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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方敏少将:坚持“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和“国有资本做强做优...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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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2018国企国资改革已定调 市场化重组将大规模铺开
2018-01-26 11:01:54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记者
http://www.szhgh.com/Article/news/finance/2018-01-26/160037.html

  原题:12省市公布2017年国企“成绩单” 地方两会定调2018国企国资改革
  明确培育世界500强企业量化目标 重组整合有望大规模铺开
  本周多个省市陆续进入两会时间,2018年国资国企改革工作成为焦点。此外,据《经济参考报》记者统计,目前已有12省市公布2017年国企运行情况,多地省属国企收入、利润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创5年最好水平。专家表示,结合近期密集召开的省市国企工作会议内容以及2017年国企公司制改制基本完成的现有基础来看,2018年改革重点将集中在混改、重组、降杠杆三大主线,未来或有更多国有企业整体上市推进资产证券化,引入非公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的探索有望大范围铺开,市场化、专业化的重组整合效应也将进一步显现。
  2017地方国企成绩单亮眼  “规模起来了,利润增加了,负债却稳步减小了。”四川省国资委主任徐进对于近5年尤其是2017年国企发展质量的明显改善深有感触。截至去年底,该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首次突破8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5.6%,实现利润总额640亿元,同比增长43.5%。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6.93%,比2015年初下降4.47%,实现连续3年下降。
  记者了解到,2017年广东、山东、福建等地国资委监管企业收入利润同比增幅均超过20%。据悉,去年福建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约1.16万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12%,而国有企业在外贸增速方面领跑成为一大亮点:去年福建省国有企业全年共计进出口1830.4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8.9%。
  此外,新业态带来的收入也在提高。海南省国资委主任倪健表示,海南省国企新业态、新主业产生的营业收入逐步增长,贡献度逐步增强,主营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95%;职工薪酬年均增幅达到9%,实现与经济效益同向增长。据海南省近期公布的数据,海南省国有企业2017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537.55亿元,同比增长15.2%;累计实现利润总额23.02亿元,同比增长11.7%。其中,10家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实现双增长,5家企业利润总额过亿元。
  在改革的亮眼成绩背后,是2017年以来一系列改革举措落地铺开释放的改革红利。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2017年底各地国资委所监管一级企业公司制改制面近97%,共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89家,全国“三供一业”完成分离移交或签订移交协议的达80%,其中陕西、湖北等23个地方和64家中央企业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2018年,我省省属监管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税收目标同比将分别增长10%以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不低于105%。”这是湖南省对2018年省属国企提出的目标,据悉,2017年1至11月,湖南省属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811.3亿元,同比增长22.4%;实现利润109.5亿元,同比扭亏增利110.8亿元;创造税收158亿元,同比增长28.5%。下一步,湖南省将重点对华菱集团、湘煤集团的钢铁、煤炭去产能目标任务进行改革重组,并加大“僵尸企业”处置力度和去杠杆力度,完成50%以上的“僵尸企业”出清,将监管企业资产负债率降至65%左右。
  重组整合有望铺开  从已经公开的地方两会内容看,国企的重组整合工作被多次提及,上海、甘肃等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推进国企战略性、市场化重组。
  根据上海市市长应勇23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上海将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探索国资监管机构、国资运营平台和国有企业联动改革,推进开放性市场化重组,完善职业经理人制度,推动国有企业做强主业、做实创新、做响品牌,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甘肃省省长唐仁健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8年甘肃要深入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
  唐仁健指出,甘肃将深入推进国企国资改革,健全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机制,推动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在具备条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加快推进省直部门管理脱钩企业整合重组和资源优化配置,组建陇药、电子电器、工程咨询、旅游投资等10个大型企业集团。认真落实规划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
  随着2018年更多省市重组方案出台,今年重组整合将进一步提速,促进国企精益主业、发展新兴行业及战略行业。2018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推进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与企业整合重组,将省属国企整合至24户左右。记者了解到,2017年湖南省属监管企业从36户整合至29户,完成了“整合至30户以内”的年度目标任务。其中,整合4户企业,组建了湖南担保集团;整合9户企业,组建了现代农业控股集团;完成了湖南发展集团与省安居投的合并整合,湖南黄金集团与湖南稀土集团的合并重组;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重组整合了新物产集团、湖南包装总公司、湖南国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
  为加快推进战略性重组,广东省国资委专门研究制定了《省属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整体方案》。按照省国资委的部署,2018年底基本完成省属国资系统的重组,70%以上省属国有资本集中到基础性、公共性、平台性、引领性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85%以上国有资本集中在资产超千亿元的大企业、大集团。
  对标世界一流转型升级  按照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下一步国企将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加快实现国有企业的转型升级成为国企未来改革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地方两会中的热点议题。
  “我市国企改革已进入关键阶段,阻力巨大、困难重重。”天津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彭三表示。据悉,去年天津市除了占比较大的石油化工、冶金等传统工业出现明显困难,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增加值也增幅收窄,而传统产业中不少为国有企业。在他看来,改变市管企业高管的管理观念,“僵尸企业”、壳企业的出清及涉诉、无账册企业的明责与确权,以及混改中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与选择是目前天津国企面临的“三座大山”。“往往是闺女随时准备出嫁,但找到满意的女婿不容易。”彭三说。
  “下一步,我们要在引进新量上、培育潜量上、调整存量上、放大增量上四个方面下功夫,以进一步推动天津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天津市市政协委员、市国资委副主任杨宏彦说,将加快国企创新转型,围绕发展“互联网+”、智能制造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培育一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国有企业提质增效。据悉,天津市还在近日与浪潮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浪潮集团将在津投资约70亿元人民币,建设北方总部项目,完善大数据产业布局,带动关联企业聚集。
  十九大以来,各地国企更是以培育发展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吹响转型升级的号角,山西、河北等能源型、重工业省份纷纷响应。记者了解到,在地方两会期间,不少省份还提出了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量化目标。例如湖南提出到“十三五”末,湖南将力争1至2户企业进入世界500强,6至8户企业进入中国500强,四川也表示将培育世界500强企业2家以上、中国企业500强10家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国资委则将借助资本的力量实现国企转型升级。内蒙古国资委产权管理处处长张世宏近日表示,内蒙古计划设立300亿元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基金,解决国有企业资金短缺问题,助推转型升级。据介绍,国企转型升级基金是由自治区政府和4家单位共同出资构成的基金引导资金,经协商确定引导资金共计50亿元,吸引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配资,形成300亿元基金规模,将重点支持实体国有企业转型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优化升级,广泛参与重点国有企业重大项目投资。国企转型升级基金将以股权资本投资、债权资本投资为主,未来还将分别设立自治区本级、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子基金。(记者 王璐 实习记者 黄可欣 北京报道)

【相关链接】2017年中国国企改革成绩亮眼 供给侧改革仍是未来重点  2018-01-26  来源: 中国新闻网

  2017年中国国企改革取得亮眼成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是未来重点
  “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2017年央企取得了收入效益双快增长,特别是效益增量增幅双创五年来新高,这个成绩单鼓舞人心,来之不易!”
  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总会计师沈莹近日在北京如是表示。
  能够让她底气十足地说出这番话,是因为一张央企“成绩单”:
  2017年,中央企业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6.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13.3%,全年各季度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2017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14230.8亿元,首次突破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2%,经济效益的增量和增速均为五年来最好水平;
  2017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54.5万亿元,净资产总额18.4万亿元,资产总额超过千亿的企业有65家;
  2017年,中央企业累计上缴税金2.2万亿元,同比增长5.5%,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2.5个百分点,其中41家中央企业上缴税金增速超过10%。
  亮眼成绩单背后,是中国官方的“汗水”。2017年国资委按照中央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对央企进行瘦身健体、提质增效,从增收节支、布局结构、管理提升、加强党建、风险控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主要还是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沈莹说,国资委和央企努力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各项重点任务,特别是在“僵尸企业”处置,化解过剩产能,“压减”法人层级、降低成本、推动重组整合、降杠杆、减负债等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
  2017年,央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全年化解钢铁过剩产能595万吨、化解煤炭过剩产能2703万吨,主动淘汰、停建、缓建煤电项目51个,煤炭资产管理平台公司整合煤炭产能1亿吨。
  此外,累计完成超过1200多户“处僵治困”任务,约有400户实现市场出清;央企重组整合调整至98家;近年来累计减少法人户数8390户,仅管理费用一项就节约135亿元。
  实践证明,中国官方推动的央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是正确的,沈莹表示,下一阶段将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
  实际上,此前召开的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要“完善国企国资改革方案,围绕管资本为主加快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有声音指出,与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比,本次经济会议未提“混合所有制改革”。熟悉国企改革的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许保利告诉中新社记者,完善国企国资改革方案,其实包含了混合所有制改革。
  “不提混改不是停下或放慢脚步,而是要把混改搞得更稳妥、更好。这应是完善国企国资改革方案的要义之一。”许保利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方面,央企、地方国企已经出台了方案或仍将出台方案,下一步要将这些方案做好,总结经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国企研究室主任项安波告诉记者,目前国企改革或许可以从两个领域重点突破:一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传统国有企业转变经营机制;二是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
  多位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是深化中国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从2016年中国启动实施第一批9家混改试点,到第二批10家,第三批31家。中国国企“混改”势头日益强劲。
  在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看来,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推动国企吸收民间资本,有利于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国企整体竞争力。
  深化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项安波告诉记者,国企改革要加强制度建设,形成长效机制,出台国资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对国企实施精准分类监管,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将成为国企改革的方向。
  项安波认为,国企改革重要的是改善经营管理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国有企业有资源优势,但也有天然的缺陷,需要转变经营机制,同时,改革还是要跟产权保护,释放人的积极性同步推进”。
  新一轮国企改革要适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中国经济环境,以提升整个国民经济整体效率和国家经济竞争力为目标,促进构建国民共进、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项安波说。(王庆凯)
最后编辑浩然正气 最后编辑于 2018-01-26 12: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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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方敏少将:坚持“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和“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统一

2018-01-26 10:47:32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宋方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正确理解“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与“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关系,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把二者有机统一和衔接起来,这关系到真正实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一、国有经济离不开国有企业这一基本载体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一个“主体”,一个“全民”,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有根本区别,也说明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性质有根本区别。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只能加强而绝不能动摇和削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
  近些年,一些经济学者喜欢用“产权理论”作为改革依据,其实“产权”实质就是所有权。所有权关系有个发展过程,完整的所有权概念本身就包涵着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处置权、受益权等一系列权利。其中,生产资料归谁占有,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不论什么社会,占有生产资料都是生产的前提。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能够进行生产,从而能够支配生产及其成果;谁不占有生产资料,谁就无法进行生产,因而也就谈不上支配生产及其成果。但如果仅仅从法律权利意义上的产权,即所有权关系,来理解和定位全民所有制经济性质,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马克思认为,所有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权意义上的人们之间关于物的权利关系,或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权利问题,而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占有者)与生产过程中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他强调,不能把所有权与现实的经济关系割裂开来。“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178页)在人类历史上,所有权与所有制也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同样一种所有权形式,可以存在于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上。如国家所有权形式,早就存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的私有制基础之上,同样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基础上,其性质则是完全不同的。所有制本质上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方式,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所有制的共同点在于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者)与劳动者的分离。能够区分不同私有制的标志,并非生产资料是归奴隶主、封建主,还是资本家占有,而在于是劳动者直接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财产与生产资料结合而被剥夺剩余劳动的方式,即奴隶主所有制;还是凭借劳动者对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依附关系使两者结合而被剥夺剩余劳动的方式,即封建主所有制;还是通过对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力买卖,与资本交换使两者结合而被剥削剩余价值的方式,即资本家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在一定范围内(集体或全民)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而不是以他人的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劳动者与自己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而最终共享成果,体现了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平等经济关系。
  这说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不能离开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的。企业,才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最基本的载体,是构成一定所有制经济关系的细胞。没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支撑,就没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方式,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
  
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理直气壮”、“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这是与他站在新时代经济与政治高度统一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我国国有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分不开的。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支柱”作用,在定义上,不仅有质的内涵,而且有量的要求;在定域上,不仅指经济领域,而且上升到政治领域。他曾在一次批示中用“命门”一词来比喻国有企业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命门者,生命之根本。国企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命根所在,也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命根所在,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所系。他还深刻指出:西方一些人把矛头对准我们的国企,抹黑国企,说是要“公平竞争”,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搞垮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我们不能上当!这里,“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的双重“基础”定位,是对“命门”涵义的一个最好诠释。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国有企业,又是与国家实体经济重要性联系一起的。他一再强调,“国家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我们要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息: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把实体经济抓上去。”在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使国有企业成为“一个依靠力量、五个重要力量”的新定位、新要求。其中“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将新时代党和国家的政治命运和经济命运系于国企一身,责任如天、无可替代!从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全面深化改革,实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这五个方面定位的“重要力量”,是“依靠力量”的具体展开,反映了新时代国有企业的重大战略使命要求。这就表明,我们党在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新的斗争背景下,要领导人民完成新时代伟大历史跨越,实现强国富民战略目标,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关键是要依赖国企发挥好顶梁柱作用。
  现在有一种貌似权威的表述,说中央企业要全部通过“混改”,实行“公司制”,从而改变所剩不多的“全民所有制”国企性质。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混淆。全民所有制与公司制,是两个论域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是讲所有制性质,一个是讲企业组织形式。与全民所有制相对应的,是集体所有制,或私人资本所有制等。与公司制相对应的,是传统的工厂制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股份公司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资本家的企业那里是消极的被扬弃,而在劳动者“合作工厂”那里是积极的扬弃。所以社会主义完全可以积极利用。股份公司不等于私有化,其关键取决于谁控股,谁控股就为谁服务,就放大谁的资本功能。对于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由于控股权进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其经济关系即所有制性质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国企通过“混改”,如果建立的是国资控股公司,那就可以实现由共产党代表人民对企业的核心领导,保证劳动者与全民共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使企业成为放大了国有资本功能的仍然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股份公司;如果建立的是由私人资本或外资控股公司,那就谈不上共产党对企业的核心领导,只能以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交换方式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使企业成为放大了私人资本或外国资本功能的具有私有制性质的股份公司。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法人主体中,无论是国有独资公司、国有全资公司,还是由国资控股的股份公司或上市公司,都依然是明显具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如果以公司制为名,就此宣布取消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那岂不意味着把中国根本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搞没了,进而也就从根基上把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搞没了?!
  
三、“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基于“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宏观层面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作为“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要达到的与“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三位一体相联系的国资改革目标,这丝毫不意味着放弃“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国企改革目标。 应该说,“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国资国企改革有机联系的两个层面的目标要求,总的是要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基础,“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这一基础在宏观层面的体现。从二者联系看,国有资本本身是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的统一体,其实物形态是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国有资产,这是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国有企业来承载的;其价值形态是反映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关系的国有资金,也离不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基础”的国有企业来体现。没有国有企业这个基础,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有资本;没有国有企业的“做强做优做大”,就不可能有国有资本的“做强做优做大”。
  但是,“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作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和优化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目标,又具有高于国有企业个体的更加宏观的全局性、战略性意义。也就是说,无论国资管理和经营体制怎么改,国资怎么流动重组,必须达成国有资本从整体上比改革前实力更强、质量更优、规模更大的目标。这是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也是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必然要求在国有资本总体运行上有一个宏观反映。所以,除了衡量国有企业本身是否做强做优做大需要有一系列检验指标外,衡量国有资本总体上是否做强做优做大,也需要有一系列检验标准。
  从国资改革看,衡量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指标,大体应包括四个层次:一是国有资产监管指标。这是国有资本经营与国有企业相关联的两个约束条件,就是国资改革要为国企改革服务,保证能够“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不能在改革中造成企业国有资产存量的价值贬值,而要在资本既定价值不变的存量基础上创造新的价值增量;同时,也不能在改革中发生国有资产以各种形式被利益输送而流失,这是底线要求。二是国有资本规模效益指标。就是通过改革,一方面,按照既定不变价值而不是虚增价值计算,国有资本的绝对量与改革前相比,存量与增量之和的总量指标有明显增大;另一方面,国有资本在总量增大情况下,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包括所产生的资本收益、财政利税、科技创新贡献等各类效益指标,也比改革前有明显提高。三是国有资本结构质量指标。首先国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应该比改革前有明显提高,这说明在社会资本总体结构中,国有资本相对实力更强了,可以更好地发挥支柱和主导作用;其次,还包括国有资本在社会先进产业、优质行业和关键领域的资本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及其效果指标,应该比改革前有明显进步,这反映国有资本优质化水平的提升和对国民经济引领作用的加强。四是国有资本功能放大指标。“混改”结果,应该是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在产权结构中强化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这就要看通过改革,国有资本能够控制(即有效控股)的社会资本规模,及其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是否比改革前有明显提高;进一步还包括国有资本在社会先进产业和优质行业能够控制(即有效控股)的社会资本规模,及其在这些产业和行业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等指标,是否都比改革前有明显提高。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国有资本确实是做强做优做大了,改革才会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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