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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了“蒋家王朝”，如何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能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能确保人民有效管理国家的，能让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又能跳出“周期律”，防止“和平演变”的人民政府，这是毛泽东致死不渝的追求。历史应该铭记，共和国不能忘记！
一、 毛泽东坚持以人民为建设新生政权的根本
任何封建主义国家，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受其私有制的社会性质决定，其国家机器的共同本质，都是排斥人民参与治理国家。孔老二鼓吹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耶鲁大学校长在《喊美国是民主典范的都是“疯狗”》一文指出， 美国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禁止人民参与治理国家。 美国政体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确保“行政部门敢于有力量、有决心按照自己意见行事的地位”，而不是按照民意来施政。人民可以表达自已的意见，但不允许民意干扰政府的施政。
那么，中共建立的新生政权，如何有别于这些旧的国家机器？《北京大接管》的纪录片，真实的记录了共产党接管北平及在北京进行建国的往事。在探讨新生政权如何有别于国民党政权时，毛泽东大手一挥的讲：蒋介石的民国名不符实，我们要建立人民的共和国，国家机器都要以人民命名，都要以人民的名义。
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人民司法等就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而且，其他的国家公器，也都冠以人民的名誉，诸如，人民公社、人民日报、人民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就是国家的主人！
二、 毛泽东用宪法来规定人民政权的性质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毛泽东在协商建国制定的《共同纲领》（代宪法）中，明确写道“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总纲的第一条就明确写到“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还亲自在杭州撰写出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草稿，在1954年正式发布的第一部宪法的序言就明确了国体，就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总纲第一条就明确标明的这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总纲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体现人民在最高权利的地位，毛泽东时代的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直保证有三分之二的代表，是来自基层，来自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代表，让人民最大程度的广泛参加国家政权，能让人民政权真正表达代表人民的意志。
三、 毛泽东以《鞍钢宪法》为人民管理国家的模式
然而，人大毕竟不能直接管理国家，政府才直接管理国家，那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有效形式，让人民确确实实当家作主，让人民确确实实能成为管理国家的主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在深深思考的重大课题。
他认为：苏联的政权模式没有体现出劳动者的管理权，只明确了“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力。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经济的谈话与批注》275页）。”
劳动者没有管理权，就绝无其他权利的保证！工人没有管理企业的权利，就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利，就绝不能成为领导阶级。管理权，就是领导权！这不是毛泽东的睿智？这不是毛泽东的深邃？
就在苏联撤走专家这样一个历史时刻，鞍山市委向中央上报了鞍山钢铁公司《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做了长篇批示，特别指出：“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毛泽东将其比肩宪法，说明鞍钢的管理模式多么重要，其意义绝非寻常！“鞍钢宪法”的基本内容为，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其中，“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
《鞍钢宪法》这五条成了当时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基本原则，而最为核心一条就是参与管理，就是“三结合”的管理模式。既能发挥技术人员的才能，又能发挥领导干部的组织作用，还能保证工人当家作主，保证政权防腐。
四、毛泽东坚持提拔大批工农干部进入权力机关
按《鞍钢宪法》的原则管理工厂、建设政权，就必须保证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优秀工农分子，进入公有经济的管理层，进入各级国家政权。为此，毛泽东时代提拔大批工农分子，进入各级政权，进入国家最高政权，就成了那一个时代最火红的特色。
仅在1975年的全国四届人大，大寨的农民陈永贵，就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挡车工吴桂贤，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副总理；北京永定机械厂钳工倪志福，就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营业员李素文，就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到西安机械厂当车工的姚连蔚，则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天津机械厂的一个翻砂工孙健，则当上了副总理。当时，在中央和国务院部委办中，还有尉凤英、郝建秀等大批工农干部任职。这简直是破天荒，这简直是石破天惊！至于各省市县的政府领导班子按“三结合的原则”，更是大批提拔工农干部进入各级权力机关。
而作为中共这个领导核心，更大批提拔工农干部进中央。毛泽东接见“九大”部分代表时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就在1973年第十届中央政治局中，就有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195名中央委员中，工农出身69人；124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工农出身73人，中委和候补中委至少占到中共中央的五分之二。
五、毛泽东防止公仆变主人实行低廉工人工资制
为“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践行巴黎公社公职人员低廉工资原则，毛泽东时代对提拔的大批管理国家的工农干部，全部实行低工资。截止四届人大时，所有工农干部被提拔到中央工作的同志，一律由原单位发原级别的工资。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原工资68元不变，他最大的腐败，也不过是上海每月补贴他一百元钱；李素文当上人大副委员长的工资只有62元，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吴桂贤工资67元2角。陈永贵当上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后，坚持在大寨拿工分，加上补助月收入不足200元，连城市户口都没有，无疑是一个全世界最穷的副总理等等。
毛泽东时代没有高薪养廉，但这个政府非常清廉。人民大会堂把宴会喝剩的酒倒为整瓶后半价出售，批判王洪文的罪状之一，就是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贪便宜买了几瓶自己喝。毛泽东的夫人、政治局委员江青爱摄影，竟借钱买胶卷；副总理吴桂贤得知国务院开会喝杯茶要交钱，就再不喝茶了等等。
这一桩桩一件件，现在看来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简直是匪夷所思，简直是人间的奇闻，可毛泽东打造的人民政权却做到了，还习以为常了，并成制度了，更成习惯了。
这些工农干部，没靠高薪养廉，没有豪华官邸和私人豪宅，没有子女特权的“官二代”，领导还要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他们为什么不腐败？他们怎么没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六、毛泽东引导知识分子走工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
为保证红色政权不变，为要实行“两个决裂”，就要改造世界观（连习近平至今都称，世界观为“总开关”）。特别要改造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而这个改造的核心一点，就是让他们学习人民，懂得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 为了人民，献身人民，而这个根本立场和感情的转变，恰恰是干部和知识分子最需要做到的，也是对人民政权为人民的长远保证。
可就像现在的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易中天，就有一大困惑并耿耿于怀：毛泽东怎么就让这些大老粗、泥腿子管理国家。易中天的困惑和愤懑，也一直是很多知识分子的“误区”。早在1927年，对那场湖南的农民运动，很多人精蝇、土豪、军阀等，不都咬牙切齿的认为“糟的很”，是“痞子运动”。而独毛泽东满怀激情的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大声疾呼“好得很”，是伟大的革命！
特别自改开以来，类似易中天的公知精英们，所做的种种恶劣表演，对工农群众的种种轻蔑和污蔑，更恰恰证明了知识分子走工农相结合之路的极其伟大。
毛主席引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引导干部走“五七道路”中，转变对人民的立场能增进同人民的感情，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而且，毛泽东一直身先垂范，在延安就让留苏归来，1939年就担任团支部书记、已获中尉军衔的毛岸英，去当农民学会种地，又到工厂当工人，再让儿子毛岸英与普通的志愿军战士一样开赴前线，最后牺牲在异国他乡。毛泽东对两位宝贝女儿也进行“残酷迫害”，1969年毛泽东特别为李敏上山下乡挑选了艰苦的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与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其它知识青年无任何区别。1970年，毛泽东将女儿李讷打发中央办公厅井冈山“五七干校”，李讷挑粪养猪种菜干了三年农活。
“我当过农民，曾在农村基层工作多年”，也一直是习近平的自豪!习近平的自述，习近平的回延安，这都已正式宣告走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正确，都在充分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好！假设习近平若没有走工农相结合，没有在陕北下乡的7年锻炼，绝对打造不出中共的第二位人民领袖。 而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王岐山等四知青入常，更是毛主席当年号召知青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最大成果。
总之，为了让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努力打造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治国”，千方百计的努力让人民的江山绝不改变颜色，毛泽东甚至不惜与他的很多战友分道扬镳，他老人家鞠躬尽瘁了，他老人家留下的很多很多“反修防修”的精神与原则永存！作为曾经的中共领袖，不管怎么划分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但人民只认他是“大救星”，人民则会世世代代将他供奉在心底！因为，他真真是无愧于“人民领袖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