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08 09:05:21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郑彪
这是知名学者郑彪在横渠书院第一届夏令营上的演讲。他指出，毛泽东逝世以后，也就是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经济繁荣、科技发达、外表光鲜而实际上危机深重的时期。他说，现在觉悟，还来得及，如不猛醒，再迟十年，彻底完蛋。我们是横渠书院，中华民族不甘于灭亡，还要实现中华复兴中国梦，就要坚持马列毛主义，也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包括横渠先生著名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然也要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要包括采撷西方文化好的东西。但一定要有主心骨，要善于比较和鉴别，要为我所用。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有补充)第一至四部分，后面会继续刊发，敬请关注。
关于《春秋》大义和以德治国(一至四) 时间：2015年8月11日至12日 主办单位：横渠书院 地点：河北省遵化市凤凰岭风景区横渠书院第一届夏令营 主持人：周强 主讲人：郑彪 作者简介：郑彪，字啸天，浙江金华人。知名学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雅好文史。治学以经世报国为用，学行合一。著有《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中国软实力》等。
尊敬的横渠书院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有关方面的领导、各位导师、专家学者，各位来自滦县三中的老师以及来自各地的营员朋友们，大家好! 东西方都普遍认可的一个事实是，毛泽东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换言之，毛泽东是最善于思考也最善于行动,包括建国、治国的超级大师。然而，毛泽东逝世以后，也就是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经济繁荣、科技发达、外表光鲜而实际上危机深重的时期。说它外表光鲜而实际上危机深重，是因为从那以后，世界不可避免地滑入了一个外表光鲜而内里思想苍白的时期。这样一来，世界实际上日益失去方向，加速走向了危机和没落。人的脑袋有两个功能：一是吃饭，二是思考，进入这个时期之后，世界上很多人脑袋的功能逐渐只剩下一个，只会吃饭，不会思考，一味跟风——学者、媒体跟着美国，跟着西方，崇尚普世价值，学者、官员更不必说老百姓，大都跟着媒体、名流、西化学者、网络大威，独立思考的很少。人类社会，任何国家、民族这样继续下去，就离灭亡不远了。且不论主义，中国自古讲君子小人，大我小我。作为个人，没有方向，没有思想，只为自己，吃喝玩乐一生，看起来似乎风光无限，说好听的叫“成功人士”，但如果成功只为自己，没有国家民族，没有公心，一味自私，实际上只是从地球和社会上多攫取了一些资源，多消耗一些资源，而已。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以“控制人口”为掩护的大规模种族灭绝。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洗脑将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及其后代傻瓜化，不能得到真正有用的理论、知识和信息，使其丧失分析能力，被自私自利、享乐人生、游戏人生等价值观误导，过把瘾就死，或被转基因食品消灭，剩下的最终将乖乖地接受西方的人体芯片植入计划，使世界人口最终剩下5%的所谓精英。现在相当多数人已经不同程度地被洗脑，这是为被植入芯片做的前期准备，不自觉，还说人家被洗脑，是很可悲的。现在觉悟，还来得及，如不猛醒，再迟十年，彻底完蛋。我们是横渠书院，中华民族不甘于灭亡，还要实现中华复兴中国梦，就要坚持马列毛主义，也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包括横渠先生著名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然也要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要包括采撷西方文化好的东西。但一定要有主心骨，要善于比较和鉴别，要为我所用。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目? 众所周知，多年来中国社会涌流着一股不小的崇尚西化的思潮，包括盲目崇尚西方所谓法制社会，盲目照搬西方所谓法制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来治国理政，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种走邪路的不正确倾向，可能导致“颠覆性的错误”，近年来已经引起中枢高度重视，且正在下大力纠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体现了党对现阶段改革认识的真正深化和系统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往什么方向走?这是一个带有根性的问题。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48页)众所周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长期存在着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实际上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反映。因为西方历来要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且亡我之心不死。前三十年，他们没有办法，后三十年，他们以为机会来了。实际上也确实来了，而且西方在中国的和平演变，效果不俗，但最终不能得手，中外敌对势力正在遭到致命的狙击。党的十八大以来，内外形势总的看是向好的方向发展，问题仍然成堆，斗争更加激烈，内外形势仍然严峻，但正义对于邪恶在道义上政治上已经取得压倒优势。深化改革，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开始端正政治方向;治国理政，也有了明确和高明的思路。例如，长期以来，以所谓“人治”否定了中国历史特别是前三十年，又高唱和照搬西方特别是美国以法治国的模式，已经走进死胡同。于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提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以宪(法)治国”，这一招，从根本上说，具有一剑封喉的威力，且高明之至。其次，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改革国家治理体系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绝不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同上，第49页)这个问题和习总书记的这些讲话太重要，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研究，提供学术支撑，看看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是怎样的。但是这个问题太大，不可能在这里进行全面阐述。中国几千年以德治国的体系模式，博大精深，本人才粗学浅，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着重就中国自古以德治国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大体脉络和若干要点，做一点管窥蠡测的探讨。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人类社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根本是由人类社会不同的政治文明决定的。什么叫政治文明?我体会，就是不同文明特别是不同价值观决定的政治态度和组织形式，它表现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国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也是政治和政治学的祖先，包括是人类社会治理体系(或称模式)最伟大的成功的先行者和创造者。政治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保障人类生存的权力和组织关系。在中国，按照传统文化，政治是道德的延伸，故曰“为政以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是两个词。一般认为，“政”是管理公众事务的统治权力，但这里有一个性质问题，就是正与邪，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这是不同政治的根本区别。子曰“政者正也”，不正则众心不服，统治不了，更不能长期统治，中国历史上例子太多，如夏桀、商纣，等等，现代社会也有。所谓正义，“正”之为“义”，这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价值观，历史上鲜有人去总结什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却被西方人一眼窥破。15世纪末西方在东亚传教的鼻祖沙勿略曾向教廷报告说：“据曾到过中国的葡人介绍，中国为正义之邦，一切均讲正义，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方所不及。而且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于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视学术。”((方豪：《方济各 沙勿略》，《中国天主教人物略》第60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西方早期传教士多是饱学之士，有时候能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这也是因为西方社会自古与中国就很不相同，罗马帝国是以暴力治国，后来暴力也维持不了社会秩序，于是引进基督教，搞“以上帝治国”但上帝只代表最高权力(暴力)，与正义与非正义无关。现代有自称以法治国，表面上有很大进步，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现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明我们的社会开始力图摆脱“一切向钱看”的泥潭，是一件好事，用意是好的，但有关方面搞了二十四个字，将“富强”二字置于首位，这就与西方价值观混同起来，没有突出中华文明大义，似乎有些不得要领，也记不住。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特别强调富强的一路，叫做法家，但终归不是中华文明主流，也历来为儒学所不屑，所轻视。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家，不是不重视富强，而是不将其作为核心价值加以特别强调。这种理论和实践，有利有弊，但确实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与西方文明的一个重大区别。另一方面，正义作为中国政治的突出特征，离开必要的强制，历来实行不了，这也是常识所能了解的。子曰“政者正也”，并不排斥必要的强制。孔子从地方官(宰)升为鲁国大司寇，有铁腕的一面，上任一周，就诛杀大肆鼓吹异端邪说的少正卯，以稳定意识形态的乱局。 崇尚正义，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孔子修《春秋》具有重大意义。“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几千年都是如此。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包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至今还没有一本正史，也要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是非，惩恶扬善，弘扬正义。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统治者无论真假，要想站住脚，得人心，都必须讲正义，所谓“口衔天宪”，即使是伪装，也必须伪装成正义。何况皇上也必须“修身”，也不完全是虚伪，当然实际上修不修是另一回事。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称以德治国，以礼治国，或曰“以孝治天下”，历史上法家一般也不排斥德治、礼治的意义作用，历代朝廷从不提“以法治国”的口号。新中国前三十年也不喊这个口号，不迷信法治。将“以法治国”抬到天上，是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引进的，是西方编造的神话。西方没有以德治国的历史，也从来不曾有过这个观念，甚至不愿意承认人类曾经有以德治国的历史这个伟大的文明成就。后来中国人不幸被忽悠了，少数人数典忘祖，舍本逐末，实践上是法越多越乱。法是死的，甚至可能是错的，法有善恶，善法恶法，看对谁有利，维护谁的利益。钱能通神，也能买法，富贵不畏法，民众不敬法，法再多也难以治国。这个教训极其深刻，需要拨乱反正。 上面说了政治的“政”。政治的“治”，是实施“政”的统治的步骤、方法、制度等等，从属于“政”。“政”是核心，是根本，是方向;“治”是从属，属于操作层面。治也是手段，是“止于至善”的手段。以“政”求“治”，“以德治国”，特别重视教化(育)的作用，但政治包括教育，却不同于教育，教育是劝善，政治则要有手段，要有明确的赏罚，奖善惩恶。其前提是有明确的是非，最大的是非就是要有正义，对社会上下要给出明确的正确的信号。现在许多事是倒错的，信号也是倒错的，混乱的，甚至是反向的，有时候甚至奖恶惩善，是自掘坟墓，不乱才怪。或者不论是非，如最近有些地方对事件的处理，如文登事件，各打五十大板，客观上是助纣为虐，主观上要么是政治思想水平低，分不清是非善恶，或者是不敢选边表态，以为可以糊弄过去，或是其它，不从政治上看问题，这是要栽大跟头的。不同的价值观决定，有不同的政治文明。“政”决定“治”。不同的“政”，有不同的“治”，西方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从来没有“政者正也”的一套，马克思主义能在西方出现，但在西方实行不了，而在中国可以实行，指导现实政治，这是因为中国有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来承接。这是东西方政治的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方，有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根源，再往前一追溯，就是自古以来的中学西渐，中华文明的影响。西方的政治学，自称从亚里士多德讲奴隶主的家政学开始，是奴隶制的政治，到今天根本上仍然是垄断资本的政治，完全是另一路。 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是漫长的，也是很不平衡的。其发展的时间先后和空间不同，都不是决定性的，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不同，所孕育的人类文明的类型不同，其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也大不相同，故生命力也不同。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源最早，最辉煌灿烂而又持续至今的唯一文明，绝不是偶然的，必然与其优秀而独特的文明孕育下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重大关系。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包括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和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表明在当代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文明自觉，重要的与时俱进。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存在一种现象，就是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就必须批孔，刘邦把儒冠作尿壶，很有名。但从汉武帝起，有了统治地位以后，又把孔子请回来，历代都是如此。“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毛泽东，引自毛远新谈话)这说明毛泽东也看到了，孔子和儒学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贡献，而这恰恰是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治理体系。毛泽东说：“千载都行秦政制”，其实，同时可以说，千载都行孔德治，以德治国的体系，也是总体上是根据儒学创立的治国模式和体系。说“外儒内法”也好，内儒外法也罢，其实是儒法并用。内圣外王，内圣是啥?王道是啥?根本是以德化天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治国理政要能出以公心，故曰“天下一家”。特别是在当代，进入21世纪，在近代西方近几百年的引领下，人类文明已经进入死胡同，研究中国以德治国的历史经验，与时俱进地探索和创造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真正提高治理能力，具有难以估量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取得建设和治理方面伟大的成就，举世公认;近些年来，特别是金融海啸发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再次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对此，美国官方和主流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而且哀叹美国和西方民主制度的衰落。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尽管百多年来各方面主要受西化、盲目现代化的影响，各方面变化很大，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历史传承，中国的说法叫一脉相承。只不过，许多人对此不注意也不自觉而已。今天，回顾这个“一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环顾全球，中华文明和治理体系，虽然近代落后了，不过一两百年，总的说还是资格最老，最讲道义，成就最大，在文明问题、价值观问题，包括对治国理政，等等，最有发言权。而西方乃是晚进后起，古语叫新进小生，后来居上，成就虽大，却是被神化得厉害。亨廷顿承认近代西方形成实在很晚，英语诞生至今才五百年历史，西方文明云乎哉?西方文明主要是近代特别是工业化以来的成就。所以，我们不必妄自菲薄，孜孜西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说“三个自信”，最近又加上一个“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其实也可以叫文明自信，也更符合中国人的话语习惯。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已经将人类带上悬崖，走进死胡同，出不来，正期待中国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自古崇尚“立功立德立言”，所以，时代呼吁中国人来共同作这个大题目，作这篇大文章，是为大功德。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社会的治理无论历史还是现今，与人类的不同文明相适应，有一些各不相同的模式。但是概括起来，最有代表性的也是几百年来影响中国最大也最为冲突的文明，是中西两种文明。这样讲，并不排除前苏联创造的伟大的苏维埃文明对现代世界的积极影响，前苏联是20世纪的一个巨大的伟大的历史存在，无可否认。但苏联解体了，夫复何言?就国家的治理体系来说，两种文化各有不同的治理理念、制度和体系，中国叫做“以德治国”。与道、德相联系，还有另一种提法，叫做善、恶。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积，就需要时间，时间短了，来不及历史积淀。工业革命和美国历史，才两百多年，就露出败象，地球已经难以承受。这是指长周期，还有短周期，中国经验一般以一代人左右为一周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主要讲政治周期，是短周期。 文明有长周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是不是长周期?西方崛起至19世纪末开始衰落，20世纪以来的一百年，西方其实总体上走向彻底衰落前的回光返照，被科技革命涂上了油彩，政治上文明上，确是如此，看他的文学，现在堕落为商业文明。西方从16世纪崛起以来，至今已经五百年。 物质资料生产即经济建设是任何社会治理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语言。换言之，治国的基础在经济，在物质资料生产，这是一个常识。中国先民没有这种表述，但早就懂得“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古人不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懂得无粮必乱的道理，且几千年一以贯之。从来都是如此，否则社会就要灭亡。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了解这一点，特别是王朝初期，轻徭薄赋，叫做“休养生息”。古罗马统治者就不懂得这一点，不事生产，一味穷兵黩武，骄奢淫逸，结果灭亡。新中国前三十年也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提法，但进城以后就牢牢抓住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撒手，过渡时期总路线叫做“一化三改”，以后又有“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建设方针，何尝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国初期，稳定和恢复国民经济是第一要务，之后又五年一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抓得最紧，即使是所谓犯错误，例如“大跃进”时期，许多干部一起“头脑发热”，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革期间“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比谁都懂，都更重视工业化现代化，一心一意赶超西方，包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独立自主地搞出“两弹一星”。历史证明这对国家民族生存发展包括改革开放，具有决定性意义，真是高瞻远瞩，泽被后人。新中国前三十年是打下基础，准备腾飞;后三十年是锦上添花，原本应当实现腾飞，实际上各方面严重掣肘，不够理想。前三十年，在西方的严密经济封锁和政治打压条件下，我们被迫进行对抗，也是为了保持独立和实现赶超。1976年以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是针对文革和前三十年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偏差，有政治上的需要。但给人的印象，似乎前三十年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不重视抓经济建设似的。其实，“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指政治而主要不是指经济建设。至于从国家发展全局来说，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在理论上说，归根结底取决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众所周知，1956年党的八大以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党内的认识历来有重大分歧。如果坚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之间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社会基本矛盾，则“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没有错，至少没什么大错。但是鉴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是一个根本历史任务，则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这两个方面，是一种辩证关系，前三十年正是这样认识和把握的，两者并没有偏废。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搞运动局部地影响了生产，这种情况一度比较普遍，但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之后，很快就纠正了，时间很短。而且文革期间，经济发展和科技文化方面的成就，也是很突出，很显著的。反倒是“果断地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之后，“阶级斗争熄灭论”重新泛起，而西方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中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包括对中国特别是对共产党的和平演变，导致了一九八九年的“风波”，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则愈演愈烈;而随着国内新兴资产阶级形成和大资产阶级包括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实际上形成以后，一方面形成了“中美国”的怪胎;另一方面，国内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在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和维稳形势日益严重的背后，阶级斗争实际上已经如火如荼，各级政府是否如坐火山，内外敌对势力沆瀣一气的“推墙”行动，是否已经到了最后的疯狂的阶段?中华民族是否又到了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候”?对此，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判断。2009年刘国光同志在《共和国六十年感言》中指出，这些年来社会上产生了一种看法，说“前三十年一味搞阶级斗争，忽视了经济建设，搞得中国落后封闭。这种看法不太符合共和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刘国光：《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规律、道路、模式：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总结与展望》(代序)，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这一转变，被称为“战略重点的转移”——其实在前三十年的战略布局中，正如前面提到的，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并没有偏废，否则新中国不可能实现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到拥有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转变。尽管如此，实现这一“战略重点的转移”，对后三十年全党全国聚精会神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推动我国经济实力日益强大，还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上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后三十年不仅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目”，甚至有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如在西藏等地区)搞了“阶级投降主义”，结果国内搞出了新生资产阶级和严重的两极分化——据说比美国还严重(基尼系数)，而腐败如水银泻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几乎全线崩溃;而在国际上则搞出了一个“中美国”的怪胎，搞到了几乎要亡党亡国甚至灭种的地步。这种看法，话说的比较重，但也不完全是无的放矢。当然，这样概括，似乎也不尽符合共和国后三十年发展的实际——毕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救危扶倾，拨乱反正，力挽狂澜。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但究竟如何评价和总结?可以讨论，也必须讨论明白，以便为实现中华复兴中国梦，开辟道路。 这个问题太大，需要专门研究，已经超出了本题目的范围。这里只是重新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是一切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是一个大前提，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实际上都不可能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 以上说了不少，算是引言。 中国古代以德治国体系的形成（一）：先民早期政治实践中形成相对先进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基础 这里使用“相对”二字，是相对于中国历史长河，也是相对于人类其他文明;而且不用“模式”二字，宁可用“体系”，是因为“模式”这个词，比较西化，比较死板或僵化。中国文化历来不言模式，因为按照易经思想，变易是一种事物发展的常态，当然变中也有不变，例如“天不变，道亦不变”。又如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最近他又指出，我们党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也是在说中国共产党的“道”不变。 中国以德治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西方历史上不仅没有以德治国的经验，而且想也不敢想，所以当莱布尼兹和伏尔泰们得知中国竟然能以德治国一行几千年，大为震惊。在中国，以德治国的思想最早源于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观察，也就产生了学术。先民以学术参与政治，引导政治，早在先秦时代就成为中华优秀传统。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学术的一个突出特征，后来赋予士大夫以责任，天经地义，也正因为如此，士居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之首。先秦学术的发展，可分为伏羲-周公-孔子三个阶段。(顺便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脱离政治的纯学术——离政治或近或远，即使是炼丹师亦即早期自然科学的渊源之一，也服务于政治，也有其学说学派(例如道家)和价值、政治取向)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脉络，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大体上就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西汉，陆贾：《新语》)到春秋时期，长期实践的发展和文化学术积累(包括丰富的政治经验的长期积累)使得中华先民的智慧出现井喷，于是有百家争鸣的局面。而孔子创立儒学，逐渐从百家中脱颖而出。那是一个各种学说自由发展，社会对学说自由选择的过程。早期儒学并没有得到政治权力的青睐和支持，相反孔子一生在政治上不能得志，但在学术上能够集先秦思想之大成，且影响后世中国历史几千年。这也是由于孔子有高远的理想和志向，对自己也有很高的期许，对历史文化有高度的自觉的担当。他知道自己得使命及其学说的分量，预见到对后世将发生深远的影响。这方面，孔子无可辩驳地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顺便说一句，今人为中华文明骄傲自豪而又不能尊重孔子及其学说，甚至一味贬损孔子等先圣先贤及其学说，是很不正常的，是一种历史后遗症;反映在民族精神上，是一种精神分裂症。 众所周知，五经是先秦中华学术的结晶，也是指导中国几千年(直到满清)政治社会发展的圭臬。五经都是孔子修撰过的，其中《春秋》其实就是孔子的著作(孔子说“述而不作”，并不绝对)，也是五经的灵魂，是五经之经，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个后面还要讲。新文化运动，提倡新学主要是西学，批判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有历史进步意义——否则西学进不来;同时百年来历史也证明，其弊端也不小，代价也很大，就是泼洗澡水倒掉了孩子。在这方面，毛泽东成为第二个孔子，也被某些人放弃了多年。20世纪的中国人，同时吃下了这两个苦果，我们至今还在承受被迫吞咽这两个苦果的不幸后果。结果是几度导致中国社会精神包括学术出现“真空”，“全盘西化”的思潮得以几度肆虐，而以近三十年来这次为最。需要指出，清末民初批孔，那时候多是士人带头，是从旧营垒中杀出，但批孔者，大体是了解传统文化，甚至在国学方面，许多人是饱学之士。毛泽东终其一生，对传统文化极其热爱，有极深的造诣，而对中国历史文化可谓痴迷，但终其一生，对孔子和传统文化也是一分为二的。他在文革中吟出“孔子名高实秕糠”的诗句，是有特定条件的。文革中批孔，即是为了反对封建主义也是为了反对投降主义，是为了批林，甚至被利用来批周，孔子成了钟馗。而且全社会一拥而上，许多就是胡批了。例如说孔子主张历史倒退，复辟奴隶制，这样讲是很片面的，其实是不读《春秋》。孔子一生崇拜周公，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有点像今天崇拜毛泽东——但回到文革时代已经不可能;孔子是何等样人，难道不懂得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回到周朝已经不可能?后世公认，孔子修《春秋》，是主张“新周，故宋，黜夏，以《春秋》当新王。”当新王，不仅是以待后圣，以启来者，本身就是主张改革创新。按照儒学，王道乃是仁道，得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至少能活得下去，否则就会导致“上无道则下怨叛也”，天下大乱。从孔子创建儒学，到董仲舒作为春秋公羊学集大成者，到后世如汉之何休、唐之韩愈、宋之儒学复兴，以至明清后儒如王夫之、顾炎武、庄存与、刘逢禄(后两人是清代公羊学家)等诸先贤，其学术宗旨都不外乎维护大一统，拱奉王室，振兴中华。顺便说，公羊学乃是继承发扬孔子创立儒学的正统，毛泽东思想将马列主义中国化，本质上也是将“春秋大义”与时俱进到现代，将其发扬到极致。(公羊学：战国齐人公羊高从子夏学孔子《春秋传》，其后数代递相传授，为传授《公羊传》的先师之一。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著于竹帛，后人称其所传《春秋传》为《公羊传》)《春秋》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淹没，连宋大儒如朱熹也不大治《春秋》，但张横渠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实就是《春秋》大义，《春秋》精神)所以说，毛泽东思想集古今中西思想之大成，并不为过。 20世纪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要诀，在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马列主义中国化从而在理论上创新出毛泽东思想，故高举马列毛主义的旗帜，其宗旨本质上仍然是拱奉中华民族的根本，包括共和国的国本并实现中华复兴中国梦，乃至实现世界大同，今谓共产主义。而崇尚和照搬西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就西方扶植国内敌对势力推动这股思潮和政治上内外合流的目的而言，根本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进而祸乱中国，分裂中国，灭亡中华。他们的这个宗旨和政治野心，历史上曾经多次被中国人识破，近年来再次暴露无遗。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外部势力的不断渗透和插手，以及内外合流，中国社会已经积小乱为中乱。如果再不平乱、拨乱，则一般认为，距离大乱，可能已经不远。另一方面，人们也有理由相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而坚强的领导下，如果搞得好，或者从乱到治，甚至大治，也可能不会很远。这两种可能，同时存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致力于拨乱反正，走向大治，实现中华复兴中国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叫作“尊王攘夷”，也是“春秋大义”，只不过是与时俱进，具有现代性。 先圣从观察天道以求人道的长期思考中，到伏羲作八卦，又六十四卦，后来有文字，得出有两个字也是体会极其重要：一个是“道”，一个是“德”，故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论语学而》)。道的本意是路，先圣在观察宇宙万物的运动之后上升到哲学层面，以道代表宇宙万物的本原、主体和规律。德指修养、恩惠和福分等，但是与道连用，也就上升到哲学层面，就与治国平天下相联系，谓之大德。道有大小之分，德也有大小之分。修齐治平自古是士大夫的大道，也是大德。但是人不光只靠大道活着，人生也还需要棋琴书画这类小道，怡情养性。中国人自古于大道从不含糊，不苟且，对小道也很精通，故曰“虽小道，亦有可观者焉”(孟子)。故中国人的生活，可以丰富多彩，又能自我平衡。中国人自古热爱生活如此，中国文化和中国古人的生活，既独特、优雅而又高明，也在于此。 人类最古老而高明的政治学，实在中国。道德二字，可以为中国古今政治学，提纲挈领。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归根结蒂，人也法天。易经和道家极富智慧，儒学主要致力于将天道用于治世治人——今言社会治理，用足了功夫。今人对法制的崇拜，来自对近代西方文化和社会治理的崇拜，盲目性很大。其实中国是法治的老家。“法”字在汉语中的第一义，是取法、效法。法天，就是效法天道。至于法律、刑法、法度、规范，都是“法”字的派生含义。而法家，更产生于道家和儒家之后，韩非子乃是老子和孔子的后辈和派生。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老子和孔子，都是集先民智慧之大成者。道，今言规律，既指自然规律，即天道;后也指社会规律，即人道。天道与人道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关系，君主被称为天子，就是天的代表。这样讲，意在以天道来规范君主的行为和社会治理(人道)。与道相并列的一个字就是德，故老子书曰《道德经》。先圣先贤认为，君主作为上天的代表，必须符合道德的要求，君子(主)要“爱人(民)以德”，才能“众星拱之”;如果君主失德，众星即臣民不“拱之”了，天命就要收回，君主就要下台，另立新君。这种观念，看起来是以天道来约束人道，其实是以道、德来引导政治。这在先民，相对于神的迷信，是非常天才的创新。西方至今说君权神授，说教皇代表上帝的意旨，又说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从人类中挑选出来而承担神圣使命的人)，而读《圣经》可知，上帝嗜杀，暴虐无度，喜怒无常，无道亦无德可言。 中国先民在数千年长期政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了许多有关社会治理的理念，到周公时期日益成熟起来，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炼和总结。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失序，这个时期出现百家争鸣，既反映出社会对有序治理的强烈需求，也表现出先贤对社会责任的担当。特别是春秋时期在贵族社会轰然垮塌背景下的士林风气，不仅不那么充满铜臭，而且充满理想主义和担当精神，许多大学者大名士多能追求真理而主动回避富贵、藐视富贵，不苟取富贵，保持思想和人身独立，产生了许许多多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崇高荣誉而历久不衰的优秀人物。孔子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他所表现出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从他毕生的事业——特别是他对五经倾注了大量心血，不难看出。但是毕竟天下大乱，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孔子只能“述而不作”(并不绝对)而修五经，即便如此，也是冒很大风险的。特别是对政治经验的总结，诸如正义等价值观和理念，更不能完全秉笔直书，孔子乃极其智慧地将其注入鲁史，以微言隐含大义，修撰《春秋》。这样做的好处是不被提前“焚书坑儒”，《春秋》得以传播开来，流传下去。同时这些“微言大义”，也给后世后人的解读留下了太多的难点。（以下待改定） 《春秋》的实质、地位和“春秋大义”一个道，一个德，道德并提，后来孔子又根据历史经验，从道德中提炼出正义，曰“政者正也”，通过修撰《春秋》，将正义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后世的公认。《春秋》在五经中拥有特殊的地位，这一点今人几乎已经不了解了。今人包括史学界，一般地说《春秋》是中国编年体的史书，这样讲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在春秋时期就有了历史书和历史学。但是只说《春秋》是史书并不够，而且很不够，因为实际上降低了孔子修《春秋》的重大意义。《春秋》的实质是一本通过历史(鲁史)来讲义理的政治书。表面是写历史，义理是或明或暗地夹在字里行间的，故曰“微言大义”。正如清代大学者、公羊学家刘逢禄所言：“不明《春秋》，不可与言五经，《春秋》者，五经之筦钥也。”(转引自陈其泰：《清代公羊学》第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可见，《春秋》是五经的灵魂，是五经之经，说《春秋》凝聚了中华文明之魂，也不为过。比较主流的说法，《易经》是中华“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如果说《易经》诞生最早，居群经之首，且影响了几千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中华民族大道和智慧的源泉，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论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则《春秋》居五经之首，则是其它几经无可取代的(当然，《春秋》受易经影响很大，也是不言而喻的)。这样讲，应能成立，也符合公羊学说。孔子修《春秋》主要不在于记事，而是有深远幽隐的旨意，故曰“笔则笔，削则削”。在这个问题上，孟子和董仲舒的功劳很大，《春秋》的“微言大义”经过他们精辟绝伦的阐扬，得到社会和后世公认，也奠定了孟子亚圣的地位。董仲舒对汉朝的贡献很大，也由于此。孟子认为，《春秋》之“义”具有纲纪天下的作用，说孔子修《春秋》，是“行天子之事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 滕文公下》)司马迁在著名的《太史公自序》中也引董仲舒之言：认为“六艺”各有其功能：“《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可见，司马公认为，“六艺”之中，《春秋》的旨意为高，地位居上。清代著名学者孔广森(1752-1786，孔子六十八代孙，乾隆进士，翰林院检讨)说得好：“鲁之《春秋》，史也;君子修之，则经也。经主义，史主事，事故繁，义故文少而用广。世俗莫知求《春秋》之义，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视圣经，竟似左氏(《左传》)记事之标目，名存而实亡矣!”(《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序》《皇清经解》卷六九一，学海堂刻本。转引自陈其泰：《清代公羊学》第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另一位对清代学术有重大进步影响的大学者刘逢禄(1776-1829)，关于《春秋》有三个最重要的论断：一是认为《春秋》集中体现了孔子治天下的精义，也是掌握孔子全部学说的关键。其根据，是孔子的两句话：“吾志在《春秋》”，“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又引孟子所言，《春秋》行天子之事，继王者之迹。据此，刘逢禄断言：“学者莫不求知圣人，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筦钥也。”(参见上书，第80页)刘逢禄的第二个论断是再次倡言公羊学的基本观点，即《春秋》的实质是“因鲁史以明王法，改周制以俟后圣”，此虽是重复《春秋》和汉代公羊学派的观点，然经过一两千年，早已被历史淹没。陈其泰先生评论说，这些观点“表明刘逢禄的深刻洞察力，堪称继绝起废”(同上，第82页)，是很公允的。 刘逢禄第三个论断，是认为《公羊传》才是得孔子真传，认为董仲舒对阐扬孔学立了大功，曰：“汉之吏治经术，彬彬乎近古者，董生治《春秋》倡之也。”(同上)我曾说毛泽东将马列主义中国化，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主义”，就是现代中国的经学，我至今坚持这个观点。至于，毛泽东晚年批孔，还说“孔子名高实秕糠”，影响大，这些需要我们对历史和对领袖思想的实质善加体会。中国人几乎已经一百年不读经，包括不读《春秋》;几十年不读马列毛主义;结果，文明失去根基，许多人也不明大义，政治不辨方向，相当多的人甚至于不辨善恶、是非、香臭，社会不乱才怪。孔广森曾批评清代朴学家中存在重史事而轻史义的不良倾向，这三十年早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年的教育和学术，不是没有成绩，但是也培养了很多中华文明的掘墓人和颠覆者，专以跟着西方跑和掘中华文明祖坟为能事，应当从孔广森的这段话里得到教训和启示。 中华文明，特别是核心价值观，以道义为上，崇尚正义，这是古代先圣先贤最了不起的贡献之一，泽被后世几千年。前几年有崇尚西方普世价值的“大领导”言及自己要退休“归隐林泉”，也引用孔子“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至少说明，今人不管实际上主张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即使崇尚西方普世价值，也了解中华文明崇尚道义的重要。至于他这样讲，是否符合自己的实际，是否有些什么不对马嘴，甚至是否亵渎圣人，是另一回事。 孔子修《春秋》，以褒贬为手段，明是非，别善恶，弘道扬正，以建立“天下有道”的社会秩序。孔子认为，修史不是自己的独到贡献，当时已经有许多史书。但那些书只有历史的描述，而没有灵魂，故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 离娄下》)正因为孔子修《春秋》意义如此重大，是“行天子事也”，故后人奉孔子为“素王”。正因为孟子对《春秋》大义的阐扬非常精到，故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要求全体学生无论文理，入学一律必须修习《孟子》。 百多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不尽合理，有些过犹不及。《春秋》大义，已经很久不提了。很久是多久?20世纪国共两党，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春秋》大义，抗战期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其政治基础就是《春秋》大义，但国民党阶级局限，从根本上说，做不到。退守台湾之后，特别是蒋介石身后，大义不见，小义也没了，结果下台，台独势力猖獗一时。毛泽东将马列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包括涵盖了《春秋》大义，使马列毛主义融入了中华文明——毛泽东思想更是中华文明进入20世纪的伟大成就，文明瑰宝，亦即“夷狄之中国则中国之”，成为中华文明与时俱进的成果，成为现代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无可替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包括了马列毛主义，但传统文化本身，是中华文明的基础，儒学是主干，他们与马列毛主义，各司其职，各有其地位作用，不能相互替代。 究竟什么是《春秋》大义?百年不修习《春秋》，更是晦暗不彰。孔子修《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步最重要的史书，其实更是最重要的政治书，具有重新安排天下秩序(今言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春秋》包含的“微言大义”包括很多内容，根据我的理解，参考前人成果，最核心的内容，我归纳为以下五条。《春秋》大义的第一条是“拨乱反正”。“拨乱反正”，比弘道扬正分量重得多，本质上是返归正“道”。“道”，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范畴和核心价值，是哲学范畴，也是政治学范畴;“正”，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范畴，也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先秦乃至此后几千年，“道”与“正”这两个范畴都密切相关，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军事、文化和民族精神等所有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进入现代，则与马列毛主义乃至人类文明大道有大义相通。 拨乱反正，实乃《春秋》之首义，即《春秋》大义之首，是为“正”。“道”的外延很广，包罗宇宙万象，但“道”之于人类社会的治理，其核心或精义，在于“正”。故子曰：“政者正也。”然究竟何者为正?“正”的本意是不偏，用于为政是指正道，正而合道，就是正义(引申之意为“正派，正直”等，“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或说正之为义，正即是义。这是《论语》中孔子此话的原意。“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是孔子对季康子“问政”的回答。朱子在《四书集注》此条下的注释中批评“康子之溺于利欲而不能(正)也”，可见朱子认为孔子言“正”，是指正道，也包含为政以德、为政以公的意思，符合孔子一贯的思想。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此条下则明确解释说：“正，犹言正道。政治乃群众事，必以正道，不当偏邪。”说得很好，既符合孔学的大义，无意中也符合马列毛主义。可见，现今流行将“政者，正也”的“正”，解释为“端正”，抽去大义不说，也不符合孔子原意。这种通行的解释是很大的学术倒退，特别是政治学的倒退。(顺便说一句，指望互联网做学问往往是靠不住的，例如对孔子这句话的含义，《百度知道》引用“小丫头骗子”的资料解释“正”是端正)公羊家也认为，“凡正当、正常、正规、合乎礼制、合乎大义者为正”(《春秋公羊传译注》上，第61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义，就是合乎正义的行为和事情。”(见《古代汉语词典》“义”条)故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尔》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墨子曰：“天下失义，诸侯力正(征)。”(《墨子明鬼下》可见春秋时期，“正”与“义”互通，正义至上，已经成为诸家乃至社会共识。何休《解诂》有“从君臣之正义言也”。也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孔子作《春秋》，赋予“正”以崇高的地位。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差别，阶级、路线姑且不论，许多干部为政的正与不正，区别也是很大的。对于为政不以德而以利，叫做“一切向钱，不能向钱看就不能向前看”，老百姓的意见不小，这在中国是有漫长的历史根源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历史传统和民族、社会心理，自古崇尚正义。这也是一个基本国情。清代公羊学家庄存与也说：“《春秋》辞繁而不杀者，正也。”(陈其泰：《清代公羊学》第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自古以来，直到晚清，士大夫，更不必说仁人志士，无不熟读五经包括《春秋》，大都从中受到正气、大义的感染，潜移默化，影响和变化读书人的气质、思想和行为。民间塑关羽像，一手执青龙偃月刀，一手展卷读书，就是《春秋》。老百姓一般只知道崇拜关羽的忠义，不懂得忠义从何而来，来自《春秋》大义。今天，看某些社会表面现象，忠义似乎有点成为社会稀缺资源，其实不可能，汉奸卖国成风，泛起的只是泡沫，只是表象，正义的浩然之气仍然扎根在民间，在人民心里，正在发酵，转移人心向背。近来中央倡导和教育干部要忠诚，看来有必要“三高人士(高干、高知、高管)”读一读《春秋》，了解《春秋》大义。《春秋》首义，在于拨乱反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弘道扬正，本质是拨乱反正。先秦的圣贤包括孔子坚信，只有弘道扬正，社会历史才能进步，才能从“据乱世”发展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这也是“张三世”成为公羊学理论的核心的道理所在。这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不灭且持续繁衍发展至今，又重新复兴的文明密码所在。 何者为正?另一个引申意义，“公”即为“正”，“私”即为不正，甚至为邪。反之也是一样，邪即为“不正，邪恶”。(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1998年版，第1729页)“正义”的含义，与“道”和“仁”的宏大概念有重叠，只有顺应“道”的要求，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换言之，只有“公”而“道”之，才有正义可言。关于政治行为准则，今言政治规矩，《春秋》明确提出“公”字优先：“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于下也。”(哀公三年)意思是，不可以家事推辞王事，可以王事推辞家事，这正是君王之命奉行于臣下。这句话抽去封建色彩，实际上就是要求公事优先。而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历史条件下，王事就是国事、公事。关于这一点，公羊家有明确的诠释：“虽然《春秋》讲‘亲亲’，但公大于私，国大于家，尊尊不让亲亲。《毂梁传文公二年》：‘不以亲亲害尊尊，此《春秋》之义也。”(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下，第616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所以自古中国社会认同“忠孝不能两全”时，可以“移孝作忠”，包括历代家喻户晓的岳母刺字，“精忠报国”，诸如此类的优秀传统，都可以在《春秋》大义中找到思想精神的依据。至于渊源，则可以上朔到更加久远的历史。中国历史尽管曲折复杂，不少时期甚至政治特别黑暗混乱，但是《春秋》大义，先圣教诲，历史昭彰，邪不侵正，这些优秀传统会在社会上发酵，唤起仁人志士和广大人民群众。以至近代西方入侵，中国历史终于能够踉踉跄跄，但也是毅然决然地在毛泽东创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驶入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这一切绝非偶然。共产党成功的诀窍，毛泽东一生其所以伟大到高不可攀，周恩来其所以被称为“千古完人”(冰心语)或“近乎完人”(梁漱溟语)，其诀窍之一，就是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中国历史上惟有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甚至献出生命乃至一切，足以打动民心，深入人心，具有无比的道德力量。道德力量，归根结底，是“道”的力量，“道”之于人类社会，要求“为政以德”，于是道德连用，成为决定人心向背和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这是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即使在今天，民心未变，也是如此。此所以雷洁琼先生在韶山题词“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足以打动人心。近年来，有一股地下水，否认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大公无私，是罔顾历史和现实。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不是大公无私?说“那是传说”，不可靠。不是不可靠，是昧了良知。岳飞、文天祥、李大钊舍生取义，是不是大公无私?毛泽东是不是大公无私?雷锋、焦裕禄、张钦礼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是不是大公无私?不是没有那样的人，往往是自己做不到，自惭形秽，所以昧良心不承认，甚至加以诋毁。关于公与私，后文还有专论。 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说：“《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司马迁也说，《春秋》正是以此来“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自己则称此为“王道之大者”。这是孔子的一贯思想，并将其注入鲁史，故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而司马迁则曰，此“王道之大者”。也正因为如此，后世才公认孔子“素王”的地位。综观孔子的思想，其伸张的正义，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包括实实在在的含义，集中表现在他对管仲辅佐齐桓公实现霸业(统一)的评论。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 宪问篇》可见，孔子的正义包括三个要点：一是“大一统”，即“一匡天下”;二是维护人民福祉，“民到于今受其赐”,提倡爱民和为公。故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即是公;利，即是私，私不是不要，但归根结蒂，谋利当谋天下利。先秦圣贤就是这样看的，今人以为迂阔，其实自古以来，大禹治水，春秋战国，直到今天，范仲淹那种士君子很是不少，前三十年更是遍地雷锋，“六亿神州尽舜尧”。后人理想破灭，做人标准太低，甚至没有底线，则“小人斯烂矣”。三是维护华夏文明，不能以中国变夷狄，(“披发左衽”)。但孔子判定的标准，是以文明或道德，而不以种族。符合这个大方向要求的，虽是霸业，也是历史正义。朱子言《春秋》“微言大义”有数十端，但这许多内容，却概括为一个“义”字，非常精辟。“春秋大义”，后来经过孟子和公羊学派不断的发挥阐扬，西汉以后取得正统地位，实际上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秦汉完成了中华民族的抟成，对后世的政治历史乃至中华民族的性格养成，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道德特别是正义的地位确立之后，以正义得人心，有极大的号召力。于是天下逐渐“定于一”，人民也能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由此，公羊学也成为汉初的显学，正义的观念就成为中国人的人心所向，甚至成为信仰，无论儒道释，都承认正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人说中国人有信仰，无宗教(商代以前有原始宗教，多神教);又说中国人无信仰，完全是西方观念，拿西方宗教信仰来套中国，是很大的误解。说西人不懂中国，其实不是都不懂，沙勿略时代，西方传教士已经了解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是追求正义。这一点后文还会谈到。 中国人喜言“公道自在人心”，其实也是“正义自在人心”，中国人自古崇尚正义，追求正义，凡事都讲正义。传统文化中的正义、公道，其中有人民性、民主性的内涵，不可低估，更不可以“封建”二字一笔抹杀。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道理也在这里。孔子修《春秋》从历史中将正义的价值提炼出来，但限于历史政治条件，不能明言，乃以特殊的笔法，借史明义，寓之于《春秋》的字里行间，褒贬之间，故曰“微言大义”。此微言大义经孟子和公羊家发掘阐扬，后形成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派”。虽然公羊学几经兴衰，但是历史反复证明，《春秋》大义“不可攻”，也攻不倒;“公羊”之义不可攻，也攻不倒(公羊学有有缺陷是另一回事);毛泽东完成了马列主义中国化，包括20世纪无数共产党人革命先烈先贤完成可歌可泣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本质上是将《春秋》大义亦即中华民族的大义继承下来，光大开来，故马列毛主义成为现代无可逾越的政治学说。 以上这些，都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讲，孔子游学，当时主要是对君主诸侯士大夫言。这些思想，在《易传》中都可以找到思想渊源。《易》和《春秋》可谓中国政治学之祖，古代叫帝王学，讲的都是立国之本，也是今所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本。孔子修《春秋》，拨乱反正，拨乱世以返正义，他老先生一介平民，有什么权利这样做?有。就是孔子自称从鲁史中窃取了“义”，这个义，即是正义，既是价值观，也是世道人心，即代表华夏民族上古以来漫长的历史中所形成的价值取向，代表政治上的人心向背。有了义，就可以代表人心，义正则可以辞严(有人民支持)，故孔子自我授权有其历史依据。这也是中国历史形成的传统，故后世承认孔子有这样的权利，并尊奉孔子为圣人，奉《春秋》为经典，六经之一，后来叫五经、九经、十三经。孔子修《春秋》，对君主诸侯“笔则笔，削则削”，就是选择性地写，有的写，有的不写。这样做，有什么事实依据和理论根据?凭什么令人信服?事实依据，就是上古以来的历史，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不仅是鲁史。理论依据，就是起于伏羲完成于周公的《易传》，易经所阐述的道理，包括中华先民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观易经，损下益上，其象为“损”;损上益下，其象为“益”。此即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又曰“官天下”，“‘官天下’者，不以天下为私有也。此即易经相传之大义，惜湮没失传。”((清)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伦理教科书》，广陵书社2013年版，第103页)易经讲的是普遍道理，不仅是对君主诸侯士大夫而言，即使对于百姓个人而言，私心太重，根本也是处处碰壁，寸步难行，损而无益。 《春秋》弘扬正义，不遗余力。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两千五百年以下，人们至今耳熟能详。庆父、叔牙、季友都是鲁庄公的同母弟(伯仲叔季)，庆父残暴、庆父和叔牙均盗嫂，品行极坏，为了争夺王位，连杀二君。而季友在庆父制造鲁难的过程中，原本出国避之，后来庄公病危，将其从陈国召回，授予国柄。于是季子不得已药杀庆父的同伙，即将作乱的公子牙，又逼迫庆父走投无路而自杀，奉庄公少子申自陈入，立之，是为僖公。具体过程的大致是这样：春秋时期通行嫡长子继承制，鲁国从根本上说也是如此，但是在庄公之前的几代也的确有“一代生，一代及“的现象，就是一代由嫡长子继承，叫做”生“;一代兄终弟及，叫做“及”。公子牙以此为由，反对公子般，谋立庆父。而庆父这家伙品行很坏，名声太差，“庄公死，杀子般。本欲自立，国人不与，惧而之齐。闵公立，庆父归，又杀闵公。出奔吕(草头吕)，吕人逐之;之齐，齐人不纳;欲归，季子曰：‘公子不可入，入则杀之。’终自缢而亡。”(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上，第178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季友可谓不负王命，能除暴安社稷，而对庆父而言，人心向背如此，走投无路自缢而死。这件事，两千五百年之下，仍然可资借鉴。孔子修《春秋》对季友这样在国家危难时刻能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对安定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都给与了高度尊重和褒扬，而对庆父这种人极度贬斥。这里涉及一个先秦思想史的重要命题，也是伦理和道德规范，就是“亲亲”与“尊尊”的关系，如何处理，才符合大义?“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与“尊尊”相对称。“尊尊”，就是君臣之义。处理这些关系涉及国家治乱，不可小看。《周礼天宫大宰》：“以八统诏王御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敬贤，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贵，七曰达吏，八曰礼宾。”“亲亲”为治国理政的八统即八项根本措施之首，可见重要。基本原理是：只有“亲亲”，才能“尊尊”，即孝才能忠。故《春秋》实际上是主张“亲亲”与“尊尊”并重。但是，在政治权利及涉及国家治乱问题上，“尊尊”永远高于“亲亲”。(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上，第165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所以《春秋》认为季子杀同母兄为正义(庄公三十二年)，公羊传认为“善”，“君臣之义也”。《哀公三年》明确指出，“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定公四年》伍子胥曰：“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毂梁传文公二年》：“不以亲亲害尊尊，此《春秋》之义也。”“不以亲亲害尊尊”，“大义灭亲”，这在春秋时期已经是先进的道德标准，且这个原则对后世历史影响极大，直到现代。现代社会，如何处理“亲亲”和“尊尊”?毛泽东时代处理起来相对容易，现在社会重新分化为阶级，就很棘手。例如“红二代”、“官二代”，过去叫高干子弟，毛泽东当年就有远虑，现在不少人分量吃重，许多是双重身份，既为“尊尊”，又兼“亲亲”，立场和取向还很不大一致，情况格外复杂，也格外难处。 拨乱反正，就是要“得道”，得道才能多助，政治才站得住。董仲舒曾向汉武帝进言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汉书.董仲舒传》)，此言在两千多年以下，仍有现实意义。放弃马列毛主义，改掉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弘道扬正，全盘西化，包括经济上私有化自由化政府不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不是“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的精义在“正”，故曰“弘道扬正”。“正”在传统文献中经常使用，直到清初顺治还大书“正大光明”(语出朱熹对范仲淹的赞誉)，高悬乾清宫。虽是标榜，也是古义，且古今一贯。“正”的本质，就是正义，这既是《春秋》首义，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中华文明，特别是核心价值观，以道义为上，崇尚正义，这是古代先圣先贤最了不起的贡献之一，泽被后世几千年，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精神特征。对此，中国人自己习以为常，却使早期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印象极为深刻，因为西方没有。西方在东亚传教的鼻祖方济各 沙勿略在1552年给教廷的报告中写道：“据早先来华的葡人报告，中国为正义之邦，一切均讲正义，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区所不及。而且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于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视学术。”他还写道：“中国拥有众多杰出的人才和学问高深的学士，他们极为重视学术;并且以为研究学术是一项顶光荣不过的事情。在那里有大学问的人都有重要的位置，都是有权柄的。同依赖中国做学术策源地的日本，完全不一样。”无论你怎样看待耶稣会士，你不得不佩服这个沙勿略(还有那个利玛窦)，真有不凡的观察力!可惜近代以来中国主流舆论宁愿自称“礼仪之邦”，忘记了中国根本是“正义之邦”!说“中国智慧高，极为重视学术”，直到毛泽东时代，总体上特别是思想上政治经济上如此，因为善于独立思考，善于创新，文化上总体上也不跟着别人跑。毛泽东身后，中国智慧怎么样?学术怎么样?文化上怎么样?成就不小，问题不少，最大的问题在于一些“掌握了权柄的人”失去了民族自信。至于说“有学问的人都有重要的位置”，那是古代。近代日本能重用伊藤博文，是学了古代中国，汉初甚至更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已成为常态。为什么中国成为正义之邦，一行几千年?因为正义乃《春秋》大义，在历史上深入人心，不断激励人心。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历代都有仁人志士，每到历史关键时刻，每每人物辈出。为什么“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方所不及”?这也是由于西方信仰基督，乃是信仰上帝的生杀予夺，暴虐强权，而上帝并不讲正义没有道和德的概念。西方没有孔子，据后来西方编的书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前469年生，即孔子殁后十年)认为：“道德即是知识”，其实是不知道德也;近代培根又说：“知识就是力量”，虽然也不错，却都是重知识轻道德，一以贯之。近代以来，西方靠暴力杀遍全球，后来居上。但西方人大都对此装聋作哑，佯作不知。为什么?因为西方社会非但不重正义，公然鄙视正义(现在有时也打出正义的幌子)，只重利益，重利轻义。这是中西价值观的根本区别所在。 20世纪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主观条件是由于毛泽东将马列主义中国化和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客观条件则是有优秀的中华文明的承接，而自古崇尚正义的中华民族可以孕育出他的英雄儿女，且能薪火相传。世界上远非所有的文明都是如此。所以，习近平主席在 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会的讲话最后高呼“正义必胜!”这既是当下党心军心民心所向，也有充分的文化和历史依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更加证明了这个真理。“正义必胜”，也就是“人民必胜”，因为正义公道自在人心。关键是需要正确的思想和路线引领以及强大的组织领导。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表明党和国家的大局继续向好，而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能上能下”，古代叫“贤者当位”。打破许多陈腐的条条框框，“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春秋》大义的第一条是“拨乱反正”。“拨乱反正”，比弘道扬正分量重得多，本质上是返归正“道”。“道”，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范畴和核心价值，是哲学范畴，也是政治学范畴;“正”，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范畴，也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先秦乃至此后几千年，“道”与“正”这两个范畴都密切相关，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军事、文化和民族精神等所有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进入现代，则与马列毛主义乃至人类文明大道有大义相通。 拨乱反正，实乃《春秋》之首义，即《春秋》大义之首，是为“正”。“道”的外延很广，包罗宇宙万象，但“道”之于人类社会的治理，其核心或精义，在于“正”。故子曰：“政者正也。”然究竟何者为正?“正”的本意是不偏，用于为政是指正道，正而合道，就是正义(引申之意为“正派，正直”等，“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或说正之为义，正即是义。这是《论语》中孔子此话的原意。“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是孔子对季康子“问政”的回答。朱子在《四书集注》此条下的注释中批评“康子之溺于利欲而不能(正)也”，可见朱子认为孔子言“正”，是指正道，也包含为政以德、为政以公的意思，符合孔子一贯的思想。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此条下则明确解释说：“正，犹言正道。政治乃群众事，必以正道，不当偏邪。”说得很好，既符合孔学的大义，无意中也符合马列毛主义。可见，现今流行将“政者，正也”的“正”，解释为“端正”，抽去大义不说，也不符合孔子原意。这种通行的解释是很大的学术倒退，特别是政治学的倒退。(顺便说一句，指望互联网做学问往往是靠不住的，例如对孔子这句话的含义，《百度知道》引用“小丫头骗子”的资料解释“正”是端正)公羊家也认为，“凡正当、正常、正规、合乎礼制、合乎大义者为正”(《春秋公羊传译注》上，第61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义，就是合乎正义的行为和事情。”(见《古代汉语词典》“义”条)故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尔》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墨子曰：“天下失义，诸侯力正(征)。”(《墨子明鬼下》可见春秋时期，“正”与“义”互通，正义至上，已经成为诸家乃至社会共识。何休《解诂》有“从君臣之正义言也”。也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孔子作《春秋》，赋予“正”以崇高的地位。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差别，阶级、路线姑且不论，许多干部为政的正与不正，区别也是很大的。对于为政不以德而以利，叫做“一切向钱，不能向钱看就不能向前看”，老百姓的意见不小，这在中国是有漫长的历史根源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历史传统和民族、社会心理，自古崇尚正义。这也是一个基本国情。清代公羊学家庄存与也说：“《春秋》辞繁而不杀者，正也。”(陈其泰：《清代公羊学》第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自古以来，直到晚清，士大夫，更不必说仁人志士，无不熟读五经包括《春秋》，大都从中受到正气、大义的感染，潜移默化，影响和变化读书人的气质、思想和行为。民间塑关羽像，一手执青龙偃月刀，一手展卷读书，就是《春秋》。老百姓一般只知道崇拜关羽的忠义，不懂得忠义从何而来，来自《春秋》大义。今天，看某些社会表面现象，忠义似乎有点成为社会稀缺资源，其实不可能，汉奸卖国成风，泛起的只是泡沫，只是表象，正义的浩然之气仍然扎根在民间，在人民心里，正在发酵，转移人心向背。近来中央倡导和教育干部要忠诚，看来有必要“三高人士(高干、高知、高管)”读一读《春秋》，了解《春秋》大义。《春秋》首义，在于拨乱反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弘道扬正，本质是拨乱反正。先秦的圣贤包括孔子坚信，只有弘道扬正，社会历史才能进步，才能从“据乱世”发展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这也是“张三世”成为公羊学理论的核心的道理所在。这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不灭且持续繁衍发展至今，又重新复兴的文明密码所在。 何者为正?另一个引申意义，“公”即为“正”，“私”即为不正，甚至为邪。反之也是一样，邪即为“不正，邪恶”。(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1998年版，第1729页)“正义”的含义，与“道”和“仁”的宏大概念有重叠，只有顺应“道”的要求，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换言之，只有“公”而“道”之，才有正义可言。关于政治行为准则，今言政治规矩，《春秋》明确提出“公”字优先：“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于下也。”(哀公三年)意思是，不可以家事推辞王事，可以王事推辞家事，这正是君王之命奉行于臣下。这句话抽去封建色彩，实际上就是要求公事优先。而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历史条件下，王事就是国事、公事。关于这一点，公羊家有明确的诠释：“虽然《春秋》讲‘亲亲’，但公大于私，国大于家，尊尊不让亲亲。《毂梁传文公二年》：‘不以亲亲害尊尊，此《春秋》之义也。”(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下，第616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所以自古中国社会认同“忠孝不能两全”时，可以“移孝作忠”，包括历代家喻户晓的岳母刺字，“精忠报国”，诸如此类的优秀传统，都可以在《春秋》大义中找到思想精神的依据。至于渊源，则可以上朔到更加久远的历史。中国历史尽管曲折复杂，不少时期甚至政治特别黑暗混乱，但是《春秋》大义，先圣教诲，历史昭彰，邪不侵正，这些优秀传统会在社会上发酵，唤起仁人志士和广大人民群众。以至近代西方入侵，中国历史终于能够踉踉跄跄，但也是毅然决然地在毛泽东创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驶入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这一切绝非偶然。共产党成功的诀窍，毛泽东一生其所以伟大到高不可攀，周恩来其所以被称为“千古完人”(冰心语)或“近乎完人”(梁漱溟语)，其诀窍之一，就是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中国历史上惟有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甚至献出生命乃至一切，足以打动民心，深入人心，具有无比的道德力量。道德力量，归根结底，是“道”的力量，“道”之于人类社会，要求“为政以德”，于是道德连用，成为决定人心向背和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这是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即使在今天，民心未变，也是如此。此所以雷洁琼先生在韶山题词“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足以打动人心。近年来，有一股地下水，否认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大公无私，是罔顾历史和现实。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不是大公无私?说“那是传说”，不可靠。不是不可靠，是昧了良知。岳飞、文天祥、李大钊舍生取义，是不是大公无私?毛泽东是不是大公无私?雷锋、焦裕禄、张钦礼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是不是大公无私?不是没有那样的人，往往是自己做不到，自惭形秽，所以昧良心不承认，甚至加以诋毁。关于公与私，后文还有专论。 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说：“《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司马迁也说，《春秋》正是以此来“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自己则称此为“王道之大者”。这是孔子的一贯思想，并将其注入鲁史，故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而司马迁则曰，此“王道之大者”。也正因为如此，后世才公认孔子“素王”的地位。综观孔子的思想，其伸张的正义，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包括实实在在的含义，集中表现在他对管仲辅佐齐桓公实现霸业(统一)的评论。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 宪问篇》可见，孔子的正义包括三个要点：一是“大一统”，即“一匡天下”;二是维护人民福祉，“民到于今受其赐”,提倡爱民和为公。故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即是公;利，即是私，私不是不要，但归根结蒂，谋利当谋天下利。先秦圣贤就是这样看的，今人以为迂阔，其实自古以来，大禹治水，春秋战国，直到今天，范仲淹那种士君子很是不少，前三十年更是遍地雷锋，“六亿神州尽舜尧”。后人理想破灭，做人标准太低，甚至没有底线，则“小人斯烂矣”。三是维护华夏文明，不能以中国变夷狄，(“披发左衽”)。但孔子判定的标准，是以文明或道德，而不以种族。符合这个大方向要求的，虽是霸业，也是历史正义。朱子言《春秋》“微言大义”有数十端，但这许多内容，却概括为一个“义”字，非常精辟。“春秋大义”，后来经过孟子和公羊学派不断的发挥阐扬，西汉以后取得正统地位，实际上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秦汉完成了中华民族的抟成，对后世的政治历史乃至中华民族的性格养成，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道德特别是正义的地位确立之后，以正义得人心，有极大的号召力。于是天下逐渐“定于一”，人民也能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由此，公羊学也成为汉初的显学，正义的观念就成为中国人的人心所向，甚至成为信仰，无论儒道释，都承认正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人说中国人有信仰，无宗教(商代以前有原始宗教，多神教);又说中国人无信仰，完全是西方观念，拿西方宗教信仰来套中国，是很大的误解。说西人不懂中国，其实不是都不懂，沙勿略时代，西方传教士已经了解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是追求正义。这一点后文还会谈到。 中国人喜言“公道自在人心”，其实也是“正义自在人心”，中国人自古崇尚正义，追求正义，凡事都讲正义。传统文化中的正义、公道，其中有人民性、民主性的内涵，不可低估，更不可以“封建”二字一笔抹杀。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道理也在这里。孔子修《春秋》从历史中将正义的价值提炼出来，但限于历史政治条件，不能明言，乃以特殊的笔法，借史明义，寓之于《春秋》的字里行间，褒贬之间，故曰“微言大义”。此微言大义经孟子和公羊家发掘阐扬，后形成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派”。虽然公羊学几经兴衰，但是历史反复证明，《春秋》大义“不可攻”，也攻不倒;“公羊”之义不可攻，也攻不倒(公羊学有有缺陷是另一回事);毛泽东完成了马列主义中国化，包括20世纪无数共产党人革命先烈先贤完成可歌可泣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本质上是将《春秋》大义亦即中华民族的大义继承下来，光大开来，故马列毛主义成为现代无可逾越的政治学说。 以上这些，都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讲，孔子游学，当时主要是对君主诸侯士大夫言。这些思想，在《易传》中都可以找到思想渊源。《易》和《春秋》可谓中国政治学之祖，古代叫帝王学，讲的都是立国之本，也是今所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本。孔子修《春秋》，拨乱反正，拨乱世以返正义，他老先生一介平民，有什么权利这样做?有。就是孔子自称从鲁史中窃取了“义”，这个义，即是正义，既是价值观，也是世道人心，即代表华夏民族上古以来漫长的历史中所形成的价值取向，代表政治上的人心向背。有了义，就可以代表人心，义正则可以辞严(有人民支持)，故孔子自我授权有其历史依据。这也是中国历史形成的传统，故后世承认孔子有这样的权利，并尊奉孔子为圣人，奉《春秋》为经典，六经之一，后来叫五经、九经、十三经。孔子修《春秋》，对君主诸侯“笔则笔，削则削”，就是选择性地写，有的写，有的不写。这样做，有什么事实依据和理论根据?凭什么令人信服?事实依据，就是上古以来的历史，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不仅是鲁史。理论依据，就是起于伏羲完成于周公的《易传》，易经所阐述的道理，包括中华先民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观易经，损下益上，其象为“损”;损上益下，其象为“益”。此即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又曰“官天下”，“‘官天下’者，不以天下为私有也。此即易经相传之大义，惜湮没失传。”((清)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伦理教科书》，广陵书社2013年版，第103页)易经讲的是普遍道理，不仅是对君主诸侯士大夫而言，即使对于百姓个人而言，私心太重，根本也是处处碰壁，寸步难行，损而无益。 《春秋》弘扬正义，不遗余力。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两千五百年以下，人们至今耳熟能详。庆父、叔牙、季友都是鲁庄公的同母弟(伯仲叔季)，庆父残暴、庆父和叔牙均盗嫂，品行极坏，为了争夺王位，连杀二君。而季友在庆父制造鲁难的过程中，原本出国避之，后来庄公病危，将其从陈国召回，授予国柄。于是季子不得已药杀庆父的同伙，即将作乱的公子牙，又逼迫庆父走投无路而自杀，奉庄公少子申自陈入，立之，是为僖公。具体过程的大致是这样：春秋时期通行嫡长子继承制，鲁国从根本上说也是如此，但是在庄公之前的几代也的确有“一代生，一代及“的现象，就是一代由嫡长子继承，叫做”生“;一代兄终弟及，叫做“及”。公子牙以此为由，反对公子般，谋立庆父。而庆父这家伙品行很坏，名声太差，“庄公死，杀子般。本欲自立，国人不与，惧而之齐。闵公立，庆父归，又杀闵公。出奔吕(草头吕)，吕人逐之;之齐，齐人不纳;欲归，季子曰：‘公子不可入，入则杀之。’终自缢而亡。”(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上，第178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季友可谓不负王命，能除暴安社稷，而对庆父而言，人心向背如此，走投无路自缢而死。这件事，两千五百年之下，仍然可资借鉴。孔子修《春秋》对季友这样在国家危难时刻能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对安定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都给与了高度尊重和褒扬，而对庆父这种人极度贬斥。这里涉及一个先秦思想史的重要命题，也是伦理和道德规范，就是“亲亲”与“尊尊”的关系，如何处理，才符合大义?“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与“尊尊”相对称。“尊尊”，就是君臣之义。处理这些关系涉及国家治乱，不可小看。《周礼天宫大宰》：“以八统诏王御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敬贤，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贵，七曰达吏，八曰礼宾。”“亲亲”为治国理政的八统即八项根本措施之首，可见重要。基本原理是：只有“亲亲”，才能“尊尊”，即孝才能忠。故《春秋》实际上是主张“亲亲”与“尊尊”并重。但是，在政治权利及涉及国家治乱问题上，“尊尊”永远高于“亲亲”。(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上，第165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所以《春秋》认为季子杀同母兄为正义(庄公三十二年)，公羊传认为“善”，“君臣之义也”。《哀公三年》明确指出，“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定公四年》伍子胥曰：“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毂梁传文公二年》：“不以亲亲害尊尊，此《春秋》之义也。”“不以亲亲害尊尊”，“大义灭亲”，这在春秋时期已经是先进的道德标准，且这个原则对后世历史影响极大，直到现代。现代社会，如何处理“亲亲”和“尊尊”?毛泽东时代处理起来相对容易，现在社会重新分化为阶级，就很棘手。例如“红二代”、“官二代”，过去叫高干子弟，毛泽东当年就有远虑，现在不少人分量吃重，许多是双重身份，既为“尊尊”，又兼“亲亲”，立场和取向还很不大一致，情况格外复杂，也格外难处。 拨乱反正，就是要“得道”，得道才能多助，政治才站得住。董仲舒曾向汉武帝进言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汉书.董仲舒传》)，此言在两千多年以下，仍有现实意义。放弃马列毛主义，改掉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弘道扬正，全盘西化，包括经济上私有化自由化政府不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不是“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的精义在“正”，故曰“弘道扬正”。“正”在传统文献中经常使用，直到清初顺治还大书“正大光明”(语出朱熹对范仲淹的赞誉)，高悬乾清宫。虽是标榜，也是古义，且古今一贯。“正”的本质，就是正义，这既是《春秋》首义，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中华文明，特别是核心价值观，以道义为上，崇尚正义，这是古代先圣先贤最了不起的贡献之一，泽被后世几千年，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精神特征。对此，中国人自己习以为常，却使早期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印象极为深刻，因为西方没有。西方在东亚传教的鼻祖方济各 沙勿略在1552年给教廷的报告中写道：“据早先来华的葡人报告，中国为正义之邦，一切均讲正义，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区所不及。而且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于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视学术。”他还写道：“中国拥有众多杰出的人才和学问高深的学士，他们极为重视学术;并且以为研究学术是一项顶光荣不过的事情。在那里有大学问的人都有重要的位置，都是有权柄的。同依赖中国做学术策源地的日本，完全不一样。”无论你怎样看待耶稣会士，你不得不佩服这个沙勿略(还有那个利玛窦)，真有不凡的观察力!可惜近代以来中国主流舆论宁愿自称“礼仪之邦”，忘记了中国根本是“正义之邦”!说“中国智慧高，极为重视学术”，直到毛泽东时代，总体上特别是思想上政治经济上如此，因为善于独立思考，善于创新，文化上总体上也不跟着别人跑。毛泽东身后，中国智慧怎么样?学术怎么样?文化上怎么样?成就不小，问题不少，最大的问题在于一些“掌握了权柄的人”失去了民族自信。至于说“有学问的人都有重要的位置”，那是古代。近代日本能重用伊藤博文，是学了古代中国，汉初甚至更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已成为常态。为什么中国成为正义之邦，一行几千年?因为正义乃《春秋》大义，在历史上深入人心，不断激励人心。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历代都有仁人志士，每到历史关键时刻，每每人物辈出。为什么“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方所不及”?这也是由于西方信仰基督，乃是信仰上帝的生杀予夺，暴虐强权，而上帝并不讲正义没有道和德的概念。西方没有孔子，据后来西方编的书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前469年生，即孔子殁后十年)认为：“道德即是知识”，其实是不知道德也;近代培根又说：“知识就是力量”，虽然也不错，却都是重知识轻道德，一以贯之。近代以来，西方靠暴力杀遍全球，后来居上。但西方人大都对此装聋作哑，佯作不知。为什么?因为西方社会非但不重正义，公然鄙视正义(现在有时也打出正义的幌子)，只重利益，重利轻义。这是中西价值观的根本区别所在。 20世纪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主观条件是由于毛泽东将马列主义中国化和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客观条件则是有优秀的中华文明的承接，而自古崇尚正义的中华民族可以孕育出他的英雄儿女，且能薪火相传。世界上远非所有的文明都是如此。所以，习近平主席在 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会的讲话最后高呼“正义必胜!”这既是当下党心军心民心所向，也有充分的文化和历史依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更加证明了这个真理。“正义必胜”，也就是“人民必胜”，因为正义公道自在人心。关键是需要正确的思想和路线引领以及强大的组织领导。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表明党和国家的大局继续向好，而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能上能下”，古代叫“贤者当位”。打破许多陈腐的条条框框，“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拨乱反正，就是要“得道”，得道才能多助，政治才站得住。董仲舒曾向汉武帝进言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汉书.董仲舒传》)，此言在两千多年以下，仍有现实意义。放弃马列毛主义，改掉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弘道扬正，全盘西化，包括经济上私有化自由化政府不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不是“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的精义在“正”，故曰“弘道扬正”。“正”在传统文献中经常使用，直到清初顺治还大书“正大光明”(语出朱熹对范仲淹的赞誉)，高悬乾清宫。虽是标榜，也是古义，且古今一贯。“正”的本质，就是正义，这既是《春秋》首义，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中华文明，特别是核心价值观，以道义为上，崇尚正义，这是古代先圣先贤最了不起的贡献之一，泽被后世几千年，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精神特征。对此，中国人自己习以为常，却使早期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印象极为深刻，因为西方没有。西方在东亚传教的鼻祖方济各 沙勿略在1552年给教廷的报告中写道：“据早先来华的葡人报告，中国为正义之邦，一切均讲正义，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区所不及。而且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于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视学术。”他还写道：“中国拥有众多杰出的人才和学问高深的学士，他们极为重视学术;并且以为研究学术是一项顶光荣不过的事情。在那里有大学问的人都有重要的位置，都是有权柄的。同依赖中国做学术策源地的日本，完全不一样。”无论你怎样看待耶稣会士，你不得不佩服这个沙勿略(还有那个利玛窦)，真有不凡的观察力!可惜近代以来中国主流舆论宁愿自称“礼仪之邦”，忘记了中国根本是“正义之邦”!说“中国智慧高，极为重视学术”，直到毛泽东时代，总体上特别是思想上政治经济上如此，因为善于独立思考，善于创新，文化上总体上也不跟着别人跑。毛泽东身后，中国智慧怎么样?学术怎么样?文化上怎么样?成就不小，问题不少，最大的问题在于一些“掌握了权柄的人”失去了民族自信。至于说“有学问的人都有重要的位置”，那是古代。近代日本能重用伊藤博文，是学了古代中国，汉初甚至更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已成为常态。为什么中国成为正义之邦，一行几千年?因为正义乃《春秋》大义，在历史上深入人心，不断激励人心。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历代都有仁人志士，每到历史关键时刻，每每人物辈出。为什么“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方所不及”?这也是由于西方信仰基督，乃是信仰上帝的生杀予夺，暴虐强权，而上帝并不讲正义没有道和德的概念。西方没有孔子，据后来西方编的书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前469年生，即孔子殁后十年)认为：“道德即是知识”，其实是不知道德也;近代培根又说：“知识就是力量”，虽然也不错，却都是重知识轻道德，一以贯之。近代以来，西方靠暴力杀遍全球，后来居上。但西方人大都对此装聋作哑，佯作不知。为什么?因为西方社会非但不重正义，公然鄙视正义(现在有时也打出正义的幌子)，只重利益，重利轻义。这是中西价值观的根本区别所在。 20世纪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主观条件是由于毛泽东将马列主义中国化和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客观条件则是有优秀的中华文明的承接，而自古崇尚正义的中华民族可以孕育出他的英雄儿女，且能薪火相传。世界上远非所有的文明都是如此。所以，习近平主席在 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会的讲话最后高呼“正义必胜!”这既是当下党心军心民心所向，也有充分的文化和历史依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更加证明了这个真理。“正义必胜”，也就是“人民必胜”，因为正义公道自在人心。关键是需要正确的思想和路线引领以及强大的组织领导。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表明党和国家的大局继续向好，而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能上能下”，古代叫“贤者当位”。打破许多陈腐的条条框框，“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以下为之四，下) “拨乱反正”是《春秋》首义，自古以来就这样讲，应当没有争议。孔子著《春秋》写到哀公十四年结束，已经将其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表达完毕，故曰“(王道)备矣!”公羊学认为：“《春秋》上记隐(公)，下至哀(公)之获麟，孔子约其辞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以达王事而为天下仪表，其王道理想已全部表达完毕。”(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下，第653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需要指出，孔子终其一生，基本是平民学者，他既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一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不谋私利，也不事物质资料生产，专事于精神文化生产。对其一生，进行阶级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进行文化分析包括地缘文化(政治)分析，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其一生包括晚年，心情是悲悯、悲怆而乐观的。哀公十四年获麟，孔子泣曰：“予之于人，犹麟之于兽也，麟出而死，吾道穷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孔丛子 记问》)。“吾道穷矣”，既有“吾道不行”的悲愤，更有“我已经尽责尽力了(与麟相类)”的感慨，也指孔子修《春秋》到此为止。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是先圣穷毕生学问经验(“干七十余君”)，将全部心血倾注于《春秋》之后，在临终之前发出的慨叹，并非后人说反映出孔子对此生与后世的如何悲观。否则还修书干什么?还谈什么“功被来世，以待后圣”?孔子是(谨慎)乐观主义者，所以能积极用世，而又能安贫乐道一生。孔子晚年作《春秋》，倾注了毕生心血，既是为拨乱反正，以俟后圣，也是心甘情愿，乐于此道。这是高尚的事业和人生。后世历代尊其为圣人，既在学问道德，更在理想人格，故能成万世师表。孟子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过去对这句话批得体无完肤，其实不近情理，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所以，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就是以“求圣人之初心”为旨归。范仲淹也说：“吾尝求古仁人之心”，后世今人也应如此。毛泽东早年是儒生——“二十八画生”乃儒生无疑，也“于今人独服曾文正”。中年以后他对孔夫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一直持辩证态度，主张“古为今用”。为此，他本人终其一生也痴迷于传统文化，这是尽人皆知的。他晚年吟出“孔子名高实秕糠”的名句，是有特定条件和含义的——须知，那是在作诗，是“志于道”而“游于艺”。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是孕育于传统文化而又高于传统文化的，是将传统文化和古老中国推进到现当代的关键人物。所以，毛泽东有资格这样居高临下地评论历史人物，包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包括孔子。所以，在毛泽东，那是评论，何况还是在做诗，不是写论文(关于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对孔夫子的正面评价，可参见有关文献。请注意，毛泽东称其为“孔夫子”，是为尊称)。而在其他人，恐怕没有这种资格。在毛泽东，那叫评论，叫品评历史人物;而在一般人，肆意贬斥，用时下的网络语言，则为乱“喷”。这一百年搞新文化和现代化，在继承与发展乃至创新方面多有成就，也不乏教训。对此须切实善加反省，包括对先圣先贤善加体会，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下，继往开来，实现中华复兴中国梦。 公羊学讲“拨乱反正，莫近诸《春秋》”，是指孔子作《春秋》“拨乱反正”，与政治家不同，主要是以思想家身份，弘道扬正。中华文明的一个最突出特征，是重道，重道，自然就重学术，但集中到一点，就是崇尚正义。《春秋》大义，朱子讲有数十条，如果集中到一点，就是弘道扬正。本文讲《春秋》大义的六条，也都可以这样概括。这一点，经过孔、孟和汉代董仲舒等历代圣贤的不断阐扬和继承，在历史上深入人心，对形成中华民族崇尚正义的民族精神和心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历史上的圣贤仁人志士、民族英雄，包括老百姓士大夫中的无数好人，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洗礼和潜移默化的熏陶影响。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愈是乱世，愈是看得清楚;愈是乱世，愈是人物辈出。20世纪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得以中国化而成功，包括中国能够产生以毛泽东那样的伟大人物，以及以他为代表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得以成功，也是由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具备承接人类先进思想理论的历史文化基础和社会条件。说现在就人物寥寥吗?也不见得。眼睛向下，有的是人物。这样讲，也符合马列毛主义的历史观和人才观。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也是又一次唯心主义英雄(精英)史观的破产。 以中国文化的三大家儒释道而言，都有大本大源。这里讲的释，已经中国化了，而儒家和道家，根本源出一家，即都是易学的派生。现在思想界似乎有一种倾向，就是将儒道分得太清。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属一个文明源流。道，是先民从观察天地人三才的运动中得出的哲学概念。道的本质是规律。何谓道?人类要怎样做才合乎道的要求?于是又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德，亦即道在人类社会的具体要求，于是道、德连用，用于指导社会。正既是道，也即是德，故曰人间正道。天下之乱，在于失道。这一点，古今皆然。“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两句口号，也是教育方针和文艺方针，这些年被完全否定，也最受诟病和攻击。其实毛泽东这个思想就是重“道”，弘道，也是正义的要求——符合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其被否定的结果，就是教育和文艺失去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而转向别的政治方向。结果如何?自有公论。 孔子做过鲁司寇，摄行相事，是历代帝王也是社会尊崇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弘道扬正，改造社会。他对弘道有精深的理解，也有特别精辟的表述，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这句名言，极其深刻，乃将古今士大夫以及各行各业的人分成三等人。我曾开玩笑说，能做到以道统帅德、仁、艺(包括今所谓“专业”)四者同一的人，是一等人。这种人包括古今圣贤和许多特别优秀的志士仁人，这种人才是社会的真正精英。一等人里还可以分上、中、下三级，其他两等也都可以如此分三级。对于真正的儒家，所谓“志于道”者，就其内在思想、精神和追求而言，其实就是落实到四个字：修、齐、治、平。当然这其中由于各种原因，还有不同的高度、层次和境界。这种人是少数。不能“志于道”，或者在别人启发下能“志于道”，但不甚坚定;或者由于复杂的原因无法完全“志于道”，例如不能治平而只能修齐而独善其身的人;或者在什么是正确的“道”(今称主义、方向、道路，“为什么人”)这个问题上，可能不同程度地模糊、徘徊，甚至反复，但能“据于德(包括爱国)，依于仁(包括从善去恶、明辨是非)，游于艺”的，也不失为二等人;基本上不知“道”，但难以“据于德”，只求饭碗，但能“依于仁”而“游于艺”的，包括能守住道德底线的，属于三等人中的“上”级，那些游离于“仁”与“艺”之间的，属于“中”，那些只为混饭捞钱还不至于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属于“下级”。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重视道德、崇尚圣贤的国家，一等二等人，无论社会堕落到什么地步，总还有不少。至于三等人中的上、中两级，数量相当之大;按照孔子的这个标准，三等人的上级，虽是三等，也还过得去。那些不懂得“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或者崇尚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而只知埋头“游于艺”的人，无道无德兼无仁，历来有之，全盘西化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能更多一些，这些人的“艺”，玩得再好，其实很危险——在美式全球化条件下，玩得“好”的人，容易成为“线人”。其中更有“艺高人胆大”者，一旦“不慎”，其实是“不幸”而沦为西方的“第五纵队”者，用孔子的话，叫做“中国而夷狄”，就堕落而“夷狄”了。当然，实际生活中，更多的人是介于几种人之间。这样划分人群，虽然半是玩笑，不可完全当真，但好处是能引发警醒和思考。不知读者诸君，你们是几等人? 孔子的学说主要是政治学说，生前不被采用，于是致力于教育，创办私学，整理古籍，删《诗》，修订《礼》、《乐》，演《周易》，晚年修《春秋》，以传先王之道。孔子以弘扬大道、安定天下为己任，希望实现“天下有道”，也希望君主都成为“有道之君”，“务德而安民”。何谓有道之君?就是行的正，务德。如何能正?先王之道，历史经验，大禹治水，周公吐哺，无非一个公字，故言“公正”，又说公道，公平，今与正义连用，叫做公平正义。公与私，自古以来二者都是相互联系，此消彼长。私心一生，不加以内外部约束，很容易膨胀，于是就变成贪心。君主身系天下安危，又大权在握，缺乏约束，“一人贪戾(利)，一国作乱。”(《礼记 大学》)此乃春秋时期几乎是各国有识之士对政治或治国理政的共识。这里的“一人”，指君主。君主贪与不贪，不光看本人，包括看其二代三代，看其左右。当然，这也只有毛泽东时代整个中国共产党真正做到廉洁奉公。那个时代毛周为首的许多干部的确清廉，以身作则，所以党风社会风气健康良好，真正实现了“六亿神州尽舜尧”。虽然那时候还很穷，也不是没人想腐败，但是架不住老念“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紧箍咒”，还经常发动群众运动，斗私批修，故腐败成不了气候。改革开放以后，阶级斗争被“熄灭”不提，紧箍咒搁起不念，私心和个人主义迅速膨胀，很快腐败成风，更加以再不需要看群众脸色。这个口子一开，后来一个时期就有点“从恶如崩”了;于是被国际国内敌对势力沆瀣一气，斗了个不亦乐乎——这也不是啥秘密。然而，这一“崩”不要紧，就不知伊于胡底了。于是社会政治开始酝酿反转，于是有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拨乱反正。为什么这么多官员哈美恐美，输送利益，全都是汉奸卖国贼吗?也未必。归根结蒂，无非一个私心膨胀，于是从与民争利开始，到瓜分国资，卖国求荣求安(做政治期货)，不择手段，忘乎所以，乃至于贼胆包天。《春秋》载：“五年，春，公观鱼于棠。”讽刺鲁隐公放着王事不做，大老远跑到棠那个地方“观鱼”，看似闲逸之事，实际上名为观，实为捕(鱼)，是与民争利。用的是曲笔，不直书君之大恶。所以，做君主的与民争利，在封建社会也公认为是君之大恶。左右或下级官员帮助君主或为上司谋利，属于“逢君之恶”。领导人(层)正与不正，往往事关路线。中国古代不讲路线，但是讲善恶正邪，讲王道——西方从来没有这一套，也就不讲这一套，只讲争霸;霸不成了，还要硬霸，叫做“霸王硬上弓”，犹如现今某个国家。拨乱反正，就是返回正道。正道，本质是公平正义，目标叫大同，现代叫共产主义，乃是至善的社会形态。大同以达至善，是中国人的理想社会，过去虽然不可能实现，但正义作为历史前进的力量，始终存在且不容忽视，历代朝争政争包括党争，多少也有得道失道、善恶公私、正邪之分。直到近现代，孙中山是“天下为公”的，但他的党做不到。毛泽东创办和领导的共产党前六十年做到了，他去世以后，共产主义被从文本中(不是从人心中)删去，搁起不谈，大谈“小康社会”，津津乐道。“小康”也不是不好，将其作为政治口号，虽能收拢人心于一时，有其一定的意义作用，然终非义之高者也。所以相信“十三五计划”到2020年基本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这个口号将会淡出，而共产主义理想必将重新确立。这其实是中国人几千年的理想，礼记中的有关记载就是中国古典社会主义，后来又讲“大学之道”要“止于至善”，“至善”者何?就是现代理论的共产主义。古代农民起义还讲“替天行道”，多在“正义”和“均、平”上喊口号，做文章。结果这些年来义旗一下，被无义之人钻了空子——此事怪不得美国(不能啥事都怪美国，也不够实事求是，也不那么辩证);近些年来“全面小康”尚未实现，两极分化已然成社会鸿沟。现在重建共产主义理想，先要填一填这个鸿沟，“十三五”是个关键。一些人颇不以为然，反对习中央的这个重大决策，然中国社会包括人类要想不继续堕落，世道人心不再向下沉沦，还要实现中华复兴中国梦，舍此人类大同、共产主义，实在别无它途。中国自古言道，儒道释无不言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更是金光大道，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西方社会包括西方政治学，最致命的缺陷是不“知‘道’”，也不讲“道”。在西方，被奉为经典著作的《君主论》(马基雅维利著)，通篇是“术”，可谓“不知‘道’”之甚，尼克松、基辛格、亨廷顿、布热津斯基等人的著作，无论发行量多大，也都是地缘政治学著作，与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远不在一个道德层级，可以说南辕北辙。《君主论》最早的中译本，译作《霸术》，译得好，传神。五百年来，西方将霸术玩到极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洗脑是骗术，美军打伊拉克诬陷萨达姆私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没有，是诈术。“911”到底咋回事?如果真是自导自演，也无非骗术、诈术;美元霸权、2008年美国搞出金融海啸，也是此类。美国航母等军舰，动辄出入中国沿海，近日又来了，自以为高明得计，也无非是诈术，邪恶之至。当年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扬言打原子弹，毛泽东大手一挥，“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于是核讹诈破产。对这类政治上的非正义，孔子著《春秋》，也是大笔一挥，一贬到底的。 孔子作《春秋》，采取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以正义为准绳，对历史加以褒贬，对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年-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对过往的政治人物，无论其地位如何，“笔则笔，削则削”，“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有的甚至一贬到底，故能使“乱臣贼子惧”，起到了“纲纪天下“的重大政治作用，具有极大的道德威慑力。故曰“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公羊传》)来自中央党校的消息说，明年召开理论务虚会，后年开十九大，是否也需要对改开以来的历史包括人物“笔一笔”，“削一削”呢?其实民间对某些人“削”得厉害，民意不可。人民在期待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关于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需要这样一个决议。顺便说一句，《春秋》之义，拨乱反正，不能为了短期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大搞利益交换，更不能以乱治乱，甚至搞所谓“腐败治国”;另一方面，反腐败有待全面展开，渐次推进是必要的，如果真的搞成“选择性反腐”，最终也是难以服众和不利于长治久安的。《毂梁传》曰：“《春秋》之义，用贵治贱，用贤治不肖，不以乱治乱也。孔子曰：‘怀恶而讨，虽死不服。’”(转引自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下，第528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孔子是说，怀有私心或不良的目的和手段(如骗、诈、诱、残忍等，参见《昭公十一年》)讨贼，贼心不服。换言之，治国理政要求一切出以公心，这也是《春秋》之义。这一点也不是不重要的。 原载郑彪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hengd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