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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15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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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人农民种选拔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千万不要陷害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自己不革命，还去陷害革命者，那就不好了，不像共产党的政策和态度。这解决当前干部队伍臃肿，做官当老爷，占据位置不办事的现象，很有帮助。 揭秘：文革后神秘“失踪”的人大副委员长
2017-10-13 红旗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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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文革后神秘“失踪”的人大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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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连蔚（左三）和尼克松在一起
姚连蔚，陕西省长安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在西安八四七厂当学徒、四级车工，后兼任车间政工员、政工组长、政治指导员；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参加造反派组织，历任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3月任陕西省总工会主席、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69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73年被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1975年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12年10月2日逝世。
个人生平
1935年11月生，陕西西安人。1960年5月入党。1954年参加工作。中专学历。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4年4月后到西安机械厂当车工，先后兼任车间政工员、政工组组长、政治指导员。1960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生产突击手、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称号。文革中他参加了西安机械厂的造反派组织，因此，很快当上了厂革委会副主任。那时，西安分为两大派群众组织，其中一派叫“工联”，姚连蔚被拥戴为头头。
1967年9月1日，在全国的武斗高潮中，西安的两大派也在胡家庙发生大规模武斗。9月2日，西安西郊未央路地区的战斗又打响了。由于双方都有军工厂的人，动用了大量汽车、消防车、坦克和步枪、机枪等武器及电台。姚连蔚亲临一线，指挥“工联”平息了武斗。几天下来，这场武斗在全国的武斗中虽算不上是最大的，但也名列前茅。西安筑路机械厂、西北金属结构厂、国营544厂、西安制药厂、庆安机械制造公司等企业的厂房、设备都遭到严重破坏。其后，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姚连蔚的“工联”派占了上风。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隆重召开，姚连蔚被推选为九大代表，来到了北京。 在中共九大上，姚连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回陕后，任省工代会负责人、中共陕西省委常委。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他继续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出任陕西省总工会主席兼党组书记，这时已不在原厂工作了。
1974年底，筹备四届全国人大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江青提出了一个组阁名单，周恩来也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请命。终于，毛泽东首肯了周恩来的方案，江青的推举的人被排挤在外。为了有代表性，周恩来也同意了加进一些有劳模色彩的造反人物。1975年1月17日，拖延了五年之久才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选举。选举结果，朱德任委员长，董必武等21人任副委员长。其中，最后两人引起了中外记者的注意。一个是李素文，原沈阳市一个售货商店的营业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另一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是姚连蔚。
姚连蔚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说：“别让姚连蔚从陕西飞了。”因此，姚仍兼任陕西省总工会主席，住在北京阜成门外马神庙全国总工会宿舍大院里。他除了例行的外交礼仪事务外，还兼任国务院常规武器装备领导小组副组长，因为他是军工厂工人出身。虽然当车工和领导科研是两回事，但毕竟名义上有点沾边。
姚连蔚说：“担任候补中央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对我来说是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自己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就那么点儿见识和能力，而天天要处理的都是国家大事，一举一动都可能载入史册，简直如坐针毡。但是不说话，不点头，又不行，只好硬着头皮撑。好在那时40岁出头，精力充沛，常常两天两夜不睡觉看材料，了解要处理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时，中央对与他一起提升的吴桂贤、孙健（国务院副总理）、李素文等人实行的都是巴黎公社式的工资制度，提职不提薪。姚连蔚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拿的还是1959年的四级工资。每月元。他的粮食关系、工资关系一直留在陕西的工厂，因此，他实际上还是工人待遇，只是领取高干补贴而已。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姚连蔚开始走下坡路了。1977年7月12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纪登奎、陈永贵三人约他谈话，说：“陕西有人告你的状。如果再让你继续工作，怕群众会有反映，中央不好解释。因为，事情尚未弄清楚。”于是，姚连蔚开始停职接受审查。与他前后接受审查的还有一大批人：吴桂贤、孙健、庄则栋、孙玉国……一年以后，姚连蔚被送回西安继续接受审查。1979年2月，在正月十五闹元宵的那一天，他被逮捕，关进了西安北郊的监狱。
两年半的关押以后，1981年10月29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他免予起诉。《免予起诉书》，上面写着：
1967年9月2日，西安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在西郊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9月4日，姚连蔚主持召开“新西机”（即今昆化机械厂）委员会，研究决定对另一派参加武斗的部分人员进行审讯，索取参与武斗的口供。其间，有一人被打成重伤，姚连蔚看到后，未予制止，以致那人伤重死亡。但考虑到姚连蔚的犯罪行为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未经关押教育，故决定予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 1984年，姚连蔚因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被开除党籍。
出狱后，姚连蔚成为家庭管理员、采购员、炊事员、学习辅导员。他的大儿子是火车司机，二儿子是炼钢工人，三儿子正在技工学校读书，可以说是个工人之家。姚连蔚说：“艰难时期已经过去，我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
曲折人生
姚连蔚，年轻时读书、种庄稼、做小买卖，1951年参军，1955年进入昆仑机械厂学车工，先后兼任车间政工员、政工组长、政治指导员。“文革”给了他一个崭露头角的机遇。世代贫农出身，历经工农兵学商的经历，中共党员、生产突击手、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身分，使姚连蔚成为所在工厂的革委会副主任和西安东郊“工联派”的一名头头；1968年，他出人意料地被推选为中共“九大”代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74年，姚连蔚离厂出任陕西省总工会主席兼党组书记，次年便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77年7月12日，姚连蔚人生的轨迹逆转了；当天吴德、纪登奎、陈永贵三人约他谈话，“陕西有人告你的状。如果再让你继续工作，怕群众会有反应，中央不好解释。因为，事情尚未弄清楚。”一年后，姚连蔚回到陕西继续受审查。1979年2月，正是农历正月十五月儿圆的那天，他进了西安北郏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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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连蔚（左三）在西藏
1981年10月29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认定姚连蔚触犯了刑法第一四三条规定，已构成犯罪，但考虑到姚的犯罪行为是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业经关押教育，故决定予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
姚连蔚在北京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拿的还是他1959年四级工的月薪58.86元。当时，中央对他和吴桂贤、李素文等人实行了一种巴黎公社式的工资制度，提职不提薪。近几年，多次调整工资，同姚一起进厂的工友月薪已提到130多元，他夫人的月薪也升为110元，而姚仍是58元。姚连蔚已申请退休，昆仑机械厂年轻的厂长邱世杰说，应当历史地看问题，他主张对姚退休时的工资放宽一些。
姚连蔚的夫人王桂兰——昔日该厂厂部档案室机要员、今日车间办事员——是山西汾阳人，已届知命之年，她“处事不惊”，是“贤妻良母”。她不为丈夫做高官而趾高气扬，也不因丈夫“削职为民”而万念俱灰。王桂兰说她和姚连蔚曾在一个车间、一个班组上班，同一天加入共产党，志同道合，心心相印。
姚连蔚说，他有贤慧的妻子，因而能够活下来。出狱后，他成为家务管理员、采购员、炊事员、学习辅导员。他27岁的大儿子已是火车副司机，26岁的二儿子是炼钢工人，18岁的三儿子正在技工学校读书。姚连蔚在长安老家还有两间平房，他不时回家看望乡亲，种花养草，爬山钓鱼，寻求乐趣。尽管他的一只眼睛得了中心网膜炎，盲而不瞎，只能看大目标，但他还是把精力放在读书上。他把中医书当作小说阅读。他并没有“不为良相平天下，亦当为良医济世人”的志向，他的学习动机，是因为工厂不给他报销医药费。
1985年，姚连蔚以“姚敬轩”的名字进陕西省周至县卫生学校中药班学习，1987年考取行医执照，在长安开办“敬轩中草药门诊所”，后进入其子开办的西安建国科技开发公司当“兼职工程师”，研制了高级滋补酒——“红颜八百年”。
2012年10月2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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