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27 08:16:20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周言
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了《毛泽东年谱》(1893-1949)。201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此书增订再版，同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又编写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至此，《毛泽东年谱》全部出版。 《毛泽东年谱》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第一手档案，权威性毋庸置疑，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部分，收录了大量毛泽东的批示和未刊讲话，这些一手档案弥足珍贵，对于认识毛泽东以及新中国的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抗美援朝：粟裕曾被选定带兵
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遇到的第一件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便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毛泽东年谱》指出，在彭德怀之外，毛泽东其实还有其他人选，其中粟裕是毛最为看重的人选。他在战争爆发后的7月6日致电粟裕并告陈毅、饶漱石：“现有重要任务委托粟裕同志执行，请粟裕于7月16日前将三野事务处理完毕，于7月18日来到北京接受任务，粟来时可随带秘书及参谋人员数人。”据说粟裕当时因为脑中的三块弹片发作，只能托罗瑞卿转告毛：“新任务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毛随后复电粟裕：“有病当休养，可以缓来，但仍希望你于8月上旬来京，那时如身体已好，则担任工作，如身体不好则继续休养。”
而即便是粟裕不出战，毛泽东也下定决心与美国人开打。8月5日毛泽东在接见邓华时说：“你们集结东北后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他打原子弹，我们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我还是那句老话，在战略上藐视他，当做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做真老虎。”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又老调重弹：“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是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
批判高岗：毛泽东遥控指挥
毛泽东在面对党内危机时，也极为果断，除却众所周知的张子善、刘青山贪污案之外，“高饶事件”算是建国后党内第一次严重的危机，毛泽东处置高岗、饶漱石和处置张子善、刘青山一样，绝不手软。
1954年2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之后，写信给刘少奇以及中央书记处的同志说：“高岗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同时毛泽东强调：“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进而指出：“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当然，毛泽东并未参加批判高岗的座谈会，而是在杭州遥控指挥，并且亲自命令邓小平主导“高饶事件”的处理工作。大局底定之后，毛泽东才从杭州返回北京，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密集召见了许多党内的高级干部，所谈内容，不得而知。
“大跃进”后毛泽东“大权旁落”?
一般来说，党史研究者都认为毛泽东对于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饥荒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从近年来出版的《彭真年谱》来看，当时“大跃进”是中共高层普遍的共识，并没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台湾学者钟延麟在《文革前的邓小平》一书中也指出，当时邓小平有时候比毛泽东还要激进，只是在经历过激进政策造成的恶果之后才最终变得务实。
而另外的事实在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毛泽东已经存在“大权旁落”的情况，甚至党内高层对他都曾经隐蔽性地发表过意见。《毛泽东年谱》披露，1960年3月，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话，谈到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问题时，邓小平说：“一定要使我们的报刊宣传不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随声附和：“这就不正确了。”邓小平说：“这就不利，始终在国际上拿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这样作战才有利，否则庸俗化了。”接着周恩来发言：“一个是对立起来了，还有一个庸俗起来了，什么都说成毛泽东思想。”刘少奇说：“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彭真说：“有些文章对毛泽东的领导和集体的关系处理得不恰当。”与会的几位中共高层当着毛泽东的面说这些话，可见当时毛泽东处境的微妙。
而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发言(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让当时的毛泽东相当难堪。但是林彪用“交学费”的理由来为毛泽东辩护，让他非常高兴。或许正在此时，毛泽东已经下定将刘少奇踢出接班人行列的决心。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做了“甩手掌柜”，乘专列南下，但是在各地依然要找地方大员谈话通气。而对于中央一线决策，毛泽东虽然不再像以往那样参与频繁，但还是保持相当密切的关注。这些《毛泽东年谱》都有详细的记载。
区别对待刘少奇和邓小平
而对于毛泽东何以发动“文革”，党史学者探讨颇多。但一般来说，现在的研究者都不把“文革”的发动当做纯粹的政治洗牌，而毛泽东对于“文革”的发动，则蕴含了自己的“英雄情结”。《毛泽东年谱》记载，1966年6月毛泽东重回滴水洞，在接见中共湖南省委和湘潭市委的干部们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而毛泽东对于自己发动“文革”的举动，却用了“逼上梁山”的话。《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在1966年7月给江青的信中，认为林彪在5月18曰讲话的本意，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而此信毛泽东还特意让周恩来飞到大连告诉林彪，林彪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且承诺回北京之后修改5月18日的讲话。毛泽东所谓“打鬼借钟馗”的话，显然是在掩饰(发动“文革”的真正原因)，对此汪东兴曾言：“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
而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同时，对于邓小平依然是“以观后效”。《毛泽东年谱》披露，1966年10月，毛泽东在审阅了邓小平送审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初步检讨》草稿后，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是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的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还有，题目上‘初步’二字可以去掉。”从这些话看，至少毛泽东至此还没有准备把邓小平完全打倒。而后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被开除党籍，剥夺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邓小平的党籍依然保留。
意识到“文革”有两大错误
很显然，毛泽东自己也知道，“文革”的发动不得人心。《毛泽东年谱》记载，“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深感要挽回老干部的信任，因此他在1971年10月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整几个老帅，是林彪搞的，陈毅同志有错误，他在华东工作是很有功的。”接着毛泽东对叶剑英说：“你们那时候为啥不来找我嘛，你们写写，我写上几句嘛。整他们是林、陈(伯达)搞的。”事实上在林彪出事之前的九大，老干部已经有不少坐在主席台上，此举显然是毛泽东为了平衡老干部和“文革”派的刻意之举。
周恩来去世之后，周恩来研究学者高文谦曾出版《晚年周恩来》一书，指责毛泽东在周恩来去世后不久的除夕，在中南海中放鞭炮，对此《毛泽东年谱》予以了澄清，同时引用了张玉凤的回忆。张玉凤称，当时几个工作人员陪毛泽东过年，入夜时隐约听到鞭炮声，毛泽东告诉张玉凤：“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
而周恩来去世之后，毛泽东也深感要在身前为“文革”盖棺论定，为此在1976年一直向邓小平施压，要求其主持出台决议，为“文革”做结论。邓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予以推托。而毛泽东依然坚持“文革”“基本正确”，只是“有所不足”。《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在晚年坦然承认，“文革”的错误主要有两点，其一为打倒一切，其二为全面内战。在1976年6月与华国锋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感觉“文革”定论无望，对华国锋表示：“(文革)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去世，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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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年谱》记载了1949年毛泽东在处理政务之际的私人回信，可见“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心理的细微变化。比如复信冯友兰时说：“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不仅如此，毛泽东对于曾经熟悉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罗章龙，也带有审视的眼光。1949年10月14日，毛泽东致信中共湖南省委：“湖南大学教授罗仲言即罗章龙来信申诉他自被开除党籍后17年中从事教育和著述工作的成绩，说他并无危害党和革命的行为，请派人至湖南大学调查是否确实属实电告。”
同时，对于曾经的朋友，毛泽东时有回信，比如1949年10月他写信给早年的朋友许志行：“你在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不荒废课业，不要来京。如遇假期，可以来京一游，看一看仍回去教书。关于写有关我的事迹的文章，最好不写，免得引起有些人对你的不满，暇时可来信。”(周言)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35期，摘自《凤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