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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关于阻止浮夸风的多次讲话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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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毛泽东批评谁搞浮夸风饿死人?你懂的,今天也不能说。2017-02-02 手抄报 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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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到今天,有人还在说毛泽东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

现在必须戳破这些人的谎言,还毛泽东于清白,揭露事实真相。

真相是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有不少人饿死,但没有这些人所说的几千万。

二是饿死人的原因不是大跃进,是浮夸风和共产风。而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毛泽东是第一个批评浮夸风和共产风会饿死几千万人的。

那么是谁搞了浮夸风和共产风?

你们别害我。我也不能说。你们自己去分析。

下面是毛泽东当时的讲话,看看他到底批评了谁?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主席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略)

1958年10月下旬,毛主席在视察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时,发现在人民公社所有制、分配等方面存在许多混乱现象,特别是“共产风”、供给制混淆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区别,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和差别,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对生产起了破坏作用。为了解决公社化后所发生的生产、分配、福利、生活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纠正在办公社过程中所发生的“左”的错误,11月2日—1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一、明确提出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两个界限。

这次会议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广泛地讨论了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混淆两种所有制的思想情况,毛主席为会议安排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不要划一条钱,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

毛主席在多次讲话和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科学地论述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辨证关系,在肯定人民公社是实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的同时,反对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严肃指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是一个界限,也必须分清,不能混淆。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

人民公社只是结构上发展了高级社,而经济基础即所有制形式并未改变。在人民公社内,劳动、土地及其它生产资科统统都是集体农民的,集体农民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商品去换取他们需要的商品,这决定了公社仍是集体所有制,这是农村的主要经济形态。将来达到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也不等于就是实行共产主义。

毛泽东指出,有些人总想三五年搞成共产主义,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右倾,这是错误的。两个过渡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两个过渡只能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不可能在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立即完成这个过程。这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一样,也只能逐步完成上述两个过渡。

会议上,毛主席客观分析了农民的积极性,对公社化运动的发展速度和质量提出了质疑。河北省徐水县是公社化运动中直接与共产主义挂钩的先进县,毛主席严厉地批评道:听说徐水县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但他们那里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还不能够由国家来调拨,实际上最多也是个大集体所有制,他们这样做,只能是坑了农民、毁了生产力。他指出:农民的觉悟虽然表现得很热情,但毕竟带有小生产者的性质,党需要“科学的而不是盲目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主观想象的引导”。

现在有人说,农民的共产主义精神很旺盛,他们下了一次乡,认为农民了不起,农民快上天了。我们要看到农民确有共产主义精神。但不要只看到这一面,还要看到公社的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以上讲话内容,见毛泽东11月2日、4日、10日讲话稿)

二、批驳了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的错误主张。

针对陈伯达等人(实质上是?)要求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的错误观点,毛主席指出:现在,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公社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如果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

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商品调拨。这种观点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力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自足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需要的商品性生产。

通过商品交换,既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的问题。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见毛主席11月9日、10日讲话稿)。

三、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

毛主席指出,要把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当成重点。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在修改会议决议草案时,他专门加了一节《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毛主席的讲话一般都是即席发挥,提前没有手稿或仅有个提纲,所以从记录稿来看口语化很浓)

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翻,作为第一本账。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

(一)过渡共产主义。你们看怎么样?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都可以搞。赫鲁晓夫的报告提纲,登在十一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希望看一看。要详细看一下,讨论一下。文章不长,也好看。他已经四十一年了,现在想再七年加五年,共十二年,看他意思准备过渡,但只讲准备,并没有讲过渡,很谨慎。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冒失鬼。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有五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多吨石油,他尚且那样谨慎,还要十二年准备过渡。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生活悬殊,像猫和老鼠。我们干部下放,从中央以下干部都参加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条,即缺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脑力体力,没有去破除。但他们谨慎。

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我设想一定要苏联先过渡,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不管我们(到那时)搞多少钢,这条大家看对不对?也许我们(到那时)钢多一点,因为我们人多,还有群众路线,十年搞几亿钢,他七年翻一番,五千五百万吨翻一番,一亿一千万吨,只讲九千一百万吨,留有余地。

想一想对不对?因为革命,马克思那时没有成功,列宁成功了,完成了十月革命。苏联已经搞了四十一年,再搞十二年,才过渡,落在我们后头(过渡),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们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过渡),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

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但是一定要让他先过。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注:这是针对某些人提出10年搞四亿吨钢,要赶在苏联前过渡到共产主义而言的)。现在国内局势,我们至少有几十万、上百万干部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顾及不够,只看到几亿人口,没有看到二十七亿。我们只是一个局部(六亿人口),全世界是全局。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的想法、作计划、对苏联的学习和尊重、去掉隔阂等一系列的问题。他们的经济底子比我们好,我们的政治底子又比他们好。他们两亿人口,五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吨石油,技术那么高,成百万的技术人员,全国人民中学程度,它的本钱大,美国比不上他。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

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四十一年,我们只有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他是十二年只有一亿吨钢,我们也不能先过。一些人也有理由,说我们十年搞四亿吨钢,一百六十万台机器,二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

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不像邓小平,就是不“钻”的。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

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一、产品极为丰富;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三、文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四、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五、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

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4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老柯坐火车更慢,走路更慢。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就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我们设想十年之内搞四亿吨钢,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个是可不可能,一个是需不需要。究竟要不要这么多,买主是谁?无非是吕正操,修铁路,无非是造船,这是交通部的事。

机械电气设备还有其他,究竟需要不需要?做到做不到?大概农业方面比较有把握,工业比农业难,你们办工业的,你们说能不能?真正全党全民办工业,只有两个月谁有把握?这就涉及到四十条了,是否就这样还没有把握?四十条这次可以议一下,不作为重点。郑州会议搞了,很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继续下去,议不出什么事来。可不可能搞四亿吨钢,需要不需要?×××同志给我的说明不解决问题,只说明可能,需要不需要,他没有回答。美国一亿吨钢,出口一千万吨稍多一点(包括机器),即十分之一。至少苦战三年,明年和后年,才能搞到一点边。心血来潮,一想就出个数目字。明年是否搞三千万吨钢,需要大概是需要的,可能不可能?大家议一下。今年一千一百万吨,是搞迟了,明年是十二个月。(××插话,三千万吨是元帅,其它怎么安排?)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得也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将来一不可能,二不需要,这样岂不如自己垮台?我看还是谨慎一点。假若有些人里通外国,到大使馆一报,苏联首先会吓一跳。如何办?它不像粮食,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一万斤也不好,要成灾的,无非是三年不种田,吃完了再种。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他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究竟怎样好?摆他两三年再说,横竖不碍事。过去讲过不搞长远计划,没有把握,只搞年度计划,但在少数人头脑中有个数,还是必要的。四十条纲要要有两种办法,一是认真议一下,作为全会草案讨论通过。另一种方法是根本不讨论,不通过,只交待一下,说明郑州会议的数字没有把握,但有积极意义。

(三)这次会议的任务。一是人民公社,一是明年计划的安排(特别是第一季度的安排)。当然还可以搞点别的。如财贸工作的“两放、三统、一包”等等。

(四)划线问题。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这与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两个报告(前者是宪法报告,后者是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苏联过了二十年,赫鲁晓夫又来个十二年,即经过三十二年才能过渡,到那时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才能合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五个标准,不讲工业占百分之七十算建成。我们到今年是九年,再过十年共十九年。苏联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三八年共十八年,只有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到一九六八年也是十八年,时间差不多,肯定东西要多,我们明年就超过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建成,叫社会主义,是所有制合为一个标准,都是全民所有制,我们以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按此标准,苏联就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它还是两种所有制,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全世界人民要问,苏联到现在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曾希圣插话。这条不公布。)不公开也会传出去。

另外一个办法,是不这样讲,像北戴河会议一样,只讲几个条件,什么时候建成不说,可能主动一些。北戴河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一点,是受到河南的影响。原以为北方少者三、四年,南方多者五、六年,但办不到,要改一下。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

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压倒优势才叫化。

(×××: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机械化、电气化不容易。)(柯庆施,集体所有制是否促进生产?都包下来是否有利?)(×××:按三分之一调拨的三三制,恐怕要十年,三几年是做不到的。)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认为)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过渡的)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过渡标准)。

(七)会不会泼冷水?要人家吃饱饭,睡好觉,特别是人家正在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干出来了时。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和×××的文件其中有这么一项,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多?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明年任务各省自议。三千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三千万吨是应该考虑的)(插话,六千万人出了一千万吨铁,实际只有七百万吨,好铁只占百分之四十,不是按高估价。定点之后把人收回来,否则菜籽也无人收,口也不能出了。一千一百万吨钢,好钢不超过九百万吨,可能是八百五十万吨,如搞三千万吨是加二点五倍。)今年有两个侧面,中国有几个六千万人。几百万吨土铁、土钢,只有四成是好的,明年是不是老老实实翻一番,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明年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多搞一万吨,明年搞二千一百四十一万吨。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哪?

此外,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明年搞个上半年,行有余力,情况顺利,那时还可起点野心,七月一日再加一点。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呀!?

农业指标搞多少?(×××:对外面说搞一万亿斤差不多,每人有两千斤就差不多了)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你说右倾机会主义,我翻一番吆!机床八万台,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万合,有那么厉害?北戴河会议那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经过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相当的经验了。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是不是?(达同志: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如过去的教条主义,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不是地方都丢了吗?我看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毛主席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毛主席讲话一般都是即席发挥,提前没有手稿或仅有个提纲,所以从记录稿来看口语化很重)

讲些意见,不是结论,决议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四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四月已在河南出现,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四月就没料到,八月才作出决议。四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现在整顿组织。

二、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错误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错误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评就够了。大家议一议,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见,就作为结论。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的干部,约占县、区、乡干部的百分之一、二、三、四、五,到此为止。各地情况不同,应加以区别。对这一些人,应该予以处罚,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们。没有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以轻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别严重的要做刑事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经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他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总之处罚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间犯错误的人,方针也是如此。

三、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釆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三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三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干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的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了。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二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呢!因此三年内还不能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一九六二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钢,那时也许会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了(钢),是不是到那时还不说基本改变为好?因为(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得这样快,化装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到十五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三年、四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说的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议论,有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没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议论。大体上有几说:一说是性急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有了这个决议,经过这个决议,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在实践中、辩论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左”派永远会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数干部思想统一了,就好办了。可能有少数干部,他们是好同志,为党为国,他们认为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有顾虑,恐怕我们跌交子,这些人是好人,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对付性急的,也给了观潮派、算账派以答复,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两个过渡,如何过渡,这两个月发生了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好,就给予答复。这个问题成都会议没解决,郑州会议作了些准备,经过一个月,已经成熟。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从马克思讲起已有一百多年了,列宁十月革命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我党搞根据地也有三十多年了,全国胜利也有九年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不成熟的,应该说答复这个问题的条件是成熟了的。现在国内国外对这个问题议论甚多,杜勒斯也在论议,他说我们搞奴隶劳动,破坏家庭,说我们剥削太多了,积累太多,因而建设的速度快,他们剥削少,所以速度慢。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也都在议论纷纷。各国无产阶级、外国同志出来为我们辩护,他们的根据就是北戴河会议和报纸上的消息。我们如不做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就会蔓延开来,社会出现很多无政府状态,各搞各的,省、地管不了县,县管不了社,成为脱缰之马。所以一方面反对太急,一方面答复这个问题。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三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干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至二干三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内。提得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万吨,成倍的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苏联的科学家有一百五十万,高等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五十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的。赫鲁晓夫提出的七年计划,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应该,一个不可能,即使我们可能先进也不应该(先进)。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们都不是学习列宁吗?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马克思那里去请尝。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问题犯错误,要讲辩证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辩证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两面,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譬如,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幸福院不幸福,还有什么优越性?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的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每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失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恩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以后又拿起枪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还有点阿Q味道,但是一点阿Q味道也没有,也不好活。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做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要求三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稿件太长,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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