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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年谱》看新中国重大事件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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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27 08:16:20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周言
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了《毛泽东年谱》(1893-1949)。201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此书增订再版,同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又编写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至此,《毛泽东年谱》全部出版。  《毛泽东年谱》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第一手档案,权威性毋庸置疑,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部分,收录了大量毛泽东的批示和未刊讲话,这些一手档案弥足珍贵,对于认识毛泽东以及新中国的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抗美援朝:粟裕曾被选定带兵

  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遇到的第一件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便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毛泽东年谱》指出,在彭德怀之外,毛泽东其实还有其他人选,其中粟裕是毛最为看重的人选。他在战争爆发后的7月6日致电粟裕并告陈毅、饶漱石:“现有重要任务委托粟裕同志执行,请粟裕于7月16日前将三野事务处理完毕,于7月18日来到北京接受任务,粟来时可随带秘书及参谋人员数人。”据说粟裕当时因为脑中的三块弹片发作,只能托罗瑞卿转告毛:“新任务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毛随后复电粟裕:“有病当休养,可以缓来,但仍希望你于8月上旬来京,那时如身体已好,则担任工作,如身体不好则继续休养。”
  而即便是粟裕不出战,毛泽东也下定决心与美国人开打。8月5日毛泽东在接见邓华时说:“你们集结东北后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他打原子弹,我们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我还是那句老话,在战略上藐视他,当做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做真老虎。”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又老调重弹:“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是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

  批判高岗:毛泽东遥控指挥

  毛泽东在面对党内危机时,也极为果断,除却众所周知的张子善、刘青山贪污案之外,“高饶事件”算是建国后党内第一次严重的危机,毛泽东处置高岗、饶漱石和处置张子善、刘青山一样,绝不手软。
  1954年2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之后,写信给刘少奇以及中央书记处的同志说:“高岗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同时毛泽东强调:“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进而指出:“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当然,毛泽东并未参加批判高岗的座谈会,而是在杭州遥控指挥,并且亲自命令邓小平主导“高饶事件”的处理工作。大局底定之后,毛泽东才从杭州返回北京,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密集召见了许多党内的高级干部,所谈内容,不得而知。

  “大跃进”后毛泽东“大权旁落”?

  一般来说,党史研究者都认为毛泽东对于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饥荒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从近年来出版的《彭真年谱》来看,当时“大跃进”是中共高层普遍的共识,并没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台湾学者钟延麟在《文革前的邓小平》一书中也指出,当时邓小平有时候比毛泽东还要激进,只是在经历过激进政策造成的恶果之后才最终变得务实。
  而另外的事实在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毛泽东已经存在“大权旁落”的情况,甚至党内高层对他都曾经隐蔽性地发表过意见。《毛泽东年谱》披露,1960年3月,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话,谈到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问题时,邓小平说:“一定要使我们的报刊宣传不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随声附和:“这就不正确了。”邓小平说:“这就不利,始终在国际上拿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这样作战才有利,否则庸俗化了。”接着周恩来发言:“一个是对立起来了,还有一个庸俗起来了,什么都说成毛泽东思想。”刘少奇说:“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彭真说:“有些文章对毛泽东的领导和集体的关系处理得不恰当。”与会的几位中共高层当着毛泽东的面说这些话,可见当时毛泽东处境的微妙。
  而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发言(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让当时的毛泽东相当难堪。但是林彪用“交学费”的理由来为毛泽东辩护,让他非常高兴。或许正在此时,毛泽东已经下定将刘少奇踢出接班人行列的决心。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做了“甩手掌柜”,乘专列南下,但是在各地依然要找地方大员谈话通气。而对于中央一线决策,毛泽东虽然不再像以往那样参与频繁,但还是保持相当密切的关注。这些《毛泽东年谱》都有详细的记载。

  区别对待刘少奇和邓小平

  而对于毛泽东何以发动“文革”,党史学者探讨颇多。但一般来说,现在的研究者都不把“文革”的发动当做纯粹的政治洗牌,而毛泽东对于“文革”的发动,则蕴含了自己的“英雄情结”。《毛泽东年谱》记载,1966年6月毛泽东重回滴水洞,在接见中共湖南省委和湘潭市委的干部们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而毛泽东对于自己发动“文革”的举动,却用了“逼上梁山”的话。《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在1966年7月给江青的信中,认为林彪在5月18曰讲话的本意,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而此信毛泽东还特意让周恩来飞到大连告诉林彪,林彪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且承诺回北京之后修改5月18日的讲话。毛泽东所谓“打鬼借钟馗”的话,显然是在掩饰(发动“文革”的真正原因),对此汪东兴曾言:“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
  而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同时,对于邓小平依然是“以观后效”。《毛泽东年谱》披露,1966年10月,毛泽东在审阅了邓小平送审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初步检讨》草稿后,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是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的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还有,题目上‘初步’二字可以去掉。”从这些话看,至少毛泽东至此还没有准备把邓小平完全打倒。而后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被开除党籍,剥夺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邓小平的党籍依然保留。

  意识到“文革”有两大错误

  很显然,毛泽东自己也知道,“文革”的发动不得人心。《毛泽东年谱》记载,“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深感要挽回老干部的信任,因此他在1971年10月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整几个老帅,是林彪搞的,陈毅同志有错误,他在华东工作是很有功的。”接着毛泽东对叶剑英说:“你们那时候为啥不来找我嘛,你们写写,我写上几句嘛。整他们是林、陈(伯达)搞的。”事实上在林彪出事之前的九大,老干部已经有不少坐在主席台上,此举显然是毛泽东为了平衡老干部和“文革”派的刻意之举。
  周恩来去世之后,周恩来研究学者高文谦曾出版《晚年周恩来》一书,指责毛泽东在周恩来去世后不久的除夕,在中南海中放鞭炮,对此《毛泽东年谱》予以了澄清,同时引用了张玉凤的回忆。张玉凤称,当时几个工作人员陪毛泽东过年,入夜时隐约听到鞭炮声,毛泽东告诉张玉凤:“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
  而周恩来去世之后,毛泽东也深感要在身前为“文革”盖棺论定,为此在1976年一直向邓小平施压,要求其主持出台决议,为“文革”做结论。邓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予以推托。而毛泽东依然坚持“文革”“基本正确”,只是“有所不足”。《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在晚年坦然承认,“文革”的错误主要有两点,其一为打倒一切,其二为全面内战。在1976年6月与华国锋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感觉“文革”定论无望,对华国锋表示:“(文革)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去世,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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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年谱》记载了1949年毛泽东在处理政务之际的私人回信,可见“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心理的细微变化。比如复信冯友兰时说:“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不仅如此,毛泽东对于曾经熟悉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罗章龙,也带有审视的眼光。1949年10月14日,毛泽东致信中共湖南省委:“湖南大学教授罗仲言即罗章龙来信申诉他自被开除党籍后17年中从事教育和著述工作的成绩,说他并无危害党和革命的行为,请派人至湖南大学调查是否确实属实电告。”
  同时,对于曾经的朋友,毛泽东时有回信,比如1949年10月他写信给早年的朋友许志行:“你在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不荒废课业,不要来京。如遇假期,可以来京一游,看一看仍回去教书。关于写有关我的事迹的文章,最好不写,免得引起有些人对你的不满,暇时可来信。”(周言)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35期,摘自《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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