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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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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02 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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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公知\内奸\奸细可以寿终正寝了。中国人民已经觉醒,谁再跟着美国制裁出现，谁就是全中国人民的敌人,就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国分裂中朝关系的阴谋终于被<环球时报>识破,这是必然的,美国尾巴早已经暴露无遗,必定被揪出来.相反,一场全世界人民揭露美帝\打击美帝的人民战争已经风起云涌,已经很快蔓延,美帝的寿命已经差不多了。关于<环球时报>识破美帝的解析.解铃还须系铃人——美国分化中朝关系的楔子战略与朝核危机的可行解决方案
原创 2017-12-01 马钟成 察网时评
摘 要
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都不做实质让步，中国就不要期望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向中国作出任何妥协和让步，也不要期望美国会放弃对中国的贸易战和全面围堵。中国继续加大对朝制裁乃至配合美国以颠覆朝鲜政权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其结果只能是美国的萨德和核武器部署到鸭绿江边。
察网编者按：2017年12月1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进一步制裁朝鲜需等安理会决断》，针对日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所提出的对朝鲜新的制裁方案进行了相关评论。美国代表“呼吁所有国家中断与朝鲜的外交关系，并要求中国停止与朝鲜的原油贸易”，对此，《环球时报》该文分析指出：
“美韩日都希望中国给朝鲜断油，其目的之一是促使中朝彻底翻脸，中朝友好变为敌对关系，鸭绿江取代三八线吸附半岛乱局的大部分能量。一旦美国对朝动武，也能更放得开手脚。中国决不可这样变成他人的战略棋子。”并提出了中国的底线：“中国已经根据安理会决议大幅限制了对朝石油供应。现在正值冬天，如果完全对朝鲜断油将沉重打击朝鲜的民生，甚至可能引发人道主义灾难。这是中国断不可走的一步，我们相信中俄代表不会在安理会支持美方的这一提议。”
对于《环球时报》这一冷静客观的认识和建议，我们表示认同和支持。为呼应《环球时报》，我们特发《解铃还须系铃人——美国分化中朝关系的楔子战略与朝核危机的可行解决方案》一文，结合历史和现实分析朝核危机的本质和根源，供读者参考。
一、前车之鉴：美国当年分化中苏同盟的信息心理战今天仍在发挥作用
美国在朝鲜半岛战略，是服务于至少是配合于美国的对华战略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抗美援朝战争与中朝特殊关系的重要论据，就是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本来打算放手台湾争取中国，但斯大林及金日成阴谋策划了朝鲜战争，将中美拉入对抗状态。这种观点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美国一以贯之的远东战略。
早在二战进行中的1942 年，美国著名战略大师、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主持人斯皮克曼便出版了《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一书，其中提醒美国，战争的结束不是权力斗争的结束，以中国的大小、地理位置、天然资源与人力来预测，中国将成为大陆强权，“一个现代的，焕发活力的，军事化的四亿人口的中国，不仅仅是日本的威胁，更是对西方权力在西太平洋地位的威胁。……流行的观点或许会继续将日本看做最大威胁，但以后平衡将导向中国一方，我们将不得不在远东采取曾经在欧洲的政策”，即像当年援助英国对抗欧洲大陆那样援助日本对抗中国。①
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曾提议将琉球群岛交给中国管理，蒋介石提议中美共管。然而美国最终采取的战略是自己独占琉球，顺便也独占属于中国台湾的钓鱼岛。这里体现的正是斯皮克曼的战略，在日本还没有投降的情况下，美国就已经开始重新提防中国的崛起，这个中国，不仅仅是共产党中国。1943年时，在中国大陆，国民党政权仍然占有优势。可以想象，假如内战中国民党一方获胜，美国对国民党的中国仍然会采取一半利用来对抗苏联、一半限制甚至肢解的策略。只有打不败的对手才是朋友。斯皮克曼对华战略的实质，是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有庞大的人口、广阔的领土、丰富的资源、独立的文化传统及初步的工业体系的全球性大国，无论走什么道路、实行什么社会制度，必然是美国及西方遏制、围堵乃至肢解的对象，尤其是当它投靠美国的时候：美国面对强硬的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只得被迫承认其国家利益和势力范围，但对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及叶利钦的俄罗斯则毫不犹豫下手进行打压和肢解。
1949年12月16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父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访问，当时的中国面临两件主要大事，国家的完全统一及国内工业化建设。解放台湾，当然是当时最迫切的问题。美国某些部门担心中苏结盟，曾主张采取“楔子战略”(包括政治、心理、经济等一系列手段)，要把新生的共产党中国从社会主义阵营中分裂出来。
1949年12月23日，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国务院和军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意见出现分歧：双方原则上都主张要阻止中共解放台湾，防止台湾落入共产党人手中，但国务院主张暂时采用外交和经济手段，缓用军事手段，从而给离间中共和苏联的关系留下战略空间;而军方则主张采用军事手段干预。②也正是在这一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三方提出了NSC/48号文件(六天后该文件得以修改)，这份文件更多地体现了国务院的意见：一方面美国应继续承认和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拒不承认中共政权，同时也阻止其他国家承认中共政权。另一方面，“美国还要通过恰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的渠道利用中共与苏联之间、中国的斯大林分子和其他分子之间的一切嫌隙”，“在适当的时候，应使用隐蔽和公开的手段来达到分裂中苏的目的”。③为此，美国不得不释放某些放手台湾的假信号。
紧接着，美国国务院在情报部门的配合下展开了离间中苏关系的系列行动：例如，美国务院于49年12月23日向驻外使领馆发出一份内部文件，文件指出，台湾的丢失、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是意料之中的事，为了防止美国的声誉在国内和国际上受到损失，应当运用一切材料向公众宣传，台湾没有什么战略价值，没有特殊的军事意义，台湾的丢失不会严重损害美国和其他反共国家的利益;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政府的事情。④
这份文件显然是美国国务院和情报部门的“信息心理战”手段，因为国务院的底线和军方是一致的，即要防止台湾丢失、阻止中共解放台湾，而做到这一点，拥有海军、空军绝对优势的美国并不困难。这份文件显然不是国务院真实的意图。后来发生的一切则完全证实了这是一次巧妙的心理战操作：麦克阿瑟司令部竟然把这份文件泄露出来，1950 年1 月3 日，一位驻东京的美国记者把文件发回国内发表，引起报界轰动。——这一系列操作明显是美国情报部门早期的标准范式，文件的泄露及媒体的披露当然是有意的，没有情报部门的允许，美国核心机密文件不会轻易泄露并被美国媒体公之于众。1月5日上午，杜鲁门就台湾问题发表正式声明，似乎在暗示美国将从国共内战脱身，声明说：“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装力量干预现在局势。”⑤
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美国对亚洲政策的长篇演说。今天中国很多学者认为艾奇逊的这个演说，公开宣布了美国太平洋“防御圈”战略，“明明白白把台湾排除在美国承担军事义务的范围之外了。”因为在谈到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安全问题时，艾奇逊指出，美国的防卫线是从阿留申群岛到日本，经冲绳往南到菲律宾群岛。⑥其实，这更多地是一种误读。艾奇逊这篇演说的主要目的，就是公开挑拨中苏关系，他在演讲中明确提出苏俄是对亚洲人民的最大威胁，俄国世世代代以统治亚洲各国人民为目的，并试图使外蒙、内蒙、新疆和满洲脱离中国。艾奇逊直接赤膊上阵对中苏关系进行挑拨，他说，宣称忠于莫斯科，就等于宣称忠于“中国的敌人”。⑦
艾奇逊在1月12日演说中所谈的“防御圈”，也没有包括朝鲜半岛，但这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把朝鲜半岛“排除在美国承担军事义务的范围之外”，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军迅速介入，就是明证。其实1949年3月1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接见记者时，曾谈过同样的问题：“太平洋被认为是敌人可能进犯的通路。如今太平洋已成为盎格鲁-撒克逊的内湖，我们的防线贯穿了亚洲海岸边缘的一连串海岛。这条防线从菲律宾开始，延伸到……琉球群岛。然后折向日本，经阿留申群岛直到阿拉斯加。”⑧麦克阿瑟公开谈的“防御圈”跟艾奇逊是完全一致的，虽然麦克阿瑟强烈主张美国军事干预朝鲜半岛和台湾问题。
对于台湾海峡及朝鲜半岛事务，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说也说得很明白：“就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而言，必须讲明，谁也不能担保这些地区不受军事进攻……如果发生这种进攻……开始一定依靠受到进攻的人民起来抵抗，然后依靠整个文明世界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到目前为止，决心保护自己独立、抵抗外来侵略的人民所依赖的联合国，一直表明它并不是一根脆弱的芦苇。”⑨很明显，艾奇逊演说的完整含义是，假如菲律宾、日本等美国直接驻军的地区受到敌人(如苏联)的进攻，美国军队将毫不犹豫地反击;假如南朝鲜、台湾等美国的盟友受到敌人攻击(如北朝鲜及中共)，美国将以联合国的名义进行抵抗和反击——当时的联合国已经基本上被美国主导。在艾奇逊反苏演说发表的第二天，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雅各布·马立克发表声明，在驱逐中国国民党的代表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也不承认它的合法性，随后退出会场。⑩——于是后来在朝鲜半岛，美国顺利地兑现了艾奇逊的上述声明。
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发表此演讲的用意：“其目的是要讲清楚美国政府在保卫太平洋的重大利益上已作的事情，而不是去推测万一在亚洲发生各种紧急事件时美国政府会做些什么。”[11]总而言之，艾奇逊的演说只是划定了美国在太平洋军事安全利益的底线，也就是当时美国军队实际上存在并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至于美国的其他盟友，如台湾及南朝鲜地区，艾奇逊当时并不认为美国应该放弃或者从这些地区进行收缩。
1950年前后，美国的亚太战略一直是比较清晰地，那就是在稳固日本和菲律宾军事存在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进攻干预朝鲜和台湾问题乃至越南问题，全面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当然，出于分化苏联和中国关系的意图，杜鲁门及艾奇逊的公开演说没有强调后者，乃至会给人造成一种美国可能放弃台湾及朝鲜半岛的假象。美国不会真正放手台湾，杜鲁门声明中的“目前无意”四个字的真实含义就是如此。杜鲁门及艾奇逊之所以在1950年1月展示出放手台湾的假姿态，主要用意是在进行离间中苏关系的“信息心理战”——而美国当年的这些动作竟然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某些中国人的思维并影响中朝关系。[应该顺藤摸瓜,挖出美国在中国的代理人.]
我们不仅仅要看美国人是怎么说的，更重要的是要看他是怎么做的。今天，流行的谣言说抗美援朝战争导致了中美关系几十年的恶化。实际上，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已经决定干预朝鲜半岛和台湾问题。
1950年1月26日，美军延长“紧急应战计划”至1951年底，其中包括一旦台海发生战争，美国将阻止苏联(中共)得到台湾。[12]50年1月中旬，艾奇逊与杜鲁门一起提出了新议案，其内容是延长“援华法”干预中国内战阻止中共解放台湾并对南朝鲜追加军事拨款。[13]1949年9月美国国会曾通过一项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的7500万美元拨款，进行反对中国的情报搜集等活动，1950年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国防部长约翰逊的支持下，从这7500万美元中划出3000万美元，作为留给台湾和西藏的“应急储备金”。1950年2月，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前司令柯克上将到台湾担任蒋介石的高级顾问。[14]1950年6月1日，艾奇逊明确美国向台湾供给1.25亿美元的军火援助将继续。[15]这些动作都表明朝鲜战争前美国已决定继续参与国共内战、协防台湾、围堵中国。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南北朝鲜打了起来，26日美军就参加了战争，27日美军第七舰队就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封锁台湾海峡阻止中国解放台湾——行动如此迅速，只能表明，美国以军事手段干预台湾及朝鲜半岛的战略早已基本确定。除了积极参加朝鲜战争和封锁台湾海峡外，杜鲁门还做出另外两项决策：加强在菲律宾的美军，加强对越南法国军队的援助并派出军事使团。[16]美国对新中国展开了全面围堵。
如果说6月27日之前，美国只是站在幕后，积极帮助国民党“剿共”的话，从6月27日开始，美国军队已经正式走向台前介入了国共内战，中美事实上已经成为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敌人。新中国由于缺乏海军和空军的优势，于是在10月25日选择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军队交手，要利用自己的陆军优势打破美国的全方位围堵。在根本意义上讲，抗美援朝战争，也是一场全局意义上的“解放台湾战争”。战略大师毛泽东在1950年作出了最正确的选择。对美国来说，打不败的对手才有可能是朋友，而新中国正是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美战争等方式重创美国，才迫使美国于1972年开始抛弃国民党政权、承诺断绝对台军援，美国此时已经被迫要放弃台湾。
美国的小伎俩、小聪明当然蒙不住毛泽东的眼睛。经过毛、周的努力，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新中国自此正式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在后来的五六十年代借助苏联的援助迅速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当然，这一进程后来被赫鲁晓夫打断了。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美国把分化中苏联盟的希望寄托在赫鲁晓夫身上。美国对苏联采取缓和策略，让赫鲁晓夫感觉到和平，却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1954年12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美台军事合作步步深入，美国逐步加强在台军力部署，美军驻台军事顾问团扩大到两千六百人，美空军第十三特种航空队进驻台湾。美军甚至部署核武器威慑中国：一九五七年五月，美军公开宣布在台湾部署了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和电导导弹。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起，美国中断中美大使级会谈，又纵容台湾蒋介石集团对大陆沿海骚扰破坏。
[现在美国对付朝鲜完全是当初的翻版,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一目了然,但是叛徒卖国贼故作糊涂.]
艾奇逊的顾问、后于1953年担任国务卿的杜勒斯后来曾这样介绍他们的经验和战略：“扩大中苏矛盾的最好办法是置中国于最大的压力之下，因为高压将迫使中共向苏联提出更多的援助要求，而莫斯科势必满足不了中国的要求。这样，中共的不满就会产生，中苏矛盾就会扩大。如果西方不采取这种高压政策，而是和苏联比看谁对中共更好，那只会使中共从中渔利。铁托就是一个例子，他和苏联吵翻不是因为美国对他客气友好，恰恰相反，美国一直对他很强硬。”[17]
1956年苏共二十大将斯大林妖魔化，1959年赫鲁晓夫又与毛泽东大谈他臆想中的“戴维营精神”(美苏版的G2)，进而提出了“三和路线”(即与美国“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赫鲁晓夫主义的实质：“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赫鲁晓夫访美，他和艾森豪威尔都给对方脸上擦粉，但比较起来，美国人倒是有原则、有分寸些。赫鲁晓夫得意地说什么‘戴维营精神’的划时代意义，但是1960年2月3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却说，他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赫鲁晓夫和王明一样，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门去，结果被人家一个巴掌打了出来。擦粉、和平过渡这一套有欺骗性，但要长期维持也困难。因为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策略可以改变，而本性是不能改变的。”[18]
美国国防部在1978年的一份题为 《1945年7月到1977年9月间核武的部署与管理历史》的报告中提到，美军在台部署有斗牛士导弹和核弹，斗牛士导弹配属核弹头的部署时间为1958年1月至1962年6月，而核弹部署时间为1960年至1974年7月。也就是说，当美国与赫鲁晓夫的苏联缓和关系，搞所谓的“戴维营精神”即美苏版的G2的时候，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史无前例的军事威胁和核威胁。
赫鲁晓夫被美国拉了过去，这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六十年代，一度出现了美苏联合压制中国的态势，但中苏关系一旦真正破裂，美国就准备向中国伸出橄榄枝。当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在书房“朝觐”毛泽东的那一时刻，中国已经注定会成为冷战的最大赢家，美国不得不在1974年7月将核武器撤出台湾。1973年11月11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北京与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谈时向中国让步：“1974年，我们将撤退目前在台湾2个中队的F-4幽灵Ⅱ式战机，上半年撤一个中队，下半年再撤一个中队。我们也将自台湾撤出U-2侦察机，还要撤掉在台湾的核武器。这使我们在台湾的军力降到只剩下通讯与后勤人员。”[19]
[惊心动魄,大好形式来只不易.]
二、用意识形态巩固国家利益：朝鲜战争后美国在远东及朝鲜半岛的基本战略
1953年7月朝鲜战争刚刚停战三个多月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1月6日正式制定了NSC166/1号文件用以全面指导对华关系，其题目是“美国的中共政策”。这是一份更加系统地全面围堵中国的纲领，其要点有：1、中共政权“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地区的权力结构”，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即刻从阿穆河(黑龙江)、喜马拉雅山、东京湾之间的整个巨大区域排除出去”，于此同时，俄国的影响力迅速向南推进。因此，“美国在远东外交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应对“一个强大的敌对的中共的存在及中共与苏联的同盟。”2、美国将说服盟国一起对中国实施经济限制，“就会对中共实现工业化增加困难并拖延之，迫使苏联继续承担起援助中共的担子。”3、美国对中国的目标首先是迫使中共改变敌视美国的倾向，或者“建立起一个对美友好的替代政权”，其手段包括直接使用美国军事力量推翻中共政权、扶植台湾国民党政权推翻中共等。其次是“降低中共在亚洲的相对实力地位”，为实现这个目标，美国的政策包括：“a、主要通过发展非共产主义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b、同时通过削弱或至少延迟中共在中国力量的上升;c、通过破坏中苏关系。”
为此，美国又提出了十个措施：“a.维持近海岛屿链的安全。b.如果必要可行的话，准备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阻止中共在其他地方进一步领土扩张。c.必要的话,，资助远东非共产主义政府对抗共产党的颠覆。d.在远东，尤其位于中共边境的朝鲜半岛、台湾和印度支那地区，扶植强大、健康的非共产主义政权。e.资助日本发展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及有选择性地帮助具有可行性发展的非共产主义亚洲国家。f.继续在太平洋地区探索集体安排机制的潜能，鼓励该地区国家解决它们的分歧，克服其他影响地区合作的障碍。(即建立亚太反共联盟)g.继续对中共实施政治、经济压力，包括非常规的、隐秘的压力，至少直到中共周围区域出现令美国满意的结果。h.继续承认、支持台湾的国民政府;帮助它获取更多非共产主义团体的支持;采取提升台湾有效防御军事力量的行动，对与中共进行陆地、海上贸易的共产主义者进行打击，以及采取符合美国利益的进攻性行动。i.采用所有可行的方式，无论是隐秘的还是公开的，来破坏中苏关系。j.尝试让自由世界的其他成员相信美国的中共政策是合情理的，他们采取类似政策是明智的，而不需要施加会产生严重分裂的压力。”[20]
这份文件深刻体现了美国是怎样通过在国际范围内输出和巩固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维护其国家利益的。仔细分析NSC166/1号文件可以看到，那么朝鲜战争后亚太地区的整体设计几乎都在美国掌控内，比如台湾独立倾向越来越强、日本及所谓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的经济崛起(恰好都在中共周边)等等，无一不是美国战略设计的产物。
今日的美国又同时在东部的朝鲜半岛、台湾、日本、南海以及西部的西藏、新疆等方向展开了对中国的全面围堵，这说明美国的对华基本战略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如果说在其他方向，中国都处于被动的守势从而有点焦头烂额的话，朝鲜方向是中国仅有的进攻资本。
按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166/1号文件，在朝鲜半岛、台湾和印度支那地区，扶植强大、健康的非共产主义的反华政权，就是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根本战略。越南战争失败给美国造成的挫折和损失，并不亚于朝鲜战争。正是在越战失败后，美国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战略收缩期。然而，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朝鲜的态度和越南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两国都自称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西方标准，都是共产党极权政权，都曾经和中国一起重创美军。至于朝鲜的世袭问题，新加坡同样是世袭国家却是美国的铁杆盟国，此外还有沙特、卡塔尔等等，是纯粹的君主专制政体，不要说君主立宪，连宪法也没有，也都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和越南也经常在南海举行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而朝鲜却一直是美国军事威胁的对象。其原因何在?
美国冷战之父乔治·凯南，是越南战争的坚决反对者，他认为，美国卷入多年的越南战争得不偿失。乔治·凯南说，“我们看作越共的那批人”——“实际上他们主要是民族主义者”。“尽管他满口共产主义词汇，但他喜欢的却可能是在他同共产主义世界的关系和他同我们的关系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假如我们当时鼓励他这样做得话。”[21]越战前，乔治·凯南等谋士建议不要卷入越战，美国可以满足北越的民族主义利益，同北越保持良好关系来对抗苏联。当美国发现陷入越战泥潭后，很快采纳了凯南的建议，在越南战场，与在朝鲜半岛美国力保韩国政权的态度不同，美国从越南彻底撤军，事实上彻底抛弃了南越政权，越南全境得以迅速统一，因为继续支持南越、保持南北分裂将无法与北越改善关系。
美军刚刚撤出越南、越南刚刚统一，美国便抓紧机会发展与越南的关系。早在1976年11月，美驻联合国大使安德烈-杨就公开地宣布：“我们把越南视为亚洲的南斯拉夫。……越南可以发展成一个类似南斯拉夫的独立共产国家和对抗中国的缓冲器。……一个强大与独立的越南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22]1977年3月卡特总统特派员伍德科克访问越南几乎提出了无条件的两国关系正常化方案，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向越南提出，只要越南要提供有关“在战争中失踪的美国军人”的讯息，美国就可以接受越南加入联合国并随时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和经贸关系，同时提供设备物资全方位援助越南战后建设。[23]
[中国对越南的战争符合美国要求,与朝鲜的矛盾更加不可思议,说明美国代理人非常厉害]
当然，越南最初拒绝了美国的橄榄枝，因为他背后有强大的苏联。然而，苏联解体后，美越关系很快升温。
美国对苏、对中、对朝、对越，都有“缓和接触”与“遏制围堵”两套策略。“缓和接触”的目的是借机渗透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最终实现全方位控制。如果“缓和接触”目的不能达到，就会采用“遏制围堵”甚至直接军事打击的方式使之崩溃。现实主义和反共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出于现实主义的根本战略，无论俄罗斯和中国等世界性大国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美国对其遏制、围堵、肢解的根本战略不会改变。
按照乔治凯南的策略，对朝鲜、越南、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小国来说，如果他们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美国将视之为死敌。这些中小国家，只要其松动乃至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美国便会利用其“民族主义”倾向，满足其短期国家利益，利用他们来分化甚至对抗中俄，这就是美国的“楔子战略”。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对美国垄断资本寡头来说，是最根本的威胁，前者的存在和有效宣告了后者的非法。而美国国家利益，从根本上看是美国垄断资本寡头的利益。因此，在美国那里，反共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跟它的国家利益是高度一致的，防止全世界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并发展起来，既是美国的意识形态，也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1977年刚刚狼狈从越南撤离的美国为何向越南伸出橄榄枝?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何对越南态度与对朝鲜截然相反?第一，美国1977就判断，越南比朝鲜更容易分化，更容易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第二，1979年，越南与中国发生过摩擦和战争，其矛盾容易被美利用，使越南彻底反华。第三，越南的经济带有更多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成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在越南政治高层扶植了强大的代理人集团。
历史上越是成功的外交战略，越能够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1950年至1953年，经过毛泽东的努力，中苏陆续确定了156项重点工程，这对中国的快速工业化非常重要。这样宝贵的援助，美国从不曾给过其铁杆盟友，无论是如蒋介石政权还是日本、南朝鲜等。中国解放初如果在美苏间保持中立(像欧洲的南斯拉夫那样)，会从美国那里得到什么，是显而易见的。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对西方开放，西方资本在中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没有给中国真正的核心技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工业化进步和重大核心技术进步，主要是在前三十年的基础上通过自主创新获得的。近代以来，唯一真正帮助过中国独立和解放事业的大国，就是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
中国在六七十年代也援助过很多亚非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援助在当年就是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统一，都成为了今天推行一带一路的战略资产。相反，一些在非洲的私企倒是只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把国内血汗工厂那一套搬到国外，表现得比美国、日本的资本家还要赤裸裸，结果给中国国家利益造成很大损害，一些原本的铁杆亲华国家如卡翁达为首届总统的赞比亚都出现了反华倾向。美日资本非常注意通过资助NGO的方式搞民生、搞环保，并借此输出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某些人认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无关，中国处理朝核问题不要受所谓中朝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关系，那是很空的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说，中国和越南原来就是同志加兄弟，后来不也大打出手。但是同样是这些人，又认为朝鲜是独裁专制极权国家，中国与之绑定在一起非常不利，应尽早切割。这两个观点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前一种是主张处理国际关系要去意识形态化;后一种恰恰是在按照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处理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
众所周知，从长远和整体来看，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后者对前者又有反作用，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而且起到决定性的反作用。经济利益、军事安全是国家利益，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安全稳定、意识形态的安全，同样是重大国家利益。毫无疑问，某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乃至文明在国际社会中越普遍，覆盖范围越大，它就越安全,无论对于君主制、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如此。亨廷顿所谈的“文明的冲突”，同时也正是不同国家和民族意识形态的冲突。信仰同一宗教和文化、实行同一社会制度的国家，总是比其他国家更容易成为盟友;同一宗教、文化和社会制度中同一派别的国家，总是比其他国家更容易成为盟友——这是国际关系中的铁律。
因此，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和外交事务切割是错误的，我们一方面要反对外交事务上的唯意识形态化，同时也要反对外交事务上的去意识形态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这三者从根本上看是有机统一的，因此中国应该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
三、朝核危机的根源：美国用“楔子”战略分化中朝关系
历史惊人的相似。新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和朝鲜也实行了当年对待赫鲁晓夫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那样一“拉”一“打”战略，以此来分化中朝关系。
1961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后来中国成为拥有两弹一星的世界强国，这同时也意味着朝鲜已经处于中国的核保护之下。因此，虽然一直有美韩的直接军事威胁，六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意愿并不强烈，甚至1990年苏联戈尔巴乔夫接受韩国的巨额贿赂与韩国建交，苏朝关系彻底恶化时，朝鲜仍然未下定决心发展核武器。[24]
1985年12月，朝鲜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1年苏联瓦解给朝鲜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正是在这一年年底，朝鲜与韩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及《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1992年1月朝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核设施全面安全保障协定，朝鲜表示其核设施是用于发电，欢迎核检查;92年5月朝鲜第一次接受核检查，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朝鲜的核设施十分原始。然而，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形势出现了大逆转，1992年9月的第三次核查双方出现激烈的矛盾。1993年3月12日，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5]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在1992年7月之前，朝鲜尚没有制造核武器的强烈动机，也没有将制造核武器上升到国家战略。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朝鲜对自己安全局势的评估发生了大转变?分析当时朝鲜的国际环境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可以发现，促使朝鲜下决心研发核武器的关键原因，正是1992年8月中国与韩国建交的同时，美国却在逐步加大对朝鲜的打压，并没有放弃对朝鲜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
自1989年开始，美国老布什政府曾尝试接触和和平演变朝鲜。但是，试探的结果是，朝鲜难以和平演变，美国最终决定仍然要加强对朝鲜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1991年开始，老布什政权对中国和朝鲜采取了不同战略：1991年5 月，老布什总统宣布将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11月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1991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东亚受1989年革命的影响大大小于欧洲”，朝鲜仍然是美国的威胁，因此美国于11月宣布无限期冻结了从韩国撤军的计划。
冷战结束以来，虽然美国针对中国和朝鲜都采用连拉带打软硬两种手段，但总体上美国对朝鲜更加强硬。在美国的分化下，中朝双方对自身安全局势的判定及对整个国际环境的战略定位出现了巨大分化：美国让中国感觉和平与发展可期，却施加强大经济、外交、军事压力使朝鲜政府一直处于生死存亡边缘。因此中韩得以建交，这必然很难得到朝鲜的理解。
1992年，中韩顺利建交，与此同时，美国彻底拒绝了交叉承认原则。而92年之后经济陷入困境的朝鲜，对自身安全环境恶化的感知比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加敏感。苏联解体前的八十年代，朝鲜已经基本实现了经济工业化及农业的机械化(八十年代朝鲜农业使用化肥及自动化机械的程度已经远超中国)，但苏联及社会主义体系的解体使朝鲜突然失去了石油、焦炭、化肥等战略物资的主要进口来源以及出口市场，整个经济陷入崩溃状态。1992年，中国对朝鲜提出新的贸易协定，决定改变过去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转变为外汇结算。由于朝鲜习惯与以物易物贸易，缺少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交往的经历，美元、英镑、瑞士法郎等外汇十分欠缺，再加上中韩建交的政治冲击，中朝贸易逐渐陷入停滞状态。1993年中朝贸易总额尚有9亿美元，而到1998年下降到4.1亿美元，而1999年则下降到3.7亿美元。[26]
九十年代中后期，朝鲜面临外部封锁、内部饥荒等经济困境，不得不进行“苦难的行军”。“从1995年到1999年10月，中国向朝鲜提供了3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又无偿支援了52万吨粮食。”[27]按朝鲜2200万人口计算，相当于每个朝鲜人每年得到0.34元人民币、6公斤粮食，这对解决朝鲜面临的经济困境相当于杯水车薪。2000年前后，中朝关系才开始恢复正常，中国已经逐渐以“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作为双方经济合作的方针，朝鲜仍然无法通过与中国的市场化贸易获得足够的能源、资源供给以振兴其经济，其经济军事差距和韩国越来越大。
中韩建交后，《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就事实上处于尴尬地位，中朝关系也因此出现了一定的裂痕。中朝关系也在1992年后经历了长达八年的冰冻时期，在此之后长达七年多的时间里，朝鲜领导人没有访问中国，这与之前双方紧密的联系形成了鲜明对比。愈发孤立的朝鲜感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安全威胁，这是朝鲜下定决心研制核武器的直接原因。从实质意义上讲，中韩建交对朝鲜带来的冲击，远比另一种情况朝鲜与台湾建交对中国的冲击更大。因为毕竟台湾政权对中国安全威胁的程度远小于韩国之于朝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如此无耻?只能说美国间隙厉害.但是早晚必定挖掉他们一家老少.]
1994年6月，当中朝关系进入冰点的时刻，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朝鲜的斡旋活动获得成功。美朝在1994年10月签署朝美核框架协议，朝鲜承诺将拆除其全部核设施，美国弥补其能源损失，美国放松对朝经济制裁。本来按照“朝美核框架协议”，朝核问题乃至朝鲜半岛的和平问题，完全可以顺利解决。但这只是美国的“缓兵之计”，美国让朝鲜全面冻结并废除了其原有的核设施，但是美国最终并未完全履行相应的承诺，美国基本上仍然将朝鲜视为敌对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好危险,朝鲜盟友差一点被美国破坏,难道中共如此无知?]必定有内鬼.]
1994年“朝美框架协议”签订时，中朝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低谷，美国希望此协议能够诱导朝鲜走向反华亲美的道路。假如朝鲜的表现足够积极，此协议就能贯彻下去，美朝就会最终成为盟友。然而，金正日的朝鲜并没有彻底走向这条道路，因此克林顿也没有真正执行“朝美核框架协议”。假如美国因为朝鲜放弃了核武器，就放弃对朝鲜的军事压制和经济制裁，使朝鲜社会主义政权得以稳固、朝鲜经济得以恢复，这是美国垄断资本全球利益的重大威胁。
2001年1月小布什上台后，通过制造假情报搞了“朝鲜情报门”，并借此全面废止了94年的“朝美核框架协议”，美朝关系彻底撕破。小布什期望朝鲜政权在这种全方位压力和制裁下变得更加虚弱甚至自行崩溃。朝鲜于2003年1月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是第二次朝核危机。此后，美国的对朝战略是，加大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同时把朝核问题推给中国，将朝核问题变成中国的责任，逼迫中国全面封锁朝鲜以解决朝核问题，借此分化中朝关系。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实际上全面延续了克林顿政府及小布什政府的对朝计划。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美关系大“缓和”的蜜月期。从99年开始，美国发现对华和平演变计划效果未达预期，高压政策浮出水面，中美摩擦不断出现。自2011年开始，美国已经明确宣布将中国重新定位为主要战略对手，中国的整体安全环境事实上处于1971年以来的最险恶的阶段。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和朝鲜对东亚局势乃至世界局势认知的共识应该会增多。2016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55周年，习近平主席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互致贺电，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开端。但是中朝两国恢复互信，防止美国的“楔子”战略发挥作用，仍然任重而道远。
四、警惕美国逼迫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
在中朝关系陷入某种紧张的时刻，2017年上半年美国在韩国的战略布局非常明显：
第一，允许被称为“卢武铉之影” 的文在寅等左翼进步派上台执政，美韩对朝关系将走入缓和时期，韩国可能重新启用对朝“阳光政策”，美国或许会借机对朝鲜“和平演变”并将其拉入美韩一方。
第二，在文在寅上台前，美国在韩国代总统黄教安执政时加紧完成了萨德部署。而文在寅一上台就强调，“美同盟是韩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基础，今后也不会改变”，“在半岛周边局势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韩美同盟比任何时期都重要”。可以预计，由于美国在韩国势力的根深蒂固，文在寅时代的韩国，不可能真正摆脱美国的控制。
美国将朝鲜改造成反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目的是不会改变的。文在寅政府很可能会重启卢武铉和金大中时代的“阳光政策”，但如果美国不停止对朝军事威胁，朝鲜就不会放弃核武器;而朝鲜如果不接受美韩的“和平演变”并展露出足够的反华趋势，美国就不会停止对朝威胁;而中朝关系不发生根本性的断裂，朝鲜就不可能真正导向美国。因此，文在寅政府的“阳光政策”，并不是朝鲜半岛的决定性力量。
2017年以来朝鲜半岛的局势也一直按照之前的模式发展：朝鲜在2017年4月15日光明节以及25日的建军节并没有进行外界普遍预期的第六次核试验，只是如特朗普说得试射了一个失败的小导弹，但美韩对朝军事演习没有丝毫停步的态势，美国的萨德系统却依然成功部署。更加麻烦的是，特朗普将朝核问题与中美贸易和汇率问题挂钩，以对中国展开贸易战和金融战为威胁逼迫中国加大对朝制裁。这是非常阴险的，贸易问题可以年年重启、随时重启。中国对朝制裁使中朝关系产生摩擦乃至走向恶化的趋势，但是美国没有放弃在韩国部署萨德，更没有放弃与台湾的军事关系和武器援助。[挖掉中国内鬼,首先让内鬼爆露,然后一网打尽了就平静了。]
在很长时期里，“双暂停和双规并行方案”更多地停留在口头上，无法落在实处。中国能够对在朝鲜半岛及朝核问题中矛盾的一方即朝鲜一方，产生一定的影响、施加一定的压力，诸如配合美国进行经济封锁，断绝煤炭贸易乃至石油供应等等，这的确会对朝鲜一方的核进程产生很大的压力。然而，我们对矛盾的另一方，即美韩联盟尤其是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和安全威胁，其中包括核武器威胁，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90年代以来，美韩多年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中，美国经常派出带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和战略核潜艇对朝鲜进行核威胁。当然，同萨德一样，这也不仅仅是对朝鲜的核威胁。[根本目标对着中国,中国共产党看得非常清楚,只是内鬼在不断法国烟幕弹.]
对于朝核危机，有学者提出了“中美联合废除朝鲜核武器，消灭朝鲜现政权，中国在朝鲜半岛北部扶持新的亲华政权，开创中美合作的新时代”的战略方案。[这样的内鬼必定灭门,不要多久.]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都不承认中国的核心利益，怎会在朝鲜半岛收缩?对于中国来说，台湾是自己的领土，收回的台湾的政治收益大于解决朝核问题。然而，对于美国来说，朝鲜半岛的地缘战略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台湾，美国控制了朝鲜半岛，就控制了黄海及渤海的制海权，中国的京津核心区域就会受到严重威胁：也就是说，朝鲜半岛尤其是朝鲜半岛北部被美国控制给中国带来的威胁，远远大于台湾被美国控制。
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都不做实质让步(如废除《与台湾关系法》、断绝对台湾武器供应)，中国就不要期望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向中国作出任何妥协和让步，也不要期望美国会放弃对中国的贸易战和全面围堵。中国继续加大对朝制裁乃至配合美国以颠覆朝鲜政权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其结果只能是美国的萨德和核武器部署到鸭绿江边。幻想美国颠覆朝鲜政权、解决朝核问题后，会把朝鲜半岛北部让出来形成另一个亲华或者中立的北朝鲜政权，这是与虎谋皮。[如果这样的问题都看不到,那么中国就没有军事家,就必定成为萨达姆\卡扎非第二.]
解铃还须系铃人!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根本原因，一个是中朝关系因中韩建交导致的裂缝，另一个是美国一直在加大对朝军事威胁乃至核威胁。因此，中国按照美国的要求，全面经济制裁朝鲜的结果，在很长时间段里，不仅不会解决朝核危机，反而会导致中朝关系全面破裂。
当中朝关系再次出现1992至1994那样的冰冻期，而朝鲜政权仍然没有崩溃的情况下，“双暂停和双规并行方案”就会开始真正落到实处，特朗普政权就会跟朝鲜签署类似1994年“朝美框架协议”那样的第二份和解协议，这次金正恩政权很可能会真正倒向美国。因此，美国停止军事威胁朝鲜、接受“双暂停和双规并行方案”，很可能是以中朝关系恶化、朝鲜导向美韩一方为前提的。中朝关系的破裂程度，一定意义上跟中国对朝经济制裁的程度相挂钩。[参与美国制裁朝鲜的人，必定不是中国人,必定是美国特务间谍]当中国还没有减少和断绝对朝石油供应的时候，朝鲜都有一定余地在中美之间左右摇摆，以争取最大利益。在此之前，朝鲜会一直跟美国讨价还价，以获得最高的安全利益，在这个阶段，美国可能会逼迫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当然，美国也必然会借此迫使中国断绝对朝石油供应及全面封锁朝鲜。然而，中国一旦按照美国的要求，真正断绝了对朝石油供应，那就是中朝关系彻底破裂的开始。
在美国围堵中国政策不变的情况下，朝核问题要解决，只有三种可能性：1、朝鲜政权在美国军事威胁及中国经济封锁中或者崩溃，或者被外力推翻，朝鲜半岛北部很可能被反华势力控制。2、美国如果不能颠覆朝鲜，最终会和韩国一起向他伸出橄榄枝，将朝鲜分化成反华国家。3、中朝联盟得到巩固，朝鲜获得中国的核保护伞，继续成为牵制美日韩的前沿阵地，从而放弃核武。
如果朝鲜政权在中国及美国全面经济制裁下，进入崩溃模式，朝核危机确实会解决，但是，那种局面下，朝鲜北部出现一个亲美政权是大概率事件，美国的萨德系统乃至核武器就会推进到鸭绿江边，其结果比当前还要糟糕。朝鲜现政权崩溃后，中国缺乏在朝鲜北部扶植亲华政权的能力，我们看看香港的乱局就很清楚。韩国在中国境内的朝鲜族经济、文化、政治、宗教渗透非常猖獗，朝鲜现政权崩溃后，统一的亲美的朝鲜半岛将成为中国的重大威胁。[中国人民很快回行动起来,保卫祖国首先把破坏中朝关系的奸细挖出来灭门.中国人民心明眼亮,已经忍无可忍.]
美国全球性围堵中国的大背景下，不管拥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只要朝鲜与中国保持亲密友谊，美国便不会放弃敌视、封锁朝鲜，正如美国之前一直敌视缅甸等国家一样。因此，朝鲜如不能从中国贸易中获得必要物资，朝鲜政权为避免崩溃，必然会最终选择倒向美国，充当美国围堵中国的棋子。[美国压迫中国参与封锁朝鲜,最大的最严重的后果,就分裂中国,让民心敌视封锁朝鲜的政权,甚至发生严重的内乱.]
因此，中国解决朝核危机，现有的方法要么是无效的，要么危害巨大，应考虑其他方案和解决途径。美国要求中国解决朝核问题，中国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才能解决：
1、反对美国的核武器在军演时进入朝鲜半岛及中国周边。如果美国不停止对朝军事威胁，中国将向朝鲜提供核保护伞，保证朝鲜安全，以解决朝核问题。
2、停止对朝经济制裁，必要时援助朝鲜建设，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军事安全上的有效性落到实处，向朝鲜明确，如果美国侵略朝鲜，中国将提供核保护伞。
3、中韩建交，中国是做出巨大让步和牺牲的，建交以来，韩国也在中国取得巨大经济利益，中国牺牲中朝关系，与韩国建交的前提是，中国在1992年时判断韩国有可能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乃至导向中国一边。金大中、卢武铉时期韩国的确出现了这种趋势，但中国外交官员[奸细]教条地执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并没有抓住时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韩国左翼进步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后来，在美国的操纵下，李明博、朴槿惠时代的韩国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如果当时选择与韩国断交并与朝鲜恢复同盟关系，不仅仅萨德有可能被阻止，而且朝鲜也有很大可能性放弃核武器。
中美已经在韩国进行了多年角力。美国对韩国政坛和军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这一点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这个局面决定韩国左翼进步政治势力尽管有广大民意，但是他们实现国家独立自主的政治意图，很难在韩国得到真正落实。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力主要在经济层面上，客观上形成了韩国一边从中国获得经济利益，一边在政治和军事上反华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与韩国的外交和军事关系在当前的价值意义不大，反而因为影响对朝关系而是一笔负资产。[中国共产党应该联合朝鲜,支持韩国左派,逼迫美国离开半岛和亚洲.]
如果连韩国左翼进步政府都无法将萨德撤出并摆脱美国的军事控制，那么中国需要重新评估与韩国的外交关系。中国未来对韩国战略的重点，一个是加强两国经济合作与融合，第二个是通过党与党的关系、民间组织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加强与韩国左翼进步政治势力的合作，中国应利用经济影响力促使韩国左翼进步政治势力的发展壮大，并最终改变韩国政治格局。
对于未来的韩国文在寅政府，中国反对萨德的诉求及对韩国施加的压力丝毫不能放松，以此来加剧韩国与美国的矛盾，否则文在寅时代之后的韩国右翼保守政府将在配合美国军事围堵中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中国未来处理中韩关系的一大风险，就是因为顾忌文在寅政府的左翼进步色彩而默认萨德部署的合法化，甚至在此期间给予韩国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会给韩国造成“反华越激烈获利越多”的印象。
萨德的部署，是在朴槿惠下台、韩国代总统黄教安执政时落实的，是在非常状态和非法状态下部署的。中国应和俄罗斯及朝鲜一起，向韩国文在寅政府施压，要求韩国宣布萨德部署非法并尽快将萨德撤出，否则中韩关系应进入危机模式乃至破裂模式。中国在朴槿惠时期对韩采用了“保留外交关系同时进行经济制裁”的模式，现在看来这些做法损害了中国手中影响韩国的筹码，却对解决朝核危机没有根本性的意义。中国可以考虑一边与韩国切断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与军事关系，一边积极发展与韩国的经贸关系及与韩国左翼进步政治势力的党际关系。如果韩国不将萨德撤出，中国有必要鼓励朝鲜在未来与美韩和解的讨价还价中更多地保持自身的政治独立性，并在未来的朝韩对抗中回到1992年之前的立场：即站在朝鲜一边，而不是保持中立或者站在韩国一边。这将在根本上修复中朝关系，也只有如此才能一劳永逸地真正解决朝核危机。
注释：
①Nicholas Spykman, America 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42. P469、470
②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2页
③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④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2页
⑤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2页
⑥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2页
⑦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33页
⑧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33页
⑨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33页
⑩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34页
[11]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32页
[12]杜继东：《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13]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35页
[14]杜继东：《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15]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6页
[16]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17]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A].1952-1954,VOL.5.P1808-180。转引自胡晓丽：《美国的“楔子战略”与中苏分裂》，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2卷第4期(总第213期)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印《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797页
[19]美军在台部署核弹揭秘 美可能加速对台军售，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1/14/content_5327403.htm
[20]《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第二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82页
[21]乔治•凯南：《美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第140页
[22]参见：《Young: Vietnam Will Be Un Issue》，《Lakeland Ledger》，Dec 27, 1976 or 《Will Vietnam Become Another Yugoslavia? 》，《The Bulletin》， Dec 27, 1976
[23]参见：《美国越南关系大事记(一九七五—一九九五)》，《东南亚纵横》，1995年03期。张建：《越战后美国对越政策演变、特点与影响》，《东南亚之窗》，2008年第1期
[24]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页
[25]IAEA：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Information Circular,INFCIRC/419,8 April 1993,
http://www.iaea.org/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Others/inf419.shtml
[26]李南周：《朝鲜的变化与中朝关系——从“传统友好关系”到“实利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9期
[27]《中国新闻周刊》：《解密中朝边境往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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