书”，哪里有什么灭门惨案? 方方也在采访时透露了大姨家到底有多惨的情况：其大姨女儿即方方的大表姐对抗工作队自杀了几次，都被救了起来，她以死对抗工作队，“对工作队讲要么我死要么让我走，后来没办法就让她走了”。这就是方方大姨家最惨的故事!在这里，方方用她自己家庭的故事，恰恰证明了当时的地主阶级及国民政府南京警察局长家庭的生命安全，是得到了共产党及土改工作队的保护的。方方强调，她自身的家庭、亲戚们、朋友们、邻居们的历史经历，是《软埋》的原型，但是这众多原型中，却根本不存在什么灭门惨案。 5、从《软埋》主要历史原型李盖五家族看方方的险恶用心 方方在《软埋》中描述了陆子樵家、胡如匀家、李盖五家、吴家名家、陈老爷家等五家有名姓以及“坡南坡北的大户人家”等无数无名无姓地主家庭的灭门惨剧，然而这些无数灭门惨剧的原型究竟在哪里?除了方方自己的家庭、亲戚们、朋友们的虚假案例外，方方强调，这些地主家族的一个重要原型，就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李盖五。 《软埋》对涉及到的主要地主家族的一些细节进行了描写，诸如规模庞大、历史久远的大宅子等等。方方接受北京晨报的采访时，是这样描写《软埋》中的主要地主原型的： http://www.morningpost.com.cn/support/2016/0825/1480739.shtml 【北京晨报：书中写了土改的发生地，川东一些老的大宅子，这是真实的吗? 方方：小说当然以虚构为主。但也不是没有一丝依据的虚构。书里提到的大水井这个老宅，主人公李盖五，完全是真实的。大水井在湖北鄂西利川县，原来是属于巴东，后来划归湖北。以前从武汉到鄂西路上要走两三天。先到恩施，再从恩施到利川，还要去一个柏杨坝的镇子。大水井这地方我们湖北人早听说过，但我前两年去看的时候，依然有目瞪口呆感。】 对比李盖五家族的历史和《软埋》一书对主要地主家族如陆子樵家族的描述可以发现，当年的川东大地主李盖五家族，正是《软埋》中陆子樵等地主家族的原型。 方方《软埋》对陆子樵的介绍相关段落如下： 【她的父亲胡如匀和三知堂主人陆子樵曾经一道留学日本。陆子樵回国后，随即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从政，直到告老还乡。而她的父亲，子承父业，回国接下祖父的盐井生意，又代其管理着乡下家族的百十亩地。闲时便呼朋唤友，吟诗作赋，藏书收画，附庸一下风雅。】 【黛云说：“你晓得三知堂的陆子樵家吧?那是我婆家。我家跟陆子樵是亲家，他是我公爹，他是县里都很重要的人哦。” 小二说：“他是地主吗?” 黛云说：“是的。但他为革命做过贡献。他剿匪立过功，征粮也交得最多。” 小二说：“比你家地多?” 黛云说：“当然了。陆家的年租就有几千石。”】 【陆三爸说：“陆老爷是辛亥革命元老，这个还不算。主要陆家帮过川东游击队大忙。出过钱，还藏过他们的伤员。剿匪时，陆老爷带了二少爷一起，进山里劝降土匪。” 又一个老头说：“劝降这个事我记得。陆老爷说，现在进山剿匪的是正规军。人家把国民党几十万军队都打垮哕，你们这几杆枪顶个啥子用?”】 【突然间，她放声哭了起来。她说：“都死了。他们都死了。”她的哭声压住了水声，在山间回荡。……她把头埋在怀里的汀子身上，哭道：“是汀子爷爷要大家一起死。村里传话说，天亮就斗争陆家，要斗三天。斗完还要分人分房子，这是金点的决定。”】 在方方《软埋》中，陆子樵是一个大地主，家中的庄园有200年历史，田产非常多，每年收到的佃租有几千石之多。陆子樵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参加辛亥革命，之后从政并告老还乡，土改以后，全村人签名为陆家写了具保书，请求不斗争陆家，并获得了县土改工作组的同意。为此，陆子樵承诺将家中粮仓的一半粮食分给村民。但当地的土改工作组组长李金点是与陆家有世仇但与陆家小姐谈恋爱的长工，“金点跟陆家的小姐(慧媛)一起长大的，两人关系好，陆家一直反对。”后来金点参加了共产党负责当地土改，金点个人为泄私愤重新组织村民斗争陆家。分完了陆家的浮财，还要分陆家的人，陆家的丫鬟、甚至包括陆子樵的妻子，都内定好了要分给村里的光棍汉做老婆。陆子樵眼见自己亲家胡如匀一家被斗争惨死的状况(胡如匀夫妻被枪毙，儿媳妇和姨太太被点天灯后惨死)，决定宁死也不受斗争会的侮辱。于是在斗争会之前，陆子樵召集一家，决定全家除儿媳胡黛云和孙子汀子外的11口人，全部服毒自杀并软埋在庭院中。 陆子樵的这些历史，和历史上真实的李盖五几乎一模一样。 据1989年四川省奉节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奉节文史资料选辑 第1辑 》记载，历史上的李盖五(1888～1952)，川东地区的最大地主。李盖五早在清宣统年间就秘密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王子达、李盖五等乡绅组成的10人团长期把控奉节县政权。李盖五民国十五年(1926)任奉节县第七区区长，民国十八年(1928)任奉节县团务委员会委员长。1935年罗玉策等新10人团将李盖五等排挤出权力中心，李盖五在国民党内斗和权斗中失势，回到乡间安心做大地主。因此，到解放前夕，李盖五以开明绅士面貌出现，支持共产党革命。1949年11月下旬，齐南支队解放柏杨坝后，李盖五以开明绅士身份支持解放军。 据另一位污蔑土改、替川东地主翻案的学者谭松(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在《川东土改调查》中的“学术”研究： http://www.xici.net/d205118473.htm 【1950年2月10日，奉节县高甲乡的大地主王学初联络奉节江南各乡，还有云阳、利川各乡的头目，策划“反革命暴乱”。3月12日，高甲乡倒龙湾最先暴乱，仅仅4天就蔓延到江南的19个乡，人数达到3000多人，杀了奉节县副县长韩广民等干部6人。3月16日，他们与李氏家族的李汶舟等取得联系，指使李汶舟去给李盖五做工作，邀请李盖五出来领头。李盖五深明大义，大骂李汶舟：“胡闹!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被打垮嗒，你这几个人，几条土枪成得了事?!”】 因此，方方《软埋》中“陆老爷说，现在进山剿匪的是正规军。人家把国民党几十万军队都打垮哕，你们这几杆枪顶个啥子用?”这一细节就是从谭松这里来的。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到，陆子樵等人，正是李盖五的化身。 按照谭松的调查： 【李盖五不仅帮共产党，还同共产党的土改干部联姻。他做媒把他叔伯兄弟李问州的女儿李先兴嫁给李金斗。李金斗是从山东来的干部，在我们那儿当区长，他来了之后，把他老婆离了，另娶了李问州的女儿。李盖五为什么要做这个媒?他想结交共产党的区长，保大水井的清宁平安。】 非常明显，谭松书里的李盖五所联姻的李金斗，就是方方《软埋》中与陆子樵女儿谈恋爱的李金点。 因为李盖五是所谓的“开明绅士”，他于1950年4月当选为奉节县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1951年再次当选为奉节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驻会),1951年6月任云阳县土改工作队副组长。 然而，李盖五既有“开明绅士”一面，也有恶霸地主投机革命一面，他身上是有无数穷苦农民的血债的。李盖五解放前任四川省奉节县龙门团总、龙门区区长、奉节县保安局长。他与本族地主沆瀣一气，利用权势大量兼并土地。到解放前夕，李氏大小地主42 户霸占租稞达 8912 石(每石合三百公斤),有 1189 家佃户。同时,他又利用权势对佃户、长工进行残酷统治。在他住地,由两百多个工匠兴工十年,修建了占地十多亩、有48个天井、四周围绕高大石墙的大庄园，被称为"土皇城"。皇城里经常驻扎着一百多个团防兵, 石墙上有碉堡，设有108个枪眼。皇城里还有能制造毛瑟枪、炮的兵工厂，审讯和关押农民的法庭、牢房。李盖五私自立法，拷打农民的刑法有“呆半边猪“、“猴儿抱桩”、“鸭儿扑水”、“顶火砖”等12种。尤其惨无人道的是他把皇城附近一个深不见底的峡谷作为杀人场，峡谷口靠山脚有一座天生石桥叫龙桥。李盖五既是当地行政长官，又是地方武装首领，集族权、政权、军权于一身，穷人犯法判生则从望华门放归;判死，则从承恩门绑赴龙桥刑场，掀下万丈悬崖，活活摔死。凡有不服管制的，李盖五就令刽子手绑来，押上龙桥，往下一推，人就肠肚炸裂、粉身碎骨。据统计，被李盖五以各种“罪名”掀下龙桥的有姓有名惨遭杀害的多达351人。(《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汇编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及其档案集成 第4辑 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 第34卷 》， 民族出版社，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编 2005年，65页) 民国年间，川东贫苦农民不堪压迫和剥削，遂以神道聚众，号称“神兵鼓吹打杀不进”，反抗苛捐杂税，反抗官府，反对“洋教”。1919年，龙门乡箩圈坝农民姚正朝等，聚众千余人，名曰“神营”，于川鄂边区各地抗拒国民党腐败官府，李盖五当时作为地主阶级地方武装头领，是镇压贫苦农民的主力。李盖五杀害神兵女头领王良美，并大败姚正朝。姚正朝逃到湖北野猪坪神兵营地，野猪坪神兵头领惧怕李盖武的势力，杀害姚正朝等8名神兵人员，李盖五得胜而归。1920年冬，利川与万县交界的磁洞沟农民袁书绅、向延嗣等设立神坛，组织神兵，控制川鄂边境300里地界，危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国民党组织万县、云阳、利川、恩施等四县团防力量前往镇压，四县团防被神兵大败，于是万县、云阳团防向李盖五求救，李盖五鼎力襄助，遂遣壮丁500余人，在柏杨坝团总许彤阶的带领下前往助战，许彤阶被神兵击毙，民团战死37人，惨败而回。 然而，在方方《软埋》中，对这些地主阶级的主要历史及阶级作为，却全部隐藏，刻意编造地主阶级仁义礼智信的美好面貌。这就是笔者一开始谈到的反共反革命史学的通用手段： 【刻意剪裁历史，将失误和阴暗面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环境、条件和根本原因淡化、忽略和曲解，只重点描写共产党及人民群众的“阶级敌人”和对立面在共产党“暴政”下的悲惨处境，而忽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尤其是忽视这些人之前是如何残酷镇压群众的，引导读者将失误的根源简单地归结到共产党干部及其决策身上。】 在土改运动中，虽然上级党组织鉴于李盖五在过去对革命所发挥的一定的积极作用，允许不对李盖五进行斗争，但过去深受李盖五欺压、剥削和屠杀镇压的农民群众在翻身做主后，要求对李盖五进行清算和斗争，也合乎情理。1951年冬，龙门乡农会多次向奉节县委要求李盖五回乡交清财产，经县委批准，李盖五回龙门乡办理移交，行前万县地委负责土改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就李盖五回乡对柏杨区委书记王书琴作出三点指示：“一要保证人身安全，二不准捆绑吊打，三办完财产移交后回土改工作队”。李盖五回龙门乡后，当地农会以李盖五隐瞒财产为由，将其关在李氏仓屋内，李绝食绝水，饥寒交迫，7天后死于仓屋内。当时在奉节县城开会的柏杨区委书记王书琴得到李盖五的死讯后，立即向县委汇报，并报万县地委，地委鉴于李盖五已死，无法挽回，决定将李盖五的次子保送万县地区财经干部学校学习。(利川史志网：风云人物之李盖五，http://www.lcbaixing.cn/news/newsshow-15361.html) ——从李盖五的真实情况看，李盖五身有大量农民阶级血债，他的死既不能怪罪翻身农民，更不能怪到共产党身上。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李盖五毕竟在客观上帮助过共产党，而共产党也对他也可谓是仁至义尽了。与这个真实的历史案例相比，方方《软埋》描写的土改中无数地主家族的灭门、点天灯等惨剧，完全是恶意的编造，其目的就是要妖魔化中国共产党。 (作者是红色文化网特约学者，察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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