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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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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25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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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4 17:22:52 来源： 腾讯 作者：邬川 原重庆市长黄奇帆有了新的任命。 2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经表决，任命黄奇帆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在两个月前，2016年12月30日，黄奇帆刚刚辞去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履职重庆之前，黄奇帆曾是上海浦东新区的主要建设者与规划者之一。 多年在地方执政的黄奇帆，对金融的关注和重视，众所周知。重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与金融业的繁荣有着直接关联。此外，黄奇帆针对资本市场的评论也颇受关注。 2015年，资本市场历经波折，“出牌顺序错了，一手好牌也会打输。”“把金融搞得很复杂的那些人都是骗子。”黄奇帆的这些评语，在市场上广为流传。 这样一位懂财经、敢直言的官员，未来将在中国财经立法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摸着石头过河的市长 黄奇帆生于1952年5月，浙江诸暨人。早年曾在上海焦化厂工作，因勤于钻研技术，他从普通工人一路升任副厂长。 上世纪80到90年代，曾历任上海市经委综合规划室副主任、上海市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等职务。 2001年10月，赴任重庆市副市长前，黄奇帆在上海担任的职务是，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经委主任、市工业工作党委副书记。 如果将重庆这座直辖市比作一家蓝筹上市公司，对于控股股东而言，最为重要的财务指标无疑是营收——GDP，对于CEO而言，最为现实的评价标准便是GDP增速。 自2013年以来，重庆连续蝉联全国GDP增速第一，并始终保持在10%以上的增速。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十二五”期间，重庆年均GDP增速为12.8%，2015年总量已达1.57万亿元。 一位接近重庆市政府高层的人士向腾讯财经表示，“黄市长做工作汇报，从来都是报数字，能把数字背后的含义阐释得清楚透彻。”他认为，黄奇帆带给重庆的就是执行力。“过去做得怎样，未来要怎么做，哪些需要调整和完善，他都能讲得明白并且按照计划执行。” “对数据的掌握有系统，思想细致紧密，组织力强。”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也曾如是评价黄奇帆，他认为较之于其他地方官员，黄奇帆胜在三点：其一，构思比较有系统和清晰;其二，他做出来的有大气;其三，最重要的是，遇到难题能想出解决的妙方。 重庆所拥有的制度红利，其他省份难以企及，但先行先试并未代替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和低调，从PPP试点便可见一斑。 2015年5月17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PPP投融资模式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开始公开，但文件下发到各区县时间却是2014年8月1日。从文件下发到公开，相隔逾9个月。 “这是因为和中央保持同步。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在2014年只有江苏和安徽等少数省份有试点，直到2015年5月中央部委才开始在全国大力推广。”上述人士介绍，因为相关部委推广，重庆才把文件全部公开。 虽然低调，但成绩却不容忽视。 PPP在2014年被列为重庆25个先导性专项改革的首位。黄奇帆曾在某论坛上表示，截至2015年8月份，全国PPP项目签约并跟进实施的规模大约5000多亿元，其中2600亿元来自重庆。 为什么重庆的速度快于其他省市?黄奇帆的解释是，抓住了PPP的要害，即投资收益。他分析，所谓PPP，找企业来投资要讲究回报。一方面，政府投资如果长期没有回报就变成政府债务，成了风险;另一方面，企业没有回报也不可能持续的参与PPP。 在投融资模式改革之外，重庆在土地改革上亦有创举。 土地流转一直是土地改革的焦点所在，如何确保耕地红线，明晰责权利则是关键，重庆自2008年探索的“地票”制度则为此积累了丰富经验。 黄奇帆介绍，按照科斯定理，重庆成立了土地交易所，设计出“地票”。所谓“地票”，实际上就是农村的建设用地指标，并在交易所形成可转移到城市使用的交易品。 可交易的土地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闲置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交易，获得地票者可在重庆市域内，申请将符合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农用地，征转为国有建设用地。 黄奇帆曾在《学习时报》上撰文，详解地票制度的设计、实践与深化改革前景。他认为，地票的本质是通过指标化的形式，跨界转移到利用水平较高的城市区域，从而使“不动产”变成了一种“虚拟动产”，用市场之手把城乡之间连了起来，实现了农村、城市、企业等多方共赢。 在“地票”制度实行以来，重庆累计交易地票15.26万亩，成交额307.59亿元，成交均价稳定在20万元/亩左右。意味着15万多亩农村闲置的建设性用地复垦为耕地。黄奇帆分析，把地票的交易价格扣除复垦的成本，15%归集体，剩下的 85%全部归农民，收入近300亿元进入农村，反哺农民。 另一方面，“地票”制度也为城市化提供了大量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并确保耕地红线不被突破。 地票制度并未削减重庆的耕地面积。黄奇帆判断，虽然城市化会带来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但通过地票的推出，到2020年，重庆3400万亩耕地一亩都不减少，还能增加100多万亩。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重庆“地票”模式则为此提供了先行先试的范例。 金服服务实体 为黄奇帆积累坊间赞誉的，还有他的金融“炼金术”。 目前A股暂时趋稳，P2P正接受更为严厉的监管制度。但此前肇始于不断累加杠杆的股灾，却充分显露出了金融混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沉疴旧疾。 但回溯过往，他曾如何看待金融本质，金融业风险将从何处暴露，以及推进直接融资体系的命门又所系为何?这些观点将是上述答案最好的注解。 在2015年的一次全市金融工作会议上，黄奇帆曾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的方式，诙谐地表达了他对于金融本质的认识。 他表示，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二是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实际上就三个词“信用”、“杠杆”、“风险”;三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否则就是毫无意义的泡沫。 “刚才我用了三个叠加词，就是用最土的方法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他如是表示。 他分析，金融业最重要的是防范三个风险：第一个，是非金融的产业出毛病、产能过剩，但和金融系统有借贷关系，坏账冲击金融机构。第二个，是金融系统自身出毛病，自己不谨慎、行为不端或者经营有误造成了危机。第三个，既不是实体经济也不是金融系统出问题，而是社会上的地下钱庄、高利贷、乱集资冲击了经济，连带金融系统陪葬。 对于第一个实体经济风险而言，最为直白的评判标准便是不良贷款率，对此，重庆再次垂范全国。 黄奇帆曾在2015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列举了一系列数据：截至到5月底，重庆的银行不良率约0.5%，大大低于全国的2%;同时，重庆的金融系统的利润位列全国最高的省市之一。 他称，2014年全国的银行全部利润约1.6万亿元，全部银行贷款总量约90万亿元。重庆的银行贷款余额是全国的四十几分之一，银行利润是全国的二十几分之一。 “相当于用四十几分之一的资产，产生二十几分之一的利润。资产利润率比全国高接近一倍。”他说道，此外，重庆金融占全市GDP的比重是8.6%，也高于全国水平。 “直接融资的最后才是注册制” 黄奇帆认为，一个地方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评判标准是当地企业的融资成本。因此，如果说金融的本质是要服务实体经济，那么这种服务的核心便是提供融资。 在一次重庆市政府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与会企业家的核心诉求便是降低融资成本。 在黄奇帆看来，这一方面是国家货币政策，以及一行三会的管控方式如何适应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需要从三方面下手。 首先是增加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也就是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其次是估计收购兼并，也就是混合所有制下借壳卖壳;最后是鼓励银行、非银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服务。 注册制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年前，黄奇帆就发表过署名文章探讨注册制的推出时机。 在中国证券报于2013年11月21日发表的《改革完善企业股本补充机制 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文中，他认为直接融资体系的发展顺序先后为：建立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规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最后才是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他的观点一以贯之。2014年1月20日，上证综指跌破2000点整数关口。黄奇帆再次发表评价：把出牌顺序搞错了。 他表示，应当先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再推多渠道股权融资让巨量现金进入股市，提振股市信心后，再启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顺序不能打乱。 黄奇帆强调顺序的原因在于，多层次资本市场带来增量资金入市，股市因此得到提振，此后再开始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就不会出问题。 彼时A股低迷，在他看来，注册制首先带来的是新股大量上市，但增发新股是要从股市里拿走钱的，指数还会下跌，所以要先搞多渠道的股权融资。黄奇帆认为，多渠道股权融资，能把几万亿的社会资金融通到股市里，股市就开始往上涨。“它涨了你再去搞股票发行的注册制度改革，再抽血和出血就平衡了。” 如今，黄奇帆将成为一名财经立法者，多年的地方工作经验，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将会在未来财经领域的立法进程中，窥得一二。 （原题：黄奇帆就任人大财经委：一个财经立法者这样炼成） 【相关链接】 黄奇帆杨雄等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来源：新华网| 2017-02-24 16:11:33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任命6位全国人大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4日下午经表决，任命杜德印为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黄奇帆、朱小丹、杨雄、刘昆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黄龙云为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黄奇帆简历： 黄奇帆，男，汉族，1952年5月生，浙江诸暨人，大学普通班，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1968年9月参加工作，197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8.09—1974.09上海焦化厂焦炉车间工人 1974.09—1977.09 上海机械学院仪器仪表系自动化仪表专业学习 1977.09—1983.07 上海焦化厂设备科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 1983.07—1983.12 上海焦化厂副厂长 1983.12—1984.04 上海市委整党办公室联络员 1984.04—1987.01 上海市经委综合规划室副主任 1987.01—1990.06 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副局级) 1990.06—1993.01 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1993.01—1994.09 上海市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1993.12正局级(1988.12--1993.09上海市第六届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1994.09—1995.04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 1995.04—1995.07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1994.10--1995.05借调中央办公厅工作) 1995.07—1996.03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 1996.03—1998.04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体改委副主任 1998.04—2001.10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经委主任，市工业工作党委副书记(1998.02--1999.12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班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1.10—2002.05 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2002.05—2009.11 重庆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2002.10市政府党组副书记，2003.07兼重庆行政学院院长，2003.09兼市国资委党委书记 2009.11—2010.01 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市政府代理市长、党组书记，重庆行政学院院长(兼)，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兼) 2010.01—2010.03 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重庆行政学院院长(兼)，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兼) 2010.03—2011.02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重庆行政学院院长(兼)，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兼) 2011.02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 2016.12 不再担任重庆市市长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市二次、三次、四次党代会代表，二届、三届、四届市委委员，市二届、三届、四届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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