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06 09:52:10 来源：
乌有之乡 作者：蒋高明
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固然有其重要的一面，然而饥荒扩大了矛盾确实最主要的诱因，因为富人是不会担心食物供应的。
历史上，农民是比较温顺的，但凡有一口饭吃，是不会造反，也不会被人忽悠起来造反的。 然而，影响食物生产的限定因素很多，既有自然的因素，更有人为的因素。人要努力，天要帮忙。要让庄稼获得丰收，时间上至少等一年或者至少一个生长季节，而气候、温度、养分、虫、病、蝗灾等等，都可以限制粮食产量，进而影响食物保障。 在土地私有制的封建社会，农民种植的收入是自己说了不算的。农民自身拥有土地的很少，需要租用大地主的土地。而地主很少是参加劳动的，尤其那些大地主，他们拥有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资料，稳赚不赔的是他们。遇到天灾，大户人家因有大量的食物储备可以安然度过，而贫困的农民只有出卖可怜的土地或农具等生产资料，甚至卖儿卖女度过难关。如果来年或下一生长季收成好，就可以继续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如果天灾或人祸继续不断，那么农民的好日子就不多了，他们要求社会变革的动力就越来越大，人心思变，只要有人挑头，就会造反。 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是因为吃不上饭而发生的，有些起义的主要原因，现在很多教科书都是强调阶级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固然有其重要的一面，然而饥荒扩大了矛盾确实最主要的诱因，因为富人是不会担心食物供应的。商人如果贪婪，政府的救济不到位，因“饭”而反就不可避免。 我们来看看这个“饭”字，如果有食字旁，就不会反;如果没有的食字旁，则饭就成了反。真佩服古人造字的智慧。下面来看看几个著名的农民起义背景。 例证一：绿林与赤眉起义 西汉末年，全国各地农民起义蜂起，其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最具有代表性的两支队伍是绿林和赤眉。自汉元帝时起，历经元、成、哀、平四朝，直到王莽上台执政，各地水灾、旱灾、疾疫，加上政权更替造成的人祸接踵而至，彻底动摇了刘氏政权的根基。 王莽篡位后的天凤四年(公元17年)，南方发生饥荒，饥民们被迫流亡山泽之中，以野菜野果为食。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兄弟深得饥民信任，被推为渠帅(即大帅)，聚众数百人起义。不久，南阳人马武、王常、成丹等也率众参加。他们占据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被称绿林军，数月间便迅速扩大至数千人。 王匡、王凤最早出现在公众面前，是能够为大家评理劝架，是让灾民在分配有限的野菜资源时能够主持公道，于是受到饥民的拥戴，遂被众人推举为首领。数月之间，又有大批饥民归附，很快就达到了数千人。几千张口要吃饭，光凭野地里的那点东西，怎能填饱肚子?人多容易闹事，他们本来是为争野菜而聚集在一起的，野菜没有了，就有人想到富人家里的粮食。谁家有吃的，就抢谁家。于是，抢大户，劫府库，一群被饥饿逼上绝路的饥民，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为一支对封建政权构成严重威胁的农民起义队伍。这就是绿林起义的背景，从此以后，但凡农民起义，上山打劫，都被称为绿林好汉。所谓好汉，原本就是为了一口饭吃。 随后发生的赤眉起义，其原因与绿林起义如出一辙。天凤五年(公元18年)，琅琊(山东诸城东南)人樊崇率领一百多人在莒县(山东莒县)起义，他们以泰山为根据地，转战于黄河南北，得到青、徐一带饥民的响应，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义军很快在一年时间内便发展到万余人。为了区别普通人，他们将眉毛涂成红字，遂被称为赤眉军，活跃在鲁西南。这一带自然灾害严重，饥民满目，饿殍遍地。如今被我们称之为起义农民的“寇贼”，被逼无奈，只好四出抢劫，希望能够找到一点吃的东西。在这些人中，有一个人，叫樊崇，勇武有力，跟住他，总是能抢到些吃的，不至于饿死。故而，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多，一年不到，就有上万人。 《后汉书》记“初，(樊)崇等以困穷为寇，无攻城徇地之计。”就是说，当初，这些人只是因为生活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出来抢东西，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攻略官府，抢占土地。这群乌合之众，唯一的目的，只是想填饱自己的肚子。后来，王莽派出军队前来镇压，他们才走上与官府对抗的道路。即使如此，几年之后，当地灾荒减轻，农业有了一点收成，赤眉军中的不少人，还都萌生了返乡种田的念头。 例证二：红巾军起义 明末爆发的红巾军起义让蒙古人建立的帝国很快崩溃，将小皇帝逼死在内蒙古达里诺尔湖。红巾军起义是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领导的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颍州。红巾军，打红旗，头扎红巾，故称作“红巾”或“红军”，又因焚香聚众，又被称作香军。后来，原属红巾军的朱元璋夺取了红巾军领导权，1368年在南京称帝，建元洪武，国号大明。 蒙古人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他们统治中原以后，依然不能忘怀的还是放牧，竟然有将汉人的庄稼地作为放牧地的想法。元朝后期，以蒙古族贵族为主的统治阶级，对各族特别是汉族人民的掠夺和奴役十分残酷。他们疯狂地兼并土地，把广阔的良田变为牧场，如大臣伯彦得赏赐土地就达2万顷。大地主广占土地，”驱役佃户”。赵天麟元中统五年奏疏称：“又江南豪民广占农地，驱役佃戸，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婢。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全国税额比元初增加20倍。 而元朝统治者挥霍无度，到处搜罗民间财宝美女，天天供佛炼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滥发货币，祸国殃民。加上黄河连年失修，多次决口，真是民不聊生，出现了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的悲惨局面。反抗的烈火在人民心中燃起。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首诗：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这就是说，农民造反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大凡农民起义，在开始的时候都是纪律严明，同情穷人，并为它们撑腰说话的，只有那些不能成大器的游寇才掠夺穷人。红巾军也不例外。红巾军所到之处，开仓散米，赈济贫农，深得人民拥护。群众纷纷加入红巾军，队伍迅速扩大到几十万人。 在红巾军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农民纷起响应。人数较多的有蕲水(今湖北浠水)的徐寿辉部，萧县(今安徽萧县西北)的芝麻李部，南阳的布王三部，荆樊的孟海马部，濠州(今安徽风阳东)的郭子兴部等。而最终成大器者，乃郭子兴手下的朱元璋也。朱元璋他采纳了谋士朱升的话：“高筑墙、广积粮、缓成王”，不断积蓄力量，先解决吃饭问题，稳定人心，再逐步扩大地盘，最终成就一代帝业。而朱皇帝所依据的法宝，依旧是“民以食为天”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 例证三：李自成起义 历史上，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也是励精图治的一位皇帝，可惜生不逢时。松锦大战，13万明军全军覆没，洪承畴、祖大寿降清;潼关之战，孙传庭战败阵亡，尸骨无存，中原全部失守。而致使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不是关外的满族，而是明朝的臣民李自成带领的大顺军。前方不断传来李自成率军北上、攻破城池的消息，关外清军随时可以突破长城，直取北京。失败命运已经注定，明朝末代皇帝绝望地感慨道：“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崇祯皇帝找到了这样一个理由，又不愿意投降，自缢于万岁山(今景山)一棵歪脖子树上。 逼死明朝皇帝的李自成是何许人也?李自成(1606年—1645年)，原名鸿基， 陕西米脂县李继迁寨。童年时给地主牧羊，曾为银川驿卒。李自成造反时，饥荒初起之时，百姓采山间蓬草而食，不久之后，蓬草一扫而光，人们只好挖草根、啃树皮果腹。很快，地面上所有的绿色植物，都被吃光了。饿得走投无路的人们，把目光投向了一种形似石块，叫做青膏泥的东西。这种青膏泥，没有一点营养，只是因为它有一股腥味，与人们曾经的某种食物的气味相似，饥民们就拿它来充饥。可这种东西，是不可能被肠胃吸收消化的，所以，它就积存在人们的肚子里，排不出来。最后，人会被活活地腹胀下坠憋死。 善良的农民们，他们明知吃下青膏泥，会是这样一种凄惨的下场，可他们宁肯饿死，憋死，也没有去抢，去偷，去骗。他们等待着官府开仓放粮，等待着皇帝大发慈悲。可他们哪里知道，官府早已无粮可放，皇帝也已无计可施。官府不管，商户贪婪，大户人家吝啬，这时候穷人能动用的资源就是自己一条性命了。李自成及时打出了口号“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样的宣传，对面随时要拼命的饥民来讲，是非常有鼓动性的。 《明史》中万历元年到崇祯十七年间，关于自然灾害的记录很多，举例如下： 万历十一年八月庚戌朔，河东盐臣言，解池旱涸，盐花不生。十三年四月戊午，因久旱，步祷郊坛。京师自去秋至此不雨，河井并涸……三十七年，楚、蜀、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皆旱。三十八年，久旱。济、青、登、莱四府大旱。三十九年夏，京师大旱。四十三年三月，不雨，至于六月。山东春夏大旱，千里如焚。四十四年，陕西旱。秋冬，广西大旱。四十五年夏，畿南亢旱。四十七年，广西梧州旱，赤地如焚。 崇祯元年夏，畿辅旱，赤地千里。三年三月，旱，择日亲祷。五年，杭、嘉、湖三府自八月至十月七旬不雨。六年，京师及江西旱。十年夏，京师及河东不雨，江西大旱。十一年，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旱。十二年，畿南、山东、河南、山西、浙江旱。十三年，两京及登、青、莱三府旱。十四年，两京、山东、河南、湖广及宣、大边地旱。十六年五月辛丑，祈祷雨泽，命臣工痛加修省。 崇祯八年七月，河南蝗。十年六月，山东、河南蝗。十一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大旱蝗。十三年五月，两京、山东、山西、陕西大旱蝗。十四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 崇祯年间也是大旱蝗灾不止，由史料可以看出，崇祯的最后七年几乎年年大旱，干旱地点还是以北方地区为主，连年的干旱使崇祯越发不安，饥饿让更多的贫困农民加入了造反的队伍。崇祯派出了很多军队围剿起义军，也获得过很多次胜利。可是，起义军越杀越多，四处流窜，难以彻底平定。洪承畴曾把李自成打的就剩十八骑败走商洛，胜了之后就被调往辽东前线了，关外也吃紧啊。洪总督走了没多久，李自成跑出来，走到河南，把闯字旗一插，十万饥民入伍，势力马上又恢复了。起义军的势力越来越大，直到逼死崇祯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