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03 13:59:56 来源：
党史博采 作者：胡新民
1979年11月，党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作为起草决议的主持人，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在起草过程中，针对部分参与讨论的党的高级干部中出现的针对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情绪，邓小平多次强调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在最后定稿时，邓小平还特地指出：“把毛泽东的旗帜打起来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尼雷尔再三强调，毛主席不仅是中国的领袖，也是世界的领袖。这对非洲、拉美都是有影响的。”
毛泽东在非洲的影响特别大，无论是他在世期间还是在他去世以后。有位长期在第三世界国家工作的中国大使，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国内流传的一些关于毛泽东的“错误”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问题。他说：“现在毛泽东的形象在国外有没有发展变化，评价是高了还是低了?我觉得毛泽东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地位没有变化。在第三世界这种负面影响比较少，因为它的宣传不是从妖魔化角度去做的。即使中国国内对毛泽东的一些负面批评，在第三世界负面影响也很小。”
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大三角的世界格局开始形成。但是，中国在整体实力上，比起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毛泽东及时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国际战略思想，这在客观上壮大了中国作为大三角一极的实力。在这个过程中，非洲朋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1973年：毛泽东会见了五位非洲领导人 毛泽东的晚年，身体不好。而来访的重要外宾，都以见到毛泽东为荣。周恩来尽管自己重病在身，但为了能让毛泽东减轻负担，做了不少的工作。同时，作为非常理解毛泽东战略思想的老战友，又能作出适合的安排。在这些外宾去见毛泽东时，周恩来一般都陪同前往，直到他1974年6月住进医院为止。
1973年1月，非洲的扎伊尔共和国(后改名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蒙博托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周恩来与蒙博托举行了三次会谈。周恩来表示欣赏蒙博托在中扎关系正常化方面表现出的魄力，还表示赞赏蒙博托关于“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提法。
1月11日，周恩来在与蒙博托进行第一次会谈后，夜里即书面报告毛泽东。报告说：蒙博托总统到来两天，他多次提到想见主席。今(十一日)晚蒙博托的演说，有些见解可以一阅，现附上。蒙博托本人也说，他有些话要与主席面谈。
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蒙博托。毛泽东说：各国革命，各有各的方式。你们搞你们的方式，我们搞我们的方式。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讲假话。比如我们跟尼克松达成的公报，就是各讲各的。有几处共同的，可以合作的。蒙博托说：当我们同台湾断绝关系时，说得很清楚，这是为了促进中国的重新统一。毛泽东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办事爽快，处理台湾这件事快得很。你的那篇讲话(指蒙博托在周恩来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我看不错，可能有些人不大高兴。
蒙博托在那篇讲话中说：“虽然北京和金沙萨在地理上相距遥远，但我们两国确实是在不止一个问题上极为相似。实际上，谁都知道在19世纪，欧洲发明了一种新型帝国主义奴役制度，即所谓‘殖民化’。欧洲强国当时瓜分了世界，好像世界是一块蛋糕。而雅尔塔只不过是柏林协定的必然的延续。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扎伊尔人民一样，遭受过贪婪的殖民主义者之害。你们和我们一样，进行了斗争，并且把帝国主义统治者从自己的国土上赶了出去。”
蒙博托的那篇讲话，作为同样有过被压迫痛苦经历的民族，完全可以引起共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喀麦隆曾于1960年1月与台湾当局“建交”。1971年3月26日中喀建交以后，喀与台“断交”。1973年3月，总统阿希乔访华。正在治疗中的周恩来，病情稍有点稳定，便于3月24日返回了中南海。3月25日，在与来访的阿希乔会谈完后，即向毛泽东报告：昨晚与喀麦隆总统会谈两小时，谈得尚好。已与他谈好只他一人拜会主席，日期时间由我们定。
3月26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阿希乔。毛泽东说：你们非洲有一个国家元首(指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我没有见，非常没有礼貌。我那个期间害病。你如果看到他，替我问候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叫第三世界，但是日本除外。
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提到了“三个世界”的概念。此前在周恩来与阿希乔的会谈中，也谈到了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问题。
这次会见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即毛泽东提到为因病未能会见西亚德而表示歉意。两年后，毛泽东又为另外一位非洲国家领导人来访，因病未能会见而写信致歉。
那是1975年6月下旬，加蓬总统邦戈继1974年10月访华后又一次来访。毛主席因病无法出面会见，便在病榻上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相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毛泽东倚枕 1975年6月27日”。
毛泽东非常尊重非洲人民和那些独立出来的国家的领导人。这首先出自于毛泽东一贯对于弱者的同情，对被压迫的人们的同情。他希望被殖民统治的非洲国家的人民能够通过各种手段，不管是和平的还是武装的，取得民族独立。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民就可以和这些非洲国家携起手来，对抗美苏两国的霸权主义。
1973年6月20日至24日，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上校来华访问。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两次会谈，周恩来特别谈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在接受外资的同时，也要坚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问题。
6月22日，毛泽东圈阅了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会见特拉奥雷的请示报告。报告说，马里国家元首在来访前即提出要见主席，来后每次讲话都提到主席，建议主席见他。当天晚上，毛泽东会见了特拉奥雷。
毛泽东首先谈到了第三世界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的国家。你不要看中国有什么展览会啊，其实啊，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西方国家呢，不大行了，但无论怎么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的好的部分。
特拉奥雷钦佩地说: 我们马里共和国的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法国人教导我，拿破仑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但我认为同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相比，拿破仑不及毛主席的三分之一。
毛泽东先是说：你把我吹得太高了。然后接着说：拿破仑，无论怎么样，后人是对他表示尊敬的。你不要说我是天才，你说拿破仑好了。这个人相当聪明，他所以能创造法国的法典，就是因为他读过罗马法典。拿破仑晚年的政策不那么高明，一不该占领西班牙，引起广大的农民发动游击战争反对他;二不该去打俄国。
特拉奥雷解释道：我说一个人是天才，就是指他的思想。毛泽东幽默地回答说：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特拉奥雷又说：我看了你的军事和政治著作。毛泽东说：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作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请你少吹一点了，我的好朋友啊，你也不要强加于我。
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出访首选非洲。2013年3月30日，习近平和刚果共和国萨苏总统共同揭牌中国援建的恩古瓦比大学图书馆中国馆。这所刚果共和国的最高学府是以前总统恩古瓦比命名的。
1973年7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恩古瓦比时说：中国跟你们非洲国家差不多，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压迫我们。现在苏联，我们也说它是帝国主义，因为它也压迫我们。我们希望你们非洲国家和地区一个个统统独立，非洲国家逐步团结起来，急了也不行。还有拉丁美洲、亚洲(日本除外，它不属于所谓的第三世界)，我们也是这么希望。
当恩古瓦比谈到新殖民主义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大使馆在非洲各国犯过错误没有，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新殖民主义。如果中国人在你们国家，在一切非洲独立国家，称王称霸，自以为了不起，就是不对的。毛泽东还说：我们是有偏向的，比如就在你们国家，我们偏向你们国家的人民同他们的政府。应该偏向代表多数人的政府，如果偏向代表少数人的人，那就不大妥了。有时候在外交政策上也不得不搞，比如美国，他们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但是我们跟它往来。因为现在那个左派好是好，但是没有权力，中间派也没有权力，就是这个右派，反共最厉害的，尼克松，他有权力。现在这个世界，不要相信是平安无事。现在局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这个山雨要来还没有来呢，可是风来了，而且风很急啊!
毛泽东在这里特别提到了“称王称霸”问题。毛泽东在涉外事务方面，强调面对的无论是大国、小国，无论是大事小事，既不能有“称王称霸”的想法，更不能有“称王称霸”的做法。对于非洲这样与中国有过共同遭遇的国家，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1972年12月，毛泽东作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这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上强调了不“称王称霸”的外交理念。尽管新中国从成立那天起，就对外宣示了和平外交的路线，并也一直坚持这条路线。但在中国不断强大的时候，毛泽东把中国对外交往中最敏感、最重要的内容浓缩成“不称霸”三个字，意义深远。
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
“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
1973年毛泽东会见的最后一位非洲国家领导人是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毛泽东于11月7日在会见他时，表达了对非洲国家发展的殷切期望。毛泽东说：非洲国家同我们建交的不少，我们也很高兴接待你们。非洲国家人民总是要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国家起来的还不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多起来了。庆贺你们整个非洲都发展起来，非洲发展起来了，对于整个世界都有好处。
“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 在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外交成就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撰文指出：“中国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准则，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无私支持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坚决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全方位大踏步走向国际舞台。”
曾经有段时间，中国和非洲国家互访有些冷清。从1991年起，中国外长开始把非洲作为每年首次出访的目的地，至今已经连续了30年。这种安排表示：非洲是新中国外交的“出发地”之一，“无论我们走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早在1963年5月，毛泽东同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谈话时就告诉非洲朋友：“所有非洲国家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和你们的情况差不多，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同你们谈得来，没有感到我欺侮你，你欺侮我，谁都没有什么优越感，都是有色人种。”
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陆续瓦解，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些国家纷纷取得独立，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毛泽东审时度势，在“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毛泽东正式而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时候。这是卡翁达的第二次访华。
1964年10月25日，赞比亚独立，卡翁达担任首任总统后，第二天就宣布同中国建交。1967年，卡翁达首次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
卡翁达后来回忆：“当时中国还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但是为了支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维护独立，打破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主义的封锁，毛主席果断决定援建坦赞铁路。”“这条播下中非友谊种子的铁路被坦赞两国乃至整个非洲的人民称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
在1974年2月22日的那次会见中，毛泽东对卡翁达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又说：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你呢，我们希望也是要帮助人民，我劝你对人民要好啊!没有人民就会垮台。
当卡翁达谈到赞比亚支持世界的反帝反殖民斗争和在国内反对剥削时，毛泽东说：你现在不能当共产党，你当共产党，人家就都反对你，但是你可以看一点马克思的书。当卡翁达称赞中国参加援赞工程的人员时，毛泽东说：我们是共产党啊，应该好一点!我们的人也犯了一些错误呢，要教育。共产党内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有一些人看不起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人民，所以应该教育。我委托你教育中国的工程人员，还有尼雷尔总统也应该这样做。在你们那里工作的，世界上的人做了坏事，不管哪个国家的都应该教育、处分或者把他们赶回去。不然那些人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帮助你们修了铁路，了不起呀。
从中国访问回来后，卡翁达便创造性地提出赞比亚和中国是“全天候朋友”这个概念。
毛泽东逝世后，卡翁达总统在长长的唁电中哀思：“毛泽东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进行无私合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他无私地献身于全人类事业，是伟大的哲学家和政治家，是被压迫者事业的不妥协的旗手”。
卡翁达曾于1967年6月、1974年2月、1980年4月、1988年2月四次以总统身份访问中国。1991年下野后又多次访问中国。
2009年11月，85岁高龄的卡翁达第七次访问中国。这一次，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到韶山。
在他向毛主席铜像敬献花篮时，毛泽东广场上的游客很多，看到这位年逾古稀的非洲老人庄严而圣洁的模样，大家都自发围上来鼓掌。卡翁达停下脚步对人群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丰功伟绩将永垂青史，他永远值得全世界人民尊重和敬佩。”
在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卡翁达找到了那张毛主席与他亲切交谈的照片。他指着照片中那位皮肤黝黑的青年幽默地问：“Who is he?”(他是谁?)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随后，他在照片前久久伫立，深情地说：“毛主席用屈膝礼回应我夫人的屈膝礼，这表达了对我们非洲人民的尊重。”“我对毛主席的敬佩之情非言语所能表达，希望中国永远沿着这位缔造者和他的战友们所开创的道路走下去。”
参观即将结束，卡翁达突然停下脚步，感慨万千地说：“One China， one Chairman Mao(一个中国，一个毛主席)。”他的情绪感染着在场的所有人，大家齐声高呼：“One China， one Chairman Mao!”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95岁高龄的卡翁达在卢萨卡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动情地说道：“我们两国人民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与合作并延续至今。两国人民有着相似的历史经历。我们是兄弟、是姐妹、是忠实的全天候朋友。”
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会见了坦赞铁路的另一个国家、坦桑尼亚的总统尼雷尔。这是尼雷尔的第三次访华。一见面毛泽东首先热情地向他表示了问候。接着，他们开始了一个又一个话题。
由于此次会见正值毛泽东发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不久，所以在会谈中，毛泽东很自然地谈到了这个话题。
尼雷尔说：如果第三世界没有中国，他们就不会怕。毛泽东说：也怕呢。尼雷尔说：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毛泽东说：那不能这么讲!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
双方就南部非洲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后，尼雷尔谈到了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问题。他说：中国现在对非洲的帮助是很多的。毛泽东说：帮助很小。听说我们的人在你们那里做了一些坏事，给了赔偿没有啊?有些犯错误的也撤回来了吧。人多了，我们教育又不严，势必将来也还要出一些问题。你们发现有什么错误，就告诉我们的大使。
尼雷尔赞扬道：你们的人确实做得很好。每次我见到他们，他们总是说，请批评我们的错误，因为我们希望以后改进工作。即使当我们的人对他们不好的时候，也不发牢骚。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他们也从不发牢骚。
毛泽东严肃地说：这个不能发牢骚，发牢骚是错误的。
尼雷尔再次赞扬：你们的医生确实干得好。他们在村子里工作，在农村地区进行医疗，而我们的医生都是在医院里的。中国医生树立了好的榜样，现在我们的医生也开始到农村去了。
毛泽东则讲起“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 应该主要是帮忙教会你们的医生。搞铁路的也应该主要是教会你们勘察，各种建设、修路、建桥。各种技术人员都这样，我们将来一走，你们就完全可以自己管理了。尼雷尔说：这是很重要的，他们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们确实教别人。毛泽东说：如果不教，那就不好哩。
1976年7月14日，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标志着新中国最大对外援助项目的全面完成。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这条铁路的建成“等于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顺便提一下，这些年来，有些人喜欢拿坦赞铁路说事，意思是自己吃不饱，还去帮别人。资深外交家、第一批派往联合国工作的吴建民从外交战略的角度解答：“援助不是必须你比我穷才行，不能说哪天我比你发展好了我才援助你，那样看起来算盘很精，实际上中国要吃大亏。”
他特地举出坦赞铁路的例子，说明中国是怎样赢得非洲人民的民心的。正因为有了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中国才能在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果1971年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8年我们能对世界开放吗?不可能。中国有今天的大发展吗?不可能。”
毛泽东逝世时，尼雷尔总统赞扬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并亲自率领部长们来中国大使馆吊唁，还指令政府下半旗致哀9天。举国上下一片悲痛。
这一年，毛泽东还先后会见了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加蓬总统邦戈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全年总共会见了十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
毛泽东在会见这些非洲领导人的时候，一方面鼓励他们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搞好团结，一方面也介绍中国的经验教训。例如，在会见布迈丁谈到中国的成就和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时，毛泽东说：中国成就有一点，但是不大。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有时候工作方法比较好，有时候不大好。如果片面地介绍中国，说怎么好，那是不妥的。当然，说中国是一片黑暗，也是不对的。光明面是主要的，但是有时候有黑暗这一面。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就爱吹他的成绩，而不爱把自己的错误讲出来，所以你们要注意。 别国大体也是如此，总是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缺点。
几天后，毛泽东指示把这个谈话内容通过外交部的《外交通报》转发到全国，要求各单位负责人向广大干部传达。
在会见时，当非洲朋友对毛泽东的著作和诗词表示钦佩的时候，毛泽东总是作出谦逊的回答。
毛泽东在会见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时，桑戈尔告诉他：我读了很多你的著作。我读你的书，比读列宁、马克思、恩格斯等其他科学社会主义者的论述都多，而且感到对我很有益。因为我国同中国的情况与同俄国的情况相比更相近。我读过的主席诗词，都很优美。毛泽东回答说：不够格。比如“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样的话，我就写不出来。
加蓬总统邦戈在和毛泽东见面时说：整个非洲都钦佩你。毛泽东说：我不行了，没有用了。我也没有什么学问，你们是先生呢，我是小学教员。邦戈接着说：你在当小学教员之后，又缔造了新中国。这是一段很长的历史。毛泽东回答：那算历史了，都是打仗，战争，跟蒋介石，跟日本人，又跟蒋介石，最后又跟美国人打。然后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他会打仗呢!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这次会上，邓小平全面深刻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了这一理论的重大意义。他指出，我们要高度重视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第三世界的提法已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普遍接受和使用，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个提法不能改。
毛泽东会见的最后一位非洲国家领导人是只有十几万人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的总统达科斯塔。这也是毛泽东会见的所有非洲国家领导人中最小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这时毛泽东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1975年12月，这个刚刚独立不到半年的国家领导人来访，毛泽东于12月23日会见了他。这次会见，联系到这一年6月下旬，毛泽东因病不能会见加蓬总统邦戈而致函表示歉意一事，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如何始终坚定地站在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这个中国和平外交的立足点上的，可以看到毛泽东对非洲人民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尽管毛泽东一生未能踏足非洲大地，但他在非洲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