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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与“桃园经验” 历史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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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与“桃园经验”
历史  3年前 (2019-04-01)  17,148  激流网  

王光美先后三次到河北省基层蹲点,分别在抚宁、新城、定兴等地搞四清。第一次是1963年11月到1964年4月,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1964年春节期间曾返回北京,9月又曾重返桃园),化名董朴,担任工作组副组长,第二次是1964年10月到1965年8月,在新城县高镇,化名鲁洁,职务为“一般队员”,第三次是从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在定兴县周家庄,化名林立。这几个地点都靠近铁路沿线,其中“桃园经验”所在地——卢王庄公社就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胜地海滨不远。

下面将参考《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以下简称《桃园经验》)这份文件,来分析“桃园经验”这一刘少奇式政治运动的典型案例。将对照其他相关资料,主要是文革期间群众出版物上透露的有关材料,和文革后官方出版物中的有关材料。虽然这两类材料在意识形态上是对立的,但对四清运动实际过程的描述和评价,差别幷不很大,因此没有理由否定这两方面数据源各自的真实性。

《桃园经验》的确是王光美花费了心血的,这个录音报告听一遍就要五、六个小时。该文件共分五大部分,按运动发展的时间顺序讲述:(一)扎根串连;(二)清经济,包括查账、揭发,要干部放包袱交代问题等等;(三)清政治,即重新登记成份、揭露地主富农等;(四)组织建设,即村干部撤职、改选等;(五)四清成效和总结。下面就来看看这些过程的实际内容如何。

王光美与“桃园经验”-激流网

(一)秘密扎根串连

《桃园经验》开头说到:“到了村子里,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坏人脸上都不写字,不像演戏那样,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装打扮,就给我们个印象,这个人八成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神秘化心态鞠然可现。根据王光美的报告,当地干部为工作队提供了26个“根子”,工作队认为其中只有14个是合格的,工作队自己又发展了11个。“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说话,选他们作根子,他们却躲着我们。”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才有了二十多个根子[1]。可以想象,一批陌生的外来者进村后,神秘莫测地、简单机械地、强加式地给村里的人口作分类、打标签,当地人会做出什么友好反应。

有关资料透露出实际的情形:王光美的工作队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光荣的孤立”,王光美抱怨说:“贫下中农见到工作队带答不理的,甚至吃饭都找不到地方。”“吃饭时把你搁在那里根本不管你,根本没有感情。就是到一些根子家里吃饭也不热情。[2]”

王光美按照刘少奇“工作队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的指示,进村后让大量的工作队员局限在少数人当中搞神秘活动,物色所谓自己的根子,而把其他群众放在一边,对中农也不交代政策。寻找一个根子,往往半个月。工作队进村一个月,才找到了几个根子,有的工作队员由于清规戒律特多,就一个也没找到,其中还出了不少笑话。在新城县高镇的一个生产队有五个工作队员,所扎根子对象都是同一个老头(贫农),五个人又都互相保密,扎了二十多天,闹得这个老贫农莫名其妙,说:“四清就是这样搞法?!”使得五个工作队员哭笑不得[3]。

不难看出,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方法,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桃园报告》里的一个主要正面人物,是后来被提拔为大队书记的关景东,此人一开始,就被王光美选为“根子”。然而,王光美和关景东的交往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可以说,关景东是刘少奇、王光美在桃园早就“扎下的根子”,王光美来到离北戴河海滨不远的桃园大队蹲点,不是偶然的。一九五八年,抚宁县东方红高级社副主任关景东,因浮夸高粱每亩打九千三百斤而在当地出名,当时刘少奇一家恰好在不远的北戴河休养。一个晴朗的下午,刘少奇夫妇专程趋车去拜访这位大跃进的英雄,从此结下了友谊。刘少奇回京后,关景东后来带着社里的花生和苞米,专程赴京看望刘氏夫妇[4]。

当王光美1963年到桃园大队时,关景东因为颇多劣迹,如殴打社员、贪污粮食、侵吞现款和耕地等,遭到社员反对,已经降为没有领导生产实权的民兵连长了。进村不久,化名为董朴的王光美秘密接见了老朋友关景东,并保证“我保你下楼,从轻处理”。不知是讽刺还是必然,关景东这位搞“极左”浮夸的干部、群众声望不佳的人物,成为王光美的根子,并成为她极力扶植的正面典型。

(二)对待干部和群众

《桃园经验》说,工作队发现:当地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联结在一起,而且拿躺倒不干来吓唬工作队。工作队的对策就是:发动群众,前后三次掀起放包袱的高潮。下面就来看,这些操作是怎样实行的。

据文革中群众组织的调查,桃园四清一开始,就把全村干部通通赶上了楼,大搞人人检查过关。桃园大队干部共46名,其中被赶上楼检查过关的43名,被批斗的39人。有的干部只是私分了两斤挂面,有的干部只是吃了几顿伙饭就长时间不能下楼,有些给队里烧火、做饭、卖菜、赶车的社员也被列为“四不清”对象,统统靠边站[5]。

《桃园经验》的冗长叙述的一条主线,就是工作队教育、帮助关景东,联合他一起把主要的四不清干部、坏分子、原桃园大队支部书记吴臣打倒、并追查他的反动出身背景的过程。王光美在报告中,曲折地承认了吴臣在村民中威望较高这个事实,而文革中群众出版物也承认,吴臣是有缺点错误的干部,主要缺点是对待群众的方法简单粗暴。但没有材料证实王光美对吴臣是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的指控6]。这里关心的问题,不是吴臣是否清白,而是王光美对于一位基层干部,在未有充分证据、未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以群众运动的名义进行无情打击、残酷迫害的事实。

我们来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调查资料所透露的王光美“桃园经验”的具体作法:清经济开始后不久,王光美决定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把吴臣当“活靶子”来斗争。这一天,吴臣刚到会,桃园工作组的二队组长赵XX便掏出手枪,把吴臣看管起来,并威胁说:“你老实点,不许乱说乱动。”

1964年3月15日,桃园大队召开了批斗处理吴臣大会,没有经过支部和贫下中农讨论,就宣布开除吴臣的党籍,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就地监督劳动改造。公社负责人宣布处分吴臣的理由是:“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说明吴臣是国民党特务、伪警长,开过大烟馆,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调查资料还指控说,王光美是武斗的积极吹鼓手。她看到二队工作组斗争本队副队长关希彦,对该队的工作组长说:“你们火力不足,给你们调些人来。”后来,二队发生了武斗,一队工作组长知道后,提出意见,王光美大为不满,说:“人家武斗不好,你做出几个说服教育的样子来!”在王光美所包的四队武斗现象最严重。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到赵正在罚跪,她不但不制止,反而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怂恿下,桃园大队体罚成风[7]。

吴臣没有被彻底屈服,工作队对桃园大队的介入,没有能完全解决原有的矛盾,实际上激化了矛盾,挑起了一部分干部群众去斗另一部分干部群众。王光美临走,留下原桃园工作队小组长赵厚玲和一批得力的工作队员作为巩固组,在桃园坐阵。但是,王光美出村不到半年,巩固组就已经招架不住了,事情越来越糟,组长只好电报王光美告急,这时《桃园经验》已经流传全国,又被刘少奇“捧上了天”,王光美于1964年9月急忙赶回桃园,召集原班人马,进行第二次四清。这次回村,王光美改变原来平易近人、实行三同的作法,进村之前,先派公安部队进行侦察与扫清“障碍”,把民兵的枪支弹药全都收缴了。并在邻近各村都布置了侦察员。然后,王光美在便衣武装人员护送下到原来的住处,前门有哨,后门有岗。[8]

王光美返回桃园后,成立“吴臣问题专案组”。对吴臣进行了四十五天的政治迫害:王光美坐阵指挥,采取昼夜不停的疲劳战术,又打又骂,甚至用手枪威逼,强迫弯腰、罚站等等。群众对此意见纷纷,工作队内部也有分歧。当时抚宁县监委的一个干部奉命核实吴臣的问题,向工作组提出了33个疑点,马上遭到无情打击,说他丧失阶级立场,责令他多次当面检讨。为此事,县监委和县委也作了书面检查。王光美派人去东北调查,派去的工作队员查遍了全长春市,也没有查出吴臣当过警察、特务,开过大烟馆等。但是,王光美仍然坚持根据不足的证据给吴臣定了案。

王光美生怕吴臣翻案,1964年专程到唐山,对原桃园工作组长说:“我对桃园是耽心的,今后时间长了,坏分子可能复辟,这个问题你可得注意,要是忘记,桃园出了问题,我那报告已经出去了,就会出问题的。”刘少奇怕王光美压不住台,亲自出马,就抚宁四清问题对中央监委说“:监委审批只能同意,不能翻,有的可以加重,不许减轻。这样做有的人可能冤枉些,如果冤枉就再让他冤枉一两年再说。[9]”

王光美蹲点过的其他地方,整人、迫害干部的凶狠程度也都大致如此。她搞过四清或过问过的单位,直至县一级,四清结束后都来了一个干部大换班。新城县原有七个常委,四清后仅留一个,公社一级的干部(正副书记、社长)撤换了五十多名,占全县这一级干部的百分之七十三[10]。

在干部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受冲击的群众也不在少数。据桃园统计,群众“放包袱”512个,“受教育”者达95%。

高镇小学有四个教师,本来被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王光美却对工作队员说:“小学教师在咱们村里有问题,照样要搞,在哪村,就在哪清。”结果写了检查,跟四不清干部一道训话,逐个检查,有一个教师与村里的干部联系较多,工作队员硬要他检查阶级路线问题。这个教师认为无需检查,工作队员以让他到社员大会上检查来吓唬他,吓得这个老师大哭。

王光美在定兴县周家庄四清,进村三天就说:“支部烂掉了,干部都有贪污。”王光美把周家庄的饲养员、车把式、副业组长,统统作为四不清对象,使一个三百多户的村就有120人被整[11]。

(三)运动群众

在刘少奇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区域一压再压,最后缩减为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县,全省总共才搞了十个县,而工作队竟达十万人。

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人海战术”。以压倒数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队伍,浩浩荡荡地进村,集中火力向农村基层干部展开围攻,将当地权力秩序取而代之,这就是刘少奇、王光美在四清中搞群众运动的主导策略。

如此数量众多的城市官僚精英从天而降,虽然号称是来发动群众,但难免在实际上搞包办代替。调查资料认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办代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大会小会都由工作队一手导演,把广大群众置于观众地位。发言稿由工作队起草,物色“演员”,进行排练,预演,然后出场,每个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队指点,演出前的讲话稿必须经王光美修改[12]。

在定兴县四清时,王光美导演了一场斗争当地干部王树海的大会,会场专门搭起了一间导演室,王光美坐在幕后,指挥全场,会议的每一个主持会议的人都要通过一个布帘向她请示,王光美还派专人从北京接来她的两个孩子观看她的这场表演,让她们“受教育”。会上当场逮捕王树海,会后王光美到处介绍,把这一招宣扬为“杀鶏给猴看”。

王光美总结的经验就是:“革命声势,群众压力,真枪实弹,政策感召”。所谓“革命声势”就是运动初期开始不加区别的从宽从严处理大会,所谓“群众压力”就是根据她定的框框施加压力“搞逼供信”,所谓“真枪实弹”,就是搞秘密的查账,找到一两个突破口去猛攻,致使“全线崩溃”达到或超过所定的框框为止,所谓“政策感召”就是滥用减免缓。在她的这套战术下,社员无所适从,干部哭笑不得,工作队员心里没底[13]。

应该说,王光美在四清中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真心诚意执行党的决定、贯彻刘少奇的指示。文革大批判中将王光美的动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似乎没有说服力。仅从她在艰苦的农村条件下长期坚持蹲点这一点看,她是有为革命做工作的意愿的。王光美也表现出关心群众的一面,

比如:重视妇女工作、为群众作红娘等等。然而,问题在于:她和其他许许多多党的驯服工具一样,是刘少奇式的哲学和政策的推行者,同时也是其受害者。

刘少奇努力地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运动的标准操作模式在全国推广。刘少奇让王光美随同他到各地视察,让她给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干部现身说法。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因为表示不盲目执行“桃园经验”,招致了刘少奇大发脾气[14]。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伯达参与的、天津市委写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是和《桃园经验》类似的一个样板,“小站经验”同样是在刘少奇的思想指导之下制造出来的。在刘少奇的积极推荐下,中央也转发了这份报告[15]。

刘少奇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特别是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转发到全国之后,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比如:山东省曲阜县东郭大队本来是所谓红旗单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队按照“桃园经验”,将所有大队干部隔离反省,劳动模范、支部书记郭守明全家被斗,给当地造成很大冲击。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亡50多人。

1964年底,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各地代表多少将这种严重情况反馈给中央和毛泽东。从这时起,毛泽东就表现出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方法的不满,并发展成为和刘少奇的公开分歧。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等作法表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说,“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16]”对于“人海战术”,毛泽东批评说:“听说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人?哪里调这么多?……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17]”四清运动在这方面确实创立了新中国群众运动的一个记录:当地几十万人的人口,接纳了一万多人的官方运动推动者。

中央根据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意见,起草了四清运动的最后一个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份文件中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纠正了各地残酷打击一大片的粗暴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据当年参加四清的人回忆,1965年春节期间传来了《二十三条》,“人们当时对这个文件,是衷心拥护的,并一时引起很大的兴奋”,因为很多人认为“《二十三条》的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做法”[18]。

注释:

[1]《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

[2]同上。

[3]同上。

[4]《刘修外传》,清华大学《井冈山》,1967年5月21日。[5]《彻底揭发批判在桃园四清中王光美“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革命复辟罪行》,南开大学《卫东》,1967年6月16日。

[6]《歪曲,捏造,陷害——关于吴臣问题的一些调查材料》,中共河北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团《红卫报》,1967年12月29日。

[7]《打倒王光美,解放吴臣》,南开大学《卫东》,1967年6月16日。

[8]《刘修外传》,清华大学《井冈山》,1967年5月21日。

[9]《刘修外传》,清华大学《井冈山》,1967年5月21日。

[10]《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11]同上。

[12]《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

方红》,1967年5月7日。

[13]《第三桃园:定兴调查纪实》,七机部新九一五革命造反总部《飞鸣镝》,

1967年4月27日。

[14]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p488,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15]刘晋峰:《陈伯达与小站“四清”》,《炎黄春秋》2000年第1期。

[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1125。

[17]毛泽东的话引自:《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18]李新:《“四清”札记》,萧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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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与“桃园经验”-激流网(作者:童小溪。整理:苏万赤。本文为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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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光美的“死刑报告”,毛主席断然批示: “不宜判刑”!
二十八卫士 2010-06-10 来源:乌有之乡
关于王光美的“死刑报告”,毛主席断然批示: “不宜判刑”!  

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民主集中制”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思想指导的发展史上,容许犯错误,甚至容忍拍桌子、骂娘,并且一向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提倡并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的人”。但对于思想路线斗争却是坚决与坚定的,然而完全又则是对事不对人。只要不叛变革命出卖党,历来不从肉体上消灭“左”、“右”机会主义分子。就是在“文革”前期的“四清”工作中,刘少奇已明显背离了“四清”初衷的时候,毛主席仍然是与他耐心细致地交换意见,交流思想。并且点名由刘少奇主持“文革”的发起与开展工作。由此可见毛主席为了党的高度团结统一所表现的无与伦比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襟、大度与自信。  

然而,自称为毛主席学生的刘少奇〔自延安起刘少奇常自称为毛主席的学生〕,似乎他别有意味地想起了延安;想起了高岗、饶漱石;想起了彭德怀……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动摇的,为此——这次刘少奇终于未能幸免重蹈了因为他而被打倒的、他的“前人”的覆辙——被彻底地打倒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毛主席面对刘少奇1967年1月6日的辞职报告,仍未予以批准。反而意欲挽救地要求刘少奇多读几本哲学方面的书籍,包括《淮南子》。周恩来总理也电话王光美:“〔你们〕要经得起考验”〔《新中国大博览》p502〕。  

“四清”中抓点总结出了《桃园经验》的王光美在“文革”初期,作为刘少奇的秘书也参加领导了运动的开展,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都同样被学生、群众所反冲击、反批判了。第一张大字报居然就是刘少奇之女刘爱琴〔何葆珍之女〕所写。在风起云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于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其公民身份与政治权力,不予诉讼法律。而“王光美专案组”的“审查报告”,由下而上一致意见均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经“中央文革小组”报请时任中央主要领导负责人,仍然圈定为“死刑”,并呈报毛主席做最终裁定。  

 1970年7月7日 ,毛主席在“王光美专家组”呈报的“关于王光美处理意见的报告”的当天,立即做出了出乎人们意料之外、更是让王光美及其子女想象不到的批示:“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都宜调研从严,处理从宽。”〔《新中国大博览》p632〕。  

正如纪实文学家叶永烈所说的:对于王光美的死刑,毛泽东疾呼“刀下留人!”  

而且,不仅“刀下留人”,就是普通的徒刑也没有予以追究。“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便成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具体化政策。可历史往往造弄人,十年后所发生的“那一个”事件就颇耐人寻味,俨然给历史学家、法学家出了一道求证圆面积中的“派”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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