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河南宣传部副部长杨止仁在郑州悼念邓力群同志会上的发言 [复制链接]

——在郑州同志悼念邓力群同志会上的发言

杨止仁 （原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思想理论宣传战线杰出的领导人，马列毛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同志久病不愈，于2015年2月10日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我万分悲痛。

　　邓力群同志早年参加革命，长期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从事秘书文字工作，是全党著名的红秀才笔杆子之一。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始终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兢兢业业，为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下面，我只就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谈谈邓力群同志为革命作出的两大新的贡献。

　　一是邓力群同志坚持真理，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使他在我国处于修正主义高压统治时期，为促进反修斗争新的革命打响了第一枪。并为支持革命队伍发展壮大作出了应有贡献。毛主席逝世尸骨未寒，以邓叶华为首的几个共产党的叛徒便秘密策划了宫廷政变，非法地篡夺了中央领导权，背叛了革命，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逐步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复辟。大多早年参加革命的领导干部，经不起政治考验和私利诱惑，或跟随修正主义背叛革命，为资本主义复辟摇旗呐喊，发了国难财;或丧失革命意志，政治堕落，不问国事，厌倦斗争，置党和国家命运、大多数人民利益于不顾，凭老革命获得的既得利益，安逸享受，欢度晚年;或口头上也对当局搞资本主义复辟表示不满，但不见任何实际行动，成为口头革命派。在“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全国一片非毛化的逆流下，邓力群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的慧眼，较早识破了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狰狞面目。他不屑身居高位，断然挺身而出，写出万言书斥责中央当时在经济领域里推行的一系列违背马列主义的政策举措，从而打破了全国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给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透出一线阳光，促使一些左派同志起来战斗。到十三大党代会，邓小平就免去了邓力群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宣部长职务，让他去搞新中国国史研究。邓力群同志凭借国史研究会的机构，吸纳左派，大力印发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唯物史观研究讨论宣传国史的论文，把全国国史研究会和各省市的下属机构变成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北京先后又诞生了《中流》《真理的追求》《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思潮》四大革命刊物，受到邓力群同志大力支持，进一步冲破了长夜难明赤县天的黑暗沉寂局面，使左派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新世纪初，由于《中流》《真理的追求》拒绝刊登反马列主义的“三个代表”，被当局强迫停刊。但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又相继诞生了许多革命网站，同样得到了邓力群同志和马宾、郑天翔、魏巍、李成瑞、韩西雅等诸多革命老前辈的鼎力支持，使左派队伍更加发展壮大起来，目前已经形成一支初具规模的革命力量，同修正主义集团和帝、资、奸、腐进行着坚决斗争。只要左派内部能够采取正确方法，消除目前某些认识上的分歧，团结一致，争取体制内外和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形成广泛的新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努力唤醒广大民众起来共同斗争，待时机条件成熟时，果断采取革命措施，重新取得政权，是一定能够回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重建科学社会主义社会，重新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引的道路，实现共产党人的最终理想人类最美满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出现当前这一较好的革命形势，我认为邓力群同志功不可没。

　　二是邓力群同志历经三十多年魂牵梦绕刻苦努力，终于完成了从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和批注这部极重要的马列主义的光辉著作。这是毛主席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的探索。结合苏联四十二年的历史与现实，新中国十年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汇集在该书的毛主席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邓力群同志于1998年1月5日完成毛主席这部光辉著作的整理核对编辑出版后说：“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在考虑怎样整理、编辑、出版《批注和谈话》，供人们阅读、研究、分析、评说，魂牵梦绕，三十多年来没有放下。现在这部较全的书稿总算付印了。此时心情，深感欣慰。“邓力群同志在《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一书末页说：”我可以向历史交代了。我的任务是把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原原本本地、完整地记录整理出来，让它流传下去，至于对它的评价、理解、使用，我相信同时代的其他同志和我们的后代比我聪明，无须我多言。“毛主席在这本谈话记录中的论述，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如果没有邓力群同志三十多年魂牵梦绕地刻苦努力，精心核对原始记录，精心整理编辑出版，毛主席的这一部分珍贵理论遗产，就可能被淹没了。邓力群同志这一不朽的伟大功绩，在历史上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有同志可能说，邓力群同志在文革中，跟修正主义一段，为修正主义起草了反毛主席路线的《三项指示为纲》，并参与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是个污点。我认为革命形势尤其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同许多事物的实质，往往被假象掩盖着一样，有时人们很难一下子看清其真实面貌。这是许多革命老同志在文革中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同志一生不发生一点失误，这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客观事物的规律多次反复反映到人们的大脑里，应该认清了有些人仍顽固坚持错误路线，这就不是认识问题了。邓力群同志在文革中跟邓一段，我认为可能是由于邓小平向毛主席多次写检讨悔过，并发誓要重新做人，永不翻案。毛主席重新启用了他，并委他以主持中央工作的大权，一时受修正主义的假象迷惑，跟邓一段，是可以谅解的。毛主席逝世后，当他一旦看清了真面目，便不屑身居高位，断然决裂，多次公开检讨错误，成为最早投入批修的革命老前辈之一，这是非常可贵的，这恰恰证明邓力群同志是一位能够坚持真理，勇于自我批评，决心革命到底，敢于反潮流的真正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那些在文革中一度跟随毛主席革命路线，运动中政治风向一变就倒戈，堕落成为随运动多次反复搞政治投机的风派，有的最后成为可耻的投降派，从革命品质来说，与邓力群同志相比，简直是珍珠和污泥，天地之差。

　　干革命是不能有个人主义私心杂念的。一切从革命利益考虑，从大局考虑，就会减少认识上的失误，一时有了失误，也会及时纠正。邓力群同志的上述失误就属于这一种。有了个人主义私心杂念，就会看问题不全面不客观，犯了错误不回头，导致铸成更大错误，最后使自己革命节操人格丧尽，一败涂地，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那些贪腐分子，那些革命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头子，无不是由于个人主义私心杂念作怪酿成的。毛主席为什么那么强调要斗私批修，也就是要求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在参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自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就是这个道理。能不能勇于斗私自我革命，是考验一个人真革命假革命的试金石。邓力群同志在实践毛主席的这一教导中，为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作出了楷模。

　　我最近读到毛主席1964年1月18日写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特从中摘抄一段供同志们读一下：

　　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轻视他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人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邓力群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又失去了一位指路的革命老前辈，这是革命的一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认真学习邓力群同志的高尚品格和坚贞革命情操。要很好学习邓力群同志不计个人私利，勇于自我批评，有错误就改的革命精神，学习邓力群同志为坚持真理敢于挺身而出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把当前的批修反资反帝锄奸肃腐的革命斗争进一步推向前进。

　　邓力群同志追悼会的主持人宋英同志告诉我，同志们特别是与会的年轻同志，很想让我在追悼会上谈一下1999年1月初，邓力群同志在他家接见我们河南四位同志的情况，下面我简要说一说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和我对这件事情的认识。

　　在毛主席逝世四十一天的十月二十一日，我就被武装监护了。三年后解除武装监护回到家里，深感世道已大变。1980年2月受到省委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基层劳动锻炼的处分。昔日的众多同事，除个别知己来家看望我，几乎无人再敢和我接触，我沉寂、压抑、苦闷、愤慨，怒不可拒，拍案作诗：“耆翁把酒问墨身，几许回天荡埃尘。愤愤热血无洒处，老躯空存一颗心。”“年逾花甲志未酬，妖霾又泛害五洲。夕阳再盼东方晓，狂澜力挽斩魔头。”忽然一天，1932年参加革命的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董万里同志(和我一同受武装监护审查的同案人，所谓河南的“四人帮“之一，1977年10月4日死在监护的囚牢里，至今死因疑团未解)的夫人李凌云同志领着一位陌生老同志到我家看望我。她向我介绍说，这位是抗战时和董万里在太行山一起战斗的老战友梁心明同志。他解放初期任农业部教育司司长，后任吉林工业大学校长，现任郑州国棉三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他听说你和董万里是一案，特来看望你，给你带来几本《中流》《真理的追求》。这真使我感到出乎意外的喜悦兴奋感激。不多天，郑州一位知己又给我送来魏巍同志著的《话说毛泽东》，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后，才知道北京已有一些同志开始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起来战斗，使我在长夜里看到了东方的几线曙光，我感到祖国有希望了。兴奋至极，决心拿起笔写文章投入新的战斗。我经过多处收集资料，与知友交谈讨论，针对当时国际国内对苏联解体原因完全歪曲历史的谬论，又选读一些马列毛有关著作，写出了我第一篇长达三万五千字的批修论文《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篇论文为好，也估不透向社会公布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恰逢梁心明同志认识魏巍同志，要去北京看望他的老战友李友九同志，便委托梁心明同志顺便将该文转给魏巍同志一阅，想先听听魏巍同志是什么看法。魏老接到该文，花一整天时间连读了两遍，立刻到梁心明同志住处说，这篇论文很重要，当前很需要这篇论文以解决许多人政治上的糊涂认识。并询问了我的真实姓名，是搞什么工作的，通讯地址。不多天，我接到魏老写给我的第一封信，要我对该文谈生产的部分可否再做某些修改。我采纳了魏老意见，立即将修改稿寄去。不多天，又收到魏老来信，说他将该文送邓力群同志阅后，邓力群同志很赞赏，提出想见见我。我当然十分兴奋地答应很快专程去北京看望邓老。郑州的几位新结识的反修战友闻知，想同我一起去见见邓老(他们也都已刚认识了魏老)。经我同魏老联系，邓力群同志同意，便形成了梁心明、朱久如、张纤夫和我四人去北京，由魏巍同志陪同，接受邓力群同志在家接见敞胸畅谈的快事。邓力群同志说：“今天是一次幸会，有机会和河南的几位同志见面，非常高兴。志同道合的同志到了一起嘛!大家可以敞开胸襟畅谈。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国内的国际的都非常复杂，不是简单开一个会议，几句话能够讲清楚的。这样的时局，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学习毛泽东思想。因为我们比过来比过去，还是毛主席正确，毛泽东思想正确。当今无论是中国的问题，还是世界的问题，还都得靠毛泽东思想才能解决，其他谁也不行。因为毛主席离我们最近，毛主席的著作谈到的问题与中国和世界的问题最密切。北京的一部分同志，最近就要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要特别认真学习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论述，学习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学习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和批注》这部书。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条理化、通俗化，搞成通俗读物，让人们一看一听就明白，能够从思想上接受。建国后毛主席的论著，经几十年正反两方面检验，愈来愈证明它的正确性。我们要结合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用毛主席的理论著作指导今后的革命实践。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很快，如果我们不抓紧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可能应付不了即将到来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这是邓力群同志谈话的主要内容我简要概括这么多。邓力群同志最后说写出的文章，道理要讲好，也要讲究方式方法。毛主席讲，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不保存自己，怎么能消灭敌人。

　　接见我们四位同志的第二天，由邓力群、魏巍同志通知，组织在《当代思潮》编辑部会议室对我那篇论文开了一个讨论会。原来准备的规格比较高，邓力群同志通知了原中宣部长王忍之，原文化部长贺敬之，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袁木，原农业部长李友九等六七位部长级干部参加。据邓力群同志的郭秘书说，他刚把该文印好给这些同志发出去，估计大多数同志还未收到，个别人收到也未来得及阅读。只有魏巍同志早些天通知的一些同志约二十几人到会。邓力群同志说，河南的同志远道而来不容易，不要推迟日期了，就按原定时间开吧。估计会上也难完全统一认识，能统一多少就统一多少。讨论会开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中间《当代思潮》杂志招待大家一顿晚饭。结束时，魏巍同志做了总结。第二天，我们四人就回郑州了。前后经过就是这样。

　　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和感受。认为，一是邓老魏老两位老同志，当时主要是想通过这篇论文，解决许多同志受西方和xiu正主义当局歪曲历史，把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为苏联经济发展没搞好，人民生活没得到改善，社会主义制度不好造成的糊涂认识，特别是让同志们认清中国xiu正主义当局为否定阶级斗争为纲，荒谬地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对立起来，混淆二者是纲和目关系的阴谋，明确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是统率和被统率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一旦抛弃阶级斗争这个统帅，就必然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个问题在十五年多之后的今天，绝大多数同志已经在认识上解决了，但在当时非毛反动舆论盛行，谈左色变，谈阶级斗争色变的空气下，许多人还是难以接受的。在讨论会上，连当时任《中流》副总编之一的马蓥伯同志，就公开亮明他接受不了。二是邓力群同志公开接见我们河南四位被人看作“极左”的同志在家中畅谈，特别是接见像我这样的在河南揭批查运动中被武装监护、全省大批大斗三年的几乎无人敢接触的“反党分子”，表明他同修正主义集团已毫无顾忌地决裂，坚决站到左派队伍方面，支持左派队伍尽快发展壮大。三是也表明他对左派革命队伍的关心爱护，要和左派沟通思想，交流认识，引导左派注意斗争方法策略，避免犯错误，能够较为顺利地成长。总之我认为这是邓力群同志和魏巍同志表明他们要同革命左派共命运一起战斗的一个重要举动。这件事就谈到这里吧。我那篇论文当时国内无处发表，魏巍同志给发到在美国华人左派办的《中国与世界》网上了。

　　我在2014年7月1日写了一首慰问久病的邓力群老七言诗，抄在这里也作为对邓力群同志的悼念：

　　慰问久病的邓力群老：

　　文革受惑错跟邓，

　　改革识破白骨精。

　　不屑高位坚真理，

　　首书万言斥修正。

　　主研国史宣马列，

　　支持四刊促革命。

　　《毛读政经》书问世，

　　记录编辑立大功。

　　余初习论主矛盾，

　　北京接见坦襟胸。

　　聆听教诲论大局，

　　革命暂处低潮中。

　　当今中国与世界，

　　唯毛理论是真经。

　　读好用好毛理论，

　　革命无往而不胜。

　　珍言深深铭心记，

　　永举旗帜毛泽东。

　　劈荆再开长征路，

　　共产主义必成功。

　　惦念邓老久住院，

　　作此拙诗代慰行。

　　敬爱的邓力群同志，革命的同志永远不会忘记您。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邓力群同志永垂不朽!

　　邓力群同志安息吧!

　　2015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