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07 15:21:49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丑牛
习近平同志说，我们的改革，不要犯颠覆性的错误。实际上，一些颠覆性的现象，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比如，
“人民警察”变为“警察人民”。
前几天，《红歌会网》放出了一部六十年代的老电影——《今天我休息》。生活在六十年代的人，无论你是大人或孩子，几乎都看过这部电影，家家户户，几乎都谈论过这部电影。仲星火扮演的马天民，是实实在在的人民警察，每个人都认识他，他也生活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我也曾经遇到过许多马天民这样的人民警察。 五十年代初，我从农村调到城市作新闻工作，对城市快速出现的新变化，很是兴奋。一天，我上班，经过汉口最繁华的中山大道和江汉路交叉路中心，出现了一座交通指挥岗台，站着两位女警察，穿着白色上衣，黑色裙子，头上戴着滚着蓝边的无沿帽，真是英姿飒爽。过往行人都向她们注目，爷们开的汽车，也听从她们指挥，有人过了岗还轻点一下喇叭，向她们致意。我是骑自行车上班的，总是擦进岗台，向她们点头致意。我总想有个机会，向她们表示敬意。 有一次，俱乐部办婚礼，那时职工的婚礼都是由公家主持，我是俱乐部的主任，看到前几天办婚礼攒下的花生和糖果就用个大信筒封了一包，下班时，经过岗台，我双手撒把(我骑的车是倒闸，用脚往后一蹬，就可减速或停下)把一包糖果抛到岗台边，并向她们行了一军礼。哪知，她们不仅不像过去向我微微点头，却杏眼圆瞪地把指挥棒指向我，命令我：“停下!”我已经冲过了岗台，刚好一辆汽车驰来，我立即让到路边看到她们正忙着指挥，就骑上车走了。 我以为没事了，第二天一上班，同事告诉我，有一位女同志在会客室等你。我一见面，她是脱了警装换红妆，还认不出来。一看茶几上的糖果袋，我知道出事了。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接着对我训诫：“你在大街上撒把太危险”，我辩解说：“我是向交通民警秀车技”。最后，她要我把事情的经过，写一份书面检查，先交给你们领导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然后交给我们处理。这简直是毫不留情，要我当众出丑。 过了几年，可能是1958年吧!湖北省开妇女大会纪念三八节，表彰“五好家庭”和劳模。我参加这次大会报道。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东湖长天楼接见女劳模，我看到了这位处罚我的女民警也在场。我说，我想采访你，是新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榜样。她立即指着毛主席身边的朱玖大姐(纱厂女工)说：“她才是真正的劳动模范”，她把“劳动”二字吐得特别重。 我之所以特别叙述这一段往事，是因为《今天我休息》中马天民也帮助过一位骑自行车违章的人，证明着马天民似的人民警察无处不在。 但在今天，马天民似的人民警察实在难觅，我们看见、听见的警民对抗事件，越来越多。轰动全国的雷洋事件，水落石出，是警察把雷洋他整死。去年，太原警察打死打伤讨薪农民工的案子，审了一年还难于判决。一张现场照片，让警察蒙羞。民警王文军扭断了讨薪女农民工周秀云的脖子后，倒在他的脚下。他居然还傲慢地踩着她的头发。这张照片，简直是共产党的耻辱，人民共和国的耻辱。 有人把王文军称之为“恶警”，我不这样看，王文军的恶行，决不止是他个人的恶性，用警察来镇压群众，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使用暴力，甚至酿成流血事件，也不鲜见，我听见过，看见过，而且亲身经历过。 其中让我最痛心的是，设立“黑监狱”残害访民。十年前，有一对下岗工人夫妇来求我，要我把他们受到的迫害登到报纸上去。丈夫是由妻子搀扶着，他面目憔悴，目光呆滞，刚从“黑监狱”里放出来，因为强迫吃了迷幻药，丧失了记忆。妻子把丈夫的上衣脱下，他脊梁两侧，全是电击的伤痕。我一看，惊呆了，不禁脱口喊道：“这是我们共产党人领导的警察干的事么!”我含着眼泪满腔愤恨，听妻子断断续续的诉说，我嘱她耐心地把他的记忆记录下来。我把这零碎的记忆整理成一篇报道——《绑架十八天》，并写了一篇评论——《共产党容不得渣滓洞》，这个题目原来是《共产党容不得法西斯》感到太刺激，改成“渣滓洞”，要缓和一些。
我想这事一揭露，一些共产党人，特别是身处领导岗位的共产党人，一定会拍案而起，追查“黑监狱”。哪知，和我的预料相反，“黑监狱”反愈加凶残地扑向访民和维权的群众。 没过多久，华润集团啤酒公司的职工在工厂大门前集会，要求补偿“卖身钱”(由国企改制造成的工人身份转换补偿金)，刚集会不久，就来了大批警察，扑向集会的组织者，并把他关进“黑监狱”，从送进去到放回到公安拘留所，共55小时，连续施刑，电刑、水刑、棍打、性虐……几次昏死，几次泼冷水惊醒再施刑。最后，他被逼得撞墙求死，整得奄奄一息，警察怕他死了，才把他送回公安拘留所。公安也怕背责任，就通知他的妻子来认领，他妻子从玻璃隔墙外，看到丈夫鬼般的模样，一下子昏死过去。人们把她救醒之后，她开口讲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畜生!” “黑监狱”受害者组织起来，推举他为“控告团”的团长，他们召开控诉大会，连武汉市的一些老公、检、法干部听了也义愤填膺。他向法院起诉把他关进黑监狱的公安局。但起诉被驳回。他的代理律师给了我一本案卷，是公安局办案卷宗。是作为证据交到法庭的。我翻读了整个案卷，最有力的“证据”有三张;一是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抓捕闹事的组织者是由区领导决定的;二是“维稳办”的证言：是领导的决定，把闹事者由公安交给我们处理。但没有说把犯罪嫌疑人关进黑监狱去受刑;还有一张是公安局办案后发出的“反馈”表，是华润集团公司填写的，对公安局办理此案，非常满意，出警及时，行动果断，使公司避免了巨大损失，感谢你们为企业保驾护航。 这些法庭全部采信了，原告对黑监狱的控诉却只字不提。 为什么领导指示要抓捕维权工人? 为什么领导不帮助工人讨要“卖身钱”? 为什么领导要把维权工人交给维稳办，关进黑监狱受刑，而不按司法程序处理?这不是法西斯是什么? 为什么资本家的嘉奖反馈进来，而工人的血泪控诉却拒之门外? “人民警察”就这般地蜕变成“警察人民”！ 老兵丑牛
武汉·东湖泽畔
2016年7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