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23 20:06:44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钟兴麒
暴力恐怖活动与“被污名化的‘边疆’” 钟兴麒
《文化纵横》发表关凯的《被污名化的‘边疆’》，我这个祖孙三代都生活在新疆的人阅读之后，心里很不适服。说什么“一方面是频发的暴力，另一方面则是发展本身的困境。前者使主流社会对于边疆的印象，渐趋负面化，‘边疆’似乎已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难以治愈的痼疾;后者则显示出发展的局限性：区域与族群间发展差距的扩大，正在国家内部生成一种新的等级结构。这种结构反映到社会意识当中，表现为“边疆”正被污名化——那里是某种“贫穷的”、“愚昧落后的”，以现代标准衡量，在知识或伦理上不能自足的当代“化外之地”。所谓“频发的暴力”使“边疆”成为难以治愈的痼疾，“发展”在国家内部生成一种新的等级结构，都是没有理论和事实依据的无稽之谈。而把“边疆”统称为“化外之地”，则正中国内外妄图分裂中国者的下怀，他们早就把中国边疆地区列入西化中国计划的首选区域，即西化计划之内的地方。如果中国主流社会真把边疆当作“化外之地”，那么西方将其纳入“化内之地”就不费吹灰之力了。我希望著作者谈谈在何种思想指导下写出此类文章。
一、“边疆”不“暴力”和“族群冲突肇事者聚集的社会空间”
关凯在文章中谈到新疆和西藏的暴力事件，引出“边疆被污名化”一词。好像中国只有新疆、西藏才算边疆地区，其他处于沿边省区不算边疆，好像只有边疆才有暴力存在，其他地方没有发生过暴力。甚至把“边疆”同“族群冲突肇事者聚集的社会空间”划等号，我们这些生活在边疆的人，都成了“族群冲突肇事者”。 然而中国边疆绝不止新疆和西藏，还有台湾、海南、广西、云南、四川、甘肃、宁夏、内蒙、黑龙江、吉林等地方，这些地方并不都是“频发暴力”的区域，也不等同“族群冲突肇事者聚集的社会空间”。把发生过暴力事件的新疆和西藏，用“边疆”一词加以概括，又把边疆同暴力之间划等号，再将其释读为“族群冲突肇事者聚集的社会空间” ，这是逻辑学所不允许的“以偏概全”，关凯副教授应该懂得这个理道，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
关凯把污名化边疆的主体，说成是中国主流社会。这是对中国主流社会的错误认知。如果中国主流社会真的把边疆污名化了，中心也就变成了边疆，进而整个中国就不存在了，中华各族也就亡国灭种了。幸亏党和政府对形势认识得比较清楚，主流媒体也小心翼翼不让边疆族群污名化,从来没有在恐怖暴力和边疆族群之间划等号。这应该是中国主流社会的代表，关凯给主流社会贴上污名化边疆的标签，看来是贴错了地方。边疆并不是“族群冲突肇事者聚集的社会空间”，边疆是不能被污名化的，也不会被污名化。就昆明和北京金水桥恐怖暴力事件而言，国人有某种担忧，可以理解。但扩则广之，污名化边疆，则是适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战略图谋，关乎整个华民族生死存亡，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关凯提出边疆污名化，却不对边疆被污名化作出是非评判，难道边疆被污名化真的成为中国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希望关凯认真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究竟怎样才算接近社会现实。
二、恐怖暴力分裂活动不是族群冲突
新疆、西藏的“暴力”，不是族群冲突，而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分裂中国的暴力政治行为。说明这一点，只需讲三个事实：一是暴力受害者是各族民众，二是边疆各族民众都反对恐怖暴力活动，三是施暴者并不是某一特定族群的全体民众，只是其中的极少数分子。我举最近两个事例，2014年5月下旬，新疆皮山县桑珠乡6个村民，遭3名暴徒持刀攻击，他们团结应对，将其全部制服，收缴匕首、砍刀和12枚爆炸装置。持刀暴徒和制服暴徒者，属于同一族群，能说是“族群冲突”吗?6月上旬，3名手持斧头的暴徒潜入和田市一家各族民众的棋牌室，砍杀无辜群众，现场各族民众与暴徒展开殊死搏斗，邻近商户、武装巡逻人员迅速赶到，共同制服暴徒，减少伤亡。各族民众和武装巡逻共同维持社会安全，也不是族群冲突。再说，巴楚恐怖暴力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发现异常情况，分裂份子即起杀机，死伤者有维吾尔、汉、蒙古等族群人员。震惊中外的乌鲁木齐市7.5事件，死亡几百人虽然大都是汉族人，但这一事件并非由他们挑起，而是境内外敌对势力有图谋的屠杀行为。部分汉族人因生命得不到保护，质问新疆主官，喊出“王某某下台的口号”，王某某则说:“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不是你们喊我下台就下台”。在社会失控的情况下，发生个别汉人有自卫过当行为。这怎么能定为族群冲突?把发生在边疆的暴力事件定性为“族群冲突”，完全把性质搞错了。将“边疆”定义为“族群冲突肇事者聚集的社会空间”，更是关凯强加在中国边疆的“污名”。
所谓“族群冲突”，应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族群的相互对立和攻击。新疆人口最多两在族群是维吾尔和汉，两者在乌鲁木齐市7.5事件之后，存在着隔阂，但这不是族群矛盾所致，而是暴力恐怖分裂活动产生的恶果。只有极少数暴力恐怖分裂份子对汉族以及包括维吾尔民众在内的杀戮，谈不上族群冲突。有人说，新疆汉人增多，抢了其他族群的饭碗，引发族群冲突。这个理由也站不住脚。自汉民族形成以来，汉人就出现在西域大地上，只是在西域蒙古汗国伊斯兰教化，他们利用权势推行伊斯兰文化，汉文化才有所减退。汉族并不是西域或新疆的后来者，新疆是中国各族的新疆，无论用什么借口都不能成为排斥汉族和其他族群生活在新疆的理由。汉人是新疆建设者之一，不是单纯的消费赏受者，他们创造出比自身生存需要更的社会财富，为边疆地区繁荣发展贡献了力量，怎能说成是抢了其他族群的饭碗。汉族在新疆人口中所占比例，1975年为41。4%，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锋值，按抢饭碗的理论，此时族群矛盾应该最为尖锐，为什么那时族群关系相当融洽?1990年新疆汉人比例下降至37.58%，比1975年减少约4个百分点，抢饭碗引起的矛盾应该缓和许多才对，为什么暴力恐怖活动日见猖獗?长期生活在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汉人，他们同样受边疆自然的制约，又没有高出其他族群的天然秉赋，更没有政策照顾，还被当作外来人歧视。关凯没有谈及这方面的问题，它所包含的矛盾，将会影响边疆的未来，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新疆、西藏搞恐怖暴力的人，只是新疆、西藏人口中极少数。今日中国之边疆，并非某个单一族群区域，其间生活着中华各族民众。以2000年新疆人口族群构来说，维吾尔8256661人，汉7023910人，哈萨克1277474人，回813023人，柯尔克孜159584人，蒙古156892人，锡伯39238人，俄罗斯10598人，塔吉克39642人，乌孜别克13198人，塔塔尔4695人，满22329人，达斡尔6405人，其他91810人。新疆总人口17915459人，维吾尔82566 61人，占46%，其他各族9658798人，占54%，虽然暴力案件涉及维吾尔族身份，但作案者只是维吾尔人中极少数，整个维吾尔不能被污名化，占一半以上新疆其他各族不能被污名化，中国其他边疆地区不能被污名化。
关凯打着主流社会的幌子，污名化边疆，把边疆定义为“族群冲突肇事者聚集的社会空间”。这是对中国族群关系历史与现状缺乏起码认识所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是原与周边互动的社会。夏禹因治水有功，获得帝舜和民众信任而统领天……《史记》曰：“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禹贡》所记述的五服制度，胡渭解释说：“五千里内皆供王事，故通谓之服”，天子居中央，甸服为天子治田出谷，侯服为天子出差或担任斥候，绥服替天子安抚部众事务，要服受天子约束而事之，荒服替天子守边。五服之后，又有六服、九服之制，都是一种中央与周边互动的社会制度。
在5000年前的炎黄时期，中国与边夷还没有分化。拉铁摩尔曾经论述虽然中国“如此广大范围内的居民也许在人种上存在差异，不同环境中的居民也会有文化上的差异，但这些只是同一层次上的差异，而不是‘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的差异。”拉铁摩尔说：“在新石器末期及铜器时代，从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500年期间，草原与中国(即农区-引者注)的差异便逐渐发展，这种发展在一片很广大的地区中进行。在草原，即使条件最好的地方也不能超越原始农业，而在黄土地带，农业劳动很容易获得利益。在黄土地带的中心，即黄河东折的河曲地带，这种转变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已特别显著。而在草原附近，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才迅速显示出地区间地理、气候差异的社会意义。在这以前，同样的人可以在各种潜在着贫富不均的地区，以同样的文化水准生活。我想，这里所提出的经济分异过程的重要性，可以证明马伯尔的理论，他认为北狄在人种学上和中国北部居民是同一民族，他们是被在中国北部进步到较高农业经济的中国人排斥出来的。”拉铁摩尔的叙述，无疑具有考古成果和历史记载的支持。
这是中华民族同源的历史证据，后来虽然有从自农业的诸华和从事游牧业的诸夷之分，但诸华和诸夷因迁徙、战争、通商、婚姻等原因，相互转化之事时有发生，诸华的某些部分变成诸夷，诸夷的某些部分变成诸华。中华民族的主体族群汉族，则是由诸华和诸夷融合演变而成。我有一部《论中亚突厥化问题》书稿，就是从中华民族大背景批驳西方某些学者把中国边疆族群说成是与汉族相对的异族的错误观点，揭示近现代中国分裂势力活动，乃是帝国列强侵略中国总体战略的组成部分。
在鸦片战争之前，俄国人季姆科夫斯基和比丘林认同阿拉伯人东进时把中国西域各游牧族群统称为突厥人的观点，并把清代西域改称突厥斯坦，开中亚突厥化的先河。瓦西里耶夫(1818——1900)不但把西域各部族说成突厥，还提出政治远景，希望割断突厥与中国的关系，将其纳入西方体系，并推动西方各国向中国施加影响，实现“融为一体的时代”。他在《中国的发现》一文中写道：
如果将波斯和突厥看作西方的南部，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各国可视为西方的北部。那么，真正的东方就是从印度的南部到西伯利亚的北部，包括中国广大领土在内的区域。……不可否认，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两项成就—印刷术和火药确曾泽被西方……不过，东方对西方的影响也仅限于此。现在轮到西方回馈东方了。东方的北部已属于俄国，南部归属了英国。而东方的核心—中国并未发生本质上的改变。至今，西方对东方的政治影响依旧很微弱。……为了共同发展，齐心协力与大自然抗争，人类大家庭摆脱分裂、融为一体的时代已经来临。
文中与波斯并提的突厥，主要是中国西域各游牧族群。这个“突厥”概念，乃是阿拉伯东进时，对西域各游牧族群的共称。西方学者把这个社会学名称变成民族学名称，然后把突厥列为西方的南部，就是把中国西域列入西方体系。在瓦西里耶夫生活时期，俄国从中国获得大片领土，大都通过条约使占领合法化。英国也从印度北上，在中亚与俄国展开争夺。在这种背景下，代表西方的俄国与英国，加强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实现“融为一体的时代”的真实意图，并不是人类与大自然抗争的需要，而是为了帝国扩张利益。此时中国西域的西部已经被俄、英占据，在中国打垮阿古柏侵略政权之后，拼命保住的西域东部，改建为中国甘肃新疆省。瓦西里耶夫仍不认为这是中国的版图，而要以突厥之名纳入西方体系。原先他们把俄国占领部分称为俄属突厥斯坦，而将保留在中国的西域东部称为中国突厥斯坦。后来却以中国不可能永远保有西域东部为由，说什么不能叫“中国突厥斯坦”，只能称为“东突厥斯坦”。
比丘林对采用“东突厥斯坦”这一地名的理由，作出如下表述：
突厥斯坦，几乎从奥特拉尔延伸到哈密。根据自然状况可以分为两部分：西部和东部。西部属于浩罕汗国，东部就是欧洲人称之为小布哈拉的地区，我不能说它本身不属于这个地区，因为现在的布哈拉人讲的虽然是突厥语，但是更接近于波斯语。所以在这里应该合适地称布哈拉突厥斯坦为西突厥斯坦，而中国突厥斯坦为东突厥斯坦，因为由两部分都被分割成了小块的领地，不能拥有其他固定的统称。中国人将东突厥斯坦统称为‘回回部’，即穆斯林的领地，整个中亚则被统称为西域。我们所认可的中国突厥斯坦这一称谓应当有所变化，因为东突厥斯坦不可能永远附属于中国。
中国清代的回部，并非“穆斯林的领地”之意。当时以天山为界，天山以南是回部主要聚居区，天山以北是准部的主要聚居区。“回部”是一个族群名，包括后来定名为维吾尔的先辈们以及柯尔克孜、塔吉克等信奉伊斯兰教的民众。它是一个族群名，而不是穆斯林领地。天山以南还居住着蒙古族、汉族、满族、回族等多个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并非单一的穆斯林区域。
西方硬加给中国领土一个“东突厥斯坦”地名，这就成为中外分裂势力对中国进行分裂的首选目标之一。19世纪60年代阿古柏建立的侵略政权，被英国人称为东突厥斯坦，持维10个年头，经清朝军民英勇奋战，才将其消灭。20世纪30年代，新疆南部的东突厥斯坦(曾译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有三十条建国纲领，推行以回教治国的伊斯兰化。但不得人心，不到半年，就土崩瓦解。20世纪40年代，在伊犁、塔城、阿勒泰建立的以苏联人艾力汗吐烈为首的“东突厥斯坦临时政府”，以反汉排汉为宗旨，以独立于中国之外为目的。后来因国际形势的变化，不得不与国民党组成新疆联合政府，但分裂中国之心未变。直到纳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艾力汗吐烈才不得不返回苏联，从而改变原有政治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蕴酿新疆体制改革时，出现多种方案，有人提出“独立”，有人要与苏联合并，也有人想维持省制不变，最后中央决定实行区域自治制度。独立方案、合并方案曾经受到王震将军的严正拒绝。但这一系列以东突厥斯坦为旗号的分裂活动的思想和历史根源，没有得到清理，新疆恐怖暴力分裂活动，乃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沉滓泛起。现在说恐怖势力、分裂势力、极端势力，其实就是一种势力，即搞乱和分裂中国的势力，不论是打着宗教旗号，还是族群旗号，以及西化旗号，都是历史上东突厥斯坦分裂活动的继续。新疆恐怖暴力活动，不是族冲突，而是将中国纳入西方总体战略的组成部分。
三、边疆“化外之地”与西方的“化内之地”
关凯对边疆被污名化的描述，就是“那里是某种‘贫穷的’、‘愚昧落后的’，以现代标准衡量，在知识或伦理上不能自足的当代‘化外之地’”。几千年前的中国古籍《禹贡》就说：天子影响所及区域，“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尔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这是说早在大禹之世，声教就讫于周边族群，为什么21世纪还是“化外之地”呢?
史前时代，是神话传说时代。中国史前神话传说，最为系统完整者，当推昆仑神话传说，黄帝登昆仑之丘，昆仑氏族动物图腾，昆仑氏族争夺战，都与从新疆至甘肃的昆仑山密切相关。有文字记载的商周，同边疆联系更为频繁。武王伐商成功，“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底贡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史记》有秦汉之际中原穿井技术传至大宛的记述：“新得秦人知穿井”。汉代在西域大规模屯田，全面推广农耕文化。吐鲁番盆地出土大批魏晋南北朝隋唐文书，其中汉语文书占绝大部分，充分展现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在西域的存在。五代时西域沙陀族在中原建立政权，以维护唐朝传统为己任。宋朝虽未在西域建立行政机构，但被视为已经汉化的辽朝管辖着西域。蒙元王朝是中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优势互补，成就统一中国大业。明朝以哈密为基地经营西域，帖木儿政权对明朝保持宗藩关系。清朝对西域管治，以伊犁将军统辖全域和诸藩属国，西域的文明程度有新的提高。特别是打垮阿古柏侵略政权之后，建立甘肃新疆省，其治理与中原划一。数千年来的中国边疆，怎么就成了“化外之地”呢?
中国人自己把边疆称为“化外之地”，西方强权者却把它算在“化内之地”。他们不仅积极以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文化的各种手段实现中国边疆乃至整个中国的西化，而且大力在国内寻找中国西化的别动队。中亚突厥化和泛突厥主义既是他们文化侵略的武器，又是他们的阶段性行动纲领，试图把边疆各族在突厥的名号下撮合在一起，成为实现西化、分裂中国的力量。俄国占领西域西部之后，就出现俄属突厥斯坦。阿古柏建立七城侵略政权后，就试图在英、俄、土耳其的支持下，鞏固其反动统治。阿古柏灭亡之际，英国还通过中国驻英使节，提出归还天山北路及前后藏各城作为准许阿古柏立国的条件。驻英大臣郭嵩焘“深虑大军出关，饷运不继，英俄诸国又已与之通商，其势足相抗拒”，就向朝廷转达了英国要求。但他从报约上看到“俄(阿)古析病殁于古拉尔(库尔勒)”的消息，懂得只有掌握当时局势的左宗棠才能正确处置此事，又上《喀什噶尔剿抚事宜请饬左宗棠斟酌核办片》。在左宗棠、刘锦棠等人的努力下，最终消灭阿古柏，收复俄占伊犁，完成甘肃尊长疆建省的伟大事业。
新疆建省后，列强分裂中国之心不死。他们把新疆仍当作其侵略图谋中的东突厥斯坦，但新疆没有他们所称的突厥族群，就把天山以南的回部当作突厥。《西域图志》对天山以南回部有明确记述：回部分为青吉斯汗族属、派噶木巴尔族属、郡王霍集斯族属、辅国公霍什克伯克族属等四个族属。青吉斯汗就是成吉思汗，以他为第一世，莽苏尔之子阿布都勒拉为最后的第二十五世。清朝政府在族群认定上，运用双重标准。从宗教信仰角度，把天山以南蒙古人定为回部;从族源血统角度，又把他们归入蒙古正白旗。这两个标准都同突厥无关，成吉思汗族属与突厥没有族源关系。
派噶木巴尔族属，“秉持回教之祖，派噶木巴尔为第一世，而掀起回疆叛乱的波罗泥都和霍集占兄弟为第三十世。这一族属，就是明代所称回回。郡王霍集斯族属，其始祖为莽苏尔，其父阿济斯和卓为吐鲁番头目。从其始祖莽苏尔与青吉斯族属二十四世的莽苏尔同名，似与蒙古族有某种渊源。蒙古族人名，在民国维吾尔族群中仍然存在。如民国二十三年(1934)10月成立的维吾尔族文化促进总会的主要负责人，有成吉思汗、司马义、哈地尔等。其以成吉思汗为名者，表明与蒙古族具有某种关系。辅国公霍什克伯克族属，乃是和阗地区群体。他们都与突厥没有族源关系，却都被纳入突厥化施化者的主体。此外，天山以南还有众多充当农奴和仆役的多伦人，他们是社会底层，没有被清政府列入回部四大族派。天山以南的柯尔克孜、蒙古、汉、回、塔吉克等，也没有列入回部四大族派，《回疆通志》等著作有专门记述，他们都与突厥没有族源关系。
把突厥同维吾挂上钩的人是俄国学者。巴拉第注释《蒙古秘史》时，把“回回”解释为“突厥斯坦人的总称”。而在注释《长春真人西游记》时，则将“回纥”解释这“长春对突厥和畏兀儿人的称呼。”在《中国的穆斯林》一文中，又说“回回”最初就是指“畏吾儿”人。巴拉第的文章写于1866年，“维吾尔”这一名称于1934年才正式确定下来，当时不可能使用“维吾尔”这一名称，汉文译者可能将“畏吾儿”译成“维吾尔”。我曾就此请教《巴拉第的汉学研究》著者陈开科博士，承蒙赐答。他指出：“俄国人对畏吾儿уйгур一般不做历史的区分”，“也就是说，无论是历史上的称呼‘畏吾(兀)儿’、‘回鹘’、‘畏吾尔’，还是现代称呼‘维吾尔’，俄国人都称之为уйгур因此，只存在汉译的问题。”俄国学者把回鹘、畏吾儿、维吾尔看作古今一贯的族群。其实其历史过程颇为复杂，宜作区分。袁纥、回纥，出于漠北语言，可用uygur;回鹘，取汉文之义，宜拼作huí hú;畏兀尔，是乌古斯赐给其归服者的名称，为音译;维吾尔，亦取汉文之义，宜拼作wéi wú ěr。我的一位维吾尔朋友，就曾向我表达过这一看法，但他不便直接说出自己的见解。巴拉第这段关于回回的论述，未能理清“回回”一词的真实含义，特别是其所言回回最初主要指称维吾尔的说法，与史实不符。蒙元时期的畏兀尔，其主体已从吐鲁番盆地迁往甘肃永昌，虽有余众留在原地，但不构成维吾尔主体。
自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以来,苏联又制造东突厥斯坦分裂言论。1981年莫斯科的科学出版社出版D·伊塞耶夫的《哲德沙尔—维吾尔国》，这是一部谈论阿古柏七城侵略政权的著作，却把这个分裂中国的政权称为维吾尔国。1982年2月25日发表M·凯比洛夫对这本书的评论文章，题为《对维吾尔民族历史有价值的研究》。这篇评论称：“近十几年来，莫斯科、阿拉木图、塔什干、伏龙芝、诺瓦西比里斯克及其它城市，出版了许多有关维吾尔历史的著作，发表了大量这方面的学术文章。” 这样在中亚突厥化、泛突厥主义、维吾尔国等观念的长期侵蚀下，国内外分裂势力就把实现分裂任务强加在维吾尔身上。20世纪90年代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又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新疆分裂活动的继承与延续。2004年4月在德国慕尼黑出现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Dunya Uyghur Qurultiyi)，是东突厥斯坦民族大会与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共同召集各相关东突厥组织而组成的领导机构。这些旨在分裂中国的暴力恐怖组织得到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其政治图谋世人皆知。
上述新疆分裂活动的历史渊源，就是当今新疆暴力恐怖涉及维吾尔的主要原因，同时绝大多数维吾尔人又强烈反对国内外一切分裂中国的敌对活动。包尔汉等维吾尔有识之士曾强烈反对把自己族群拖入“东突厥斯坦”的历史和现实的泥沼中，发表过许维护中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言论。我的著作稿有《麦斯武德的‘突厥化’与包尔汉的民族观》一节，就是反映维吾尔人的呼声。当今维吾尔民众投入反暴力恐怖分裂活动的斗争，也证明敌对势力把维吾尔拖入西化中国行列的图谋不可能实现。但在一部分知识界人士中，已经有一个突厥情结。暨南大学姚新勇教授将我撰写《中亚突厥化问题》的信息，在互联网透露，立即引来评论。有一位网友直陈：“如果突厥不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民族共同体的概念，那么‘中华民族’更是一个空泛虚幻的东西了”。不破除这种“突厥情结”，中华民族认同就难以实现。
四、边疆暴力恐怖活动绝非底层抗争政治
关凯分析恐怖事件的根源，首先把主流社会和边疆的矛盾当作前提条件：主流社会的“教化”和边疆的“反教化”。“主流社会一直试图以市场和现代性文化改造边疆，但这种改造始终有种居高临下的‘教化’式的优越感。而边疆社会的反应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教化’的，转而向族群传统与宗教生活回归，甚至以暴力手段抗拒主流的干预，彰显比以往更为强烈的文化异质性。当主流社会以一种怀疑与警惕的眼光注视边疆，边疆社会也在以同样的眼光反观主流社会。虽然彼此在表达上克制谨慎，但实践上的相互拒斥却在日常生活领域滥觞——无论是人与人社会交往的隔膜，还是制度性的区别对待;无论是虚拟空间的话语生产，还是物理世界的居住地选择，主流与边缘社会的分化，直接表现为族群的分化与对立。”关凯一方面把边疆看作“化外之地”，一方面又谈什么“教化”与“反教化”，这不是明显的逻辑矛盾吗?
关凯进而引申此种矛盾，导致边疆社会“向族群传统与宗教生活回归”，把暴力恐怖事件主要根源归之于“传统”和“宗教”。“除国际性的宗教复兴运动本身的影响之外，各种非宗教因素——如贫富差距悬殊、各种形式的社会歧视与社会不公、就业机会匮乏、世俗化教育的衰退等，都为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机会。在恐怖主义背后，必然隐藏着特定人群深刻的社会绝望与强烈的宣泄欲望。忽视这种绝望与欲望的存在，不仅可能导致恐怖主义政治标签的滥用(混淆非政治性暴力犯罪与政治性恐怖主义的区别)，而且可能进一步刺激真正以恐怖主义为表现形式的“底层抗争政治”的发展与扩散。”最终把暴力恐怖事件，说成是“特定人群深刻的社会绝望与强烈的宣泄欲望”。就是闭口不谈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暴力恐怖分裂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关凯指责主流社会滥用恐怖主义政治标签，混淆非政治性暴力犯罪与政治性恐怖的区别。在他看来，当今边疆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都是“非政治性暴力犯罪”，主流社会将其当作“政治性恐怖”，“必然进一步刺激真正以恐怖主义为表现形式的“底层抗争政治”的发展与扩散。”把整个暴力恐怖根源完全归之于主流社会的错误的发展方式，并否定正在开展的以新疆为主战场的全国反暴力恐怖分裂活动的人民战争。关凯作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副教授和中央宣传部思想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对关系国家全局重大问题，发表此种言论，倒底是出于何种动机?
关凯在其文章结尾指出：“‘边疆问题’之成因，并非仅仅是传统意义上‘民族与宗教问题’的空间延伸，而是与‘发展’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暴力恐怖是发展的必然吗?就拿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经历来说，只能是否定的答案。20世纪50年代初，新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从暴力恐怖中走出，实现社会安宁。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乃致文化大革命，都是主流社会实施的、在边疆发生翻天复地影响的大事，说得上是大发展，并没有发生今天这样暴力恐怖活动。不管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有怎样的评价，那时也没有族群冲突。我的家被人当作死人安置之所，我与爱人只好寄住在维吾尔工人沙吾提家的一间小房子里。我失去上班工作机会，也只好到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共同劳动的打麦场上和他们同吃、同住、同打场。现在却没有此种族群和谐，这说明边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边疆民众并没有感到它是主流社会怀有优越感的施舍，而是真正体会到自己翻身得解放。在实现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个别地方有过短暂的不安，如宰杀牲畜、造谣惑众等，但迅即平息下来，没有如今连续多年的暴力恐怖活动。发展并不一定带来族群冲突，人们不能否定这一点。关凯也承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在涉及“边疆”的政治与社会议题中，恐怖主义始终是一个域外之词”。这就证明发展和暴力恐怖没有必然联系，为什么还要把暴力恐怖和发展捆绑在一起呢!
关凯所指应该是最近的30多年的发展，带来了边疆的暴力恐怖，提到“主流社会一直试图以市场和现代性文化改造边疆”。提倡现代性文化，应该没有什么错误。现代社会，必然有与之适应的现代文化。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商品和商品交易，市场也就必然存在，价值规律就发生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也有计划经济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现在适当强调一下市场经济，并无大碍。关凯引用拉铁摩尔的论述，以工业化整合中国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中国需要工业化，关键问题在于走什么样的社会道路，决定市场经济的社会效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市场经济，必须以公有经济为主，引导一切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市场经济，确实有如关凯所言产生“新的等级结构”。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成绩应该肯定。由于农村分田单干，城市大批国企“破产”私化，社会主义全民经济和集体经济受到巨大冲击，大批社会成员失去经济利益共同体，变成一个个单打独斗的自谋生计者，有效的社会管理体系不复存在，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未能发挥应有效力，这为边疆敌对分裂势力的复燃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为社会增添来断加码的维稳成本。这是边疆问题根源所在，也是整个中国问题的根源所在。
关凯严厉批评“在主流社会的眼中，族群文化传统本是一种虚幻之物”。他认为暴力恐怖是为了回归传统和宗教。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暴力恐怖分子不是回归传统和宗教，而是回归分裂中国的老路。族群和宗教，只不过上他们为组建分裂队伍而招兵买马的旗号而已。回归传统，只是那些试图恢复地主和资本统治者的幻想，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广大贫苦大众以及他们的子孙们，并不希望复恢剥削者的天堂和贫贱者的地狱那种千百年来的两重社会。当今世界，乃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竞争的世界，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马克思曾赞叹“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我们必须吸取资本主义这个长处。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这个长处，“只是通过使工人从属于资本，只有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我们必须避免资本主义的这种局限性和历史罪责，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体地位，把科学发展所形成的巨大生产力，如马克思所说，“加以最有利的调节，以造于整个社会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