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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中统特务为何始终无法打入延安？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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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01-31 23:01 |只看楼主
军统、中统特务为何始终无法打入延安？

何立波  红星照耀世界  
传播红色文化  弘扬社会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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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缅怀革命先辈的热血情怀，感受学习他（她）们为国为民献身革命的坚定信仰和无私忘我的崇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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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风筝》的剧照

在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白区的上海，党中央曾经成立特科，令特务与叛徒们闻风丧胆。相对而言，根据地的反特肃奸斗争就鲜为人知。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边区保安处领导保卫人员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反特大戏。


壹
边区保安处“拓荒”

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受到党中央重视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5日，西北政治保卫局就以原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的政治保卫局干部为基础，在瓦窑堡正式成立，负责西北苏区和红军中的肃反、保卫工作。保卫局首任局长为王首道，1936年2月后由周兴接任。1936年6月，保卫局随中央迁至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迁到延安棉土沟。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负责陕甘宁边区的锄奸、肃特保卫工作。在延安隐蔽战线斗争史上，边区保安处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利剑。

边区保安处处长一直由周兴担任，担任副处长的有杜理卿、谭政文、刘海滨、刘秉温、赵苍璧、李启明、李甫山等人。
边区保安处成立之初，完全是一穷二白，缺乏干部，没有情报资料，就连办公用房都没有。但是这一切困难一点也难不倒这些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他们自己动手，在延安棉土沟开挖了十余孔窑洞，基本解决了办公生活用房的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治安、情报、反间谍工作则由边区保安处负责。边区保安处设有保卫部、地方部、检察部等机构，下辖各县保安科。为了加强地方保安工作，1941年底，在边区保安处之下又设立四个保安分处——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分处，相当于地区机关。后来又成立延属分区，形成五大分区的布局。保安处统辖边区的警察力量，各县有一个排至一个连的武装（称警卫队、治安队或特务队），保安处直辖保安团。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检查处等部门抽调部分干部战士，组建延安市公安局管辖的延安市警察队，加强了延安城的卫戍力量.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连毛泽东都穿补丁裤子。但延安警察却有自己的黑色制服，甚至还有神气的骑兵队。保安系统有从边区保安团到县保安队的武装力量，还有自己的秘密情报系统、自己的电台。边区县首长的待遇是骑马，书记、县长以外，惟有保安科科长有一匹。这种特殊地位，人称“三驾马车”。出入边区的“护照”上，都盖有周兴的大印。因此，从政府机关到行商百姓，都知道周兴的大名。保安处在凤凰山下安营扎寨，机关、保卫团营房占据了大半城区，一直延伸到山麓的窑洞看守所。一次，周恩来碰到周兴，笑呵呵地喊：“周半城!”周兴“周半城”的美名，从此名扬延安。


除专门的保卫机关外，边区还成立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的群众团体“锄奸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对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这就使得敌特的渗透困难重重。


贰
周恩来遇袭事件，令党中央
和毛泽东大为震惊

作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和延安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对延安乃至整个边区的安全负有重要责任。他尽心尽力，领导保安处上下，维护边区社会秩序，保护党中央的安全。但是在敌我交错的复杂环境之下，保卫工作很难不出纰漏。周恩来遇袭事件的发生，就让周兴深感自责。
1937年4月，周恩来计划去西安谈判，为他预备的卡车在延安城南门外停了几天。敌人在延安布置了一些耳目，南门附近的坐探冯长斗发现卡车将出动，就报告了活动在南线的政治土匪。从延安去西安，必经我方控制的延安县地面和国民党控制的宜川、甘泉地面。在敌我交界的一带地区，活跃着一股政治土匪，他们对边区安全破坏极大。这里的土匪有明暗两路。明的，由哥老会大爷李青伍等率领；暗的，是由当地土豪绅姬延寿率领的80多人枪的民团，实际上也是一股土匪力量。国民党甘泉县党部直接操纵明暗两股武装，这些土匪地形熟悉，消息灵通，武器装备也好，专门破坏我边区安全。

25日早晨，周恩来与张云逸率副官陈友才等由保卫局特务队一个班护送，共25人乘敞篷卡车从延安出发。本来，周兴对这次出行的保卫作了周密的布置，派特务队一个排，乘三辆卡车护卫。由于出发时周恩来临时有事，就派两个班乘两辆卡车先行了。这样，周恩来单车出行，护卫人员只剩三分之一。
延安与甘泉的交界处有座山叫劳山，这里森林茂盛，比较隐蔽。当周恩来乘坐的卡车刚刚驶到这里，就遭到土匪的突然袭击。我方牺牲很大，陈友才和警卫排长陈国桥率领战士拼命掩护周恩来等顺西面山沟转移。最后，仅周恩来、张云逸等4人徒步回到延安城外的三十里铺，在政治保卫局检查站将情况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心急如焚，他给中央警卫团长黄霖下了道死命令：“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周兴也立即命令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特务队骑兵排出发营救。
劳山事件震动整个延安，保安处难辞其咎，周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边区政府急令剿匪，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这股土匪。为了加强延安城的治安力量，1937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地方部队和自卫军。8月15日，保安司令部成立，高岗任司令员，周兴任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
同时，为了加强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党中央也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部：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又名许建国）；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后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共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后来孔原、潘汉年也担任副部长。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两部一室一处：第一部（侦察），部长杜理卿；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中央社会部及地方各级社会部的成立，结束了以往情报、保卫工作分散、缺乏完整统一的系统的局面，提高了工作效率。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社会部，又是边区政府的一个部门，同时接受西北局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


叁
日特、中统、军统三股势力
都把魔掌伸向了延安

在向陕甘宁边区渗透的敌对势力中，有日本特务，也有国民党特务。
日本特务机关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收买中国人，混入边区做间谍，其中有高级间谍，也有低级侦探。1941年冬，一对夫妻从敌占区来到延安枣园，受到中央社会部的接待。
男子张帆是个知识分子，女子田某是个工人，他们原本是苏军情报组的间谍。苏军试图在日军后方建立情报网，要求中共方面提供人选，协助培训外派。这对夫妻经过苏方培训后，派到敌占区沈阳工作。一天，中社部秘书王初在值班的时候接到《解放日报》寄给中社部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把张帆投寄的诗稿退回。
王初发现，张帆短诗的内容不过是“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遥望大兴安岭……”之类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内容。几天后，中社部又连续三次收到《解放日报》的退稿，内容基本相似。大家觉得很是蹊跷，于是，中社部派人着手开始调查。从延安到国统区到沦陷区，中社部都建有秘密交通线。中社部沿着这对夫妻的路线查问各个交通站，回电都说，这对夫妻抵达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发表文章并不奇怪，但是每到一处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报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询问沈阳秘密党组织，得知这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实属擅自行动。
中社部迅速将这对夫妇控制起来，汪金祥和中社部二室治安科长陈龙负责审讯。原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做情报工作，在杂货店里隐藏无线电台，不料，在发报时被日军发现被捕。日军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于沿途根据地群众锄奸组织严密，难以实现。现在捉到他们，就决心为己所用。日本特务机关要求他们到延安后长期潜伏，一般不搞组织联络。为了通报情况，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中社部立即将张帆逮捕，田某坦白后被送到陕北公学学习，后来还入了党。
总的来说，日本特务在延安的活动比较弱，潜入延安的特务主要是国民党特务。
1938年4月，一个来自国统区的教授访问团来到了延安。访问团中有一位叫萧致平的教授，还带了一个名叫沈辉的私人助手。教授访问团一行参观了陕北公学、鲁艺、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观看了延安留守部队的训练情况。他们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访问结束后，沈辉要求留在延安参加革命，得到批准，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工作。边区保安处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保安处副处长王范发现自称是河南人的沈辉却是浙江口音，但是并未发现其明显的破绽。
其实，这个沈辉的真名叫沈之岳，是军统陕西工作站的特务。他是浙江仙居县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很受戴笠器重。抗战初期，沈之岳在上海、杭州两地曾诱杀过七八名共产党员。戴笠曾希望派军统陕西工作站站长毛人凤潜入延安刺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毛人凤认为希望不大，没有答应。沈之岳向毛人凤主动请缨潜入延安，力争刺杀行动成功，让毛人凤喜出望外。为了能够进入延安，沈之岳特地“认真”学习了几本马列著作，能够讲一通“革命理论”，装扮成“进步青年”模样。沈之岳为了保护自己，到延安后迟迟不敢与同伙接头。为了不引起怀疑，他没有敢走近毛泽东居住的枣园和中央机关驻地杨家岭。
一天，沈之岳在窑洞前一棵老榆树下发现了同伙送的暗号。随后，他又发现了一张烟盒纸，上面用暗语告诉他，翌日中午到甘泉县杜甫祠堂见面。看完，他立即烧掉纸条。沈之岳颇为狡猾，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不去贸然接头，并中断了与同伙的联络。
为肃清陕甘宁边区的敌特组织，周兴他们决心拔出安插在边区的“钉子”。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他们发现延安城外的麻家铺有个已还俗的僧人行踪可疑，常不定期地与一名叫谢仁义的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谢仁义则不定期去七里铺乡镇小学，与一个姓张的小学校长接头。为了不打草惊蛇，周兴与王范派出保卫人员对其暗中监视布控。同时，李克农也转告边区保安处，中央军委的电台曾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而绥德县的一个天主教堂附近已测出有敌特的秘密电台在活动。保安处据此分析，敌特很可能在策划一起重大破坏行动，甚至是武装暴乱。
党中央要求边区保安处密切注视敌特动向，把握好动手的时机。王范立即带人前往延安郊区，逮捕了谢仁义和小学校长等7名特务，击毙拒捕的还俗僧人。经过审讯，王范得知特务们与延安城外一股地主武装联合起来，准备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阴谋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一行；他们还计划潜往枣园、杨家岭等地，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以暗杀中央领导人。已被捕的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周景龙还供认，军统已派了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计划杀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此人迟迟没有动静，不知是出了什么差错。
周兴、王范立即采取了果断措施，将边区的特务一网打尽。破案之后，党中央、西北局先后对周兴、王范予以表彰和奖励。在这次锄歼行动中，只有沈之岳因主动中断与其他特务的联系而逃跑。1964年，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沈之岳担任国民党“调查局”局长。1990年，沈之岳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1995年在台湾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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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泊


肆
“延安的福尔摩斯”陈泊
延安的情报、保卫界有一个侦察奇才，被毛泽东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他就是边区保安处侦察科科长陈泊（原名卢茂焕，又名布鲁）。他长期负责侦察情报工作，破获诸多疑难案件。一天，陈泊获悉，中统将派一个特务以《中央日报》记者的身份进入边区，执行检查边区各县国民党党部反共的情况。这个特务刚一进入边区，就被陈泊抓获。在审问后，陈泊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决定乔装打扮深入虎穴。经上级同意，翌日，陈泊穿上这个特务的衣服首先来到延长县。他手持《中央日报》记者证，到国民党县党部，指名要见书记长。已接到上峰通知的书记长不敢怠慢，热情接待，将收集到的中共情报作了详细汇报。有了在延长县初获成功的经验，陈泊又接连到延川、清涧等6个县进行探查。此行大获全胜，陈泊根据情报，捕捉暗藏的特务40多人。
陈泊工作思路开阔，他大胆提出，搞情报工作要“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央社会部接受了他的建议，制定了“化敌为我服务”的方针，决定大胆使用国民党特务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大胆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大革命时期入党的李茂堂，被捕后参加了中统，经过争取，表示愿意为我党服务。李茂堂后任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从而使我党能够及时掌握中统的动向，为党的情报工作立下大功。1943年，经毛泽东亲自批准，李茂堂重新入党。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也随之升级。1942年春节前夕，庆阳县保卫科抓获一名来自国统区的神秘男子，名叫陈兴林。在审讯中，陈兴林承认负有军统交办的重大使命，愿意弃暗投明，但只能向中共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供出。这天深夜，陈泊秘密会见陈兴林，得知了事情的由来。陈兴林原本是在西安读书的热血青年。1938年10月，他联络了三个要好的同学一道去延安，走到临潼时被军统特务截住，强行送到西安郊外的一个训练基地。陈兴林经过3个月的“洗脑”和强化训练，被派到汉中特训班当教员，一当就是9期。训练的内容除进行思想上的反共教育外，还有射击、爆炸、暗杀以及窃取情报的技术。训练3个月为一期，结业后便伪装成进步青年被派往延安长期潜伏。
经过多日的观察思考，陈兴林认为共产党的确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因而愿意为共产党办事。1941年底，胡宗南部欲进攻延安，需要有人布置那些潜伏下来的特务内应外合。熟悉这些潜伏学员的陈兴林被选中完成这个任务。保安部决定将计就计，通过陈兴林挖出潜伏特务。此时，陈兴林非常思念在庆阳县的老母亲和刚刚成婚的妻子，他向组织上提出回家探亲三天的要求。对此，保安处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人不同意。但在陈泊支持下，中央社会部批准陈兴林的要求。
陈泊给了陈兴林一些边区的货币，让他买些衣物食品回去，还送了一只大烧鸡和几块布料，把陈兴林感动得潸然泪下。三天后，陈兴林果然如约而归。在五四青年节时，延安举行盛大的庆祝集会。隐蔽在会场入口处的陈泊等人带着陈兴林，现场指认潜伏的特务，打开了汉中特训班案的缺口。到1942年5月，陈泊侦讯得知，这些特务潜伏很深，有的进入军委二局电台组，有的进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有的进入中共陕西省委，有的进入边区政府，还有特务打入绥德专署、陇东专署等重要机构。6月18日，中共西北局发出《关于处理边区内部反共特务内线的决定》。至1942年底，经过陈泊等人的艰苦工作，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代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
情况上报到党中央，毛泽东非常高兴，赞叹说：“当为奇功，奇功！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要是再来10个布鲁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人保卫延安！”陈泊“延安的福尔摩斯”的美名，便在边区不胫而走，传为美谈。
1943年6月上旬，在陕北吴旗县长官庙及富县，相继发生两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口的事件。这引起了陈泊的高度警觉。随后，中央军委保卫部牵头召开了留守兵团、延安边区政府保安处、延安公安局等单位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加强延安的防特反特，特别是保卫中央领导人安全的决定，在边区搜索武装特务。
一天，陈泊在查阅中央领导人日常活动的安排时，一个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接见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光。陈泊立即来到中央军委保卫部，向时任部长的钱益民询问有关情况。原来，田守光是当年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从那儿进入边区的。田守光抵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称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
尽管一切似乎毫无破绽，但陈泊还是不放心，他向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去电，查证田守光的踪迹。当天下午，晋西北八路军兵站回电，称5月下旬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光从那儿经过。陈泊放下电报，立即找到钱益民，建议马上审查田守光。陈泊认为，在延安，装扮成军人是不容易被发现的，田守光3月份就离开了华中，到现在3个多月了，这中间可能发生很多的变化。为什么晋西北兵站回电并没有这样一个人呢，这里面大有问题。钱益民将审查田守光的任务交给了陈泊。
经过两昼夜的审查，陈泊终于搞清楚了，这个田守光是假的，是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大特务。而真正的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光、该旅参谋长彭雄等人，于3月初从山东赴延安参加党的会议，在连云港海面上与日军遭遇，所有人员遇难。军统特务很快查清楚死者中有新四军旅长田守光。在戴笠的亲自策划下，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包括这个“田旅长”，欲寻机刺杀毛泽东。“田旅长”在延安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5天，没有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眼看还有两天就要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没想到被陈泊的火眼金睛识破。


伍
“新版《蒋干盗书》”

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流传着一个设计巧除国民党中统特务的连环故事。每当人们听到这个被称为“新版《蒋干盗书》”的反间谍经典案例时，都禁不住钦佩那位沉着冷静、勇敢机智的故事主人公。他就是时任边区保安处特派员，解放后担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的赵去非。
赵去非是延安抗大的第一期毕业生，1937年12月毕业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1938年春任延安市公安局检查站站长，1939年任边区保安处一科副科长，同时兼任延安驻洛川县的外勤特派员。
按照国共双方的协议，洛川县由国民党政府统治。这里有组织严密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尤其是中统势力一度十分猖獗。赵去非经过考察发现，与洛川邻近的甘泉小学校长石志文是国民党从西安派来的。此人虽是国民党员，但并非特务，为人正派、思想开明，是个可以发展的对象。赵去非亲自找石志文谈话，开门见山，请他为共产党搞情报。石志文有些犹豫，迟疑不决。为了争取他，赵去非将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通过石志文送给洛川的中统特务，石志文得到他们的信任，后被派到西安受训。回到甘泉后，石志文被赵去非的诚心所打动，将在西安的特务训练班的几十名特务的人名、化名和派遣方向全部写出来交给赵去非。这时，中央社会部已经从另一个渠道得到了这份资料。经过双方的核对，两份情报完全一致，赵去非也因此把石志文当成了值得信赖的战友。
1940年初，共产党控制了甘泉县，赵去非指示石志文乘机随同国民党撤出。到西安后，石志文进入中统驻陕西省调查统计室，专门负责预审被捕的共产党员。后来，驻洛川的中统特务齐开章被派往边区，石志文乘机要求调回洛川，后得到批准，被任命为洛川县政府指导员。这样，国民党控制的洛川县政府的有关情报就源源不断地送到延安。在赵去非的安排下，我党的多名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在洛川的要害部门。
一天，赵去非在富县突然接到下属报告，说有中统特务要来投诚。来投诚的特务是国民党洛川县党部干事王忠岐。赵去非通过在县党部的内线，早就知道王忠岐是位顽固的中统特务，他这次很有可能是假投诚，极有可能是中统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单不移设计的一个圈套。赵去非决定将计就计，声称自己是八路军三五八旅的参谋。酒席上，赵去非打听驻洛川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情况。为了取得共产党的信任，王忠岐交代了一些情况。为了“借刀杀人”，赵去非郑重地说：“王先生，你这次回去，拜托一件事情。”“前些日子，从富县跑到洛川一个人，你们的主人没有怀疑吧？”赵去非这样说等于告诉王忠岐，那个自称是共产党叛徒的人原来是共产党的间谍。
王忠岐回到洛川后，向单不移进行了汇报。单不移大喜过望，以为此行挖出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赵去非巧施反间计，很快就让这个叛徒由中统方面处决。
几天后，王忠岐又自称来送情报。赵去非迫使他提供更多的秘密。为了表示自己是真心投诚，王忠歧只得讲出八九个隐藏在边区的中统特务和拟发展特务的名字。后来，赵去非有意将他软禁起来，又设法让他逃回洛川。面对同志们的疑惑，赵去非解释说：“王忠岐逃跑，说明他忠于国民党。可是，他的上级也在考察他，人家会想，为什么我们这边跑了人没有动静？王忠岐毕竟向我们供出了几个人，大家就等着看特务们‘窝里斗’吧！”果然，王忠岐从边区政府控制的富县逃回后，引起了单不移的怀疑。追问之下，王忠岐承认了向赵去非供出了几个隐藏特务的名字。当单不移派人通知潜伏特务隐蔽时，才发现那些特务已经被捕。单不移气急败坏，下令将王忠歧处死。
边区保安处的同志得知了王忠岐被活埋的消息后高兴不已：“这出戏真是比《蒋干盗书》还过瘾啊！”赵去非说：“大家别急，戏还没有演完。”他设计继续扩大战果，由边区保安处不断向外放风，以表明王忠岐是自己逃跑的。在洛川的国民党县政府官员们得知单不移冤枉了王忠岐以后，立刻骚动起来。王忠岐是洛川本地人，在中统内部人缘很好，而单不移却不得人心。在王忠岐被处死后，洛川的官绅们都纷纷对单不移表示不满，最后闹得单不移在洛川无法立足，灰溜溜地走了。
不久，中统方面安排中共秘密党员的石志文出任中统驻洛川调查统计室的主任。此后，国民党的兵力部署、进攻意图、特务派遣等情况通过这一渠道不断地被传递到延安。赵去非设计除掉王忠岐、赶走单不移的传奇经历，成为国共双方间谍战中应用“反间计”的经典案例。

转自红色文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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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泊，又名布鲁，原名卢茂焕,被毛泽东称赞为“延安的福尔摩斯”,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社会部二室治安科科长陈龙、总政锄奸部侦察科长钱益民、边区保卫部部长陈泊是延安情报界、保卫界的三大侦察专才。

中文名

陈泊

出生日期

1909年生

主要成就

被毛泽东称赞为“延安的福尔摩斯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广东省乐会县

职业

广东省公安厅原厅长

别 名

布鲁，卢茂焕

目
录

1

介绍
庆祝集会
2

侦察情报工作
3

延安留守
4

解放初期
5

争议
6

陈泊蒙冤的缘由
7

三十年后平反
1

介绍

编辑
　　陈泊,原名卢茂焕,又名布鲁,男,汉，1909年生,广东省乐会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延安，一向负责中央及地方治安保卫工作。历任陕甘宁边 区保安处情报科长、绥德保安分处处长，哈尔滨公安局付局长以及松江省、吉林省、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广东省公安厅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等职。 延安的情报、保卫界有一个侦察奇才，被毛泽东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延安,在我党从事保卫侦察工作的陈泊深入敌穴,刺探敌情,先后破获汉中特训班、刺杀毛泽东等大案，被毛泽东称赞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一网打尽汉中特训班陈泊1909年出生于海南岛 琼海的一个渔民之家，1932年秋，陈泊受马共中央指令，参与诛除大叛徒、原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的行动，在做炸弹试验时左手被炸飞一截。1936年冬，陈泊按照组织指示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半年。中央组织部根据他的特长，安排他在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任侦查科长。1942年春节前夕，陈泊接到延安庆阳县我方特情密报：我秘密哨所抓获一个行动诡秘的男子，该男子来自国统区，名叫祁三益，是汉中特训班的教官。祁在审讯中供认负有军统交办的重大使命，愿意弃暗投明，但只能与中共保卫部门的负责人洽谈。这天深夜，陈泊秘密会见祁三益，两人经过长谈，交流得甚为融洽。陈泊表示了对他的信任，并允许他探望自己的母亲和妻子，祁三益感动得流泪。

庆祝集会
　　不久，是“五四”青年节，延安举行盛大的庆祝集会。吃过早饭，陈泊带上祁三益和十几名保卫干部，便衣武装来到大会场，隐蔽在入口处的彩门两侧。从9时起，各单位各院校的队伍打着纪念旗帜，唱起歌列队进场。祁三益睁大眼睛望着，认出一个“汉中班”的成员，就做个暗示，便衣人员跟上去，向领队打听此人的姓名。从人员入场到大会结束，祁三益指认出特务34人。大会后，保卫部门加以突审，又在边区各县抓获了潜伏特务20多人，总共56人的“汉中特训班”成员被一网打尽！

　　由陈泊一手破获的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大案，在我党情报、保卫部门引起轰动。毛泽东赞誉他为“延安的福尔摩斯”。识破假新四军旅长田守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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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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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长期负责侦察情报工作，破获诸多疑难案件。一天，陈泊获悉，中统将派一个特务以《中央日报》记者的身份进入边区，执行检查边区各县国民党党部反共的情况。这个特务刚一进入边区，就被陈泊抓获。在审问后，陈泊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决定乔装打扮深入虎穴。经上级同意，翌日，陈泊穿上这个特务的衣服首先来到延长县。他手持《中央日报》记者证，到国民党县党部，指名要见书记长。已接到上峰通知的书记长不敢怠慢，热情接待，将收集到的中共情报作了详细汇报。有了在延长县初获成功的经验，陈泊又接连到延川、清涧等6个县进行探查。此行大获全胜，陈泊根据情报，捕捉暗藏的特务40多人。

　　陈泊工作思路开阔，他大胆提出，搞情报工作要“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央社会部接受了他的建议，制定“化敌为我服务”的方针，决定大胆使用国民党特务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大胆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大革命时期入党的李茂堂，被捕后参加了中统，经过争取，表示愿意为我党服务。李茂堂后任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从而使我党能够及时掌握中统的动向，为党的情报工作立下大功。1943年，经毛泽东亲自批准，李茂堂重新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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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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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6月上旬，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驻吴旗长官庙和富县，先后发生两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口的事，引起了陈泊的高度警觉。陈泊每天都要保卫处的有关人员从中央军委和中央办公厅，抄回中央主要领导日常活动的计划安排表，认真阅看。这天，他从计划中看到这样一项内容：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主席接见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随后他向钱部长询问情况。得知：田旅长是今年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进入晋西北从那儿进入延安的。他在抵临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但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已在渡海战斗中丢失。陈泊看完了材料，立即委托人向晋西北的两个八路军兵站去电报查证。结果军委保卫部的电话告知：田守尧未从那儿路过！

　　陈泊与助手们用了整整两昼夜的时间，终于将“田守尧旅长”审查清楚：此人果真是国民党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主席的高级特务！眼看还有两天就要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到时候他准备用无声小手枪刺杀中共的最高领袖。这个不惜身死欲立“奇功”的高级特务，绝对没有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没能逃过陈泊的火眼金睛。6月29日上午，中共中央另一位领导人 刘少奇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揭露了国民党派遣特务刺杀中共领袖的事实。一时舆论大哗，使得国民党当局狼狈不堪。

　　陈泊又立了一个奇功，受到中央社会部的内部表彰。这位延安的“福尔摩斯”更加出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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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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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当时的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省长叶剑英将陈泊调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

　　当时广州市公安局还有三名副局长，孙乐宜、朱明和陈坤，陈坤是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分局的情报工作负责人，熟悉广州的情况。

　　广州是解放军攻占的大陆最后一座重要城市，国民党除了布置大量的特务潜伏下来，还网罗了港、澳当局清出的一批盗匪歹徒及流散的警宪人员，破坏广州的治安。

　　1949年10月，为了整治广州当时的混乱秩序，经过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批准，陈泊决定组织武装便衣队，称为“特别工作队”，由副局长陈坤领导。特别工作队利用旧政权的警特人员和三教九流人物“以毒攻毒”，使广州的抢劫案迅速减少，也使一些国民政府潜伏下来的特工、情报人员纷纷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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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
　　但是，特别工作队一些队员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百姓，甚至还发生了一起误杀公安人员的严重事件，在内部引起一些争议，因此特别工作队在活动48天之后解散。

　　此外，广州市公安局从地方和部队调进大批人员，还从原国民党警察局挑选数百警员充实公安队伍。据《文史精华》记载，在半年内，广州市的公安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破获各种匪特制造的抢劫、放火、杀人案件320多起。抓捕人犯1500多人，缴获敌特的电台13部，各类长短武器逾千支；挫败了国民党特务妄图爆炸广州市军管会办公大楼的阴谋，抓获特务11人，包括台湾所派遣的军统上校组长，并使特务电台的报务员为我所用；配合地下党策反了白崇禧部所辖的“桂山号”军舰，舰上400余官兵全部起义投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内线关系从澳门特务站站长郑某家，取得一批军统机要文件，其中有广州潜伏特务的花名册和地址、台湾发来的电报指示与“潜伏工作月报”。据此将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国防部二厅的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一举扫击殆尽；与地下党组织联手调动金融界的关系，将蒋介石特批给李宗仁赴美的三万元美金截获，为广东获取了一笔“意外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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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01-31 23:06 |只看楼主

中共华南局、广东省委对市公安局的工作大为满意。叶剑英在写给公安部领导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

“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定，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

谁也不曾料想到，四十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陈泊，干得正得心应手的时候，却突然遭到灭顶之灾！

[p=24, 2, left]　　1950年春季，在陈泊到广州刚刚三个多月以后，公安部长罗瑞卿把担任北平公安局长的谭政文调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被降为第一副厅长和第一副局长。[/p][p=24, 2, left]　　《文史精华》记载，1951年1月24日夜晚9时，正在家里办公的陈泊，被省公安厅人事处长派车接到华南分局的一个小会议室，　由从北京赶来的公安部部长宣布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副局长陈坤。三天之后，陈泊与妻子吕璜及两个孩子，陈坤与妻子高华及三个小孩，被押送到广州火车站，由一个班的战士武装押解北京。两个昼夜到达北京后，两家人被直接押到公安部软禁起来。[/p]

继陈泊、陈坤被押往北京后，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逮捕铺开了，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广州市公安局中有三百多人被抓，而在广东省公安厅被抓的人数超过了七百人。短时间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内，进行如此大范围的抓捕行动，令人万分震惊。以两陈被捕为标志的这一事件，成为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大案件。

1951年4月底的一天深夜，被软禁在北京的陈泊与陈坤，尚在睡梦之中，突有一个班的荷枪实弹的军人闯入，将他们戴上手铐押走，投入了公安部的监狱。 轰动一时的“两陈案”从1951年1月24日起，一拖就是两年多，迟迟不能结案。两年之后，加在两陈头上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后台”的罪名不见了，变换成“大量起用未经改造的敌特警员，严重违反党的公安纪律”。1953年5月，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对已在1952年10月，因精神折磨加上病后得不到医治而含冤去世的陈坤，也以“包庇反革命、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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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泊蒙冤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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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泊蒙冤的深层缘由，并不是很复杂，但有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环环相扣的因素，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因极左思想的影响，陈泊被人的诬告，而上级领导又轻信了这几人的谗言，以战争年代说一不二、军令如山的军事化作风处理此案，终使陈泊冤沉苦海，抱恨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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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后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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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 2, left]　　1982年5月，陈泊、陈坤的冤案才得到了平反。公安部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两陈追悼大会，亦即平反大会。公安部长赵苍壁在大会上致悼词，指出：[/p][p=24, 2, left]　　……陈泊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在长期的锄奸保卫工作中，坚决打击敌人，保卫人民。特别在延安九年，对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p]

广州解放前夕，他被派往接管广州治安。在华南分局和广州市委领导下，迅速恢复了广州的治安。在破案　工作中，他总是亲临现场，调查研究，掌握情况，组织破案，防止敌特破坏，保卫了广东各个重要设施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陈泊同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他忠心耿耿，坚持原则，兢兢业业，实事求是，努力工作。他襟怀坦白，大公无私，大胆无畏，刚直不阿，作风正派，热爱党的锄奸保卫事业。他爱憎分明，对敌狠，对己和。他爱护干部，联系群众，遵守纪律，艰苦奋斗，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生。

但在全国解放初期，对陈泊同志曾作过错误处理。现经复查，已予平反，恢复名誉……此后，对所有受到“两陈案”株连的人进行全面彻底的甄别平反。至此，折腾了整整三十年，使一千多人无端受到牵连的“两陈冤案”，终于被彻底翻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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