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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贵族学校!收到群众反映的教育特权问题毛主席愤怒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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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30 08:26:20  来源:红墙往事  作者:壬岷  

  新中国成立伊始,人民政府就定下了为人民大众的教育的基调。其突出体现是向工农大众开放教育,用多种形式帮助广大工农大众学习文化。1950年代掀起大规模扫除文盲的全国性热潮,在工农速成中学、各种业余学校、夜校、工农速成学校、政治学校、干部培训学校之中,许多无缘接受教育的成人获得不同程度的文化教育;与此同时,在有条件的城乡也开始兴办中小学。
  但这个时期,作为教育起点的教育公平问题也开始产生,其典型为享有某种特权的干部子弟学校的普遍设置。
  一方面是工农群众子女教育资源的普遍短缺,渴望教育的要求难以满足;一方面是干部子弟学校优越的环境;加之,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巨大的反差,引发了民众的普遍质疑,最严重者甚至质疑新政权是否工农当家做主。
  当时,一名上海市民鼓起勇气向毛主席反映这个问题,并希望政府能尽快取消这种特权学校。
  这不由不引起毛主席深思、警惕、反感,乃至愤怒。
  毛主席的这种态度是一贯的,他对官僚制度及由此导致的特殊化一直保持着足够的敏感和警惕。
  1951年末开始的三反运动所揭示出来的干部贪污浪费问题,让中央感到震惊。毛主席接连做出批示,显示了他在“三反”问题上的坚决态度。
  毛主席一直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对自己子女也是从严要求,经常劝诫她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搞特殊。
  李敏、李讷,上学后就和普通工农的孩子一样,住集体宿舍,吃大食堂,挤公交,周末才回家一次。偶尔身边卫士因为心疼她们,偷偷给她们加餐或开车去接,都会招致毛主席严厉的批评。她们晚年退休后,过的是清贫的普通人生活。
  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主席马上让其脱下军装,先当农民,向劳模学习,再当工人。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又带头把毛岸英送到了炮火连天的战场——“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这是毛岸英牺牲后,毛主席对好友周世钊说的话。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干部子弟学校的各项“特权”:
  师资方面,干部子弟学校要求非常严,如华东保育院要求教师在批改作业时不能只判对错,还须注明原因。教职工学历也非常高:育英小学有辅仁大学的毕业生,华东保育院营养员、教养员均有毕业于金陵大学的,教养干事则有毕业于南京大学的。
  饮食健康方面,华东保育院保证学生“天天有牛奶盒,顿顿有水果吃”,上午课间有鸡蛋盒豆浆加餐,每天早饭还有鱼肝油供应;厨师詹万财厨艺精湛,后调至中央军委,服务邓、叶等人。育英小学每个月都要给学生称体重,并要求班主任和学生同桌吃饭,以观察学生饭量变化;学生每年体检,之后依据学生健康状况分组以便重点保护,学校医务室还聘请了苏联专家。育才小学校医院有50张病床,有内外科、化验室等部门,俨然“一个小型医院”。
  硬件方面,比如,南京卫岗小学1950年代就有室内篮球场。育英小学校园由苏联工程师设计,包括图书馆、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冰场、大礼堂、理发室等,甚至还有一个小型动物园。
  1952年5月,政务院批准通过《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这一规定实际上为干部子弟学校的开办提供了政策支持。办法规定,各级政府机关和团体均可根据需要设立子弟小学,规定子弟学校教职员工与学生比例为1:6;若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必要时可以将干部级别作为是否招录子女入学的参考标准。
  次年北京市教委的调查发现,办一个育才小学的所用的工作人员可以办4.4个一般市立小学,育才小学所用经费可办19个市立小学。
  此外,“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待遇较一般中小学生为优,但也及不一致,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其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三等。上述差别对干部子弟和一般学生都影响极坏,应该改变”(据1952年6月《北京市委关于中小学生负担情况的报告》)。
  相形之下,工农子弟的教育则是“目前中小学生所负担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来说,是相当重的。目前中学的人民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对学生有帮助,但还不能解决问题。小学生根本无助学金,只有减免费名额。中学生的伙食一般仍很差,营养不够,医疗卫生设备少,而功课和课外活动又较繁重,学生健康状况虽较过去好得多,但仍然是差的”(据1952年6月《北京市委关于中小学生负担情况的报告》)。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占有大量资源,拥有舒适环境的干部子弟获得了更好的受教育机会。以1953年为例,育英小学毕业238人,只有4人没考上初中,北京小学81人,3人没考上初中;而当年全国小升初升学率仅27.9%,且全国不少地方都出现小升初供不应求的局面,竞争非常激烈,甚至有学生因考不上初中而自杀。
  更严重的后果则是干部子弟学校学生所处的环境与社会、与人民群众严重脱节。特殊地位、特殊待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对社会权利结构的认识,并塑造着他们的身份优越感。他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娇生惯养,不知节俭,生活自理能力差,对真实社会生活所知甚少;还不尊重老师,目中无人,看不起劳动人民;学生之间互相攀比父母官衔,还有学生借势压人。有的学生甚至敢说:“反正老师不能开除我,我爸爸还管着学校呢”,以至于很多群众说“这样的学校不是给我们办的”。
  公正的说,1937年创办的干部子弟学校最初有着积极的意义,用徐特立的话说“为了使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能解除后顾之忧,安心抗战救国,也为了把革命的后代、烈士的遗孤培养成才”。虽然当时在师资、后勤等方面已经呈现出特殊优待,以致于在学生中已经有脱离群众的特权思想产生,但“集体育儿,教养并举”的思路和突出地将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要求学生参与生产劳动的同时必须保持与当地人民紧密联系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这种倾向。
  

  建国后,作为特殊时期特殊产物的干部子弟学校本该取消,反倒迎来遍地开花之势,与人民群众和生产实践的联系也几近于无。
  在此背景之下,1952年6月14日,就在政务院批准通过《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月余之际,毛主席做了一份很简短的批示,内容是:
  "周总理:
  (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
  (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短短五十余字,内容很明白,就是希望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废除贵族学校,实现教育公平。
  毛主席的这份批示直指教育的要害,即教育是否公平,教育是否为人民。要真正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实现“两个决裂”,即在教育领域破除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当务之急,首先应当解决的就是干部及其子女的特权思想。
  可以说,在干部中,毛主席是孤独的,以致于他在批注中不得不用到“请酌办”这个词——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办事步骤的问题,更是要面对一个庞大的干部群体及其背后的特权问题。这背后的难度可想而知!
  1953年11月,北京市教委对育才、北京和培英三所干部子弟小学进行调查,反映出干部子弟学校存在严重问题,并提出将培英和北京小学改成一般市立小学,暂保留育才小学干部子弟学校体例的意见,希望逐步实现毛主席的“与人民子弟合一”。
  1955年10月,教育部党组发出《关于逐步取消各地干部子女学校的报告》,要求各地从1956年开始逐渐将干部子弟学校转为普通小学,交由地方政府管理。
  然而,这一系列的举措,招致家长们或明或暗的抵制,事实上的改革只能是有形无实。
  1956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刊文,吴晗对这种“阳奉阴违”的行为给以了尖锐批评,“名义上学校是交下了,招生任务仍由国务院人事局和其他人事部门掌握,去年有几个学校虽然也招了一些走读生,但数量很少。这样,名义上是交给地方,实际上仍是中央的干部子弟学校。”北京尚且如此,何况地方?
  1963年,教育部再次发出通知,指出“有的省、市现在还保留少数的干部子女学校;有的地区把重点学校 实际办成‘干部子女学校’,只有‘干部子女’才能入学”,催促各地抓紧取消子弟学校的工作。一年后,教育部再次敦促地方尽快取缔干部子弟小学,结果地方仍然不紧不慢,依然故我。
  同年,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军队干部子女学校。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等四单位联合发出了《军队干部子女学校移交教育部门接管的通知》。
  地方上,干部子弟学校的消亡一直到1966年以后。
  学校消亡了,但问题还在,被毛主席称为“汉献帝”和“阿斗”们的干部子弟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
  进入“春天”,教育市场化了,教育资源再次向城市聚集,加之贫富迅速拉大,读不起书或因读书返贫在工农家庭再次出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死灰复燃,有钱有权人家孩子上私立、贵族学校或985/211,穷人家孩子上学贵上学难,早早辍学或上技校/三本的情形已然成为现实。“张华考上北大,李萍进了中专,我当了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曾经我们相信的美好,已经成了现实中莫大的黑色幽默。
  此情此景,再读毛主席短短五十余字的批示,掷地有声。
  这教人民如何不想念毛主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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