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5-27 15:08:2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张勤德
毛 式 社 会 主 义 的 九 大 优 越 性 为什么要把“队伍建设”作为现阶段的一大法宝?(中)
一一试谈“生死抉择期”的机遇、法宝和任务(八) 张勤德
毛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哪里? 我们要抓好队伍建设，提高举旗抓纲的自觉性、既要进一步认清当代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性，又要进一步认清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这就要求我们更充分地讲清毛泽东时代建设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中组部前部长张全景指出：“各类人物的攻击污蔑，内容越来越多元化、手段越来越多样化、手法越来越隐蔽化。他们不论以什么面目、什么方式出现，万变不离其宗，集中到一点，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攻击的重点是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他们深知，要否定一个党和这个党所领导的国家，必须否定党的领袖和党的指导思想。我们要看清他们的真面目，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同他们作斗争。”(红色文化网，2014-11-7)这就是说，讲清和宣传毛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 毛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简称“九大优越性”)： 第一，在毛式社会主义社会里，党的最高领导人才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所领导事业的错误并认真纠正。 有无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也是真共产党人区别于假共产党人的显著标志之一。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党的最高领导人也能够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批评。例如，毛主席不仅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中央工作上的失误承担责任做了自我批评，随后在经济上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及其他方面的多种措施，认真加以纠正，使形势很快好转。而且，对于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能够实事求是地既肯定七分成绩，又承认犯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三分错误，并且也随之采取多项实际举措进行调整。如提出要实行大联合、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等。这些，都是绝大多数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如实承认的铁的事实。 而在“特别是”时期，明明盛传“晚年李先念曾对陈云说，从这几年来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都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明明邓小平公开讲胡耀邦、赵紫阳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斗即实质上犯了走资派错误;明明连赵紫阳自己都公开宣称“实行私有化，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就是改革理论，……西方宣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乃是现代普世文明，各国都不能拒绝”(《软禁中的谈话》，285、392页)，即不打自招地承认自己不仅是走资派而且是西化派，也就是说铁的事实明明证明文革斗走资派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实事求是的声浪中，硬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涉及人数最多、颠倒黑白最明显、造成恶果最严重、激起民愤最强烈的冤假错案。相反，他们对自己所领导的改革，明明是邓小平自己说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也不可能出现两极分化，“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如果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改革就真的走了邪路了”，实际上不仅出现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而且出现了拥有数十亿、数百亿元的富翁;明明全世界公认中国的两极分化程度超过了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89年8月)指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即实质上承认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却硬是不承认改革工作有一絲一毫的错误，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欺骗人数最多、颠倒黑白最明显、造成恶果最严重、激起民愤最强烈的政治骗局。 第二，在毛式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群众才能够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成为主人。 那时由于坚持以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集体企业等)这两种公有制为主体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劳动人民真正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即享受经济民主权利;工人、社员可以面对面地给直接领导提批评意见，各级人大中第一线的普通工农兵学商代表占65%以上，加上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强调在农村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都相当高。工农兵不仅是文艺首先服务的对象，而且在所有媒体上都成为宣传的主体和写作的重要力量(工人理论组就发表了不少文章)，特别是由于实行“五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文化民主权利都不断得到扩大和提升。“五免待遇”即基本上做到全民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免费养老、免费娱乐(例如电影院、体育馆等收费极低)就从最基本方面体现了人民大众的主人公地位。 而在“特别是”时期，有人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从工业产值看，公有制经济占27.7%。非公有制经济占72.3%。中工网报道，中国的前1000名富豪中，有147位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2.6亿农民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仅占3位。这就是说，几乎把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剥夺精光。连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都公开承认，工人、农民、下岗工人，已成为所谓“十个阶层”中倒数第一二三位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反毛反共反华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五反分子茅于轼说：“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华岳论坛，2012年12月7日)这话是很有代表性的，它表明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民群众实质上被当作了维稳甚至专政的对象。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执政为民的声浪中，硬是在对人民群众实行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一定程度的全面专政。 第三，在毛式社会主义社会里，改革才能够健康、稳定地向前推进。 例如，冲破苏联过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提出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通过对照搬苏联“一长制”进行的改革，创造了包括“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革新中实行三结合)在内的鞍钢宪法，并通过贯彻落实，促进了以大庆为代表的大批国营企业越办越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在“特别是”时期，则不仅改掉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且改掉了新中国头30年改革创新的不少成果，连“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地震的群测群防体制、比较有效的群众性反腐倡廉机制，也被基本否定了。因此，人民群众的反思越来越深刻，疑问越来越多。例如，乌有之乡网刊(2014-9-13)所登赵泽琪《一个90后所了解的改革开放》一文，便发出了四问：“为何毛主席时期贪官污吏少得几乎看不到，现在贪官四处横行呢?为何毛主席时期不会出现买不起房子、住不起医院、上不起学、找不到工作的状况，现在却出现了呢?为何当官的、有钱的都说邓小平好，老百姓都说毛主席好呢?纪念毛主席的周年日，为什么会让他们如此恐慌如临大敌呢?” 网络上发表的《悲惨世界——下岗女工最后的自白》一文，读了更让人悲愤欲绝。文中说：“一周前，我吃掉了最后一点能吃的东西。然后，穿戴好衣物，卧在床上，等候这一天的到来。一月前，当我用卖家具所得到的那最后的十元钱买了最后一小口袋米时，就已经知道，自己的末日来临了。我应该何去何从?在家里，只有等死。当年，参加工作时以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永远不会抛弃我们工人的。谁知，一朝改革让我们‘下岗’。原以为下岗必有上岗，社会主义的国家，共产党怎么能不管我们工人呢?!可是，现实把那一切可怜的幻想砸得粉碎! 我们工人被无情地抛弃了!被那些高唱‘改革开放好’的骗子们欺骗了!真是悔啊，悔不听毛主席的话，誓把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进行到底!”(2014-9-30)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改革的声浪中，硬是改掉了真正社会主义改革的积极成果，复辟了僵死、腐朽、反动的资本主义甚至附庸资本主义制度。 第四，在毛式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够真正实行人民当家做主。 革命导师历来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争得民主，建立自己的统治;毛主席指出，人民民主的实质，是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强调人民统治和人民管理，我认为就是提出了人民做主的主张。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做主的基本形式。因为人民民主专政既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又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1954年的宪法和1975年的宪法这两部“人民宪法”，确保在各级人大代表中普通工农兵学商代表占65%以上，规定人民群众有“五大自由”;鞍钢宪法规定工人有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等等，实质上就是实行人民法治或者叫社会主义民治，即人民做主。浙江枫桥创造的群防群治经验，就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点。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标志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就决定，首先，劳动者不仅是在为自己劳动，而且是为国家、集体、大家劳动。通过学习和教育以及各种鼓励措施，加上人总有不甘落后的特性，除极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劳动者都是有积极性的。其次，是企业的管理。很受毛主席重视因而大力推广的《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体现的就是平等和民主原则。最后，是利润分配。国家实行“按劳分配，略有差距”的原则，所有企事业的工资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定期升级，并通过逐步改善福利待遇(如住房、教育、医疗基本免费等)来分享社会劳动果实。这极大地避免了领导干部的腐败和两极分化，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再说，新疆等地分裂势力的活动一直没有断过，只有毛泽东时代大幅度减少了。当时十几个少数民族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互相帮助，平等相处。在对待民族分裂的问题上，各族人民群众共同批判，坚决斗争，因此分裂分子活动的市场越来越小，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 而在“特别是”时期，却一面大讲以法治国，一面违反宪法关于公有制占主体的规定，以私有制取而代之。工人们对现在的法治看得很透。例如，一群深圳工人谈到：“我们是一群在深圳工作多年的基层工人，当中最年长的可追溯到八十年代。我们就像这个城市可随便更换的零件。这个城市让我们渐渐失去对国家的信任，以及对法律的信心，纵然它美丽繁华，却充满着不公平。东莞裕元的工友们因为社保的欠费问题提出抗议，其实我们在深圳也遇到同样的处境，我们同情和支持他们的诉求，也希望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做出争取。我们来自深圳不同的工厂，有些更是国内模范、享誉国际，代工的品牌也是世界知名，然而，我们的社保(尤其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却有很多根本没有购买。这是违法的吗?根据国家法律，是的!”(红旗网，2014-5-3)巩献田指出：“社会治安，远的姑且不说，仅上届党和政府领导人胡温上台开始的2003年，全国发生治安案件599万件，万人均47.6件;而到换届的2012年发生1388万件，万人均102.件，即增长了1.32倍。社会犯罪，我国的刑事犯罪，从1950年开始到2012年，发展趋势正好是一个“V”字形，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平均每年判处刑罚的在六、七十万人左右，最低犯罪率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动乱年代’，即1967年、1968年、1969年，这三年被判处刑罚的每年不超过10万人，分别是54978人，71229人，87502人;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97年之后，被判处刑罚的数字一直上升，2003年被判处刑罚的是73万人，到2012年是115万人，增长57.7%。最近五、六年来，每年被判处刑罚的都是上百万人。(上述数据均来自《中国法律年鉴》和公布的相关部门的报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仅仅是犯罪被侦破的案件，实际的社会犯罪数量比这要大得多，尤其是党政干部犯罪即贪污腐败，众所周知，其破率案是非常低的，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过去讲，一般不会超过5%。同时，还要注意，目前社会犯罪，其恶性程度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不少案件是对中华民族延续已久的传统道德、习俗和伦理的严重挑战和践踏。民族问题上——在边疆地区，极端宗教势力、奴隶主旧贵族势力、封建农场主势力、家族宗法势力、资产阶级势力等等，藏独及疆独势力的膨胀就是这几股邪恶势力的共同纠结作乱。“(乌有之乡，2014-11-11)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法治的声浪中，硬是使中国既成为制定法律最多的国家之一，又成为违法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第五，在毛式社会主义社会里，经济才能够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 先说多。解放前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十五分之一，自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工业占72%，农业则仅占28%了。中国人的寿命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2012年12月16日向阳红网友在中华论坛说：“毛泽东时代28年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塘坝640万口(10万立方米以下)，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人工河渠总长300多万公理，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其工程总量体积折合土石方3610亿立方米。若参照目前水利工程造价，按土石方量简单折算，总造价为240万亿，超过1980-2008年以来中国所有GDP的总和。” 此外，军事等设施的价值，没有计入GDP，因为当时都是免费或要保密的。现在的GDP，以房地产、资源等产业为主。如果除去卖地、卖资源的钱，数据就要大打折扣了。 再说快。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沙健孙指出：“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 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位次都明显提前了。……对此，一些外国人士也不否认。比如，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就说，毛泽东时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取得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光明日报，2014-9-8) 再说好。那时的投资效率也比现在高得多，在“三五”期间，每投资100元利润是26元，而到1992年，每投资100元利润仅2.7元。那时物价非常低，非常平稳，没有通货膨胀，人民根本没有生活压力。1973年前，茅台酒4元1瓶，没有假酒。当时新工人月工资37元，大学毕业生马上分配工作挣56元，就是说每月工资可买14瓶茅台酒。在科技方面，毛泽东最重视集中力量搞科技，以极短的时间使科技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中国“新四大发明”即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全部产生于毛泽东时代。那时各种产品和工程质量都是世界一流。1957年10月15日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50多年只大修过一次，“特别是”时期修建的武汉长江三桥，建成10多年就大修20多次。而且，现在的经济增长率带有很大的虚饰性，如果去除各种拆迁、资源损失、环境破坏等因素影响，我国2009-2011年的实际增长是很难超过5%的。 还有省。那时勤俭持家、勤俭办事、勤俭建国，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气。能够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群众中真正广泛开展起来的学雷锋活动，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戴旭指出：“中国‘胖乎乎的国民’被小财富腐蚀了灵魂，变得贪图享受，意志萎靡，懦弱不堪。全国到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洗浴中心之多，纵欲之风之盛，超过罗马帝国晚期。精英阶层厌战、怯战情绪浓烈。党政军办公大院，哪个不被高级饭店包围?一些贫困县也大盖楼堂馆所，这是什么?是中国的肿瘤!为什么不用这些钱投入高科技?七品官上路都开丰田霸道，小乡长也车接车送，一年中国光是吃喝和公车费用就是几千个亿，相当于一百多艘大型航空母舰。”(生活百态2014-7-24)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声浪中，硬是实质上影响、干扰甚至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以前吃窝窝头，现在吃饅头，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不证明补课式改革没什么不好的吗?”一些同志有这样的疑问。 当然，前30年的生活是艰苦一点，但这主要是因为旧中国留下的摊子太破烂，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需要勒紧腰带艰苦奋斗;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当时提倡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宁愿当代人吃苦头，也要给国家打下个好基础;是因为准备进行反侵略战争，使国防支出超过了科、教、文、卫支出的总和。东方风雨网友指出：“总的来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提高不快，原因有3个：一是因为国家的工业化需要高积累，我国当时的积累率一直在30%以上，最高达到39%，严重地挤压了人民生活(苏联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也是由于高积累)。比如我国1953年就装备了3000架作战飞机，1956年开始自造飞机，1958年就装备了5000架(歼6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这些没有高积累是不可能实现的。三是人口增长过快，对生活是有影响的。1956年中国有6亿人口，20年后的1976年有8亿，增加 2亿。”(乌有之乡，2014-9-6)但是，由于那时候干部和普通群众的生活差别不大，而且起带头作用，例如“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带头减口粮、吃野菜导致腿浮肿，所以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干群关系和社会秩序都相当好。再说，即使当时的生活再艰苦，也比“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旧社会强得多。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孙学文指出：“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以1966-1978年为例，列出以下指标可以批驳‘崩溃论’：工业企业(社队企业以上，不含个体、家庭工业)新增19万多家，职工人数新增4534万人，全民单位投资年增9.05%;外贸有节余9.8亿美元，财政有节余22.3亿元(按原统计口径有31.63亿元)，文革时还有一个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未达到的，即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和财政最理想的状态。货币流通量年增长6.75%，累计增发钞票121.2亿元，平均每年仅发9.32亿元;银行存贷差，到1978年为715.5亿元，消费物价每年仅增长0.3%，零售物价仅递增0.1%，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0.35%，居民消费水平年增长2.25%。虽然增长不多，但并没有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我测算了1952-2008年各年的资金利税率。资改派穷凶极恶攻击的“三年大跃进”的资金利税率(指工业每投入100元资金产生的利润和税收的比重)分别是：1958年为46.5%，1959年为48.7%，1960年为43.6%(全部为国有工业)，以1958为例，比2008年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税率16.08%，外资工业企业的13.62%和私营工业的22.24%要高出30.42、32.88和24.26个百分点。“(毛泽东思想旗帜网网刊《旗帜新声》第3期)当初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是个什么样子?物价飞涨，要用麻袋装钱去买日常用品，而且大量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新中国前30年既没有出现物价飞涨，又没有出现大量工人失业等现象，既无内债也无外债，财政自主，储存有供八亿人吃三年的战备粮，拥有七万亿人民币的国库存款和五百吨黄金，怎么能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现在确实天天吃馒头，但我们要看到以下几点：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或者说是第一要素。全国不仅如前面所说修建了8万多座水库、17万公里河堤，还新增3亿亩灌溉面积，把灌溉动力从 12.8万马力增加到7122万马力，对解决产粮区旱灾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化肥是粮食增产的第二要素。中美关系改善后，毛主席要求从国外购买化肥生产设备，1973年在全国修建13个大型化肥厂。它们于1977年后陆续投产，产量迅速达到1000万吨以上，化肥的供给问题基本解决。 优良品种是粮食增产的第三要素。杂交水稻培育成功于1974年，小麦良种培育也始于那时，几年后全面推广，使粮食产量提高了30%以上。 可见，这三个因素实际上都是毛泽东时代从根本上解决的，后人只是坐享其成罢了。 还要看到，现在所欠内外债数目惊人。大规模引进外资，加上数以万亿计的股票、财政赤字、银行呆坏账，以及拖欠工资、养老金缺口等等，实际上2004年便达到了“负债13万亿左右”(世纪沙龙，2004年12月7日)。再加上公开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超过14万亿元的债务，实际负债不会低于27万亿，即全国每个男女老少头上都有约两万元的债务。再说，现在每年都进口大量食品。例如，“我国2007年食用油对外依存度达59%”(广州日报，2008年10月1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包括吃的一些大米白面在内的许多东西都是借来的。 并且，我们本应生活得更好一点，但由于分配不公、贪污腐败、国资流失等等，“富豪一桌席，百姓一年粮”，甚至连他们的猫狗都比我们吃的好得多，必然使相当一部分平民百姓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至少是提高不大。正如李敖所说：“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2-3万美元的现实，对比中国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泽东没有让他们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西方和中国的物价不一样，无论西欧、美国还是‘四小龙’，物价都比中国高得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绝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这些人有幸到‘四小龙’实地生活体会一下，就会发现‘四小龙’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日子艰难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同样是紧巴巴的，基本上在银行没有存款。欧美国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个孩子，绝不是他们有计划生育的意识，而是难以负担两个孩子的供养和教育费用。”(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 张全景在谈到如何认识前30年的失误时说：“这30年虽然有失误、有挫折，但那是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并且得到了认真纠正。例如，1958年的‘五风’，并不是毛主席刮起来的，而是党内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出现错误造成的;恰恰是毛主席发现最快最早，坚决进行了纠正。”(《胜利前进的动力和方向》，第6页) 我们为什么特别注意揭露这些年经济上的虚假繁荣、致癌式发展现象呢?这是在于经济发展成了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的最大王牌，他们正是用它搞“一俊遮百丑”而逐步把中国演变成西方国家附庸的。现在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由于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只忆前30年的苦，思后30多年的甜，不让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导致他们不懂得阶级剥削、压迫给劳动人民带来多少苦难，因而不懂得为什么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而嘲笑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这对人民事业的危害实在太大、太深、太让人痛彻心肝了。不把这“一俊”的画皮撕掉，相当一部分人还会受白骨精们欺骗。他们已经欺骗了30多年，现在这一套正随着帝国主义的“资本癌症”也到了要命的晚期，进入了真正的“崩溃边缘”，再不悬崖勒马，我国就会真的发生经济甚至社会崩溃的大灾难。所以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当前的有利战略机遇期，讲明真相，以防止他们继续搞乱政局，渾水摸鱼。 第六，毛式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解放军才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珍宝岛之战、西沙之战，都打出了军威、国威。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国内也为保卫、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我军的现代化特别是革命化建设得到大大加强，成效显著。所以，美国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它毛泽东化”。 而在“特别是”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思想政治工作受到严重削弱;把和平发展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主义思潮影响不断扩大，从根本上动摇了军心斗志;大批军工企业军转民和“民营化”(实际上是私营化)，一些有丰富经验的科技人员在一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宣嚣声中，被迫向外流失，给我军的现代化建设造成无法弥补的长远损失;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原则侵入部队特别是当年大搞军队经商腐蚀了我军的根基，腐败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罗援将军问道：“现在部队成了什么样子，一些贪官庸才竟然在作威作福。一弄就是几百万、上亿元，这个钱是怎么来的?房子十几套、几十套，怎么来的?这里面肯定是有漏洞的，体制上、监督机制上都有问题。还有，共产党党员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我们进行了那么多的教育，是否走了过场?”(本人博客，2014-7-6 )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声浪中，硬是实际上使我军的反和平演变和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力受到不应有的巨大削弱。 第七，在毛式社会主义社会里，党的建设才能够不断得到加强。 那时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群众参与共产党的“开门整党”，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自然“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党中央毛主席一发号召，全国马上行动;党要求禁止的事，马上停办。可以说，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立竿见影。 而在“特别是”时期，正如有的网友所说，在中国，信任的基础已经被政府一而再、再而三不诚信的作为彻底动摇了。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被忽悠、被欺骗、被人均、被幸福，怎能不成为“老不信”?!当群众认为假共产党员越来越多、掌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从而完全绝望的时候，便是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在中国上演的日子。可悲的是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直到今天仍然身在右不知右，更可怕的是他们为了自身的私利而顽固不化，“至死方休”。而这正是党的建设不断削弱、党群关系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金一南将军对此说了一段相当深刻的话：“这个问题是一位地方领导干部在听完我的课后提出来的，他对我说：‘金教授，刚才听你讲了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问题，中国今天最大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最大的危险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今天，我们总强调要掌握话语权，但我们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除了发展经济、保持增长外，我们共产党人还有没有其他理想?还能不能像革命年代一样登高一呼，云集者众? ”(海军网，2014-10-11)2014年9月18日参考消息，头版头条的《中国“反腐风暴”强力刮向海外》一文说：“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1.6万-1.8万名腐败官员外逃。据设在华盛顿的‘健全全国金融体系’项目估计，2005-2011年大约有2.83万亿美元资金非法流出中国。”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加强党的建设的声浪中，不仅党的建设在削弱，而且党的性质在逐步蜕变。 第八，在毛式社会主义社会里，腐败现象才能够得到根本遏制。 由于从实质上说腐败现象是私有制这个万恶之源的必然产物，是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一种腐蚀，是剥削者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一种侵占，所以那时由于公有制居于主体地位，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通过群众运动反腐败，所以一反就灵。不仅腐败极少，分配不公、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现象也几乎绝迹;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成了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不少地方几乎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恽仁祥老说得对，“那时是一人有难，众人帮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全国一盘棋的大好形势;旧社会的偷、扒、拐、骗、赌、毒、嫖等污泥浊水被一扫而空……(而这些被走资派和反动文痞污蔑为‘经济搞到了崩溃边缘’)。毛泽东时代的20多年，不仅干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干了100多年才干成的事，而且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是帝国主义无法解决的难题。这样，国际上公认我国是全世界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最好的国家之一。”(大地微微网，2014-10-7) 而在“特别是”时期，据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19000亿。”再说，一切商品化，自然会使商品交换的原则侵入政治领域，使有钱者用钱卖权，有权者用权赚钱，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就拿农村的直选来说，贿选便成了当村官的公开投资。所以老百姓说：“反腐反腐，越反越腐;打假打假，越打越假;扫黄扫黄，越扫越黄。”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反腐倡廉，整顿作风的声浪中，硬是使我国成为腐败最严重，社会风气最败坏的国家之一。 第九，在毛式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的独立主权才能够得到全面维护。 毛主席创立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积极帮助第三世界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正义斗争，自然和一百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牢固的兄弟情谊。上世纪七十年代恢复我国的联合国席位，主要就是由这些兄弟国家“抬进去”的。从此，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使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同当时世界上130个国家中的1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开始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政策，开创了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新阶段，大大改善了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提高了国际威望。同时，由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国得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造出了“两弹一星核潜艇”，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和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国防大学的张召忠将军说：“独立自主，就是不仰人鼻息，不奴颜婢膝，不泥古媚外，不‘韬光养晦’，不见风使舵。在六十年代初前苏联修正主义集团背信弃义撤走专家、威胁逼债又天灾横行之际，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迎难而上，决不向帝国强权让步半分，决不向大难大灾低头一寸，……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无与伦比的革命胆略，战胜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破坏、进攻和封锁。在九死一生的包围中，不但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而且带领中国人民靠着自己的力量，众志成城地搭起初具规模的中国大工业的基本框架，把中国从地地道道的农业国建成了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强国，并留下来成千上万‘国营企业’，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华论坛，2011年1月23 日) 而在“特别是”时期，一些人实质上不仅照搬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那一套，而且把他“三和一少”(对西方国家要搞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革命的支持要少)当作教条僵化保守地贯彻执行，一门心思搞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建设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既公开在党章里删除了“国际主义”，又疏远了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甚至对他们搞损人利己的勾当，真正的战友怎能不越来越少?更严重的是，党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这种“经济改革成果”，还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即让中国不仅做西方国家的经济附庸而且做政治附庸。老百姓把这叫做“接鬼”，显然既形象又生动。由于忽视自主创新，使我国在产业链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制造业的产业链，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末端零售。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把里面最差的加工制造放在中国，结果造成了我们越制造，受污染和剥削越严重，而美国却越占便宜。或者说，由于生产能力主要为西方基本免费服务，将国内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加工成产品送往西方，结果生产能力越大，财富流失得越多越快，与财富积累背道而驰。例如，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10元卖出去的稀土，1000多元买回来。……中国向全球供应着90%以上的稀土资源，但因为没有取得稀土定价权，将资源卖成了‘白菜价’。”(2014-4-3)2013年1月8日，中国科学院发布“中国经济健康报告”披露，“2012年我国被新帝国主义掠夺走的财富已相当于GDP的60%”，2013年我国总产值为51,.9万亿元，60%即达31.14万亿元。我国主导改革的精英把这种悲哀说成是伟大的胜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用以欺骗全国人民，在我国人民被抽取大量鲜血的情况下，不少人仍处于朦胧的欢乐之中，这难道不是极大的悲哀吗?凡是有一点爱国心的人，在了解了真实情况后，都不会无动于衷。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声浪中，使中国逐步滑入新型殖民地的泥坑里，即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 虽然上面所引用的数字无法一一核对，难免有错，但是作为基本事实，无疑是人所公认、铁证如山的。再反对纠正这些错误，实在是天理难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