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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与隐忧:中国乡村向何处去?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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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7 10:45:36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高殿杰
一提到农村,首先出现在我们脑海中的是这样的字眼:贫穷、落后、封闭、愚昧;而相对的,一提到城市,则是富裕、先进、开放、繁华、文明。——显然这是从物质生活角度。从农村进城不易,“居大不易”,住房、医疗、教育对进城农村人来说更是压力山大,精神方面也遭受挤压,于是不禁发出“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的感喟。农村由此便又成了精神上的桃花源,显得自然而又纯朴。这样城市和农村就都成了一个悖论的存在,物质与精神相对立。出走农村,逃离城市,而复回归农村,形成一个闭合。而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农民工返乡,农村又担当起社会稳定器和蓄水池的重任。

  近几年,返乡体走红,大多为高校教师或学生的回乡笔记。在表达方式上,或记叙或抒情或议论;在内容上,涉及了农民的衣食住行、宗教信仰、风俗风情,还有乡村治理、制度格局、政治秩序等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开40年来农村的变迁;在地域上,从黄河边到长江边,从黄土高坡到江南平原,可以说涵盖了整个中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里我要说的是东北平原上的一个小村,与全国千千万万个小村一样,近40年来的变化也没什么大的不同。下面就从行政变迁、乡貌乡风、土地制度和乡村治理四个方面来谈谈。
  行政变迁:从国营牧场到普通小村,“五脏”不俱全  如果从空中俯瞰,小村是由周围山地、丘陵还有沙漠圈起来的一小块平原。或者反过来说,小村位于一小块平原上,周围是山地、丘陵和沙漠。这里曾是全省(区)为数不多的几个国营牧场之一,级别上相当于一个镇。有三个自然村,每村两个共六个分场。
  那时牧场功能齐全,有酒厂、窑厂、奶牛厂、毛毯厂、商店(两个大的商店)、学校(前村和后村各一个,后整合一个大的学校,有小学有初中)、卫生院、电影院,该有的几乎都有。农民兼有工人身份(当时不发工资,五年前开始补发),种地,做工,上学,看病(小病),基本都在村里完成,做到了自给自足。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瓦解了,大集体解散了,开始分田单干。 家家户户按人口分得相应的马匹或牛或羊。周立波《暴风骤雨》中《分马》一节,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虽然写的是解放土改时期,在我看来,和80年代也别无二致。一读到那篇文章,就有种亲切感,仿佛写的就是80年代写的就是我们那里。
  与此同时,酒厂、窑厂、毛毯厂等一些厂子,还有商店、卫生院、电影院也都承包了出去,但先后不几年大都经历了灭亡的命运(窑厂今天还有,几经易手)。学校是在世纪之间撤掉、整合到镇上去的,现在孩子上学不是到20里之外的镇上,就是到50里之外的县城。五六十里路,孩子七八岁上学,就要住宿,可以想见看其中的艰难。 辍学很多,年龄越来越小,现在连个初中毕业的也很稀罕了。 有的孩子,上不了几年,小学都没毕业,就不上了,就在家里玩玩泥巴放放猪鹅。大的商店没了,有的是个人小卖部。卫生院没了,大夫也没了,小病都要赶到县城里,所以有的小卖部连头疼感冒药也兼卖了。
  作为国营牧场的场部一直到五年前才撤掉,降级为一个村。场部80年代还在经营着奶牛厂,养着一大群品种为荷兰黑白花的奶牛,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后来个新场长,看到养奶牛连年亏损,就大胆卖了。草地湿洼之处开始翻垦改种水稻,小村由此告别了吃粗粮的时代,吃上了大米。这个举措很有意义,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准。曾在一次村民大会上,就有人激动地表示:没有新场长,我们就吃不上大米饭。应该说,评价还是中肯的,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
  从一个相当于镇级的国营牧场,一下子降到不能再小的村级,物理结构的变化还是很大的。近40年来的发展,小村“五脏”不俱全了。不是说官员级别降低造成的心理承受能力,而是政府职能、相应的配套措施给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影响。
  乡貌乡风: “瓦房”名副其实了,生气却已然不再  小村名叫“瓦房”,但一直以来名不副实,没有一家瓦房,屋上无片瓦,都是土坯房。近十几年发展变化很大,现在回去,放眼一望,旧貌换新颜,红瓦白墙,掩映于重叠绿树之间。北方不比南方,农村居民鲜有类似江南的二层三层小楼。不是全都盖不起,也与当地生活习惯有关。新农村建设,从大山里迁出来一批,统一给建房安置好。如果还有谁家是土坯房,还没来得及盖砖瓦房或盖不起的,地方政府都统一给盖了。水泥路修到村里,靠近路边的,家家的院墙也给砌好了,也都是统一的样式,甚至颜色。这是当年不可想象的,小时候在农村最苦于抹房修墙,雨一大,整个夏天就是拾掇院墙了。
  而相映成趣的,发生的另一个反向变化,是“牧场”名不副实了,早已没有了当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小时候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两个外来人,他们见到草场那种激动、惊喜的样子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听到他们说草场“无边无际”时便感到好笑,现在想想,他们是对的。如今牛羊不让散养了,家家户户都有牛羊的盛况不再,个别人家有几只(头),也都是圈养。草场除了辟为耕地的外,为了治沙,连同丘陵、草地甚至沙漠上都栽种了树木、灌木和草。还是有成效的,开阔的视野虽然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树木的郁郁葱葱。记得上初中时,一次语文课上学习应用文写调查报告,老师就布置练笔,让我们也做个小调查写个报告。我写的就是治沙问题,题目也还记得,叫《风沙紧逼瓦房村》。是受了一篇有名的老报道《风沙紧逼北京城》的影响,现在查阅原来是著名的新华社记者穆青策划的文章,发在1979年3月2日的《光明日报》上。当年我大概是从哥哥的一本旧书上看到的,想到瓦房的风沙多,沙漠面积不断扩大,依葫芦画瓢,随便胡诌了几句。
  风沙少了,环境污染问题却变得突出起来,日渐严重。原来没有什么工厂化工厂,山清水秀的,一次回去却见村边浓烟滚滚,附近几里不见太阳,白昼如同黑夜。一打听,是一外商投资的化工厂。外资肯来,是人家给予的恩惠,政府是大力宣传。 高污染、耗资源的这种工厂,从整个世界看,发达国家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了;从中国来看,沿海转移到内地,东部转移到西部来了,内部进行自我殖民。北大教授韩毓海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中评论说:“在当今中国,所谓利润在沿海,代价在内地,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国内,这当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发展逻辑。”
  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以前家家户户尽管比现在穷,住的是土坯房,院墙是土墙,但干净整洁,显得很有生气。现在钱多了,生活好了,房子看上去漂亮了,院墙也都是砖石砌成的了,院子里却乱七八糟,杂草都长满也懒得锄一下。村子已然没有生气, 乡风变得颓废,到处呈现出一派垂暮之气、破败景象。那一次特地回去看祖居的老屋,刹那间脑海里闪现的是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回浙东乡村时的情景。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当年回到故乡布列塔尼时,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当我离开摇篮,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是的,很陌生,村民开始换代了,“儿童相见不相识”。
  是人变懒了吗?不尽然,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缺少一股子精气神。信仰发生危机,村民不是信佛,就是信基督,找不出几个没信仰的了。基督教这几年发展迅速,而且分支分派, 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暗地里互相攻击,你说我邪教,我说你邪教。不过曾真有一支“东方闪电”来村里宣传,当时谁也不知道是邪教,有几户人家受到伤害,这派后来就无声无息了。信基督教的不过中国节日,包括春节,一男性基督教徒的几年不见的亲妹妹过年时来看望哥哥,恰好正赶上哥哥教堂值班。妹妹也因为工作忙,只呆了两天,哥哥也没在家陪妹妹聊聊天、絮絮家常,而是去了基督教堂。即便见面也没有什么话说,哥哥总是讲耶稣的事,妹妹最后哭着走了。
  留守问题的存在——不错,就是留守部队386199,妇女、儿童、老人,村庄呈“空心化”、“老龄化”、“儿童化”、“妇女化”。 少了青壮年,就少了阳刚之气。他们大都外出打工去了,只是在农忙时才回来。如果是离家远的,一年一次,回来过个春节,不到初十又走了。建好的新房子也没人住,就空在那里,铁将军守门。也有不出去打工的,租种搬迁出去或举家打工出去人家的土地。有的临近做短工,也有的什么都不做,就守着自家的十几亩田,闲时东游西荡,吃吃喝喝,打打麻将。
  赌博风日盛。不论男人还是女人,没事(甚至有事也不干)就是整日推牌九、打麻将、斗地主,越赌越大。一到年根尤甚,赌红了眼,不惜撕破脸皮,互相检举揭发。那年一新婚小两口为躲避公安局赌博罚款,出去打工半年,结果最后男的一个人回来了,原来女的跟别的男人好上跑了。
  村民关系的陌生化。说现在农村是熟人社会也不够准确了,前面要加个限定词,是陌生化熟人社会。人都认识,心却疏远了,市场经济下,没钱不办事。从前你帮我我帮你互惠互利的关系几乎都转变为现钱交易,亲人包括自己的爹妈也不例外,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哀。
  土地制度:人增减地不增减,矛盾日趋尖锐  中国革命从农村、土地起,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土地起。 看一下近40年来国家关于土地政策的主要变化:1984年“一号文件”,把“承包权”一刀切地规定为“15年不变”。2002年《土地承包法》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2016年9月30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做出新部署,提出“三权分置”。即,“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最近有学者联署上书,对其政策提出质疑。现在面临着一个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现象,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认为“既不公平,又无效率,且未来还会危及中国现代化的稳定的根基”。 在我们瓦房小村,80年代初分过一次之后又两次打乱重分,最后一次是1996年分的。按照中央政策规定,30年不变,要到2026年。 我本人也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土地制度的受益者,在村里有我的土地,连同父母的共有几十亩现已承包出去。 实际上,这是国家联产承包、大包干之后的第二次承包,在全国上下已是常态。土地多的人家有上百亩,俨然成了从前的地主。现在国家不要农业税了,而包别人的土地的费用更高。有人说,从前的一些地主也没有这样阔过。 减人不减地,后人受益;增人不增地,父母受苦。 村里百姓有意见,闹纠纷,却又无可奈何。
  征地问题在全国也是个普遍问题,反映到瓦房小村也不例外。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赖以生存的是土地,没有土地或者不在土地上从事劳动的不能称其为农民,至少不能算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时下一些所谓的明星村,已经不在此之列了,是不具备推广、示范的意义的。 那次回去正赶上村民因征地问题去县政府上访。村里矿山被卖,附近的大片农田被占用了。这山我很熟悉,长长的一道山脉,共有九个山头,于是就被唤作“九头山”,小时候常在这山上放牛。“九头山”还被赋予了许多神秘的传说,活灵活现的,说有狐仙,能祛除邪魅,给人治病。这次上访的最终结果,后来我在电话里得知,给了一点可怜的补偿了事。当时气氛也比较紧张,村民排班轮流看守,让我很自然地想起毛主席在50年代批评过的河南建飞机场的事情。农民是“刁民”,补偿的总嫌少,政府代表的资方却总认为很合理。现在人们一说什么总是官民矛盾,共产党怎么怎么样,其实中间还有个资方,是共产党的政府为谁服务的问题。
  关于种地,科技的发展使得耕作方式变了,种地变得轻松了,不比从前累。 八九十年代在老家上学时,时常请假帮着父母种地,农村学校甚至农忙时要放农忙假。想想以前那一整套工序下来,活活累死人。平时随时准备积粪肥,一开春,就开始了起粪、倒粪,然后往田地送粪。刨茬子、打茬子(打掉土疙瘩)、搂茬子(用耙子聚拢到一起),然后拉回家。田地平整好,然后才开始种地,都是牛犁和马犁。千年以前的汉代就发明的二牛一人的犁耕法,仍在沿用,近两千年过去,还是没有变化。庄稼长出来,锄禾、锄禾、锄禾,接连要锄几遍,都是人工使用铁锄头。苗长高了,施肥,蹚地(犁地往植株上培土),杠地(第二次蹚地)。这时已经到了七月份,盛夏,算是告一段落,等待秋天收割。期间也没有闲时候,荞麦、白菜要这时候种,是同样的工序。忙到九月底十月初,庄稼开始收割,又都是人工。拉回家里场院,打场、扬场,总算装入麻袋了。算算吧,一年忙到头,能赚多少钱。就假设风调雨顺,亩产2000斤玉米,一斤卖一块钱,一亩地也就2000块。要知道,种子、花肥还在里头呢,还是按最好假设的呢。难怪有赌场上老手要说:累到死,不如我赌麻将来的快。
  也就十多年的功夫,种地几乎全部机械化。有田地是山地,不平整的,机器不适宜,也用人工,但不是普遍的了。粪肥早不用了,庄稼茬子都用机器粉碎地里,种地,包括收割、打场,机器一条龙服务。这就把农民从田地繁重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称之为“懒人农业”。而另一面,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产量越来越高。 养猪、养鸡、养鸭等,也都普遍使用激素饲料。 这也是我常想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人越来越懒种地越来越轻松反而地里产出却越来越多了? 答案就在这里。但同时带来的一个问题也日益突出,就是食品安全。种啥的不吃啥,种西瓜的、养猪养鸡的,都有单独预留给自己或给亲朋好友吃的。不打各种农药、激素,以保证味道纯正以及安全。如今绿色食品成为千家万户的首选,但远远没有那么大的供应。农业部、科技部和卫生部只是在奥运会、大运会、世博会和G20时,三令五申,保证与会人员能吃上绿色食品不吃转基因。平时宣传的都是转基因的好,要普遍种植要老百姓吃。我们常常慨叹吃什么味道不香了,也不全是吃饱饭撑的乱说,的确是这样,否则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售价也不会那么高。 至于自己吃的是不是转基因,就无从知晓了。既然专家都说好,吃了也无妨。
  乡村治理:国家投入越来越多,干群关系越来越差  近多年国家对农村、农民的投入越来越多了,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措施,使得农民整体上富裕起来, 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业税的取消。这对农民来说,是一个福音一件大好事。收了两千多年的皇粮不收了,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生活也得以改善。农业税没取消前,每亩地的产出一半要交税了,扣除种子、化肥等成本,农民所剩无几。如果赶上年头不好,农民日子就更难过了。有一年大水,我家一块地涝了(排水不顺畅,也是原因之一。在国营牧场的时候,田地中间都有排水沟,分田到户后,都被平整种上庄稼了。),秋天拉回来的是几车草、秸秆,根本没打粮。其他几块地也是欠收,最终所打的粮食交完税,留下喂猪喂鸡的,没有余粮来卖钱。如果算上成本,即便人工不算,都是赔的。别的人家有好一点的,也好不到哪里去,还有更惨的,庄稼被水泡了,颗粒不收。自2006年农业税取消了,农民日子好过多了。不但不收税,种地还有补贴;如遇上灾年,又有额外救济。一里一外,不可同日而语。
  二是社保的全覆盖。胡温十年,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平均增速达到8%,一度超过10%,中国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医保、社保也都是在这十年建立起来的。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深化改革,社保基本上瓦解,在农村,几乎是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生病无钱医治,只能等死,甚至出现老人自杀现象。 这个巨大欠账在胡温十年间补起来了。那年在医院陪床,和其他一些病人交谈,真切地感受到社保的覆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
  三是低保、廉租房等福利制度的实施。对于特别贫困人口,老弱病残,给予生活最低保障。新农村建设、文明乡村建设,改变了乡村面貌,这从前面提到的住房上也可看得出来。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在我们小村,以前国营牧场的时候,大部分农民都转成工人了,虽然不发工资,但有工人身份。现在都开始补发工资,过去从农民身上拿走太多,工业发展了,回吐反哺农业农村农民。年龄大的资格老的,工资要在3000元以上,一般都是一两千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民生活富裕了,手头宽松了,养老、看病、上学和结婚等问题,立马得到有效解决。十多年前村里盛行借高利贷,一度高达3分乃至5分,还不是办厂开公司,而就是种地。 现在低了少了没有了,除非做大的生意。 孩子上学难,结婚也难,有人给媳妇就行。肥水不流外人田,就在本村找,甚至换亲,哪怕近亲也不管了。老人和儿女、媳妇也经常为钱为房子闹纷争,曾有几起不赡养老人问题,告到法院去了。现在国家投入多了,老人也有了工资,儿女们也不争不吵了,显得孝顺起来。
  按理说,国家投入这么多,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干群关系应当更和谐才对。可恰恰相反,干群关系愈发紧张,这是一个悖论。从全国各地反映出来的情况看,都表明了这一点。 政府和群众之间不信任,曾经鱼水关系不复存在。诚如一些专家学者所言,农业税取消后农村组织和动员能力下降。其实,组织弱化,早在40年前分田到户的时候就开始了。今年七月在抗洪救灾的时候,湖北一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的干部的描述颇为典型。干部在抗洪,群众在看热闹,仿佛洪水与己无关。也是在今年七月,我们老家县政府各大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下乡进行新农村建设,砌墙、扫院子、擦玻璃,甚至给洗被褥。而村民们呢,站在一边指手画脚,还嫌干慢了没干好。不亲临现场,简直难以置信。最为悲剧的是一镇政府副书记,他负责的一户人家的电线杆被他们不小心撞歪断电了,已到晚上下班时间,修理的电工没来,这个副书记就解释说明天弄好,谁知这家死活不肯,非要马上弄好,不弄好不让走。副书记平时也在自己家里接电线什么的,想想也没啥,拿来工具就去给接电线。不幸悲剧发生了,被电死了,刚刚40岁,家里两个孩子,一个刚读大学。悲哉!
  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农民不懂感恩吗?是刁民吗?如果简单地得出这个结论,恐怕也是错误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些政府官员和基层干部长久的不作为,与老百姓矛盾激化,积怨越来越深。威信不再,信任不存,组织弱化,乡村当何去何从,很令人担忧。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说:
  “ 当很多官员说农民是刁民的时候,实际上是农民已经离官员而去了,官员还在自说自话!
  “当官员们在说刁民起来越多的时间,基督教徒在快乐快速的组织农民,农民快乐的跟他们走!
  “我们一年几万亿投入农村,为了农民好,而农民不感恩,反而和官员越来越疏远。基督教什么财物也沒有给农民,把农民组织起来了,农民跟他们走,且很感恩,也很快乐!”
  话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细细读来实则很沉重,有着深深的忧虑在里面。
  农村出路在哪里?城市化,曾作为一个著名口号,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反思时说:“20年前笔者与很多人一样,也把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开户口,让农民进城,‘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后来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可见,城市化道路并不好走, 十八大又提出走城镇化道路。这会是坦途吗?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用解剖麻雀的方法解剖一个村庄,大体可知当下中国乡村的现状。 就瓦房这个小村来说,单用“好”、“坏”二字,已不能作出评价。与整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同步,瓦房这个小村也在发生着巨变。从物质层面来说,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衣食住行都有了质的飞跃。但同时,从精神层面来说,似乎比以前更紧张更焦虑更迷茫了。养老、看病、孩子上学、就业、结婚等等,等等,肩上的压力一样大。布鲁代尔认为,文明的最高核准权在精神层面,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巨变之中有隐忧,中国乡村向何处去,这不仅是摆在当政者也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组织起来”,这是毛主席在1943年所作的一个著名的讲话,文中说:“在农民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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