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战场上，作为志愿军第二次战役的收官之作，长津湖战役是一场双方士兵都不愿回忆的血战。在这场战役中，零下30多度的酷寒像鬼魅一样无处不在，志愿军士兵很多不是败给对手而是被冻死在冰冷的雪地里。“其艰苦程度超过长征！”多年后，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将军回忆这些往事时，依然老泪纵横。今年，曾导演过《地心历险记》，并担任《珍珠港》、《后天》视觉特效的好莱坞电影人埃里克·布里维格，将执导拍摄好莱坞史诗剧作《朝鲜战争》，这部耗资1.3亿美元的3D写实电影，便以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足见此次战役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分量。
仓促入朝：遭遇50年最冷冬天
志愿军发动第一次战役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骄横地判断，入朝中国军队总兵力不过三、四万人，在战略上不过是象征性的，战术上也仅仅是保护丰满水电站等有限目的，因此决定发起“总攻势”，以美第8集团军在西，第10军在东，发动钳形攻势，向鸭绿江全线推进，试图一举消灭在朝鲜境内的全部志愿军和人民军，争取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此时，联合国军在朝鲜总兵力高达55.3万人，其中地面部队42.3万人，位于朝鲜北部第一线约35万人，而志愿军首批入朝部队仅步兵6个军18个师，炮兵3个师又1个团，共约23万人，人数上处于劣势，装备与火力上就更为悬殊，迫切需要二线部队迅速跟进，因此9兵团入朝参战的时间表骤然提前。
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由20军、26军和27军组成，共15万人，作为原定攻台军的主力，3个军都超是额编制，每个团都是四四制甚至五五制加强营。由于朝鲜战事紧急，这些南方子弟兵来不及整训和作好在高寒地区作战的物质心理准备，就在开往东北的火车上接到了直接入朝命令。
1950年11月7日、12日、19日9兵团的这三个超编军悄悄渡过鸭绿江，随即仓促投入了自然条件异常恶劣的东线战场，如此庞大规模的部队调动和集结，美国航空兵侦察部队竟一点也没有察觉。
9兵团久居江南，一切战备训练都是着眼解放台湾，现在却来到风雪连天的高寒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准备。原定在辽阳、沈阳换冬装的十几万将士只好直接渡过鸭绿江。熟悉朝鲜高寒气候的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看到战士们的单衣单裤十分震惊，立即警告道：“你们这样入朝，别说打仗了，冻都把你们冻死了！” 他立即将库存的5万件日军大衣、棉鞋全部拿出来调给9兵团使用，东北边防部队的干部战士也脱下身上的衣帽送给9兵团战士，可这么一点临时调拨和脱下的衣帽，也有很多没能来得及送上入朝的火车。
“很显然，我们并没有为这一大型战役做好充分的准备。”9兵团20军58172团1营排长王学东回忆道，“在进入北朝鲜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就遇到了一些想不到的困难。”
在1950年这个朝鲜50年间气温最低的冬天，9兵团每个班十多人只有一两床棉被，夜间，战士们将这一两床棉被摊在雪地上，十多个人挤在棉被上互相搂抱取暖以抵御零下40度的酷寒，入朝第一天，就冻伤800人。
“我们对北朝鲜的冬天会有多么寒冷没有一点概念。”王学东说，“当部队进入朝鲜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冬装，没有手套、帽子以及棉鞋等冬天的必需品。我们部队的战士大多是来自年平均气温在22摄氏度的华东地区。11月初我们离开家乡的时候，当地的温度还在15度左右。两个星期后，我们到了北朝鲜，当地的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18摄氏度。许多战士因为冻伤和感冒而跟不上队伍。我们师在第一个星期就有700名士兵因为严寒掉队了。”
对于入朝作战的仓促，27军79师235团3连指导员邹世勇也深有体会，“我们的鞋还是胶鞋，所以在零下十几度的时候，脚都冻坏了。我们每人只有一床小薄被子，可是美军每人都有一件大衣和一个鸭绒袋，钻进去以后，把拉链一拉，特别抗寒。所以我们从服装保暖上来说，跟敌人是没法相比的。”
虽然遭遇极度的酷寒，9兵团入朝后还是按照预定部署，向长津湖地区开进。部队严格执行隐蔽要求，夜行晓宿，严密伪装，悄然进入战区，联合国军虽然每天都派出飞机对该地区进行空中侦察，却丝毫没有发现9兵团的行动踪迹。
战后，联合国军将9兵团这一隐蔽开进称为“奇迹”！在了解到志愿军某师竟然创造了连续18天在崎岖山地平均日行军30公里的速度，而且是在几乎没有补给、严格进行隐蔽伪装的情况下，美国着名军事评论家约瑟夫·格登满怀敬意地评价到：“以任何标准来衡量，中共军队强行军的能力都是非凡出众的！”
事实上，寒冷的冬天给志愿军部队的行军带来很大的困难。为了隐藏10多万人的行踪，9兵团的两个军在没有卡车的情况下，穿过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山脉和树林。王学东回忆，“在这种情况下，行军根本就没有什么速度可言。师部炮兵营中有些马匹不肯在覆盖着积雪的、沿着悬崖的羊肠小路上走。这样走实在是太滑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就想出了办法，将羊毛围巾盖在悬崖边的冰雪上，用这方法使马匹安全地通过了小路。”令人恐怖的寒冷和后勤补给的严重不足，导致了9兵团在11月25日，志愿军发起了第二次战役之时仍没有进入进攻位置，志司不得不批准了9兵团总部延期2天的请求。
有记载显示，在战役展开的20多天里，零下20多度是家常便饭，受寒流影响，最低温度达到零下30多度，很多战士还未投入战斗就被活活冻死，长津湖战役之惨烈可见一斑。
土豆成了冰疙瘩，硬啃！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中的后勤补给环节可谓是重中之重。可是在长津湖战役中，对战双方的后勤补给状况称得上天壤之别。战斗打响前，宋时轮、陶勇不得不把26军留在二线，同时等待通过港口运来的苏式武器装备，替换当时部队中使用的陈旧的日式武器。事实上，粮食供给也只能勉强保证开上去的两个军。
天上到处是美国飞机，27军40多辆满载物资的卡车被凝固汽油弹烧了个精光。战士们不得不自己背着所需的弹药和用品。没有食物就拿毛毯、毛巾，甚至药品，和当地的朝鲜老百姓换大米和蔬菜。
“由于敌人掌握制空权，他们的飞机非常猖狂，见人就打，所以我们后方的运输特别难。”邹世勇说，“我们入朝时每人背一个干粮袋，大约有五、六斤的高粱米，等我们到了战场就吃完了。而美军的后方供应饼干、罐头、饮料等等，每个人都饿不着的。我们当时吃不上饭。战士饿了，就抓把雪吃。后来部队指挥员觉得战士老是挨饿就没有办法打仗了，我们的首长急着想办法筹粮。有一天他带着两个人走到很远的一个山沟里面找到了一家老百姓的房子，人已经跑了。他们在里面翻出了一袋稻草和一袋土豆。当时毛主席强调了，要爱护朝鲜老百姓的一草一木，可是我们出国又没带钱，这怎么办？后来他们就把土豆背走，给那个朝鲜老乡留下了一条军毯和一个缴获的美军鸭绒袋作为抵押。把土豆抱回来以后，首长就到前线去找我这个管后勤的。有了土豆怎么吃呢？又不敢生火，白天不能冒烟，晚上不能见火，因为飞机经常轰炸。到后来没办法，他又带了人，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一袋子土豆背到那家老百姓家去了，把这袋土豆煮熟了。因为路很远啊，天气又那么冷，他们从那个地方煮好了，送到上面去，就都成了冰疙瘩，没法吃。可是战士们饿啊，怎么办？硬啃，夹在腋下化，化一层啃一点儿，再化，再啃。”
解决食物供给，志愿军战士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应对办法，那就是取自于敌。“有一次我们在战场上休息。我们连有一个通讯员脱下了阵亡美军的一个背囊。脱下一看，里面有吃的，饼干、罐头、香肠什么都有。原来敌人包里面就有吃的。后来我就告诉战士们，见到包你就拿，所以后来我们很多的食品供应都是得益于敌人。28天，我们没喝过一口热水，就是吃干饼、吃雪。冰天雪地，别说喝水，睡觉都成问题。这一点，敌人比我们好得多。敌人在后方可以支帐篷，由于不担心空袭，敌人可以挖工事，即使地是冰冻的，他也敢生火。把土化开以后，挖成坑把树叶子放到坑里去，到了晚上，钻到鸭绒袋里面去，把大衣脱下来盖在上头，很舒服的，而我们呢？没地方睡，就在雪地里睡觉。”
美军士兵们不仅有完善的御寒装备，还能享受到丰盛的“感恩节大餐”。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第7团A连下士海洛德·摩尔豪森回忆：
“我们所到之处，冰天雪地，平均气温在华氏零下20多度。尽管有御寒的大衣，可是仍然挡不住刺骨的寒风。直到今天，每当我回忆韩战，总是想到那寒风刺骨的冬天。感恩节那天，我们又接到继续向北开进的命令。大家一片怨言，因为我们将吃不上盼望已久的感恩节大餐了。当天傍晚，我们到达指定地点，扎寨过夜。第二天一早，我们惊喜地发现，连队厨房已连夜赶到我们驻地，开始准备感恩节的晚餐。我们吃到火鸡、火腿、苹果派，和其它很多好吃的。我吃得太多，肚皮都要撑破了。当时大家都沉浸在节日的欢快之中，根本没有想到，对于我们中间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最后的晚餐。”
撤退？见鬼，我们不过是换个方向进攻！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由发源于黄草岭的长津江向北在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形成长津湖，最后注入鸭绿江。长津湖地区在高寒的盖马高原东北部，此时普降大雪，气温已经下降到零下30度，风雪交加的严寒气候，加上山高路窄的复杂地形，就连基本生存都不容易，战场环境甚是险恶。战后，美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曾对美军战史学家谈到：“长津湖地区根本就不适合军事行动，就算是成吉思汗也不会想去征服它。”
11月27日傍晚，志愿军10万大军已经隐藏在朝鲜北部广袤的山地和丛林当中了，20军位于长津湖西侧；27军位于长津湖北部和东北部。两军分别以陆战1师两个团和第7师的31团级战斗队为主攻目标，后对下碣隅里进行围攻，继而在从下碣隅里至兴南的一条被称为“长隘路”的通道上展开围追堵截。
11月27日夜，西北风卷着棉球般的雪花，吹得人睁不开眼。美陆战第1师和美步兵第7师，当时正沿着一个山间的小路行进，整个队形成柱状，延伸达50公里。一个美国的随军记者后来说“总觉着有人在盯着我们”。这句话没有说错，他们确实是被隐没在崇山峻岭中的志愿军战士牢牢地盯紧了。山林中忽然传出惊天动地的军号声和呐喊声，宋时轮、陶勇指挥20军、27军向美军发起猛攻，10万志愿军将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美军，美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攻击。在第二天的早上，美7师和陆战1师被九兵团分割成了5个部分。
分割包围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是消灭被围之敌却艰难无比。作为“美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美国陆战1师表现了出色的应变能力，他们立刻用坦克在三处主要被围地域组成环形防线。志愿军每个团只有8、9门老式火箭筒，很难冲破坦克防卫圈。用于火力突击的大炮一门都没有，只有中小口径的迫击炮试图掩护步兵冲锋，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连迫击炮的钢铁炮管都受不了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三分之二打出去的炮弹成了哑弹！炮兵们望着打出去的哑弹放声大哭。连迫击炮这种轻炮火力的掩护都得不到，步兵只能用步枪、机枪去冲击敌人的“铁桶阵”了！
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方面与美军的差距是无法想象的。对只有少量迫击炮的志愿军来说，手榴弹成了重武器，一个连一挺重机枪，一个排一挺轻机枪，一个班有一挺加拿大制冲锋枪，战士们的装备就是三八式、中正式这些枪。面对拥有空中、地面重火力的美军，9兵团唯一的优势只剩下人数和钢铁般的意志。
对于9兵团所面对的敌人，邹世勇这样描述，“东线的敌人都是美军的王牌军。陆战第1师，就是它最王牌的部队，建军160多年。第二个也是它的王牌，陆军第7师，他们的主力王牌都在东线。从武器装备上来看，这些都是号称武装到牙齿的、最现代化的部队。我们当时还使用解放战争时期用过的步枪，没有重型火炮，最大的炮大概就是九二步兵炮。可是美军的装备最差的也是冲锋枪、卡宾枪等步兵武器。
柳潭里地区是高山寒区，这个地区白天大概在零下35度左右，夜间能达到零下40度，冰天雪地，雪踏下去就到小腿肚这里。当时我们的火力远不如敌人，敌人可以疯狂射击。而我们的枪，由于温度低都已经是打不响了。”战斗中大批的志愿军战士在冲锋时突然倒地而死，他们饥寒交迫的身体，已无法忍耐这种超过极限的生存环境了。
即使是装备优良的美军士兵境况也不那么乐观，随军医生不得不把吗啡针剂塞在口中融化再使用。接战仅仅一天，见势不妙的麦克阿瑟即命令他们向南突围。在成群飞机掩护下，美军开始竭力往后收缩，企图先聚集到下碣隅里，再往南逃。后来当《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问及为何要撤退时，美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创造了一句名言：“撤退？见鬼去吧，我们不过是换个方向进攻！”整个28日白天，美军都在设法打通被截断各部阵地。
全部机械化装备的美军在大部分时间里，仅能以每小时500米的速度前进。战斗间歇，一位美军记者问一个正在用刺刀从冻硬的罐头里挖蚕豆吃的陆战队士兵：如果上帝能够满足你的一个要求，你最需要什么？那个士兵头也没抬的回答：给我明天吧。
而另一方面，在下碣隅里，高度现代化的美国陆战队工兵用三天时间就拓宽了一条可以通行坦克的道路。仅仅十来天时间，一座可以起降C-47运输机的临时机场就在下碣隅里这个四面环山的小谷地里建成了，陆续建成的还有供给基地、野战医院。随即，美国空军就给史密斯运来了大量急需的弹药、食品、药品、防寒服装、油料。运输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美军最后逃离此地时，还开动推土机坦克破坏了以千吨计的各种物资。与此同时，与中国本土仅隔一条封冻的鸭绿江的志愿军却连保证基本生存所需的物资都难以供给。
对于当时的战斗场面，王学东回忆，“战斗进行得非常猛烈和艰苦。美陆战队是美国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他们强大的地面火力以及空中掩护，使得他们能够坚守住阵地。几天下来，我们58师想歼灭他们一个连或小股部队的作战计划，也都没有实现。”
战斗进入胶着：每天都重复着前一天
中美双方的士兵从战场最北端的柳潭里经下碣隅里到新兴里60多公里崎岖不平的公路两侧，以不顾一切的决心，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死打硬拼了整整14个昼夜。白天美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凶狠地冲锋突围，志愿军则在公路两侧的高地上层层设防，顽强阻击。夜幕降临，在照明弹发出的清白色光亮里，成群的志愿军战士冲入敌人炽热的火网，把子弹、炮弹、手榴弹雨点般地投入敌人的防御圈。再一个白天，美军又携带着更多的伤员重复着前一天的进攻。
海洛德·摩尔豪森下士回忆了其中的一场战斗，战斗中，美军拥有强大的空中火力支援，对包围他们的志愿军发起猛烈反击，“出乎意料之外，攻山的战斗并不激烈。山上的志愿军没组织什么有力的抵抗。他们的火力分散，而且多是近距离射击，对我们的攻击部队没有多大阻击力和杀伤力。他们的弹着点和手榴弹只落在几个地方。只要你绕着走，就可以完全避开志愿军的火力。他们也没有重武器和火力点，我们的35火箭筒基本上没派上用场。我们团仅以很小的伤亡，就攻到山顶，占领了志愿军的阵地。
一到山顶，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小小的山头上到处是死亡的中国士兵，大约有一二百具志愿军的尸体。每走一步都会踩到尸体。我从来没有一次见过这么多的死人。我的上帝，真是恐怖极了！我们攻击时并没有这么激烈的战斗，造成中国军队这么大的伤亡。他们好像大多是在空袭和炮击时被炸死的，尸首不全，肢体四散。但是班长根据他们铁青的肤色和无血的肢体推断说，很多志愿军士兵在我们的空袭和炮击前已经被冻死了。有些尸体三三两两抱在一起，可见他们是想借同志的体温维持生命。他们都是身着薄衣薄裤单鞋，没有棉大衣。难道中国志愿军不知道北朝鲜的严寒气候？他们有军火供应，却没有过冬准备？要不是冻死、冻伤这么多的志愿军，那一二百具尸体就可能不是中国人的，而是我们美军陆战队的。
但很快，夜幕降临了，10-12码以外就看不清了。四处一片寂静，什么声音也没有。几颗照明弹忽然腾空而起，把我们眼前的山坡照得雪亮。
我的天呀！小小的山坡上挤满了正在爬山的志愿军，少说也有几百人吧！他们都低着头，背着枪，很快地向山上奔来，好像没有准备射击，好像山上没有守军。‘开火！’连长一声令下。顿时，我们的枪炮齐发，山坡上一片火海。虽然我既没看到坦克，也没看到什么重武器，但我还是扣动火箭筒的发射扳机。火箭弹拖着长长的火苗，几个人影在火光中倒下。
山头上的枪声越来越激烈。我们借着火光，越跑越快。好在我们熟悉路线，不到30分钟，我们就跑到山下的公路边。班长查点人数，一个不少，一个伤亡也没有，但却十分狼狈。我的装填手丢了所有的火箭弹，我只是扛下来一个空炮筒。有人丢了枪，有人跑掉了鞋。幸好中国军队只是攻占山头。如果他们追到山下，我们一定会全军覆没。”
长津湖的夜晚是属于志愿军的，王学东说，“天一黑，我们就开始反击了。在11月29日晚上，我们172团对陆战队发起了夜袭，夺回了白天失去的一些阵地。但是，我们不能在日出前突破他们山脚下的防线，没有能攻进他们的主阵地。第二天早上，陆战队利用强大的炮火和空中轰炸，又组织反攻，夺回了这些阵地。”
之后的几天，战斗进入了拉锯战的态势，海洛德·摩尔豪森觉得，“战斗似乎每天都在重复着前一天的情况：第二天，我们又是重复一遍：白天进攻，晚上撤退。白天上山，晚上下山。但是，我们的弹药越打越少，志愿军的部队越打越多。”
其实志愿军的情况并不如美军看到的那么乐观。在王学东的印象里，“在3天的战斗中，志愿军人员伤亡非常大。他所在营的弹药全部用完了。每个战士每天只能得到所需要的一半的食物。而且气温继续下降，降到了零下30摄氏度。因为战斗消耗和冻伤，我们的连队几乎丧失了战斗力。”
一名美国老兵被志愿军顽强的精神所深深感动，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无法忘怀其中的一个惊人的场景，“在照明弹下，中国士兵一群一群地从树林里冲出来，他们在树林里不知躲藏了多长时间，树林边有条小河，十多米宽，河水不深，河上的冰已经被我们的炮火炸碎了，河水冒着水汽在缓缓地流淌。中国士兵正在淌水过河，上岸后，他们的两条裤腿很快就被冻住了，他们跑得很慢，因为他们的腿被冻住了不能弯曲。我们的火力很猛，他们的火力很弱，而且没有炮火掩护，枪好像也被冻住了。他们像僵硬的原木在移动？？”
新兴里：全歼美“北极熊团”
面对极其悬殊的物质条件，为避免战斗胶着，宋时轮、陶勇决定改变打法，集中力量先啃掉一个美军环形阵地。
11月30日，27军集中两个师5个团的兵力由27军副军长兼80师师长詹大南统一指挥，并使用全军所有炮兵，围攻新兴里的美7师31团。
志愿军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在这场战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邹世勇的记忆中，“有一个叫孔庆山的炮兵连班长，奉命带一门92步兵炮，配合我们238团去攻击敌人。结果238团在前进的路上，碰到了山腰上一栋房子，房子前面是开阔地。敌人在这里有个火力点，我们的步兵伤亡很大，冲不上去。连队就命令用92步兵炮消灭敌人，消灭这个火力点。这个班长就带着炮，想办法找了一个地方，找到敌人房子的侧后，这个地方敌人的火力打不到。
这个炮有两个炮腿扎在这个地下，平时要打炮，要把地下挖个坑。可是在这个山冈上呢，就没办法。地全部是冻的，而且时间很急，到后来看看实在没办法，就把炮架上去，一条炮腿搞了一个铁锹，铁锹把铁腿别住，再把这个铁锨压到他的肚子下面，另一条腿就拿肩膀子扛起来，命令战士开炮。他们这个地方离敌人的火力点不到30米，还在这个炮弹的火力圈之内。战士不敢开炮，因为这一炮开出去，班长就会牺牲。可他命令开炮，战士含着泪开炮了。一炮就把敌人的火力点炸毁了，美军30多人都炸死了，可是他被这个炮的后坐力弹出去5/6米远，又有一块弹片打在肚子上，当场壮烈牺牲。”
正是凭着这样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27军的将士突破了美军环形阵地外围防线，冲到美军团指挥所和炮阵地，乱枪击毙了团长麦克莱恩上校，阵地上的美军群龙无首，一片混乱。代理团长费斯中校在下达了分散突围的命令后，也被志愿军战士扔出的手榴弹炸死，全团四散奔逃，很多人企图从冰封的长津湖突围，结果冰层坍塌落入湖中冻死淹死。美陆战1师派了一队人马来解围，但无济于事，只有眼睁睁地看着31团覆没。
历史悠久的美第7师第31团组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曾参加对苏俄的干涉作战而获得“北极熊团”的绰号，团旗上就有北极熊的图样，称得上是陆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该团蓝色的团旗被志愿军班长张积庆缴获当包袱皮，后来成了北京军事博物馆的展品。这是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惟一一次成建制地全歼美军一个团的光辉战例，但与此同时27军80师和81师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及非战斗减员高达1万人，全军冻伤高达22%。
在战斗中，27军第80师第240团第5连冲锋时受到敌火压制，全连呈战斗队形卧倒在雪地，最后全部冻死。长津湖战役中，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出现。邹世勇就曾亲历了这一场面，“当美军陆战1师和陆军第7师参谋部最后逃跑的时候，我们奉命从侧翼追击，追到一条公路上。那是敌人逃跑的唯一一条公路，我们发现有大约一个连的志愿军部队。我上去一看，发现这是20军的部队，带着大盖帽，拿毛巾把耳朵捂起来，穿着胶鞋和南方的棉衣。每一个战士都蹲在那个雪坑里面，枪就这样朝向那个公路。我想去拉一拉，结果发现他们一个个都硬了，他们都活活冻死在那个地方了，一个连。他们不是被打死的，是冻死的，枪都朝着公路。这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
美步兵第7师师属第57炮兵营营长卡罗曾顿斯中校评价，志愿军“冒着严寒和陆战队的炮火源源而来，其视死如归的精神令陆战队员们肃然起敬！”“对这场战斗，我感觉是强烈的，因为我失去了很多的战友。我们伤亡惨重。我从未见过像这样的战斗。我曾经在二战中，遇到过德军最后一次大反攻，但也不似长津湖之战这样激烈。那情景真是不堪回首。”
古土里阻击：三次炸桥炸不掉美军强大的综合国力
与此同时，志愿军第20军仍然包围着美陆战1师，等待作为预备队的第26军的增援。一直没参战的第26军的任务，就是在合洼里和第20军一起，消灭美陆战1师。
王学东回忆，“在以后的日日夜夜，第20军余部对美陆战队穷追不舍。美军在公路上向南逃窜，我们在公路两侧的山头上，对他们进行骚扰袭击。我们在晚上设置路障，延缓他们的撤退。白天，陆战队突破我们的路障，继续难逃。他们只能以每天10到15公里的速度行进。”
12月1日，当第26军在距离合洼里还有80公里的时候，美陆战1师终于突破了志愿军第20军的包围，开始向南撤退。9兵团总部随即命令第20军余部：追击美陆战1师，减缓他们撤退的速度，缠住他们，为第26军争取时间，为最终歼灭美陆战1师创造机会。
12月4日，柳潭里的陆战1师5团、7团终于撤回了下碣隅里，他们用3天时间才走完这22公里，一路惨遭志愿军层层截杀，平均1小时只能走300米，22公里道路上有1500多人伤亡。然而，志愿军也伤亡惨重，美军的一份史料中记述，“中国人在地面战斗，空袭，及严寒的天气里伤亡巨大。由于没有适当的御寒服装，志愿军的战斗力因为大批士兵被冻死冻伤而被严重削弱。大部分中共军队耗光了在过江时随身携带的弹药，而且食品也供应不上。”
12月5日，美第10集团军军长阿尔蒙德向守在下碣隅里的史密斯下令：“尽快撤退到咸兴地区。”当日晚，下碣隅里所有的美军火炮开始向两侧山地猛轰。6日清晨，大撤退开始。但美军也没忘记在逃跑前彻底毁灭下碣隅里这个供给基地。美军先用炸药炸，然后用推土机碾一遍，最后将堆积如山的食品、衣服、弹药泼上汽油烧掉。那些在几公里外山头上20余天没有吃过几顿饭的志愿军士兵，看着就快到手的大批给养被这样毁掉，心疼无比。
在古土里的水门桥是架在长津湖引水管道上的悬空单车道桥梁，桥下是万丈深渊，水门桥一旦被炸，撤往咸兴的美军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20军曾经于12月1日、4日两次炸掉了这座桥，可每次都被美军工兵修好了。志愿军干脆把桥基也炸掉了。但出乎志愿军意料，美国空军居然从日本调来8套每套重达1.1吨的车辙桥组件空投到美军阵地，然后在悬崖上仅用两天不到的时间就架设了一座载重50吨、可以通过撤退部队所有车辆的桥梁。美国强大的国力优势和训练有素的部队反应能力在这次撤退中得以充分展现。
12日，美陆战1师终于在咸兴与美第3步兵师汇合。美军的两个师继续向南撤退，一直到达东海岸的咸兴市。一路上，虽然20军余部继续穷追不舍，但是第26军主力始终没有能够赶到投入战斗。在美军士兵的印象中，战役后期他们并没有受到什么有力的阻击。
1950年12月24日，亚洲时间的平安夜，美第10军从兴南港装船撤离，次日志愿军占领兴南，历时近一个月的长津湖战役，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东线作战，同时也是整个二次战役落下帷幕。
战役思考：“战略态势”上的一次大胜利
战后，双方战史都对本方的作战行动大加褒扬。9兵团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在战略态势上取得了胜利。志愿军总部向9兵团发出贺电：“你们在冰天雪地、粮弹运输极端困难情况下，与敌苦战一月有余，终于熬过困难，打败了美国侵略军陆战1师及第7师，收复了许多重要城镇，取得了很大胜利。这种坚强的战斗意志与大无畏的精神，值得全军学习。”
而美陆战1师也把长津湖作战视为其骄傲的资本，美国军方为长津湖作战共颁发了17枚荣誉勋章、70枚海军十字勋章，是美军战史上为一次作战颁发勋章最多的一次。英国人麦克斯·哈斯丁在其着作中认为，“（美）陆战队员的表现是英勇的。他们从长津湖成建制的退出来，基本上保留了他们所有的重型装备。”《时代》杂志称长津湖作战是“是坚忍和勇气的史诗。”
根据美国公布的资料，在这场战役中，美军伤亡7000多人，其中阵亡及失踪2500多人，冻伤减员为7300人。关于志愿军在这次战役中的伤亡，官方没有公布具体数字，但是此战出现了我军历史上最严重的冻伤减员现象，冻伤3万余人，冻死4000余人，减员4万多人。部队之后经历了长时间的休整，没有参加第三次战役。志愿军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52年9月，第9兵团从朝鲜回国，车行鸭绿江边，司令员宋时轮要司机停车，下车后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然后脱帽弯腰，深深鞠躬。当他抬起头来时，警卫员发现，这位满头花白的将军泪流满面，不能自持。这一颇具悲情色彩的场景无疑是对这场战役惨烈程度的最好注解。
（参考书目：《冷战国际史研究》NO.6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着，世界知识出版社；《1950-1953朝鲜战争备忘录》胡海波编着，黄河出版社；《抗美援朝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着，军事科学出版社；《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徐焰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冰血长津湖》光亭，《突击》杂志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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