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强烈对比！ [复制链接]

　　不久前，与一位老熟人邂逅。虽现在工作生活在同一座小城，但还是多年不见，臭味相投，激起共鸣，谈及当年的集体，不免引发一番感慨。过去我们在乡镇工作，他在文化站，我在学校教书，小地方大家都是相识相知吧，当你有些言论，难免被对方得知。过去我讲过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至今他还没有忘记，所以碰到一起，又是老生常谈，但他的出言还是令我始料不及。他首先就给我讲，教书要少教学生XXX理论，多宣传毛泽东思想;其次，他又讲到农村里正在搞这样合作，那样合作，都难以成气候，不如搞以前的集体好。他的第一个问题，倒是没有挑起我的多少兴致，而第二个问题却引发了我对当年集体的回忆和思考。

　　我与农村、农民、农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是两个三十年农村各种关系的亲历者。两个时代我都经常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体验过农业生产的滋味，产生了一定的体会。农村出身，从小参加农业劳动，经历了分田到户(今天称联产承包责任制，又称包产到户，那是专业术语，不需要犹抱琵琶半遮面，本质上前一种说法更为准确贴切，农村里的农民大多数不知道还有后面一种雅号，都以“分田到户”来称呼，所以是习惯成自然了)的前后两个时代。前一个时代，我七八岁就开始跟在姐姐后面给集体放牛，时不时的顶替姐姐放牛，到了十一二岁就于节假日参加生产队劳动，十六七岁时我能每年做一百五六十个工(每个工以10分计算，就是一千五六百分工)，能管上自己在生产队吃的粮食钱有余。农活除了犁田，其它的我都会干。1980年高中毕业，参加了高考，由于功课基本功不扎实水平差考得不好，但还是被录取了。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我正在生产队参加劳动，记得是堆草(将稻草打成堆，便于保管长时间使用)，是一位异姓哥哥将通知书带到劳动地点送到我手上，至今的情形还历历在目。当时我们省正在分田到户，那几天我主要是参加生产队分田，分地，分山的抓阄活动。我眼看就要分到田地了，但却被一纸通知书给搅黄了，很不幸将我排除分田分地之外，本是我家安排好了要分八个人的田，我上学后只分到七个人的田。就是那样我家还是分到了十亩多田，一二亩地，不多的茶叶和少量的山场。读书和教书期间每逢节假日，我都是即时回到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参加集体的修理沟渠等公益活动。前些年我家的姐妹都出嫁了，父母还在进行农业生产，生产的局面只能靠我维持了。近几年父亲过世，母亲又瘫痪，加上生产效率太低，才没有进行水稻生产等了，如今我家还有五六亩田地才荒芜在那里。

　　由于我与农民农村联系是密切度大，对农民感情不一般，对农业农村有着多年积累的感受和体会;还因为我们当时所受的国家、集体多方面的正面教育的缘故吧，在分田到户前我就对生产队的生产积极性不高，生产劳动效益存在的问题思考过，针对这些问题寻找出路。记得一次在参加集体劳动时，曾经问过出嫁在本村的一个姐姐：“要是把田分给你家，你是不是就有劲干了，就有精神干了?”她毫不犹豫的回答：“那肯定是”。她后来如愿以偿，田分了，地得了，独家独户为自己自由生产劳动。开始她家孩子少，劳力多，景况不错，后来孩子多了，孩子又小，老的也老了，农业发展又停滞不前，生活水平就逐年下降，相比之下在本队落到了底层。等到她得了重病，生活就缺吃，缺穿，缺医疗，缺基本保障，困苦不堪。如今大儿子在外长期打工，得到老板的信任成了主管，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条件还不错;老二在家务农，生活难有保障，生计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发展了;小儿子在外打工，不稳定，待遇不高，基本上是温饱。三个儿子都是按照计划生育一对夫妇只生了一个孩子，负担并不重，相比较分田到户前并没有什么起色，应该评判为生活水平下降了。

　　我们分田到户已经三十年有余了，都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村发展却非常有限，这值得我们进行全面深刻的反思，该轮到我们把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当年的农村集体经济好好地比较一番，从中找出集体经济的优势。

　　1、 集体经济有管理上科学化，生产上有有机地组合的优势。集体经济需要团队精神，分工协作。那时农村集体组织得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生产效益高，社会效益也在提高。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远远大于个体力量的相加之和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集体代表更高的生产力，适应现代化大规模协作化生产发展的要求，人民公社通过组织动员机制，将分散的农村劳动力整合起来，提高了农村生产力，扩大劳动力使用规模以弥补技术、资金的不足。那时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从根本上改善了农业生产基础，几乎每个地方的集体都做了许多改天换地(当然有些也破坏力自然环境)，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大事情;而现在只能依靠大型机械才能办得到。

　　2、 资源利用率高。由于协作，人力资源可以避免重复浪费，那时生产队放水(水稻灌溉与管理)，只要一人，而且是劳动能力不强的人就足以应对;但分田到户后，每家必须独立派一人去做，每逢旱季，为了自家争水，彻夜守候在田间地头，六亲不认，造成了不必要的社会矛盾、社会损失，影响社会和谐。为应对病虫害，在当时电力不足的情况下，每逢虫子繁殖高峰期的夜晚，以生产队或大队或公社为单位，组织凭灯光聚杀虫蛾，趁虫子还没有繁殖就将成虫消灭掉，既大量的减少病虫害，又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还减少了依靠农药防治虫害造成现在人人谈虎色变的农药污染，是一项高社会效益农业生产活动活动;但分田到户后，一家一户的，一次性投资比较大，又嫉妒心理，怕杀了别家的虫蛾好了他人，所以就从来没有开展过。其它资源的利用比现在一家一户基本上浪费都少，无疑这是集体经济的优势。

　　3、 幸福指数高。现在大家习惯上以幸福指数来衡量人民的生活质量的高低，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当年集体的共同劳动，幸福指数就很高。集体劳动，热火朝天，到处欢歌笑语，特别是大型生产工地上，风展红旗如画，气氛热烈，人们的精神风貌好，热情高，干劲大，各种劳动竞赛都随时随地的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竞争状态到处都是，而且时不时有人幽默一把，引起工地上人们欢笑声不断。每每回忆当时的劳动情景，幸福的暖流就传遍全身，浑身充满了使不尽的力量，脑海里遍布着憧憬。各级组织部门还组织文艺宣传队，进行劳动文艺宣传，渲染劳动气氛，提升人们的精神，调动生产积极性。那时人们的思想纯朴，自私自利人和事都少，极其丑陋、极端恶劣个人冲突斗争难以见到，邻里之间的利益直接相关不多，社会矛盾少，和谐程度高，社会效益明显。就比较而言，毫无疑问的那个时代幸福指数高，而且远远高于现在，高于不顾人情冷暖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非常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建设。那时劳动虽然有时辛苦，但由于有理想，有精神支撑，人们大多数都能以苦为乐。

　　4、 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社会公平。农村集体实行了政治经济民主化，监督科学化、严格化。当时农村普遍实行了民主选主，大队支书、支部委员都是通过党员的民主选主产生，大队革委会主任、革委会委员通过大队、生产队干部民主选主产生，连生产队的队长、“队委”都是通过社员集体选举推荐，妇女队长也是社员选出来的。管理已经走向民主化，管理方式通过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传承发展了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又结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方法，较为科学实用。那时农村集体民主生活跟原始社会的部落议事会相近，大队有开大规模社员会的礼堂，小队部分有礼堂，没有礼堂的有队屋或仓库召开社员会讨论大队和小队的各项事务。人民群众监督效果好，基层干部得看社员脸色办事。基层干部群众基础好，威信高，没有群众基础你会随时下台，群众与基层干部联系紧密，感情深厚。干部很少有机会以权谋私，很少有干部以权谋私，基层政权公平、公正、廉洁。由于实行集体经济，集体管理，集体分配，虽然产品不是很丰富，但分配上公平合理，差别很小，不可能有两极分化。分工等各项事务安排都征求参考社员的意见，大体上是公平、公道的。

　　5、 社会主义集体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公益事业办得就是好。当时利用人多力量大的特点，兴修水利，改河造田，改地成田，建设了各种各样的水利设施，生产措施，办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农业大事。像我们这样的小公社(只有6000人口左右)建了多座中型水库，小水塘几十座;修筑了沿河两岸几十里的防洪大堤，修建了多座拦水坝来保证农业用水的供应，并将原来的许多旱地改成了良田。我们生产队原来只有几十亩水田，后来修了一座过水大堤，一下子增加了几十亩水田，全队上升到一百多亩良田，提高了单位粮食产量，增加了总产量，保证了当时急剧增加的人口所需的粮食供应，稳定了人民生活。公益事业办得就是好，田间管理四季妥善安排，沟渠及时修理，道路进行必要的修筑和平整，公共设施及时保护，少量的农业机械专人专职管理。农村“五保” 轮流安排社员专职负责，确保了老弱病残者的养老保障。扶老携幼，互补互助成为人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学校的学生被有计划的安排帮助孤寡老人，大队、小队干部亲自带头问寒问暖，关照到位，必要时柴米油盐电都送到家。这种“五保” 以人为本，以仁为善，体现人情味，比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还要细致具体全面，更有实践的内涵，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6、 奠定了快速发展的农业基础。现在农村的水利基本建设设施，都是前三十年的生产队集体的产物，那时还进行了农田改造，小田改成大田，涝田变成高田、保收田，旱田开渠引水变良田;修直、修宽、修平了机耕道路，加建、扩建了许多农业生产道路，为农业的大规模生产，为后来的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为杂交稻的推广全面提高粮食产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后三十年的人民的基本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建成互补的工农业生产体系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做了根本的铺垫。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农业实行单干后还能增产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第一，毛泽东时代动员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兴水利，大建水利设施，带来的效益;第二，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大搞“五小”工业，其中化肥的生产体系，产生的效益。

　　7、 能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就是能较好的把眼前的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把社会各方面的潜能给挖出来，着眼于全局、整体、长远，办好大事难事，这是农业集体经济的重要的优势之一。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统筹规划，整体布局，可以避免农业生产的自发性、盲目性，对于全国农业的生产布局安排非常有利，对各地方政府的各种农业经济，农作物生产布局非常方便，对公社、大队、生产队农林牧副渔的计划提供统筹的条件。有人或许还搬出老问题还反驳我——以前不是对农村集体这方面“统得过死” 不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矛盾特殊性原理，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进行揭露批判过吗，为什么还把这些缺陷再搬上台面作为农业的优势来谈呢?我的回答是有比较才有鉴别，以前没有小岗模式做比较，没有近似于私有化的分田到户的农业生产不能进步作对比，我们不知道分田到户的自发性、盲目性造成的农业经济混乱，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分田到户出现了这些问题原因就是缺少了“统”，所以这些当年我们津津乐道做流言种子的缺陷有许多正是我们农业的优势。通过社会实践我们付出了代价，交了学费，我们才明白其中的奥秘，终于分清是非，必要的、适当的“统”完全有用，不然各自主张各自生产就有盲目性等局限性。如果是当年的农业集体就不会有今天从“姜(将)你军，到生姜大跌价，姜农被整趴下的局面;就不会有去年棉花价格节节攀升，变成今年价格一落千丈的环境。农民有一定的计划生产与一呼隆的自发生产相比较的经验教训，明显见到了农业集体的“统”能利大于弊，为什么不去审视、讨论、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为什么不重树旧旗，发展集体，建设更高更现代化的中国农业呢?

　　8、 工农联盟在增强。城市里工人也有组织的在农忙时帮助农业生产，农村周边的工厂企业适当时组织工人帮农民抢割抢收，形成各行各业帮助农业的局面。农民还自发的通过下放知青与城市工人和工作人员保持联系，加强感情交流，工农联盟在逐渐加强，工农联盟牢不可破，巩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同盟军制度。

　　9、 合作医疗起点低，依靠集体的力量发展迅速，社员们有了依靠保障。农村合作医疗以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为指引，从创办到保障正常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上级主管部门全力帮助配合，整个社会各部门、各系统统筹规划部署，农村组建合作医疗很快。而赤脚医生的人员选拔都是选思想好，品质好，文化素质好，积极要求上进，学习能力强的青年后生来学习担任，也为合作医疗的普及与提高做了一个有效的铺垫。从此农民有了基本的医保，农民看病吃药就到大队的医疗室找赤脚医生，大一点病就到公社卫生院去看，重病才到县医院治疗。当时得了大病，到上级医院治疗医疗费个人承担不起的农村集体也帮助解决，记得我们小队有一位富农，妻子生孩子子宫破裂在县医院做了手术，花了钱急得团团转，不知道怎么办，医生安慰他讲集体会帮他解决，果然回到家，大队、公社给他补助了医疗费。

　　10、 黄赌毒几乎绝迹，社会生活自然和谐。我直到1983年以前是从来不知道赌博是怎么回事，后来随着私有化的进程，社会管理越来越放松，农村管理基本上放任自流，不仅复发了许多丑恶落后的风俗，而且赌博开始回暖，越赌越严重，一发不可收拾。现在是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比比皆是。那时农村里偷扒现象有，但偷扒案例少，而且数量少，比例小，程度轻;吸食毒品我以前只听过解放前有抽大烟的鸦片鬼子，但到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吸食海洛因等也冒出来了;黄色的东西改革开放前在农村文化领域没见到过，只有现实生活中，有少量的男女偷情的事情发生，而且羞于见人，羞于家庭、社会，前些年农村也来了精神污染，“黄”了起来。那时农民坑蒙拐骗偷的少，烧杀抢夺的更少，家庭和睦，社会犯罪率低。仅有的家庭矛盾，邻里矛盾，生产矛盾，首先由生产队队长、妇女队长解决，不行就上交到大队妇女主任、治安员解决，还不行才交到大队革委会主任、大队支书解决，轮到公社就很少有问题了。我的母亲担任了几十年的村妇女主任，她是解决这方面问题的能手。我小时候基本上每天清晨就是在赶到我家要求解决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的诉说和母亲的说服排解声中被吵醒的。基层矛盾基层解决，这样的管理方法很科学，很实用，缓解了社会矛盾，解决了社会矛盾，使农村治安好，社会安定，社员安居乐业。如果没有当时严密的集体经济组织，是难以办得到的，农村的自然和谐就无从谈起。　　举报 | 回复

　　11、 集体的凝聚力很高。小岗集体经济时代部分人的懒散不能代表全中国的农民都懒散，全中国大多数农民自古以来就勤劳勇敢，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几千年的思想文化的结晶。那时，自私自利思想少，公心的居多，集体劳动，家庭生活协作配合，互帮互助，相互支持。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长期教育，公有制集体长时间的实践、摸索，集体的凝聚力在逐步增强，人们的公心培养越来越成熟，农民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在增强。农民爱国家、爱集体，有自尊自爱，有集体荣誉感。就是小岗村，我也敢大胆地肯定，大多数社员不是懒散、松散的，原因更多的是没有引导好，没有组织好。对集体信心不足的人是有的，占得比例不是多数，大多数人已经通过十多年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教育，集体的观念已经很牢固。

　　12、 便于实现农业机械化。当时的集体需要大规模协作生产，生产的社会化高，便于实现农业机械化。现在的工业水平、科技水平，远远超过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水平的要求，为什么到现在在农村还不能实行农业机械化，根本的一点就是解散了农村集体经济，没有集中地资金购买农业机械，难以实行协作劳动，也不需要进行协作劳动，所以你怎么搞也难以组合成有效的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从这一点说农村集体，不仅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益，而且提高了社会效益。

　　13、 封建迷信思想遭到灭顶之灾。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斗争方向就是封建文化，这场运动矛头直指封建文化糟粕，对封建迷信思想的打击有力而彻底，其后封建迷信活动几乎销声匿迹，只有极少数人偷偷摸摸的搞些小活动。我一直到十七八岁都不知道什么是迷信，根本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迷信活动。上小学五年级时为了给学校开茶园种茶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个上海的女下放知青)带着我们挖了许多坟(这种行为当然不一定都对，也不一定合情合理合俗，我只是从一个方面来说明它的优点)，根本不知害怕，更不懂得什么是迷信;那时成年人在造林、造田、改山的各种公共劳动中也经常干一些违法封建迷信的活动。“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这句话是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讲的，集体时代这样的方式被普遍应用，既有哀悼纪念意义，气氛又好，又有感召力凝聚力。

　　14、 生产队、大队、公社的一纸证明一通百达。生产队、大队、公社的一纸小小的证明，就是一张简单低级的纸上写上几行字，盖一个公章，没有任何防伪标志，有奇效，能四通八达，举国通衢，社会治安良好，违法的少，犯罪率低，能维护整个国家的社会基本秩序，在当今的世界上绝无仅有。改革开放，出现了社会治安不稳定，把责任归结到这种证明太简单、不严密，阻止不了社会混乱的身上，代替以从国外学来的身份证。后来又认为第一代身份证防伪技术不过关，创造了更高级的难以造假的第二代身份证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但身份证还是造假层出不穷，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管理不能和谐，社会难出稳定。实践证明了社会治安环境好坏不是用简单的证明来实现还是用复杂的防伪技术的身份证来实现的，而是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来创造什么样的社会治安环境，正确的社会制度创造出科学的社会环境，一张简单的小证明照样能够保障社会的稳定和谐。

　　15、 优先发展教育。以集体力量发展基础教育速度快，效果好，当时的最好的房子就是学校。我们大队，开始没有小学，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全中国的基础教育开始普及，我们大队也分配了老师筹办小学。开始没有教室供学生上课就拿农民的家当学校，在农民家里办学校读书，曾有过六个年级在一间教室读书上课。后来大队安排了一块地做了新学校，分成了三间教室上课，不两年依靠集体计划安排了更大的场地，又建了新学校，分成五个年级单独上课。不是本地的教师就住校，生活有困难大队里就组织安排帮扶，社员们以中国的尊师传统给予老师必要的生活帮助。扫盲科普，生产队队队有场地，有教育人员，年年进行，农闲时及时开展，男女老少有条件都要参加，而且作为评判一个社员先进与否的一条重要标准。通过这些前瞻性的文化科学教育普及活动，提高人民素质。相形之下让人觉得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受农民欢迎的优先发展教育战略，才像是在具体落实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16、 基层干部吃苦在前，率先垂范。农村人民公社和社职各单位与农民联系紧密，他们社会管理的责任心强，与农民的感情深。基层的公社、大队干部每天的主要任务是到田间地头与农民交流，大部分时间直接参加生产劳动，有时指导劳动和管理，一有紧急情况，马上奔赴重要地区、场所进行指导，疏导，处理。那时许多大队、生产队干部率先垂范，重活累活抢着干。基层干部带头作用非常重要，如果大多数干部带了头，管理又能跟上，那个生产队的生产效益一定不错。我们大队附近有一个生产队叫下东庄，生产的自然条件一般，生产队长带头苦干实干，组织能力也强，生产协调好，分工合作好，那里的生产效益好，工分值高，生产队社员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公社干部和公社农业技术人员，几乎天天在全公社寻访，对农业技术问题，对病虫害，进行跟踪管理指导，直接帮助解决不懂、难懂的技术问题，有突发性生产问题，集中人力物力，及时有效处理。这些生产管理方式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生产效率。其他部门也把自己的工作与农业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给农业生产给予有力的帮助和支持。我省现任的一位人大副主任当年就是县农机修理厂的技术员，有一次一个大队在双枪抗旱时，抽水机坏了，他连夜带领另一个技术员抢修，直到天明时才将抽水机修好，保证了这个大队的抗旱保苗工作顺利进行。工作队深入群众，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参加生产，指导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开会因大家都白天起早贪黑的劳动，晚上都很疲劳，就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就近就人，经常哪个参加会议的干部最劳累、最不方便就挪到哪家开，我家就经常做个这样的会场，每每回想起当时开会的情境，又像是在参加当年的会议旁听。所以这些都有利于实现干群一体化，缩小城乡差别。那时没有腐败的土壤，与现在相比，应该说那时谈不上有什么腐败。

　　17、 公社农科队、大队农科队的设立有利于农业科技推广，提高农作物产量。当时全国正在进行杂交水稻的育种试验，公社农科队、大队农科队率先进行各种农业科技的实验，有利于农业科技尽快的有效的推广。这些公社、大队的农科队组成人员，个别素质不高，劳动能力也与一般社员有差别，但在干部和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能做好很多事，甚至能做好一些技术工作，能协助进行科学实验。低产农作物被良种高产农作物更替，又有化肥催生使农作物增产，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当然这些新生事物才在创新阶段，有一定缺点，但优点远远大于缺点，后来把它一棍子打死，显然是有些人出于动机不纯。我们经常讲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相信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但我们不能采取双重标准，戴有色眼镜看问题，那样就会把人民群众首创的行之有效的发明创造用乱棍打死，造成了不必要社会损失。

　　18、 公社林场、大队林场，有利于改造荒山荒滩，保护植被。我们的大队林场原是一片荆棘重生石灰岩裸露的乱石岗，在全国大造林业的气氛里开辟了几百亩，将荒山种上了杉木，建成了林场，后来长势不错，既绿化了荒山，又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公社林场紧连着我们大队林场，地质条件，土壤成分差不多，迟开垦一两年，也成片成林，绿化效果不错，经济效益也高。林业集体所有、集体管理有利于封山育林，有利于绿化管理，控制乱砍滥伐，实现水土保持。公社公有制企业(八九十年代叫乡镇企业，现在的乡镇企业几乎全军覆没)针对性强，围绕农业机械修理设置，针对农民生活安排，促进实现农业机械化，解决农民的生活用品保障问题，很能体现当时的中国农村“特色”。

　　19、 超生游击队少，计划生育人性化，计划生育初见成效。有人以为“计划生育”全是改革开放的功劳，其实不然，毛主席早就重视计划生育了。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就肯定了马寅初是对的，在1957年最高国务会议毛主席说到，“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他在1958年的最高国务会议又说，“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生育的，像日本人一样能控制”。在计划生育执行过程中，虽然当时医疗条件达不到标准，封建思想余孽严重阻碍，但有计划的实行两胎制，绝大多数人做到了，为后来计划生育的一胎制，做了充分准备，打好了前站。那时由于户籍关系稳定，流动人口少，像今天一样的超生游击队那时几乎没有。当时的计划生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性化，毛主席带头主张人性化，他谈到，“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1972年毛主席与几个同志谈话时还说到，“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所以那个时候有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指引，计划生育工作实施的过程以思想教育为主，多做说服动员做，强制性的少，比之现在更体现人性化。由于及时、科学、有力度，所以那时的计划生育已经初见成效，为现在计划生育的成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20、 淡化了封建宗族制度。公社集体时，家族宗族已经相当淡化，但现在却让封建宗法制度又死灰复燃了。我家本是一个大姓家族，那里的村庄几乎都是同一姓“张”，几万人，你说它有多大影响都存在可能性，但在我小时候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家族，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开展过什么活动。解放后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连家谱都没有修过，我也没有见过家谱，但到了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就开始修谱了，现在已经开始了第二轮修谱，越搞规模越大，越严密，影响越来越大，农村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受其支配，有的地方基层政权被家族控制。为了家族利益，干扰农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经常造成农村的械斗，违法犯罪的增多，造成了社会不必要的混乱。

　　21、 包工有一定刺激性。包工是在集体内部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益的一种有效方法。那时搞包工，与经济效益挂钩，直接影响个人生活水平，因此成年人劳动热情很高，干活卖力，青壮年最高每天能做工30——40分工(有些生产队更高)。记得我那时有一个下午割稻，包工割了八分田，拿了十几分工。工分粮也是调动大家积极性的有效方式，除去基本口粮，再以获得工分的多少来称口粮，工分多口粮也自然称得多，吃得多，吃得饱，有余粮，当然劳动更加主动积极，更卖力。

　　22、 民兵亦民亦兵，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当时的社会稳定和谐，各地的民兵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民兵以务农为主，平时整日里参加劳动建设，必要时参加各方面的维护社会治安工作，协助国家公安机关抓捕罪犯、破坏分子，看管罪犯、坏人等各种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活动。那时的社会安定团结，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氛围，保卫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减少了社会管理成本支出，效果好，所以民兵是当时社会稳定不可缺少的支柱之一。不比现在，维稳的成本接近军费开支，去年6500亿，是当年的几十倍，不仅代价大，效益不高，而且国家人民难以承受。

　　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资本论》中，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和实例论证了“协作”劳动产生新的生产力，这已被我国前三十年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后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所验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一章“协作”中，写道：“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我国如果农村集体经济能够坚持到现在，虽然部分地方、部分阶段、部分人存在一些问题，但农业整体发展一定会上一个大的台阶，就没有当前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不会城乡差别越来越大，没有滞后的三农问题，不会有小岗似地农村脏乱差的现象。当时的社会主义已经深入人心，集体经济框架打得牢靠，华西村，南街村，大寨村所取得成果，以及全国2000多个集体发展就是最有力证明，也对应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1、 由于解放初期计划生育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当时的没有基本的医疗设备，医疗条件差，农民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对计划生育与整个国家的关系没有搞清楚，因此重视的程度还不够，人口不能有效控制。当时几乎每个家庭的人口都很多，三四个子女正常，十多个的也有，形成了人口快速膨胀。吃饭的嘴多，干农活的人少，劳动力缺乏，牵制了当时的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生产本身就是个季节性强的产业，需要时却没有必要的劳动力资源来满足生产发展的要求，这必然影响到粮食生产，拖累了国家的经济建设。

　　2、 当时的生产队在劳动管理上，不够科学，也不够严格，监督措施少，而且不到位，造成部分社员磨洋工，劳动效益不高，生产效果不好。有偷懒、磨洋工的现象，影响农业生产。但不能由此把农业集体经济说得一无是处，这样的现象应该是在任何社会、任何生产劳动中都存在的问题，关键看偷懒、磨洋工的所占的比例大小，大了多了肯定会影响生产，就当时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而言人们的劳动大多含有基本的劳动量，不能说有少数人偷懒、磨洋工，农村集体就是不行，就应该推翻。

　　3、 集体时田地有小块改造成大块，有利于大规模协作劳动，便于大机器生产;分田到户时，由于分田要求绝对合理化，均匀化，就把大块田分成三六九等，每家每户都要分到肥田、中等田、瘦田，所以只能将田地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分配。田变小了，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于是全国的农业机械都造小了，便于在小块田地里进行生产操作，成本低了也方便一家一户购买和管理维修，所以现在的农业机械许多都采取小型化，就是有农业机械也实现不了机械化，直接导致到现在农业的劳动生产效率还是不高。我国粮食由原来的自给自足，变成了依赖进口，甚至进口转基因主粮。

　　4、 幸福指数降低，社会效益低。由于农民小生产者意识上升，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抬头，家庭矛盾，邻里矛盾加剧;农村生产生活界别增多，利益纠纷的普遍，导致农村中和谐倒退，幸福指数大幅度降低，社会效益远不如从前。

　　5、 自利思想抬头，从农村到城市形成了私有化的大合唱。自私是人的本能，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放纵私欲，致使私欲膨胀，放任贪婪，怂恿邪恶，放大负面影响，让恶性循环。中国经过二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后，自私自利思想占有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少，失去了上风;但是分田到户后，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自私自利思想又恢复了活力，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现在在整个国家独占鳌头，都危机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性质，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要彻底改变中国的本来面貌，而且使世界局势发生更大的逆转。

　　6、 封建迷信思想抬头、喷涌，造成大量资源浪费。文革中对封建文化传统的冲击，有人一味的渲染是什么打砸抢，是对文物的破坏，这不是辩证的、科学的认识。封建文化良莠不齐、是分不清，现代人肯定要吸其精华去其糟粕。应该充分肯定当时的青少年学生是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有一定的识别能力，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的，他们串联行为、批判行动主要是对准封建思想文化的糟粕的，破坏的主要是封建文化，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完全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他们，求全责备。正是在那个全盘否定的声浪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封建迷信思想开始抬头。农民温饱尚且不能保证，但修庙宇想方设法的凑钱，只要有什么时间地点，利用一切机会，不惜浪费血汗换来的钱财，不顾一切的参加各种封建迷信活动，跟风开展迷信活动。封建迷信活动的完全反弹，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了不必要的社会资源。婚丧嫁娶中各种落后腐朽的风俗也死灰复燃，浪费很大，透支了大量的子孙后代资源。

　　7、 农村空巢，家庭空心化，给农村青少年学生学习、受教育、成长带来很多困难，影响社会和谐建设。由于缺少基本的家庭教育，农村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下降，违法犯罪增多，社会稳定和谐程度降低，直接影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占据了工人的就业岗位，工人失业下岗增多;无业农民到城市成了游民，打工的经济效益不高就铤而走险，违法犯罪，影响城市社会的稳定和谐。

　　8、 城乡差别拉大，两极分化加重，城乡二元结构难以消除。本来农村集体的实力在发展，有利于城乡差别的缩小;七十年代又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活动，更有利于公平、平等的实施，城乡联系加强，工人农民交往正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势头在增强，城乡之间从政治经济到生活都在向一体化靠拢。但分田到户后，农村一放手，松散状态多年不顾不问，许多好的有效保障农民生产生活的措施被废除，被丢弃，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对在下降，生产活动停滞不前，使逐渐缩小的城乡差别再次扩大，出现了今天又抬上议事日程的三农问题。

　　9、 生态意识退化，生态灾难萌发。农民大多数没有多少科学思想，到户后主要是产量、钞票的在起作用，环境什么的一概弃之脑后。在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过多的使用，而且使用的剂量越来越大，土地严重退化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水稻等农作物的化肥农药残留物含量越来越高，我们的食物也越来越令人担忧，可能导致人类的慢性中毒，影响自身的身体健康，导致人类身体的退化。农村里一次性塑料袋使用越来越多，乱丢乱扔各种垃圾造成大面积污染，现代垃圾困扰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污染由城市走向农村，生态灾难不可避免。

　　10、 封建家族宗法影响扩大，干扰农村基层的生产、管理、稳定。现在有人宣传家族文化，把家谱当作文化的多样化来美化，实际上这样过多地宣传家族文化只能是文化复杂化，地方化，宗族派系多，矛盾激烈化，利远远大于弊。现在出现了北方许多村庄，甚至整个乡镇一定程度上被家族控制，封建的宗法制度又抬头了。宗族制度复活，影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激化了基层矛盾，加剧了宗族矛盾斗争，加大加重了刑事犯罪行为，干扰社会的稳定。

　　11、 国有、集体山场管理权按管理期限被卖掉，影响绿化、水土保持。前两年，农村的山场和原来的公社林场、大队林场，甚至国有林场都被分片、分时间段卖给了个人经营管理，以为养肥了地方政府、村委会，搞“活”了经济，他们又可以大把大把的用钱。但卖掉后山场长时间是个人“所有”了，你能今朝有酒今朝醉，将来经济怎么发展?而且管理权被个人控制，人家随时可以通过不正当手段来砍伐，森林资源被破坏，荒漠化、水土流失怎么办?到时候损失的又是国家集体人民，挖社会主义墙脚挖肥了的又是个人，国退民进一幕幕还在继续上演。

　　12、 现在理论上还时不时谈到的集体经济已经是徒有虚名，是个空壳，一块招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农业面临着问题，私有化出现了恶果，以至于发生“三农”问题，发生了李昌平“给总理说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情况。

　　如果说分田到户在短时间内在部分地区、部分时间曾经产生过效益，但只能起到临时抱佛脚的作用，现在早已失去了其往日光辉，分田到户的效益已经日薄西山。多年前所倡导的“统分结合”的政策只见“分”难见“统”，就是有部分“统”也只是猪鼻子插葱装象，“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怕接近当年真正的集体经济而污染了他们倡导私有的形象，所以到现在有“统”的地方很少，“统”方面很少，“统”时间很少，“统”的道路不对，“统”得方向存在问题。“统”到目前为止还是空的，像是不要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

　　农村又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建设发展，经济文化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人们总体上的文化科学知识，上了一个新台阶，计划生育和几十年的义务教育的实施为今天实行集体经济做了多方面的铺垫，应该说走集体化道路的条件比以前更成熟。

　　目前农村又在筹划新的改革，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国土部副部长王世元11月19日表示，国土部门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王世元强调，土地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我国将抓紧完善现行法律和政策，为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创造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1、 根据王世元副部长讲的，鼓励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革，成立集体土地农业经合组织、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公司等，使农民对集体资产享有充分的股权，通过完善和强化土地用益物权，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最大化。农民享有“股权”又是一次摸着石头过河，小岗经验实行多年后明显效果不佳，后来又在不断的寻求办法，搞了一个“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前面讲过“统”就是只打雷下不了雨，过去进行的各地各种形式合作经济的试验，都不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没有一次通过长时间试点能够成功，到现在又“成立集体土地农业经合组织、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公司”谁能说得清不再次被少数人利用进行私有化?虽然“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 可以进行规模化的土地资本经营，但一旦流转必然固定化，被牢牢地控制在少数人手里，不会流转到其他人头上，让多数人从此失去土地这个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重新沦为贫困。跟当年国营企业、集体企业承包制一样，坑了国家集体肥了承包人个人，承包者转移国家集体财产将你掏空，结果国营集体都没有从外国学来“先进管理经验”，只有卖了“私有”了之。现在主流媒体所一再宣扬的各种“大户”经济，到底是一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组织形式呢，还是一种促退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倒退的经济组织形式呢?不难推测，实践也证明那一定是新地主、新资本家经济。

　　2、 农村土地不轮转，搞集体经济，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准备好后方基地，为“出的去，回得来”的城市化模式降低了社会风险。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一些农民抓住了市场机遇，变成了包工头、老板、商人等，这部分人具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能够在城市买房子，过上正式的城市生活;但这只是2亿农民工群体中极少一部分的成功者，大部分的进城农民随着年龄的增长，终将被城市劳动力市场所淘汰，而且进城的农民工基本上都是依靠建筑业生存，一旦房地产等城市基本建设行业走下坡路，他们就无计可施，只能再次回老家。中国的基本建设规模长期保持那么大，房地产几十年高速增长，统计数字表明已经趋向于饱和，放慢是必然的，破灭都有可能，不久的将来，农民工还是要回到农村依靠土地生活，如果被轮转到别人那里，或者被地主资本家占有不能及时收回了，他们吃什么?靠社会保障，牵扯的社会面大、人数多，能不能足额到位?一旦这些人缺少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就不会稳定，中国就会混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也是如此，到时候一发不可收拾，局面就失控了，吃后悔药还怎么来得及?

　　3、 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加强农民的思想教育，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团结力量大的教育尤为重要。现在要重塑农村集体经济，尽管时间，社会环境的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变化，但基本的东西还是一样，以社会效益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教育为手段，以文化科学知识为辅助。教育引导是关键，加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教育。生产队集体时代缺乏的就是这方面的教育，存在着积极性不高，磨洋工现象，主要是对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一致性认识不清，封建的小农意识不可能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被清理干净。由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场深刻革命，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不可能一下子转化的那么快，那么彻底，几千年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就像是流进人们血液的病毒，清除起来要通体翻个底朝天，深度和广度，时间的跨度难度系数都大。人家资产阶级革命是私有制代替私有制，尚且花了超过几十上百年，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只要那么56年到76年那么二十年的时间就能把它建得那么完善，怎么可能，阴暗心理、居心不良者趁机倒打一耙，借此来攻击社会主义，反毛否定共产主义信仰，都是意料之中的事。问题是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改造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充分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集体个人利益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整体，这样才能抛弃时不时的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集体的利益之上的思想观念。当年的大队生产队集体完全懂得这个道理的非常少，能解释清楚这种关系的更少，甚至公社与县里的领导也不一定全都明白。人们的文化科学素质普遍不高，接受能力也不强，满脑子残留着封建思想，一下子要求他们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还很难，更谈不上脱胎换，所以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受当时的条件限制还很难做到人们心悦诚服的接受并见之于行动。现在的情况以已经很不相同，各种条件都大有改观，不管是被教育者还是教育者文化科学素质普遍提高，经济基础也夯实了很多，政治上通过两个三十年的对比，以及纵向的现代与古代比和横向的外国比，人民都有一个清楚地鉴别，实现有效的集体生产，集体管理都基本走向成熟。

　　4、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基础教育的普及，人的总体素质的提高，生产条件的更优势变化，当前更有利于分工协作的大规模、机械化、社会化的生产，形成更高更先进的生产力。从农村土地经营的现实出发，未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是要弱化集体，而是要强化“集体”的职能。现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该回收土地所有权，依靠集体管理，形成大规模更有效能的集体经济。

　　农村集体经济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只是存在着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思想教育没有跟上，存在着管理上的为数不多等缺陷;但是人们正在摸索前进，减少它的不合理的一面，减少它的副作用，纠正它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进一步科学化，成就是有目共睹，它以它的辉煌载入了史册。在它还没有来得及总结经验之时，就被全盘否定，一律被枪毙。几十年过去了，长期的歪曲宣传，人们对当年的集体经济产生了条件反射，整个中国完全定格在小岗模式的定向思维里，得不到解脱。我们宣传的四个现代化包含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农业现代化，几十年过去了，农业现代化的前景依然很暗淡，农业作为基础我们没有很好的发挥其为工业发展提供合理有效的资源，没有为国民经济提供更大的发展动力，没有为工农联盟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提供坚固的基石。历史前进的车轮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农业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寻找真正适合中国农业的体制。不能徘徊在小岗的思维模式上，更不能被控制在小岗模式上，要回过头来发掘我们农村集体经济取得的成就，研究农村集体经济取得成功的因素，为今后农业的生产布局，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提供积极有益的借鉴。

　　还是毛主席英明伟大，料事如神，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早已做了预测和规划。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张平化被毛主席说服了，说“我懂了”，我们“懂了”吗?时至今日我们“懂了”吗?大量的事实证明我们没有“懂”，至少不是完全“懂”。难怪王震将军临终前说“毛主席比我们至少远看五十年”。

　　今天对于农村集体经济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被假象长期蒙蔽，再为错误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回顾历史，开创未来，我们要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从战略高度来发展农业，以世界眼光来看待农业。农业集体经济能够较好的实现社会公平，代表现代化、社会化生产的更高的生产力，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是中国农业走出困境的基本选择。重新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实在是势所必然，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还是引用前面的老熟人的话来结束全文，“这样合作，那样组合，都不如从前的农村集体经济好”，这是老百姓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农业实践自己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