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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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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03-28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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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8 09:03:10 来源： 华夏网 作者：宗和 “吴市场”急了，将矛头直指中共!“吴市场”在中国还有多大的市场? 作者：曹博律师 最近，在中国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被称为“吴市场”的吴敬琏终于按捺不住，喊出了“改革就是要打破党国大公司”，更直白地说，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制度。 看来，吴敬琏终于急了!!!吴敬琏终于公开地吹响了“推翻共产党”的集结号!!! 那么吴敬琏为什么急了呢? 眼看最近一段时间，意识形态领域“自由派”呈现出式微的态势，“吴市场”当然急了，尽管已经老而无用了，但不能不急忙出来救场。 吴敬琏的急不仅仅在于一段时间来自由派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式微，更在于对党中央当前改革态度与进度不满，认为党中央的改革步伐太慢了，因为他等不及了，他要在有生之年看到他精心设计与布局的“事业”功德圆满。 他最后讲的那句话“不改革是死路一条”，我们早在很多年以前的很多场合就已经聆听过了。 那么，在吴敬琏的眼里，什么才叫改革呢?在吴敬琏看来，凡是改革的方向不是朝着他们预设的“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法制化与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就不是改革。最后，吴敬琏再也顾不上使用任何遮羞布了，可谓是“图穷匕见”，用一句话高度概括了他们所追求的改革就是“打破党国大公司”，就是要推翻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 由于习近平现在所走的“改革路线”以及当前的改革速度，与吴敬琏所在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所期望的相去甚远，他们当然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当然必须出来发难了。 吴敬琏首先侃侃而谈政府干预市场的种种弊端，然后将当今中国的一切问题的原罪归结于“经济没有市场化”、政治没有法制化与民主化。这与不久前柴静播放的那个《穹顶之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柴静首先用解构主义手法罗列出种种“罪状”，然后锋芒直转，将原罪归结于中国能源结构的不合理，而中国能源结构不合理的原罪就是“能量领域没有充分市场化”。也许是由于柴静费尽心思拍摄的《穹顶之下》在喧嚣过后很快就归于沉寂，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缘故，于是乎，躲在背后操纵的“自由派”大佬们不得不亲自出山了。这一次，他们再也顾不上那么羞羞答答了，将他们所追求的所谓“改革目标”高度概括，和盘托出，目标直指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制度与政治体制)。 这个被称为“吴市场”的自己却从来没有勇气进入市场，拿着中国的人们的血汗钱，穷尽毕生精力却在经济学领域却毫无建树，只知道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那套陈旧的理论体系，向中国政府与民众兜售的全是亚当斯密几百年之前创建的那套陈旧不堪的市场学，甘愿在中国充当西方利益的代言人。 吴敬琏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他总算还承认自己也是利益既得者，只不过他不是“党国”代表者阵营中的利益既得者，而是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既得者，而且由于“党国”利益既得集团成为了最大的利益既得集团，阻碍了吴敬琏所代表的那个利益集团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所以，吴敬琏所代表的那个利益集团当然为此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 掀开最后的遮羞布，吴敬琏指责特殊利益既得集团的那番言论，也只不过是两个不同利益集团“狗咬狗”的结果罢了。 为了争取民意支持，麻痹与欺骗民众，吴敬琏不忘给自己表功。拿过去的“筒子楼”说事来证明在“吴市场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老百姓得到了多大巨大的实惠。这一点又与柴静那部《穹顶之下》的处理手法如出一辙。柴静在历数“环境污染”之罪后，惟恐老百姓觉悟到环境污染的原罪恰恰是“市场化”与“私有化”的结果，所以柴静女士在片中特意安排了一个特写镜头：用一组黑白镜头回忆小时候一家六人生活在十几平米的狭窄的房子里。这就是在暗示，如果你们认为现在的环境污染是“市场化”与“私有化”的结果，难道你们愿意回到一家六人挤在十几平米房子生活的日子吗?吴敬琏“筒子楼”与柴静女士的“生活回忆录的黑白镜头”真是相得益彰啊。 不过，山人想在这里提醒吴敬琏们与柴静们一点的是，任何使用解构主义手法来达到自己所渲染的目的同时，也让自己陷入了一种逻辑困境。你可以用一张张令人恐怖的雾霾镜头来论证你的观点，别人也可以用一张张西藏、九寨沟上空的蓝天白云的图片来展示中国的另外一幅场景。而用西藏的蓝天白云、九寨沟的青山绿水来证明“市场化”、“私有化”的原罪也许更具说服力。吴敬琏可以用人们搬出“筒子楼”来证明民众居住条件的改善，那么民众也可以用“高房价”与“房奴”来论证自己的身心遭受何等的摧残。 当我们用解构主义方法来观察与分析所有事物时，都将避免不了得出一种极端的结论：要么完美无缺，要么罪恶累累。比如当我们仅用现象去解构一个社会的制度时，可以罗列出这种制度下数不胜数的丑恶现象，于是可以得出这种制度是多么罪恶的结论;再比如当我们用解构的方法去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罗列出这个人的种种缺点与缺陷，从而可以得出这个人简直就是恶魔的结论。因为解构主义天然的缺陷就是用局部观察的结果推导出一个看似适用于整体的结论。解构方法之所以很容易得逞，原因在于它非常符合绝大多数人观察事物的视角语习惯——因为懂得用辨证法思考问题的人总是少之又少，而由于受到个体知识量与信息量的限制，一般人更乐于以“盲人摸象”的方式去认识某一事物。 用解构主义手法来论证某种观点，甚至得出某种结论，只能蒙蔽那些懵懂无知的人们，但是决不能蒙骗那些理性的思考者，尽管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这个世界里懵懂无知的人占据了绝大多数，但是总有那么极少数清醒与理智的人是不容易被你们这些自以为把持了话语权的精英们操控与欺骗的。他们会向民众说出真相的。柴静《穹顶之下》的最后结局不是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吗? 最后，在这里不得不说的是，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样一个组织机构呢?不就是想对中国制度的未来走向进行所谓的“顶层设计”嘛，不就是想由你们这50人操纵中国经济的话语权嘛，不就是想走“精英路线”嘛，不就是想走西方道路，将中国十余亿民众的命运置于寡头资本的控制与操纵之下嘛，不就是想替美国的“G2模式”在中国寻找出路嘛。 在这里，山人想问题吴敬琏们“吴市场在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市场?还有多大的市场?”，也想提醒吴敬琏们，别把自己装扮成“圣人”，裹挟着民意却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国不是前苏联，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与文化。须知，在中国明白人多着呢。 延伸阅读：吴敬琏：改革就是要打破中共体制、打破党国大公司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cx/article_2013030578368.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50327/073421823637.shtml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吴敬琏 改革就是要打破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其实所谓“国家辛迪加”问题，不是一个国企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我们的体制就是列宁斯大林体制。列宁把它叫“国家辛迪加”，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用了更加现代的说法，叫做“党国大公司”。 
改革就要打破国家辛迪加 我一直反对政府越位干预市场，这几年，政府又在大力补贴技术创新，但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科学研究是有外部性的，没法说发现某一个数学定理你就能得多少钱的回报，所以应该由政府负责投入，但技术创新是由市场奖励的，政府拿出几千万、上亿的钱去奖励一种技术是没有道理的，技术创新为什么要政府拿钱去奖励呢? 政府有什么本事判断哪一种技术是有前途的呢?你可以说某种技术本身也许是先进的，但它在市场上能不能成功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我们现在都是政府说要发展什么技术，然后就大量地给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看看我们的光伏产业已经成了什么样了。 不止光伏，现在全国都在做LED，最厉害的可能是我的家乡常州，要成为LED世界之都。但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给了这个企业资源，那个企业就拿不到。 现在整个江苏都是这个情况，光施正荣就有200亿元资金窟窿，所以政府也拿不出钱来支持LED产业。昆山一家LED公司想到外地融资，广东那边说，你把公司搬到广东来我们就可以投钱，但当地政府说你不能搬走，你搬走我给你的几个亿就白给了。所以这种政府介入投资的模式本身就极不正常。 政府是一个一个地方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科技部搞了一个电动车的十城千辆计划，现在大概有20多个城市都在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拿一部分钱来补贴，十城千辆总共就是一万辆轿车。目前，两三万辆车应该说就达到了最低的经济规模了，可是现在一点儿用都没有，各地都把单子给本地企业了。二十几个一千辆，就达不到有效规模，这个钱是白花了。制造业只要规模上去，成本就下来了，但每个企业都拿一千辆的订单有什么用? 这种事情因为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政府是可以给补贴的，一般的原则是一进入竞争就不能补贴了，但我们不是，政府还会决定把钱给哪个品牌，这是违反公平竞争法的。按市场经济的做法，应该补贴需方，然后通过市场购买，哪家好买哪家的。 家电下乡也是有问题的。有些品种本来就已经要淘汰了，因为家电下乡，实质上维持了它的生命周期，但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还牵扯到所谓分配改革的问题。分配改革上的问题很大，老是说要政府掏钱，结果是税加得那么重，哪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些小企业主私下里也跟我反映(他们不敢公开说)，说我们这些行业领头的人都得到政府很多关爱，但他们根本体会不了我们的困难。我2004年到浙江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从省里一直到县里，都有要扶植的企业名单，这本身就违反了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但是大家见怪不怪，认为当然的，这表示政府多么注意扶持民间企业! 刚才讲到分配改革，分配制度有什么问题呢?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有问题。从投入方面看，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的比重越来越低。结果在分配上，资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而劳动的收入越来越低。而资本又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拥有不了的，资本的拥有者第一位是政府，第二位是企业，企业又以国有企业为主，私营企业是一些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结果收入分配就向政府倾斜，向国有大企业倾斜。 
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有问题。 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就是要降低投资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要提高效率，或者技术进步。具体来说，就是要提高在增长中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的比重和专业人员的比重。从分配上说就是劳动者的比重要进一步提高。 转变增长模式不是喊个口号，党中央做个决定就行了，那是要做很多工作的。除了市场上要优胜劣汰之外，对劳动者要进行培训，要普及义务教育。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重视教育，搞了两三代人经济才起飞，我们现在大量的农民工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接受。 广东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当地政府没有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与本地人子弟的教育一视同仁)当地政府说，农民工子弟应该回到家乡去读书。现在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子弟哪回得去了?结果社会问题就不断发生，打群架什么的在广东经常出现。外地人的孩子也无法就业，本地人靠房子获利，儿子、孙子根本不用工作，也不学习，赌钱，所以一个小事就能引起几千人打起来。 现在有些企业主动办职业技术类大学，目的就是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尽可能实现生产自动化。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有的民办大学是打着办学的名号拿地。这事很复杂，你说哪个企业该表扬也很难说。 我们在互联网应用方面有几个数字，已经连续三年在世界的排名下滑。我们现在的平均带宽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0%，上网人数占全民的比例正在下降，到40%(5亿人左右)增长就很慢很慢，但人家还在增长，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信息化成本太高，比如说我们的光纤基干网，以我们的人数，1条就够了，算上战备，2条就够了，但我们全国过去弄了6条，现在正在另建广电的1条。政府把市场分隔了。 搞电子政务的时候，各个机关都搞自己的系统，最后这些系统连不起来，而且有意不让它连起来，比如说公安部掌握的企业信息和商务部掌握的互相不通，都作为自己的财产垄断起来。 根本的问题在于，政府不应该管那么多。美国就一个商务部，商务部是管市场的，不管企业，我们不是，一直管到企业去了。不仅是商务部，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都这样啊，因为有了权就有钱。 为什么要顶层设计呢?就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整个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进，要一个个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办法。现在问题又成堆，所以需要研究，需要从问题出发去找出体制的原因，然后梳理，根据轻重缓急、配套关系，搞出一个所谓的路线图。 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拿出路线图来，要明确提出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我认为这事不可能由国务院来做，还是要由党中央直接来做。当然有些同志主张恢复国家体改委，但根据过去的经验，1984年那一轮改革方案也不是国家体改委做的，是成立一个方案办做的，1991-1993年那一轮是党中央直接做的，1993年那个总体方案起草组是中央直接领导的，起草组组长就是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另外配合的有16个调查组，调查组是中财办派的，当时中财办主任是曾培炎。那次是党中央直接抓的，这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我曾经说过，改革就是要打破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其实所谓“国家辛迪加”问题，不是一个国企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我们的体制就是列宁斯大林体制。列宁把它叫“国家辛迪加”，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用了更加现代的说法，叫做“党国大公司”。 中国现在的发展，就是列宁在1921年所说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的特点是：一方面有市场，另一方面，国家掌握着所有的“制高点”，“制高点”在中国的翻译叫“命脉”，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改的。 经过几轮改革，到了上世纪末，我们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个体制其实有很沉重的旧体制的遗产，特别是在本世纪初，很多领域的改革有倒退，比如“国进民退”，所以中国是个半市场经济国家，这要继续发展下去，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现在有两个问题绕不开：一是旧的增长模式绕不开。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十几、二十几年了，问题愈演愈烈。从浅的方面来说，就是造成了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从更深层面说，造成了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靠大发钞票来支撑增长，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通货膨胀压力正在持续走高，我们现在的货币流通量马上就要到GDP的200%了，而世界上超过100%的国家都很少。二是权力介入经济领域以后，腐败愈演愈烈，现在已经深入骨髓。 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中国社会也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所以，最近一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不改革就注定要发生很大问题了。 但我认为，改革共识已经形成，我所谓的共识就是：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过去我的一些言论在网上反对的人比赞成的人多，这次90%的人赞成，这就是我说的共识。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改革方向一直是市场化，如果加上“十六大”，那还有政治上的，就是法治化和民主化。所以，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这是一个过去曾经有过的主流。只是到了本世纪，开始冒出另外一批人，过去都是小打小闹地反对，递几次万言书，到了本世纪就比较厉害了，正式提出了纲领，加上有代表人物，像薄熙来，还有“中国模式”派的出现。在实际行动上，2006年前后，国资委[微博]的文件就调转方向，向另外一个方向走了。 改革的方向是不坚定的，但是形成共识则是最近这一年的事。最近有几件事，一个就是高铁，高铁号称是“中国模式”创造的奇迹，是个什么奇迹?很清楚嘛。另外一个“中国模式”突出的表现就是重庆嘛，重庆政治上很清楚了，经济上你看看它最拿手的“八大投”，你看看不雅照里有多少个“投”的“头头”在里面? 其实最近一年来，北京的整个气氛在变化，包括一些部长，私下讲的跟我们是一样的。 当然，政治改革直接关系到权力和利益，既然叫做“党国大公司”，“党国”的代表者当然有很大的利益在里面。我不主张一般地说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我们现在改革的阻力，其实我们这些人也是既得利益者。 改革以前我们住什么地方?住在筒子楼里面，男厕所在一楼，女厕所在二楼。我们现在也得到改革之赐了，能够住到这样的房子了。我一般都是用特殊既得利益者即利用权力发财致富的人们来论述改革的阻力。他们利用权力得到财富，他们当然要反对改革。但是人的思想也不完全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 有些人可能希望保持现在的地位，但形势有时候比人强，说非要坚持这一套也不行。北京的空气污染，他们去年还嘴硬啊，我们的环保部副部长说，美国人你不许再监测了，这是干涉我们内政，他现在还敢说这个话吗？到底呼吸这片土地上空的空气的主要是美国人还是我们老百姓啊？你们家里可能都安了空气净化器把微尘清除了，我们不行啊。 我们这些人是体制内的，我们不想革命，希望稳定。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研究事情发展的规律性，顺应历史潮流，能够做多少做多少，而不是先去估量我有可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本文整理自中国企业家专访，作者萧三匝)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延伸阅读：新华网：再议“吴市场”与“厉股份”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09/12/c_126979549.htm 转眼间，“吴市场”与“厉股份”影响中国已二十余年。之所以在此时此刻再议“吴市场”与“厉股份”，笔者不想多说，因为“你们都懂的”。 二十余年前——确切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公开后，“吴市场”与“厉股份”皆应运而生，旋即“如鱼得水”。 除了邓公南巡讲话的吹拂、浇灌与滋润外，“吴市场”与“厉股份”是那个年代成为重启并深化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度中断的改革大业之两大经济理论“推手”。当然，还有诸多促成“吴市场”与“厉股份”得已规模化验证的外部因素也不能不提。无疑，这是“吴市场”与“厉股份”在短时间内广获舆论认同的外部条件。 苏东剧变后，克里姆林宫新主叶利钦轻信西方经济学界大佬们彻底市场化改造前苏联经济的甜言蜜语，轻率开启了烈度空前、后患迄今未消的国有经济私有化改造运动----史称“休克疗法”。这剂实为毒药却在当时被冠以“良药苦口”之苦药，对新生俄罗斯的长期摧残，令已三度入驻克里姆林宫的现世“彼得大帝”普京总统也无可奈何。当然，那都是后话，此文暂且不表。 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果敢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初步搭建起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制度框架。始发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再度升温提速，全国上下左右改革热情再度空前高涨。 彼时彼刻，乡镇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已风生水起。与此同时，首轮县域及县域以下在乡企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国企和大集体企业(史称“二轻企业”)，通过“联办”、“参股”等多种方式，已事实上被乡企所“并吞”，客观上为中共十四大以后更为猛烈的国企及大集体企业改制提前埋下了伏笔。 正是以上“四大国内外因素”共同推动，造就了以吴敬琏和厉以宁为代表人物的国内两大经济学流派，以及他们各自所主张和力荐的市场化改革抑或股份制改造，同时被官方有条件接受并开始有条件尝试。 就“吴市场”理论被有限采纳，标志性事件大体如下。 大约1994年前后，由陈光担任县委书记的山东省诸城县，刮起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卖光全县所有国企包括公益性国有事业单位的市场化改革……今天回头看，诸城“卖光改革”并不成功，好在范围有限、消极影响可控，纠偏成本尚可承受。只是，陈光书记背负的“卖光书记”之“雅号”，已被历史所永久“定格”。 紧随而至，抑或说中共十五大之后，“吴市场”理论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接受实践检验。1997年末至新世纪初，全国已处于过度市场竞争领域和行业内的中小国企，通过“关停并转”、“抓大放小”、“改制重组”等方式被市场尽乎一次性“淘汰”。尽管这场更大规模和烈度的“市场化改造”——其本质属性是甩包袱式的“私有化运动”进行的十分悲壮，一度令5000万国企员工面临再就业之艰辛，但在经历了多轮阵痛后最终分批实现了“软着落”。 再接着，中国入世，中共十六大召开，新一轮国企改革再现高潮。此轮国企改革主推股份化的政策主旨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晰。但被底下各层级的部分歪和尚们，故意曲解成国企管理层或直接或间接或公开或隐蔽“私分国资”的一次难得盛宴。好在山东“鲁能事件”、江苏“春兰风波”及“朗顾之争”相继引爆，引发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已剑走偏锋的国企改革被中央果断叫停。 至此后，“吴市场”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渐趋“边缘化”。吴老先生也一度很少发声。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忧国忧民之心未泯，吴老先生在此后数年的发声主要集中在新世纪头十年几起几落的宏观调控层面----继续“指点江山、激扬观点”，但实际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尤其是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吴老先生再度“活跃”起来。这一阶段，吴老先生的“建言献策”尽管仍然主要集中于国企市场化改革领域，但连常人都能感觉到，老先生的主张多少带点“主观情绪”和“一厢情愿”。如果读者能找来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继续深化改革的政治宣言)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继续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做思考性阅读，不难发现笔者的上述判断，决非是对吴老先生的不敬抑或无端诋毁。 回头再论“厉股份”理论与改革开放之关联，标志性事件大体如下。 首先，“厉股份”理论出名前，经朱鎔基力荐，国家已有条件恢复建国后停摆的上海股市。“厉股份”被广泛推崇，客观上促推了沪市的扩容和深市的落地。 其次是挽救重组国有商业银行之“工农中建”四大行。新世纪初，四大行的确已危机四伏。挽救重组的方略是，剥离四大行“负资产”和“死贷款”，成立四大国有独资资产管理公司慢慢消化。四大行则相继走上股份制重组之路，梯次实现国内外上市，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涅槃为全球化公众公司。既引进现代公司治理理念和治理架构，又坚定实施国有控股原则，以确保党和政府对其不容质疑的话语权。经过近十年的市场历练，不但四大行齐步进入全球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最优的“十强银行”之列，而且书写出已被改制实践证明中国特色股份制改造之路可以走通的“靓丽篇章”。就此，我们不能说相对稳健、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厉股份”理论，对中央的正确决策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 再次，有了四大行比较成功的股份制改造“范例群”颇具说服力之示范，在央企和省级地方国企两个层面，更多的国企走上了股份改造之路。由此带来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连续十年的“爆发性增长”，以及以央企为主合力主打的“中国高端制造”’、“中国创造”和“中国服务”，以及中国在诸多全球产业领域皆有突破的“中国式系统性解决方案”，令中国国有经济界，令政府决策层，对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以国有经济为基石的社会主义道路底气大增。 有了已十分强壮(并非没有问题，可以说问题依然丛生，仍须不断深化改革)并将继续做强做壮的国有经济奠基，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才能底气满满地、振聋发馈地、掷地有声地发出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之国家自信和民族自信之时代强音! 就此，在二十年余年后再议“吴市场”和“厉股份”之机，回眸一度“水火不容”的“吴市场”与“厉股份”之争，我们理当细细品味来之不易的四点心得抑或心情之宽慰。 其一，当下已认可和坚持“三信”的人们，对国资国企与市场经济并非天生相悖的事实更为认同。对极端市场化、自由化尤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国家经济的误导与危害看得更为真切。包括那些迄今仍然固执地迷恋、幻想、鼓吹、贩卖、兜售极端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的人，也不敢不承认----以大国为标尺做域外观察，无论是前苏东的“休克疗法”，还是美欧的极端市场化和自由化，连它们自己都最终未能走通，遑论国情“大异”的中国乎? 其二，今日中国已蔚为壮观的国资国企，尤其是央资央企和地方省级国资国企，既要继续完成股份制改造的未尽之路，更当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指引，大力推进国资证券化和国企上市化。进一步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基础”，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经济”。为实现“两个一百年”之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排除干扰、砥砺前行。 其三，实践检验真理，实践令谬误循形。越来越多的国人已清晰看到，以市场化为名行私有化之实的某些理论，不管是自创的还是舶来的，不管是直接了当的还是经过包装的，依然值得国人尤其是各级决策层保持高度的警惕和警醒。唯如此，我们在新一轮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才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避免犯习总书记多次告诫的“颠覆性错误”! 其四，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巨轮已驶上了航道更为开阔、前景更为可期、以国资国企领头担纲主角的“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之新征程。就此，国资国企务必当仁不让，重任肩挑——国资国企犹要争气! 改革未有尽头，历史已翻开新页。时过境迁之后，再议“吴市场”与“厉股份”，笔者无意就事论事分辨谁对谁错。厘定两种经济理论谁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影响较大或较小，有利或有害——客观地说，两种经济理论都已大体完成了各自的时代使命。如果一定要分辨两种理论谁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正面影响更大一些，答案全装在读者们的心里，何必非得点破呢! 经济理论之树永远是灰色的，只有持续而正确的实践才能使经济理论生生不息、与时俱进。正确的实践来自哪里?中共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已为我们点亮了了继续探索实践的“航标灯”。 年龄不饶人，吴老、厉老都到了可以问心无愧放下国是，颐养天年之时。希望俩老健康长寿，欣赏和感受中共百年华诞之时的国家新容颜!文|鲁宁 延伸阅读：吴敬琏近年若干言论点析 网摘 吴敬琏：改革的目标是欧美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来源：2008-9-22 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www.21cbh.com/HTML/2008/9/22/HTML_JDS2D5XNROCG_5.html 在“文革”后的探索中,在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对经济体制改革大致提出了四种可供借鉴的体制模式: (1)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等学者为代表,形成了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给予企业更大自主权的学派。 (2)“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于光远、苏绍智等学者比较系统地汲取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济学的成果,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介绍。 (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二战结束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采用威权主义的政府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办法,形成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 (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许多理论界人士,特别是经济学家往往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不是在市场上提供商品和服务;过多的政府干预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并且滋生腐败。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欧美类型的市场经济,即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随着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学者愈来愈多,这种思想的影响力也愈来愈大。 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 从1984年以后的中国党政领导机关的文献可以看到,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模式(4)的语言;而在规定具体措施时,则有更多模式(3)的内容。】 摘自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历程的制度思考》 吴敬琏的改革方向就是资本主义 “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而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显然包括吴敬琏，也可以说吴敬琏是用“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指代他自己。说白了就是：吴敬琏向往欧美模式。 他主张“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他心中的“现代国家”显然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国家和十六大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承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个年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吴敬琏：腐败两极分化与市场经济无关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腐败，这个腐败是怎么来的?有人说是因为市场经济造成的腐败;有人说不是。在我看来就不是因为市场经济，而是改革没有到位，或者是改革遭到了扭曲。】 吴敬琏反对给富人征税缓和两极分化 吴敬琏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诱因是“腐败、垄断等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反对市场经济自发产生两极分化的主张，反对“限制企业主、中高层经理人员、专业人员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对其课征高额累进税”的主张，认为是“完全是开错了药方”。---吴敬琏2006年5月《收入差距过大的症结》 吴敬琏反对国企 【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作出决定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到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等为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 摘自《中国改革向何处去》 发于2008年11月《同舟共进》 吴敬琏拒绝反思市场换技术 【吴敬琏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舆论，对‘市场换技术’政策提出质疑，说改革开放多年了，市场逐步被外资占领，但技术却没有换到，所以这个政策是错误的。我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片面。】(6月19日《南方日报》) 吴敬琏这个脑残对市场经济的迷信达到令人可笑的程度，很早就获得“吴市场”绰号。他甚至认为两极分化、腐败的出现与市场经济无关，认为只有进一步私有化市场化美国化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对哪怕是用给富人征税的方式调节两极分化--这些抑制市场经济弊端的国家调控措施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常见的。即便是最近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党建决议，也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共产党的重要考验。可吴敬琏却大言不惭地说，共产党的腐败、国家的两极分化与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理念、私有化市场化等改革无关。吴敬琏就是如此极端地、赤裸裸地迷信市场，只有两种可能性：1、吴敬琏是脑残。2、吴敬琏是绝大网民分析出的间谍、经济杀手。 延伸阅读：吴敬琏--改革搞极“左”迫害顾准，改革后搞极右消费顾准 网摘 吴敬琏在五六十年代经济研究所中的不干净行为 据百度百科 【上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狄超白任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林里夫任支部委员。此二人在1958年被打成“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至1985年被平反。1958年孙冶方调任经济研究所接替工作。文革期间定为“招降纳叛”。林里夫的老友顾准也再次“挨整”。】( http://baike.baidu.com/view/7634877.htm ) 当时年轻的吴敬琏在经济研究所的历次政治斗争中都有很不干净的行为，很多当事人的证言都可以证实。曾做过吴敬琏九年助理的柳红，在她的一封公开信中直接质问吴敬琏的历史问题： 【有受访经济学家指出您在几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这些历史关头是：1956年“向科学进军”，1957年反右，1960年代批孙冶方，1987年胡/耀/邦下台，以及1989年春夏之交等等，以及您同社科院经济所同事，以及经济学界其他人的关系，比如老一代的林里夫，同代的董辅礽，下一代的一批人等等。】 【在1956-1958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向科学进军”中，团支部和党支部争论之后，“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牵扯了多少人，或者说使多少人受难?团支部中有几人?团员青年有谁?是谁向上级党委告的状?是谁联系的《中国青年》杂志?】 【狄超白和林里夫平反后，很多人向林里夫表示了道歉，您是否道过歉，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 【林里夫家人写过一篇文章《也说林里夫与顾准》(羊城晚报2003年12月28日)，认为您在林里夫与顾准的关系上说了假话，污蔑了林里夫(该文在报纸发表时，您的名字被删去)。对此，除了您已经说过的话和写过的文章外，您还有其他什么需要补充的?】 【“文化大革命”中，经济所有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孙冶方招降纳叛的罪行》，它是您写的吗?有一种说法是，这篇大字报的内容，导致孙冶方七年牢狱之灾，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您怎么看?】 (柳红：一年前致吴敬琏先生的信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2012652446_2.html) 吴敬琏的这些行为，给他的同事都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据柳红的调查： 【“我最近得知您曾经的同事，后来贫病交加，只要在电视里看到您的形象，就得立刻关掉电视，痛苦得不能看。”】 吴敬琏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行为 直到1983年中共十二大闭幕后，吴敬琏还在反对市场经济，批判“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见《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谁能想得到，而今吴敬琏居然被塑造成改革三十年市场经济的拓荒者和擎旗者，摇身一变成了言必称市场的“吴市场”。 中国共识网刊文(《赵燕侠：变脸“泰斗”——吴敬琏》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4268453.html)称吴敬琏是个变色龙： 【六四事件发生前的1988年大赞赵紫阳而大贬李鹏，但六四事件刚结束，吴敬琏就写文批判赵紫阳，使李鹏如获至宝，印发中直机关干部阅读，但吴不承认他写过这篇文章。当时，邓小平一句“不争论”使批赵派停止攻击赵紫阳，吴敬琏的檄文也没有扩大散发。】 吴敬琏被渲染为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学者良心”，而他既任国家证券委评审委员，又任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这两个明显具有利益瓜葛的要津位置，不可能由同一人担任，吴敬琏作为经济学家，更深知在西方这完全是违法的，但他安之若素。 鼓吹选择性反腐的刘胜军2015年1月26日扒出吴敬琏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纪念顾准8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原题为《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的老文章，并截取文中段落连发于微博。在此基础上，1月27日，刘胜军发微博祝贺“‘吴市场’生日快乐”，称“1月24日是吴敬琏85岁生日。1月26日他参加李克强总理座谈会”，然后紧接着赞吴敬琏“当年不畏意识形态大棒，力主市场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并称吴敬琏是“顾准精神衣钵传人，为当代知识分子守住一丝尊严”，该系列微博得到反共公知的转发。 正当该系列微博迅速传播之时，顾准女儿顾秀林表示极度不满，并连发微博强硬回击和揭露。 然而，吴敬琏是顾准的学生，吴认为顾准“才华横溢、具有鲜明个性的奇人……”等一系列看似正面的评价，为何遭到顾准女儿激烈甚至是愤怒地反对?这可从顾秀林的回应当中可略知一二。 她说，“因为今年是先父百年，他们正在把这个吴敬琏营造的市场经济‘圣人’顾准抬出来，掩盖他们扔的一地鸡毛。……顾准只不过是提出计划经济也可以利用市场调节，就被以吴敬琏为符号的伪正统打击到死(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88d2520102vgq6.html)。此后，顾秀林又进一步追问：“……吴敬琏利用我父亲树立自己‘市场经济第一徒’的光辉地位，把顾准的‘计划经济也可以利用市场调节’扭成‘市场经济’第一人，他对于计划经济市场调节猛打猛批对市场经济第一人又吹又捧，这如何解读呢?” 在与网友的互动中，顾秀林又进一步揭露说，“去问问吴敬琏，从1957年开始批判顾准的，是谁，后来定他反革命修正主义是谁，再后来当市场经济第一徒，从头到尾永远正确的是谁?吴敬琏和顾准同一个研究室多少年?为何要到文革末期才知道顾准是奇才?”此后，顾秀林继续说道：“消费顾准，成了你们的时尚啦。似乎他说的每一句话你们都能消费……” 另外也有网友参与评论， 网友@二十日愤怒地骂道：吴敬琏歪曲顾准可耻，消费顾准卑鄙! @阿噢威：吴这个家伙就是个墙头草，机会主义者。没有原则 @伊鸣爷：投机吴? @___阉宰汉奸公知___：吴市场不过是个投机小人。 @杨长玉的微薄：吴敬琏就是个变色龙，从极左到极右的典型。 …… 顾秀林的系列微博揭露了吴敬琏在文革期间猛批顾准，把顾准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改革开放后又把顾准抬高为“市场经济第一人”，而吴敬琏自己是“市场经济第一徒”。 延伸阅读：周新城：社会主义能够不要国有经济吗?——评吴敬琏的访谈录 中央要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深化改革的问题。消息一经传出，“著名经济学家”们就忙碌开了，又是出书，又是接受采访，又是开论坛，想制造舆论，影响中央决策，希望三中全会能够按照他们主张的新自由主义思路设计改革方案。其中最为活跃的要算是吴敬琏了。我们不来详细描述他是怎样忙碌的了，单就他于10月16日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的谈话，看看他向中央推销的改革是什么货色。 一 这个访谈录洋洋洒洒六、七千字，中心思想是要彻底消灭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这是他一贯的思想，没有任何新鲜之处，但与以前他的多次讲话和发表的文章不同，这次他打出邓小平的旗号，他说，“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为此我去查过《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选》里就没有这个国有这个词。”然而我们随便翻一下《邓小平文选》，就可以看到他是信口开河。1985年8月，在谈到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1)这里他虽然没有直接讲国有经济，但谁都知道全民所有制经济就是国有经济。例如，2004年修订的《宪法》第7条载明：“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另外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92年7月23、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2)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而且是载入《宪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再次重申这一点。吴敬琏反对国有经济，尽可直说。他却拉出邓小平来陪绑，仿佛邓小平就不赞成国有经济的。显然，他不是无知，而是故意。拉大旗当虎皮，吓唬人，这就有点卑劣，与他的“著名经济学家”的身份不大相称了。 二 为了论证必须消灭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他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做文章。他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我定义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这就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理想。”他认为，社会主义同有没有公有制经济、有没有国有经济没有关系。这时他又把邓小平拉出来陪绑了，他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是不是社会主义跟国有制的比重大小没有关系。”邓小平是在哪儿讲这句话的?他加了引号，却没有出处。我们遍查《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也找不到他所引的这句话。这是他自己编造的社会主义定义，却按在邓小平的头上了。 与他的这个社会主义定义撘点边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里讲的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但邓小平没有简单地把社会主义仅仅归结为“实现共同富裕”，而把其他特征排除在外。邓小平始终把公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他强调：“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4)就在他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在讲社会主义的本质的“五句话”的前一段里，他还把是不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看作是一个社会是否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志，他说：“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资只占四分之一”。(5)而且他说的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没有一句不是同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的：在生产力具有社会性质的条件下，只有与生产力这种性质相适应的公有制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可见，邓小平在论述社会主义时，从来没有离开过公有制。说邓小平讲社会主义本质，把公有制排除在外了，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歪曲，是吴敬琏等人的捏造。 记得吴敬琏以前曾经给社会主义下过一个定义：社会主义=社会公平+市场经济。这次他又下了一个定义：“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我们相信他哪个定义好呢?哪个也不能信，因为他只是信口开河，哪个定义也没有认真论证过。 我们先来说说社会公平(社会公正)吧。这是他有关社会主义的前后两个定义中都有的内容。什么叫社会公平?公平是一种观念，它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抽象的、永恒的公平，即没有一个对任何社会和任何人都适用的公平标准。恩格斯曾经给公平下过一个经典性的定义，他说：公平“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行政区域条例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这种东西……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6)既然公平这类东西要由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在不同社会里，它们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标准，而且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怎么社会公平(社会公正)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了呢?吴敬琏恐怕是解释不了了吧。 说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那更是吴敬琏的幻影。市场经济，作为发达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经济运行机制，是不同社会制度(只要具有发达的商品生产)都可以运用的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要知道，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经常采用的经济运行机制，而且用了好几百年了，怎么会又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了呢?把不同社会共同的运行机制说成是特定社会制度的本质，这种指鹿为马的本领，若赵高地下有知，当自愧勿如。也只有吴敬琏这样的市场迷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大概吴敬琏也觉察到把市场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过于荒唐，所以他不再提“社会主义=社会公平+市场经济”这个定义了，现在他把“市场经济”更换为“共同富裕”，说“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换句话说，他对社会主义下的新定义是：社会主义=社会公正+共同富裕。这个定义，前一句是错误的，这一点，我们在上面讲过了;后一句则是虚晃一枪。 能不能把“共同富裕”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呢?当然可以。问题在于怎么理解“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表面上看好像是指大家都改善生活，然而从本质上讲，它却是指分配领域中的一种经济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发展经济就可以做到大家提高生活水平的。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的生活也会有所改善。大家知道，工人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既包括生理因素，也包括社会历史因素。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情况下，即使劳动力的价值量不变(甚至下降)，它所包含的物质内容也会增加的。尤其是在社会党执政的西欧国家里，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往往从剥削本国劳动人民、掠夺第三世界获得的巨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搞社会福利，工人生活改善得更快一些。然而这不能称之为共同富裕，因为剥削依旧存在，剩余价值率在不断提高，两极分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加剧了。 共同富裕不仅是说大家都改善生活，而且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是按照同一标准参与分配，因而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全体人民的生活普遍地、平等地富裕起来。例如，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人人都凭劳动获得消费品，“不劳动者不得食”，排除了资本参与分配的可能，不是有人凭劳动、有人凭占有的生产资料来进行分配，这就消除了剥削和两极分化的根源，从而就有可能实现共同富裕。所以，邓小平是把共同富裕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连在一起说的。不仅要发展生产，而且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因为在公有制条件下，任何人在生产资料面前是平等的，谁都不能凭借生产资料来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私有制基础上是谈不上共同富裕的。历史表明，私有制只能导致剥削和两极分化。吴敬琏否定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却侈谈什么“共同富裕”，岂不是南辕北辙了嘛!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7)我们讲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吴敬琏连科学社会主义最起码的原则都不赞成，却在给社会主义下这个定义、那个定义，还能不错误百出吗?建议吴敬琏还是老老实实地学习《共产党宣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吧，不要再卖弄你的那些个“社会主义定义”了。 三 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道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他们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人的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8)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有一点是不会变的，即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他们指出，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9)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宣言》还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10)。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主张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并发展国有经济的。后来他们提出通过合作制来改造个体农业，把集体所有制也看作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如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但始终坚持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必须把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没收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全国解放以后，他又及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事情做得非常好”(11)，它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纠正了所有制结构方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偏向，但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始终把公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上面讲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道理，而且已经在我国付诸实践。坚持这一原则，才能谈得上坚持社会主义。吴敬琏一面说他赞成社会主义(不过他只是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市场经济的“前缀词”、“形容词”，看作是从属于市场经济的东西)，另一面却反对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难道不感到自相矛盾吗?难道真的像有人猜测的那样，他想搞资本主义吗?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党章》、《宪法》上明确载明，我国的国民经济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我们知道吴敬琏是共产党员。身为共产党员，理应遵守《党章》、《宪法》，这不算苛求吧。 顺便还要说一下私有化问题。记者问吴敬琏：“是不是要进行私有化才有可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吴敬琏王顾左右而言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认为提私有化问题没有“太大的意义”。他引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彻底的公有化就是私有化，彻底的私有化就是公有化”。这是一个掩盖自己的私有化主张的荒唐的遁词。大家知道，吴敬琏是主张彻底的私有化的，只要还有一点公有经济、尤其是还有一点国有经济，他都要斥责为“半统制、半自由”，是改革不彻底的表现。但他也知道中央明确反对私有化，不好直截了当地鼓吹私有化，于是他就只好说，这个问题“没有太大的意义”。然而搞不搞私有化，乃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怎么会“没有太大的意义”呢?他只好用“彻底的公有化就是私有化，彻底的私有化就是公有化”这类让人摸不到头脑的话来搪塞了。谁都知道，弗里德曼这句话是胡说八道，公有制与私有制是两种对立的生产关系，怎么会“彻底私有化”就变成了公有制，“彻底公有化”就变成了私有制呢?要知道，公有化还是私有化，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一场革命，而不是变戏法。对这样一个原则问题，吴敬琏也不敢做任何解释，脚底抹油，溜之乎也。这难道就是“著名经济学家”的学术风格? 四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一直弄不懂为什么吴敬琏对公有制、尤其是对国有经济那么反感，非要消灭之不可。他的文章看多了，慢慢有点明白了。撇开政治立场、政治目的(这是根本的原因)不说，单从学术上来说，他的逻辑是这样的：他是坚决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完全迷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认为只有市场经济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而他又认为公有制、尤其是国有经济是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因而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消灭公有制(尤其是国有经济)，实行私有化。他有一个三段论式：大前提——必须搞市场经济;小前提——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结论——不能不搞私有化。 我们不来论证市场原教旨主义、迷信市场的错在哪里，因为事情很简单：按照邓小平的理论，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一样，只是发展生产的一种方法、调节经济的一种手段，它们都属于运行机制的范畴。运用哪种方法、哪种手段，应该根据发展生产、调节经济的需要来选择。这里没有固定的公式，只能用某种方法、某种手段，不能用其他方法、其他手段。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把国家宏观调控(包括计划手段)同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结合起来，绝不是说只用一种手段，完全排斥另一种手段。市场原教旨主义只看到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而忘记了市场经济有它自身的弱点和不足之处，忽视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必要性。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恰恰证明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误，全世界都在对此进行反思和批判。 理论上需要说明的是，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能不能运用市场经济这种方法、手段，也就是说，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同市场经济能不能相容?吴敬琏一再强调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访谈录”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这个的，然而他始终没有从理论上论证为什么两者不能兼容。他只下论断，不做论证，这大概就是他的学风吧。 公有制能不能与市场经济相容的问题，理论上需要回答的是，市场经济这种运行机制对进入市场的主体的要求是什么，公有制能不能满足这一要求。 市场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不是由国家规定的，而是企业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根据市场上商品供求关系，自主地作出经营决策。各种生产要素(包括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等等)都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有一个起码的前提，即进入市场交换的主体是独立的，拥有自主的经营决策权，并具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能够根据本身的利益对市场信号自主地做出反应。那么公有制(尤其是国有经济)能不能塑造这样的市场主体呢? 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些国家取得胜利以后，在相当长时期内，由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制约和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一直采取“国家所有，国家直接经营、统负盈亏”这种实现形式。在生产上，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加以规定，生产上需要的物资，由国家通过计划进行调拨，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统一包销;在财务上，生产所需要的资金，由国家拨给，企业获得的利润，基本上全部上交国家，而亏损则由国家补贴。这样，企业就成为国家机关的附属物，没有经营自主权，也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与市场无关。公有制这种实现形式显然是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排斥的。 但是，公有制在经济上可以有不同的实现形式。自诩参加国家经济改革决策的吴敬琏，大概还会记得，早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指出了这一点。《决定》分析了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指出：“过去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太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12)《决定》提出了全民所有制的新的实现形式，即“国家所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主张在坚持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前提下，“企业有权选择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有权安排自己的产供销活动，有权拥有和支配自留资金，有权依照规定自行任免、聘用和选举本企业的工作人员，有权自行决定用工办法和工资奖励方式，有权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确定本企业产品的价格，等等。总之，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13)实行“国家所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有企业就可以成为市场的主体，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经营活动，也就是说，采取这种实现形式的国有经济是可以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 可见，与市场经济相排斥的，并不是公有制本身，而是公有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定的具体实现形式。对原有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进行改革，在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赋予企业自主经营权，使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出现在市场上，是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我们讲的公有制改革，指的就是改变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绝不是说要取消公有制。取消公有制，那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了，而是改成资本主义了。那种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水火不相容、只有实行私有化才能建立市场经济的观点，如果仅仅从理论认识的角度看，其错误就在于，把公有制的某一种实现形式绝对化了，否认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实际上是说公有制不能改革，要改革只有否定公有制本身。这显然是不对的。 市场经济既可以与私有制相结合，也可以与公有制相结合，这一点，不仅中国的学者，而且一些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也是承认的。例如，萨缪尔逊认为，“市场主体的最基本特征是自负盈亏，只要分清了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实现真正的自负盈亏，就可以形成一个正常的市场主体，而与其所有制性质并无直接关系，公有与私有都是没有区别的。”就连我国某些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是一个代表)将其言论奉为圭臬的科斯，也不得不承认：“由于西方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以私有制度已经存在为假定前提的，这就很容易推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唯一前提的结论。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也只有私有制一种，但历史并没有对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做出证伪。”所以，科斯提出，如果中国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可见，说搞市场经济必须先搞私有化，这是一个理论误区。 五 吴敬琏在访谈录里把他的思想归结为一句话：“形势会教育人，就是邓小平说的那句话，不改革死路一条。”他总是以改革家自诩，也总是用这个话题来教训人的，仿佛他代表了改革，批评他，就是反对改革。这个问题应该认真分析一下。 毫无疑问，邓小平指出，不改革死路一条，这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是存在矛盾的，而且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改革，解决矛盾，社会主义才能有活力。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正是在不断出现矛盾、又不断通过改革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必须进行改革，这一点，我们同吴敬琏是没有分歧的。 但是，改革有一个方向问题。为什么改、朝哪儿改，改什么、不改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吴敬琏却有着原则性的分歧。 并不是任何改革都是正确的。邓小平在强调“不改革死路一条”的同时，明确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而是不搞两极分化。”(14)改革是手段，“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15)他规定了改革的性质和方向：“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16)。因此，“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17)他还警告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8)我们不厌其烦地引用邓小平的这些话，无非是想说明一点，讲到改革，不仅要讲必须改革，还要讲改革的方向、性质、目的。邓小平是这两个方面都讲的，而吴敬琏却只讲一面，故意不讲另一面，他的文章、专著、访谈里从来不引用邓小平后一方面的话。 习近平一再强调：“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沿着正确的道路推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这是同邓小平的思想完全一致的。 谈到改革的方向问题，落实下来，就是改什么和不改什么的问题。习近平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明确指出，改革过程中的争论，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那么，哪些东西是“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的呢?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能改的，把它改了，就是抛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就走了改旗易帜的邪路。从经济上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其中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里始终必须坚持的，不能改的。而吴敬琏追求的改革恰恰是要我们把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这一条改掉。试问，抛弃了公有制，等于抽调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哪里还会有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 值得注意的是，吴敬琏不大提公有制(看来，他对否定公有制，有时还有点顾忌)，而是集中攻击国有经济，说它是什么“权贵资本主义”，主张彻底消灭国有经济。然而按照十五大的提法，公有制为主体，一是指公有资产在整个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指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有控制力。把国有经济否掉了，公有制为主体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了。 吴敬琏那套改革的主张，在我国还只是他的愿望，虽然在吴敬琏这帮子人的忽悠下，有的地方朝这个方向推行了一些措施，但就整体来说，还不是现实。然而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类似吴敬琏主张的改革，却是实际地推行过的。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搞的改革，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吴敬琏那一套。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了。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覆辙吗? 吴敬琏喜欢说，“不改革死路一条”，但应该补充一句：改革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是死路一条。不说后面一句话，那是不完整的。而吴敬琏那套改革主张的要害恰恰就在这里。 (作者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注释：(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7、28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64、56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65、566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见《人民日报》2013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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