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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共产党的历史性经验教训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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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而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



皖南事变不可告人真相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时间:2017-03-04 作者:叶子猪 浏览:2947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双方互相指责:国民党方面认为新四军违抗中央命令,共产党一方则把这次事变当作国民党蓄谋已久要消灭新四军的一场阴谋。周总理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双方互相指责:国民党方面认为新四军违抗中央命令,共产党一方则把这次事变当作国民党蓄谋已久要消灭新四军的一场阴谋。周总理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70年前皖南的那片山区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今天,依旧扑朔迷离,众说纷纭。下面就一起来揭开皖南事变不可告人真相。

皖南事变不可告人真相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1941年1月,新四军在安徽南部的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重兵的包围袭击。新四军总部9000余人,除两千人在新一支队司令员傅秋涛的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或阵亡。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围逃出,3月12日,两人于赤坑山遭随从副官刘厚总杀害。近几年来,大陆学者根据陆续披露的史料研究,国民党并非从一开始就想消灭新四军,而是双方不断摩擦、对抗,最后走向一个悲剧的结局。

  新四军是国共合作抗日的产物。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明确指令南方各地的残余零散武装,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然而,中共在给新四军的各项指示中,曾一再明确指示:一,要保证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二,新四军需要扩张和发展;三,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消灭则坚决消灭。于是,新四军自成立以来,便与国民党军队摩擦不断。毛泽东曾经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设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事实上就是不去理会国民党的军令和指挥,扩大人枪、占领地盘、建立政权,这势必引起国民政府的极大不满。

  皖南事变发生的三个月前,陈毅按照延安的命令,率领新四军江南纵队渡江北上,挺进苏北地区,同驻守于此的国民党韩德勤部发生正面冲突。1940年10月初,陈毅和粟裕率军攻占了黄桥和姜堰,并击退了数万兵力的包围,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溺死在八尺沟。国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一共阵亡了10个师级以上的高级军官,分别是两个集团司令和八个军长。此役就打死了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军长和一个中将旅长。黄桥被新四军占领,不过很快便被国军攻占。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和彭德怀,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一个月,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同时,何白二人密令汤恩伯、李品仙以及顾祝同准备向新四军进攻——这是对之前新四军在黄桥的军事打击进行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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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双方互相指责:国民党方面认为新四军违抗中央命令,共产党一方则把这次事变当作国民党蓄谋已久要消灭新四军的一场阴谋。周总理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11月9日,朱德发出电令,只同意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移到江北。国民党军令部迅速反应,在何应钦、白崇禧的示意下拟呈《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1月14日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客观来看,此前国共双方军事上虽有许多摩擦,但都仅限于局部,影响有限。而《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要用武力解决遍及黄河以南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和浙江几省交界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于发动大规模的“剿共”战争,这不仅有碍抗战,也很难实现。因此,军令部的呈文到后,蒋介石一直拖着不签。

  蒋介石的目标很明确,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驱赶到黄河以北的冀察(河北和察哈尔)两省,限制共产党的军事扩张即可。采取军事手段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非他此时想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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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方面却得陇望蜀。1940年11月下旬,经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建议,毛泽东批准,华中指挥部实施对苏北曹甸的战斗,力图一鼓作气解决韩德勤在在苏北的力量。11月29日,曹甸战役打响。

  叶挺担心曹甸一战会给新四军总部带来不利影响,当天就请示中央:“苏北动作能否延至我安全北渡之后?”毛泽东复电说:“苏北动作无关大局。顾祝同(新四军直接领导)可能会叫几下,你们敷衍一二。北渡是让他们一步,以大局观,蒋、顾不会为难你们。现在开始分批北移,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三天后,国民党军令部作出激烈反应,要求汤恩伯部迅速东进增援曹甸。何应钦则进一步批示:“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北共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12月4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将何应钦的意见写为正式呈文报与蒋介石,蒋当即批复照办。曹甸战役中,参战的新四军因伤亡过大,被迫提前撤出。受此影响最大的,是江南新四军军部,因为自此之后,新四军不能再走东线,经苏南北移变得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在分析了各种情报后判断,如果让新四军继续逗留皖南,危险会更大。因此,他坚决主张部队迅速北移,并力主兵分两路,冒险经苏南北渡。然而,将帅失和延误了北移的时机。叶挺和项英长期不和在新四军中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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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党内的重要报告他不能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中央的重要文件也不能看,他作出的决定没有项英点头是无效的。日积月累,叶挺和项英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正如陈毅回忆说:“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

  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叶挺酷爱摄影,闲暇时,常挎上一架从国外带回的德国产相机拍摄驻地附近的风光。国内外人士来访时,他也总爱拍些照片以作纪念。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各界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他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生活作风,他还是提醒其他人尽量少去,军部里的人就渐渐和叶挺疏远了。

  而叶挺是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李立三和王明的压制,曾愤然脱党出走。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起初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而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为此,叶挺忍无可忍,曾于1938年两次离开军部出走,后经劝解回来。周恩来还亲赴新四军军部调解叶、项矛盾。

  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多方调解下,叶项的抵牾有所缓解。然而,根本性的分歧没有消除,并出现在了皖南事变爆发前夕。

  其实,中共中央早已确定了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对此,项英从一开始就不积极,犹豫不决。出于对军部安全的关心,中央屡次致电项英,提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陈毅、粟裕等同志也纷纷给项英发电报、写信,劝他早下决心,争取主动,尽快把军部迁往江北或苏南。但由于项英长期从事游击战争,害怕东进、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发展,一直下不了移动决心。他给中央发了许多很长的电报,一再强调移动有困难,有危险。

  叶挺则认为,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军部转移要求,及时而重要,应当坚决执行,不应从中作梗。他向项英明确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意图,拥护党中央的指示。但叶挺也清楚,自己一个党外人士的意见算得了什么?他抱定这样的态度:自己有意见要说明白,项英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他有决定权。

直到1940年12月,形势已万分紧急,毛泽东也再三催促,可项英仍顾虑重重,对北移不置可否。12月9日,蒋介石发电:“限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至1940年12月31日前必须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新四军限于1940年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并于1941年1月31日前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12月10日,曹甸战役炮火连天,蒋介石给顾祝同发出特急电报:

  (一)察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德勤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新四军)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由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行规定路线。

  (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2月16日,曹甸战役因八路军、新四军无法取胜而草草收场。

  受此鼓舞,国民党军方领导人想在军事上彻底解决中共威胁的愿望愈发强烈。何应钦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第三战区应准备“立即将江南新四军予以解决”。胡宗南干脆拟定了进攻中共“首都”延安的作战计划,并密电蒋介石,要求蒋乘正面敌情“甚和缓”之机,“调整战略配置”,增调部队到陕甘,以“应付非常事变”。白崇禧扬言:“此次对于军事已有把握,不至再败”,并力主由第三战区和皖北桂系军对皖南新四军实施南北夹击。

  基于抗日大局的需要,蒋介石对军事将领的种种要求,坚不松口。他的基本方针是:“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问题是,手令既下,时限既定,已成骑虎之势。批准了军令部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就意味着国民党军必定会对黄河以南抗命不遵的中共军队展开行动,届时国共之间难免会出现全面破裂的危险。

  事实上,蒋介石敢于批准军令部的计划,很大程度是基于对苏联政策的估计。在他看来,中共的态度受苏联的影响很大。而苏联与日本此时关系紧张,对国民政府则态度友善,他相信,即使发生战事,至少“中共当不致扩大叛变”。但他毕竟没有十成的把握,为此,他不得不尽力限制冲突烈度,以便在万一必须驱赶中共军队的情况下避免破裂两党关系。因此,他绝不同意胡宗南的陕北作战计划,坚持其他地方必须暂取守势,且希望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时,能把战事局限在“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部队移动范围之内,以便师出有名。

  计划批准后,见新四军仍无按期北移的决心,蒋介石明显感觉事情会闹大。12月25日,他专门召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以“极感情的神情”向周透露了他的担心,告诉周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他暗示周,再不听令怕难免一战,并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

  《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经蒋批准后,顾祝同于12月20日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包围,构筑碉堡,只待蒋一声令下,便“彻底肃清匪巢”。然而,对北移路线中共内部一直争论不休,没有明确方案。蒋介石的意思是新四军原地直接北渡,顾祝同也让李品仙做出了放行的姿态,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中共的顾虑。毛泽东在27日的电报中肯定了直接北渡的方案,只是提醒叶项“仍需对桂军戒备,以防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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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人在重庆的周恩来对此并不乐观。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他称“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据党史专家杨奎松分析,这个论断源于12月25日周恩来得到的一份第二十一集团军关于分区清剿计划的情报。事实上,这一计划只是为了防止新四军北渡后不依照命令北上,“延留滋扰”而设计的。但周恩来不敢掉以轻心,他坚持最好分批走苏南北渡,这与叶挺的方案不谋而合。然而,走东线北移,即经苏南北渡是国民党明令禁止的。因为中共之前打了曹甸,新四军也有小股部队参战,恼羞成怒的国民党为防新四军借北移之名,再行攻打曹甸之实,早就派两个师把守了东去的道路。

  形势千钧一发,中共却并未察觉。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新四军扩大会议,决定冒险南下,绕开52和108师,迂回到天目山,再到溧阳,待机北渡。会后,项英将这一方案电告中央。1941年1月3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项英的电报后当即由毛泽东起草复项英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接到中央的复电,项英、叶挺于1月4日率军南下茂林,按照上述方案行动。可惜,国民党第三战区在茂林的包围圈已经形成,顾祝同等调动部队的初衷是:如果新四军不遵命令北移便进攻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没想到新四军出其不意走南线,误打误撞地钻进了国军的口袋里。叶挺和项英错误估计“现彼方军队正调动,布置尚未完毕”,想趁其不备急行军突进。悲剧已无可避免。

  1月4日夜,新四军9000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开进。6日前进到茂林地区时,与国民党的第四十师遭遇。叶挺主张付出一些代价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敌军防线,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为讨论是否攻打星潭的会议一直从下午3时开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得不出结论,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这就是皖南事变中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叶挺忍无可忍,气愤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7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下令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向新四军发起总攻。项英曾数次发报给延安,要中央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毛泽东并无相关回应。1月9日,刘少奇给毛发电问起项英的情况,毛回电说他什么也不知道。

  最终,项英没有同意叶挺的主张,决定部队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使已取得一线转机的新四军陷入绝境。10日,新四军总部向毛报告:“支持四个昼夜的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周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12日,毛要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但为时已晚。中共中央电告叶挺:“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军长、饶漱石(东南局副书记)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定由叶军长下。”在失去星潭突围这一最好战机后,叶挺组织部队分批突围,以保存实力。14日,在饶漱石的建议下,为营救被困在山上的部队,叶挺下山与敌谈判,结果被扣入狱。9000余人的皖南新四军部队,最后突围出去的只有两千人。饶漱石见叶挺迟迟不归,感觉凶多吉少,便组织部队分头突围,历经险阻,终于在17日下山脱离危险。

皖南事变不可告人真相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在离开部队后,见满山都是敌人,又折回来随大部队行动。袁国平受伤后,为了不拖累战友而自杀。3月12日,项英一行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到了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只能住下四人,就住了项英及副官刘厚总、周子昆及警卫员黄诚。项英和周子昆身上带着大量作为新四军军费的金条,却引来了杀身之祸。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取走了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和金表,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刘厚总隐姓埋名,“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52年被人认出,随即被逮捕枪决。

  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互相指责。3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中共毫不退让,进行回击。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新建立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虽然在各界的努力和斡旋下,两党暂时达成了和解,但由此引发的国共关系的重大改变,却不是这种妥协所能消弥的。

  皖南事变成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事变前,中共军队虽然已经在独立指挥、自行发展,但它仍隶属于国民政府,至少名义上随时呈报并请领军费,形式上使用着统一的货币,遵守着统一的政令法令。国共军事上的磨擦也仍可通过正常途径反映协商。因此,蒋之命令或要求,一般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断绝对中共军队的一切供给,切断了与中共军队的一切联系。中共政权从此断绝与国民政府间的一切上下级关系,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自行其事,完全脱离国民政府而自行存在。从此调和两党关系之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位于皖南泾县城郊的水西山。1990年初,为纪念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五十周年而修建,占地十五公顷,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由入口纪念碑、主题广场、主碑纪念广场和无名英雄烈士墓四个纪念性空间序列配以皖南事变史料陈列室有机组合而成,整座陵园以邓小平题写的“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纪念主碑为中心,结合山形地势,将各纪念建筑组成一个完整有序、庄严肃穆的有机整体。陵园的入口利用两边的高岗形成了相对的两个“土阙”,成为陵园的天然门户。入口跨公路建有四座七米高具有皖南特色的石阙,四座厂阙以数字寓意新四军的四,七米高隐喻皖南事迹悲壮惨烈的七天七夜,形成了纪念性空间的第一序列。

  进入陵园后,沿台阶向上约三十米,是一个不规则的小型广场。正对面的挡土墙上镶嵌着叶飞题写的“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字碑,点明陵园的主题,形成了纪念性空间的第二序列。从广场右转,是一条五十米长的神道,神道正对着由两个石阙形成的神门,神道的石阶宽度逐步缩小成梯形,加强了透视感,使人们在感受觉上延伸了神道的长度。神道有九十级台阶分成三个层次,喻意当年九千新四军将士成三路纵队东进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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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疯狂亲共的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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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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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弃守,蒋介石忙于应付凶猛的日军进攻,尚无余力来对付共产党,国共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摩擦。值得注意的是,蒋毛对付日军进攻的战略,已见其异。蒋打的是正规的阵地战,兵力不易集中,面对敌人强大优势的火力,常陷于被动挨打,付出惨痛的代价,导致一泻千里的大溃退。毛打的则是运动战,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打游击。朱德、彭德怀等共军将领,掌握机会,深入敌后,建立愈来愈多的抗日根据地,包围敌人占据的都市与交通要道,易于扰敌,而不易被敌所歼。蒋之正面作战与毛之游击战,可谓国共两党抗日的战略配合。此外,在抗战初期,国共在战役上配合,赢得平型关之战的一场胜利。一九三七年的九月里,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决定突破长城防线,进兵山西,向平型关一带进攻。九月二十二、二十三两日,展开血战,傅作义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之命增援,而共军第一一五师由林彪率领,拊平型关敌军侧背。林彪的机动灵活战术与傅作义正面的主力防御,配合得很好,利用有利地形,设置埋伏,以待进犯之敌。二十五日早晨,一支日军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立遭痛击,被截断首尾。至翌日中午歼敌千余,并切断日军交通,有力支援了傅作义的正面反攻,使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陷入重围。九月三十日,因板垣大举增援,各部撤离战斗。这一仗可谓国共联合抗击日军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  从平津、淞沪,到南京失陷,中国军民虽然牺牲惨重,但抗敌的英勇确实可歌可泣。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保卫武汉期间,毛泽东特别托周恩来给蒋介石一封亲笔函,向蒋“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表示崇仰。同时鼓励蒋“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战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信中一再强调团结,并提醒敌人破坏团结。他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全函见《蒋总统秘录》,页七十一),十分明显地表达了两党长期合作的愿望。  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状态,蒋介石的注意力遂转移到共党问题上来。同时,仍在继续的、秘密进行的蒋日和谈,“共同防共”一直是日方必要条件之一。然则,对付共产党成为蒋介石的一石双鸟之策,既可满足除去心腹之患,又可展示对日和谈的诚意。一九三九年元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内政的主要议题便是“整理党务”。蒋介石在会场上做了报告与讲话,呼吁“唤醒党魂”,目的是要国民党警惕各地共党竞起的“艰险”,以强化国民党,并于会中通过决议案,确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针,专门设置了“防共委员会”。为了强化党,大会又决议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以蒋为委员长,独裁党政军大权。会议开过之后,遵从会议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对付共产党的办法,诸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等。(见《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纪录》)抗战十五个月之后,国民党再度确定了反共方针,虽不似一九二七年清党之剧烈,但毛泽东所希望的长期团结与国共合作,自然是虚有其表了。  同年三月,蒋介石又设立了精神总动员会,自兼会长,制定《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倡“精神之改造”,其中所谓“分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见重庆《中央日报》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矛头显然指向中共及共产主义。五月,蒋亲自在重庆主持精神总动员誓师大会及游行。从表面上看,全国精神总动员为了抗日救国,然观其要人民“行大孝”、“尽大忠”,而以三民主义为名,行一人一党独裁之实,达到“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等等,则骨子里防共实甚于抗日。益知抗战战场上呈现退守局面后,蒋介石已将重心由抗日转向防共矣。  这一年的十一月下旬,周恩来在延安受伤,电请重庆航空委员会派飞机送莫斯科治疗,但航委会无机可派,结果延安请莫斯科派飞机来迎。蒋介石闻之甚怒,“责令航委会一定派机去接送,不许苏联机来迎”。(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三)航委会起初不肯派机,岂非秉承蒋的意志?及见“偷鸡不着将蚀把米”,乃大发脾气,责令派机,何前倨而后恭也?这件小事足见蒋氏心事之大。  小事之后,即有大事。同年年底,蒋介石就命令胡宗南东自黄河西至甘肃西峰,构筑堡垒群,犹如第五次围剿的工事,以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进取延安。朱德、彭德怀对蒋之军事准攻,做政治性的反击,通电全国,指责枪口对内。(电文见《国民参政会实录》上册,页七二四至七二五)一九四O年三月初,中共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到重庆参加会议,报告国共摩擦事实的原因,但蒋介石听后,避而不答,“一字不提”。(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七一九至七二○)到四月间,蒋主持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才由何应钦做军事报告,指责延安自组政府,擅设银行、发行纸币、扩充军队,造成割据,以为“严厉制裁”的依据。国共关系至此,自然日见恶化,山西、河南一带竟发生大规模冲突,中共乃发动政治攻势。蒋既无法决裂,最后只好命卫立煌与朱德在洛阳谈判。朱德提出共党合法化、保护《新华日报》、释放被捕中共人员、停止进攻共军等要求。这些要求合情合理,蒋虽不可能接受,然在政治上已使他甚感被动的压力。但他绝不罢休,命陈立夫拟具对策,约有三项:  第一、统一党内同志对共产党问题之认识,使共党无所施其挑拨离间之技。第二、建立军事政治根据地,以防范共党势力之蔓延,并进而逐渐缩小其占据区域(如鲁冀边区、陕北边区等)。第三、根绝共党在后方各省之活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三四)  蒋介石按此方案,于一九四○年七月中旬提出“提示案”,亦做“防止案”,要点有四:其一,将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限十八个县,暂隶中央政府行政院管辖;其二,取消冀察战区,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区,并入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其三,命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往规定地区之内;其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军六师、五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参阅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其目的,很显然是想要严格规范共军活动区域与兵力,尔后加以防堵。然而在抗战期间,又如何来阻止红军的抗日,特别是敌后的活动?此时国际局势更加不利,越南、缅甸均遭封锁,使重庆更为孤立。不少人主张重新揭举孙中山三大政策,联苏联共,朱毛也通电做此要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四三)但蒋宁愿走另外一条路,暗中积极进行蒋日和谈(参阅本书前一节),国共间矛盾更趋紧张。  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共军正在进行百团大战时,蒋介石忽命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向共军首领发出皓电,指责共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不打敌人而并吞友军。据此限令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非奉命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线外。蒋介石真正的心病则是,新四军所占地盘是苏、浙、皖三省的战略黄金地区,一旦战争结束,华东重镇很可能落入中共手中,当然严重关切,一再跟驻渝中共代表周恩来交涉,要新四军搬家。(参阅孟绝子《蒋介石的报应——顾祝同大屠杀的结果》,页一至十)一个月后,朱德等共军将领发表佳电,一面揭露反共阴谋,向国民党做政治攻击;另一方面表示愿将新四军开往长江以北,向国民党做军事让步。蒋遂于十二月九日以委员长命令发布手令,准予宽展时限,令江南之新四军限于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江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开往黄河以北地区。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则限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往黄河以北。(手令原迹见《苦心孤诣艰苦卓绝》,页二二四)可见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把所有共军都赶到黄河以北去。到一九四○年十二月下旬,江南的新四军十万人马已大都北移。然而当剩下的新四军军部及三个支队共约九千余人准备北移时,如按照顾祝同画好的路线,就会走入日军重炮的虎口,于是周恩来向蒋要求改变路线,蒋佯允之,然而于一九四一年元月六日行至茂林一带时,突遭蒋介石嫡系部队,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所辖的八万余众围歼,血战七昼夜之后,仅二千余人突围,其余四千余人或死或俘。军长叶挺被俘,参谋长(应是副军长、政治委员——编者)项英遇害。斯即轰动一时的“皖南事变”。  本来在二年多前,毛泽东从军事和政治上大处着眼,早已指示新四军尽快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周恩来还于一九三九年二月亲自向新四军传递“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一九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望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增援皖东”。三天之后,朱毛又再度电催。但项英舍不得已经建立的根据地,一心想“株守皖南”。当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急电如火、磨刀霍霍,毛泽东更促叶、项尽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皓电发后,毛更明言:“如留皖南,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望考虑。”(引自黄开源等撰《皖南事变及其历史教训》,《安徽师大学报》(一九八一)三,页二十)叶、项虽于十月中旬派一个挺进团北上至无为,但仍下不了北移的决心。项英仍屡向中央列举北渡的困难。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延安又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开动完毕。”十一月三十日,毛又电令叶、项:“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底移完。”新四军到十二月三日才开始移动部分非战斗人员,完全不知情况紧急,还梦想要国民党发饷弹后再开动。最后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复电中,严厉批评项英,才于两天后立即北移,但又选择了错误的北上路线(详阅同书,页二十一至二十二),更加延误时机,并坠入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之内,于一九四一年元月十四日被歼。  蒋介石本来就想借故消灭新四军,于发布限期北移手令之翌日,即密令顾祝同部署,若该军“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见《皖南事变资料选》,页四○二)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密令顾祝同、上官云相:在行动中要特别秘密、迅速,彻底消灭新四军,不使漏网。一月八日,顾祝同又密令上官云相,“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十二小时内,一鼓而歼之”。(原件藏南京二档馆)叶挺、项英不明形势,犹豫不决,不仅坐失突围的时机,保住实力,而且正中蒋计,惨遭歼灭。  蒋介石原估计需经三个月战斗,才能歼灭新四军,不料前后不过一个多礼拜。论功行赏,三十二集团军司令上官长官独得奖赏法币五万元(当时一个上校的月薪大约是一百二十元)。一月十七日,蒋兴奋之余,断然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一月三十日,对此事仍感满意,在日记上写道: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也。见《蒋总统秘录》,页二七一七。他把此事与中山舰事件相提并论,甚有意思,有助于理解中山舰事件的性质,原来都是自我导演的反共狠招。不过,对他而言,皖南事变还不如中山舰事件成功,并没有把共产党压下去,甚至损人损己,完全得不偿失。蒋介石自以为得计,却忘了他以领导抗日的主帅,歼灭了一支于抗日有功的部队,于理已经有亏。他的军委会发言人说新四军叛变,因他们要开往被敌人占领的京、沪、杭三角地区建立根据地,更是自失立场,被毛泽东讥为“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被扣上外通日寇共同反共的帽子(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七三四至七三五),给延安提供了一个向重庆做猛烈政治进攻的大题目,令蒋处处被动,一面要钳制国内舆论,另一面又要向苏、美、英各国解释,弄得焦头烂额。特务不准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发表新四军被团歼的新闻,已见心虚,而周恩来在一月十八日报纸第二版开天窗处,仅书:“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在第三版开天窗处,题了四言四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反而轰动重庆,引起对中共更广泛的同情。国民党特务查禁报刊、捕打报童,反而愈描愈黑。蒋介石撤销新四军番号,更是失策?选撤销有什么用?反而把新四军“解放”了,不再隶属以蒋为首的国民革命军序列。毛泽东于撤销后的第三天,就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命令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该军虽被歼灭六千余人,但在华中与苏南总共尚有九万余人,蒋介石完全管不着了,也不再提调往黄河以北的事了。事实上,毛泽东于皖南事变后,将江南的新四军加上黄克诚部编了七个师,于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正式发布命令。不久又在华中建立三个战略地区,正好让红军在华中地区尽情发展。一九四九年五月,陈毅率领第三野战军攻占上海,并出任上海市长,谭震林出任浙江省主席,都是原新四军人马。即使在军事上,蒋也是绝对得不偿失的。  在政治上,毛泽东更是针锋相对,攻势凌厉。指责国民党亲日派策动反共高xdx潮,欲与日本联合剿共,“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七三一)这是相当严厉的指责,在这样严厉的指责下,难怪蒋介石对日和谈常常有心无力了。而毛泽东更进而提出十二条相逼,不仅要求认错、取消“反动命令”,还要求释放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最有趣的是,毛还要求蒋“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表示蒋既未实行,亦未服从。  在中共强大的政治攻势以及中外舆论压力下,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七日公开表示,“绝不致因制裁叛逆而引起内战”,意思是不会为此与中共决裂,并强调不会像汪精卫那样破坏抗战,出卖民族,口气已经改攻为守了。三月一日国民参政院将开幕,中共参政员七人声称皖南事变善后办法未定夺前,拒绝出席,又给蒋介石出了难题。蒋于三月八日会上保证“以后绝无剿共军事”,并“诚恳地向毛泽东、董必武等参政员劝勉”,并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员,以及释放被国民党第十六军扣留的八路军李华等二十五人。三月十四日蒋还特别请周恩来夫妇吃午饭。(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九八)此一发展促使毛泽东于三月十二日致电周恩来时,径骂蒋介石“这个大流氓,实际是欺软怕硬的”。中山舰事件使蒋介石的反共潮得逞,但新四军事件不仅未得逞,反而更加倒退,他想统一的军令、政令,更加无望了。  很多人认为皖南事变终结了国共合作,甚至说毛泽东因共产国际压力才同意抗日统一战线,正好乘此机会终结,真是笑话?选蒋不要决裂,毛为何要决裂?难道希望蒋日和谈成功,联合起来剿共吗?毛因皖南事变对重庆做猛烈的政治攻击,抓住“理”字不放,然而攻击之余,他不指名蒋,只称“亲日派”,而且以“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以及保卫民族国家为说,显然留下余地。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有理、有让、有利”,确是高招。江南一叶的凋零,给延安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此一政治资本的利息也滚滚而来。  一九四三年五月下旬,共产国际忽然解散,蒋介石以为共产主义完蛋了,乘机再度招降中共,哪知就毛泽东而言,没有了共产国际,犹如少了一个管头管脚的“婆婆”,反而成了天外无天的中共首脑,有了最后决定之权,蒋介石又打错了如意算盘。----结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一次成功而又愚蠢的阴谋。


作者:红黑色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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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真相是什么,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吗? - 回答作者: 红黑色的风 知乎 - 与世界分享你的知识、经验和见解

皖南事变是国共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但是果脯干的确实不怎么漂亮。
果脯现存台湾的资料以及报告一如既往的大义凛然、官样文章,跟事实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查询资料的时候要求进行一定的判别,然而他们估计忘记了他们败退台湾后,当时电报没烧完现在还有很多留在第二历史档案馆。比如有人提到了第三战区的报告,上面提到政委刘少奇逃跑:
民国30年(1941)1月,国军认为新四军于安徽省茂林一带集结,企图向东控制京沪杭(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调集国军第四十师、第四十四师、第五十二师、第六十三师、第七十九师等5个师,以违抗中央移防命令为由,向新四军发动攻击。战斗从1月5日持续至12日,国军歼灭新四军,俘虏军长叶挺、政治部主任黄凌波等约2万人,政委刘少奇逃脱,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被击毙。国军伤亡仅2千余人,新四军尸体与伤患达万余人。
作者:Jackybra
链接:皖南事变的真相是什么? - Jackybra 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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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刘少奇是苏北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政委,不是新四军政委,刘少奇跟陈毅的一支队一部分已经先期北上,如何在对新四军的进攻中逃跑呢?可惜项英等人被叛徒所害,叶挺后来飞机失事,高层中许多已经凋零,但是幸好李一氓还活着,时任新四军秘书长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秘书长,成功逃脱后向中央做了七份报告。

关于新四军军部兵力及敌我兵力:
根据李一氓报告第二号(1941.3.6)
一、我军之编组:
(一)第一纵队以第一团、新一团编成,人数约三千,司令傅秋涛,副司令赵凌波(原军参谋处长),参谋长赵希仲;
(二)第二纵队以第五团及军部特务团编成,人数约二千余,司令张正坤,参谋长黄序周(军副官处长);
(三)第三纵队以第三团及新三团编成,人数二千余,司令黄火星;
(四)军直属队(包括教导队一个营)人数约一千。
二、敌军军力:
(一)总指挥上官云相,原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副总指挥唐式遵,原二十三集团军司令,在太平设指挥所;
(二)第一四四师唐明昭,川军,隶五十军;
(三)第一○八师戎纪五,原东北军,隶二十五军;
(四)第五二师刘秉哲,中央军,隶二十五军;
(五)第四十师方日英,中央军,由苏皖边调来;
(六)第七九师段茂霖,中央军,由浙江诸暨、绍兴前线调来;
(七)第六十二师冷欣;
(八)新编七师(预备队)田仲毅,川军;
(九)野战炮总队之一部,附炮六门;由浙江前线调来。

另外扩展谈论一下:
关于新四军北进问题:
这时江南指挥部的情况很糟。国民党的司令官冷欣和顾祝同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致使毛和刘逐渐放弃了在这一地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打算。在春末夏初之际,陈毅将其第一和第二支队大部转移到江北。9月,第三支队尾随渡江,到达第四支队的驻地巢湖附近。只剩下叶挺和项英下面的军直属部队仍留在长江南岸,驻皖南泾县。
当军事形势朝着摊牌的方向发展时,国民党和中共的代表于1940年6月开始谈判。争论的是共产党的作战区域和中共领导的军队的核准的规模。建议与苛刻的反建议你来我往,未能达成协议。国民党认为,除晋南仍留作阎锡山的辖区外,允许中共在1938年前的黄河故道以北自由统治是一个让步。作为回报,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有部队应撤离华中。实质上,国民党是向中共提供中共已占有的地区,以换取它放弃可能将用武力取得的地区。国民党当局发出了一系列截止日期,但没有明确指出违反这些规定会有什么后果。

  关于新四军北进路线谈判问题: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项英于11月18日发给毛泽东、朱德并周恩来、叶剑英、刘少奇的电报记载,叶挺和顾祝同谈判的主要内容是:“希夷已于巧(18)日回军部。见顾谈(上官参加)无具体解决,仅要我军北移,允经苏南,不批准驻地,即十二月份起,苏北、皖南同时北移。顾对叶所提补充,只说转呈何(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批准,对移动安全,则说以政治人格担保,而对汤恩伯调兵事,推说不知。因此,对停止进兵为第一问题之谈判不能实现,顾之态度,显然以局部解决方式逼我北移,可以发现国民党之方针,对北守、南逼、中打之企图。此事中央具体方针和指示如何,以便此间作具体布置(移或拖)。北移方针当无问题,如依目前情况,确定速移,则我们仍再交涉北移期限延长,无论如何弄点补充,并作各种实际之准备和布置。如认为目前局势有拖下去之必要,也请指示,以作应付,盼即复。顾对希夷所带去之北渡所提条件,既不下命令,也不正式决定,仅以战区司令部参谋处签名一件,作为备忘录式交我……”

关于进军路线问题:
上图有顾祝同给新四军电报,在谈判中同意新四军先向南经族德转向东进,经宁国南侧,广德、郎溪之间,再经金坛、句容之间,从镇江以东渡江的北撤路线。1940年11月中旬,上官云相在宣城周王村会晤新四军军长叶挺,上官云相将北移路线由苏南北渡改为由径县往北开,然后在芜湖以西的荻港附近过江到无为,叶挺以大部队无法偷渡,为安全计,仍坚持由苏南北渡。上官云相表示,皖南新四军东开进入苏南,在镇江附近渡江也可以,但这仅限于非战斗部队,至于新四军之战斗部队,仍要从驻地往北开,进入沦陷区。在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上双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经过几次谈判,上官云相已基本掌握了新四军的移动方向。他认为“新四军北撤的可能较小,‘南窜’的可能较大”。其实,上官云相对新四军先南而东再在苏南渡江的路线是心知肚明的,这条路线是新四军屡次向上官云相和顾祝同明确提出的,因为早在40年10月份,顾祝同把新四军划归上官云相指挥,但上官云相故意将这种移动路线称为“南窜”,并大造舆论,称“新四军北撤是假的,真的是要搞‘三山计划’,即‘南窜’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作为根据地。”1941年1月5日,叶挺写信给四十师师长方日英,通报了新四军按照将预订计划北进,预期通过四十师防区,并关照云云。
但是根据李一氓(时任新四军秘书长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秘书长)报告
三、我军行动路线:
(一)走原来三战区指定到苏南的路线,必须通过五十二师及一○八师的防地,那时该两师兵力及六十二师冷欣部,已分别集中。同时,经过地区均已筑好工事。
(二)稍偏南走五十二师及一○八师之背面,仍须打两个师。
(三)再南,走泾县、宁国以南,旌德之北,脱离五十二及一○八师,有与四十师遭遇之可能,但只打四十师,我估计力量有余。
(四)故决定走第三条路。
四、我军行动迟缓之原因:

(一)自决定北移后,项英同志始终动摇不定,有时想苏北,有时想皖北,拿保全力量作为不坚决迅速行动之掩护。我个人曾三次进言,催促行动,少数损失可毋庸顾忌,皆被拒绝。且以“从苏南你可以穿便衣走,而枪杆子不能化装”之语加以斥责。并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暗中指出某些干部不顾保全力量的观点之不正确云云。而叶希夷始终想得点子弹,后来闹僵。战区则非行动后才发子弹,而叶则非子弹到手后才走。虽中央电到,谓得到战区的子弹与饷款只能认为是例外,叶笑语说“不留一点情(指顾祝同),就发一万也是好的”。
(二)只有到后来中央书记处给项袁周的斥责电到了之后,同时得到情报四十师已进到泾县、旌德之线,才决定行动。那时还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但如果决心快,在三十一日或一月一日就出发,事情也不会闹到如此之糟。
(三)我三十日曾往催语袁国平促项行动。并向周谈,行动既决定应即作行军部署。但不知何故,决定到四日晓出发。
(四)四日大雨,晚间青弋江水涨,原来决定徒涉,此时不得不搭浮桥,而工兵计算河幅有误。搭好后还差二十米,又拆后重搭。加以军部由云岭出发到渡口竟会走错了路。由云岭到茂林四十里,连过江耽搁,到五日正午才到齐。
(五)五日又大雨,晚上未能行动,到六日晚才行动,又迟了两天,使敌人有时间准备好而我反变为被动。

另外还提到开拔的粮饷:叶希夷始终想得点子弹,后来闹僵。战区则非行动后才发子弹,而叶则非子弹到手后才走。虽中央电到,谓得到战区的子弹与饷款只能认为是例外,叶笑语说“不留一点情(指顾祝同),就发一万也是好的”。

最后,第三战区十二月份就构筑工事集结部队完毕,一月四日正式动手,一月七日还有向美国人传递假消息,《申报》刊载的来自路透社的消息,内称:“路透社顷自负责方面探悉,一部分共产军队,已开始移至总司令部所指定防地之消息传来后,关于共产军队之措置问题业已告一段落……据最近消息,表示一部分军队已开赴列为第一防段调防之阵地。”老蒋一月十七日才宣布新四军叛变撤销番号,是不是很搞笑?
“皖南事变我们失败了,国民党兴高采烈。在1 月17 日用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撤销新四军番号的通令,又在1 月30 日用行政院的名义把这个通令转发一次。其实委员长也好,行政院也好,都是那个蒋介石。
  历史的进程总是朝着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反方向前进。有如毛泽东所总结出来的那条规律“坏事变好事”。国民党这个命令一发,事情就好办了。他没有料到,这样他就给中国共产党一个无法无天、独往独来的自由。事已至此,中国共产党于1 月20 日自行宣布: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他们随即于23 日宣布就职。国民党行政院1 月30 日发的通令,是在陈毅他们建立新四军新军部并宣布就职以后的事。国民党无非追说一次新四军的番号已被撤销了,但它却不敢下命令再解散新四军,通缉那个代军长。他们那时可能过低估计了中国共产党反击的决心,认为共产党无可奈何,只有忍着把这个苦果吞了。”---------------李一氓
新四军以前也奉命处理过投日叛变的部队,看看对于叛变部队处理流程是怎么样的:
在此一并给出新四军困难原因,以回应对新四军转移的质疑。
最后编辑红五星评论员 最后编辑于 2018-05-15 12: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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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蒋介石为何要决心冒险铲除新四军


实话说历史  2016-12-16


1月17日,这是皖南事变结束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在重庆军事委员会的宽大办公室里,又看了一遍军事委员会起草的撤销新四军的通令:


……,据此,该新编第4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民国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借伸军纪,而利抗战。特此通令。


蒋介石在这张微微发黄的公文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把毛笔插进了笔筒。他长长舒了口气,慢慢站直他那颀长却笔直的身子,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到窗前,此时他的心情也并非轻松,虽然他报了苏北黄桥决战李守维军长落河身亡,兴化曹甸韩德勤被围8天的一箭之仇。可是今天消灭一个新四军,日后会不会再冒出新五军、新六军?共产党也不是吃素的对手啊!


这个执球棍的人,由此陷入了史无前例的被动之中。


共产党的反应,他是有思想准备的,比如抗议、声明、煽动群众游行等,最坏打算就是分道扬镳,两党决裂,这又不是两党头次闹决裂。但眼下的局势,似乎不那么简单,决裂意味着失去的要比得到的多……下一棍,他决然不敢贸然击球。


签发撤销新四军番号通令的第二天,蒋介石依然去重庆郊区的温泉准备悠闲一番,可人才走了一半路,便发现重庆街头“洛阳纸贵”的奇观,一打听,原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醒目的大版面上发表了周恩来亲笔所作,名为“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挽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蒋介石潇洒不起来了,绷着脸,也不顾宋美龄不高兴,打道回府!


回到府上,等着他的除了国民党遗老遗少们不快地质问,还有令人汗颜的国际舆论。


“莫斯科这几天举行了大游行,抗议你们中国国民党政府反对共产党,残杀新四军的行为。”苏联大使一进门就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非常不满的情绪,临走时又丢下了蒋介石感到脊梁上一阵发冷的几句话。“我代表苏联政府奉劝蒋先生,要么停止内战,要么我们停止援助。并且……要你偿还过去的援助!记住,我们的援助不是无条件的!”


前脚打发了苏联大使,后脚美国总统的电报送到面前。不看则已一看更加丧气。


“惊闻中国内战开始,十分遗憾,为提高美元信誉,从现在起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这不是在卡人的脖子吗?要人断气吗?


蒋介石又气又恨,娘希匹的美元!


“还有英国的电报……”副官战战兢兢说。


“不看,统统不看。”蒋介石拂袖欲去。


“南京也有……电报。”


南京!蒋介石敏感地停下脚步,回过头,“拿来。”没看两行,气得脸都变色了,“烧掉,烧掉,统统烧掉!”


蒋介石能不恼火?他怎么可能和汪精卫同流合污呢!汪精卫是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来评价我的行动?还要我和他一同干,放狗屁!


1月18日,伪政权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报载重庆解散新四军,并扣留军长叶挺,通缉副军长项英。国共火并,恐从此开始矣。甚盼从此宁渝两方国民党同志能渐趋接近,以至于完全合作,当日夜馨香顶祝以求之。


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日本军,等皖南枪声一停,便在1月24日出动了8个联队和伪军一个师1万多兵力,随着国民党部队后面围剿抗日力量。


蒋介石的算盘又一次打错了。他以为日本鬼子在他打共产党的时候会放他一马的,哪知在日本鬼子“扫荡”新四军的同时,也出动大批武装“扫荡”了国民党驻扎在河南境内的军队,三天时间就把汤恩伯部队赶到了天平路以西的地方,一下子折兵3万。


蒋介石暴跳如雷,骂天骂地骂不通人性的畜生鬼子,弄得他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冒天下大不韪,发动了一场煮豆燃萁的内战,蒋介石是准备付出代价的,这包括他承受的国内国际的舆论压力,以致他人格的损失。问题是所付出的代价,要能换取新四军消亡的实现,他所承受的痛苦或不痛苦的压力便得到了等价的回报。如果现实不像他精心策划的那样,这个代价似乎太沉重了!


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摆在了他的面前--新四军不仅没有走向死亡,而是绝境逢生,像遇春风的种子,在苏北大地破土而出!


从1月15日起,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全军覆没的消息陆续由各种渠道传到了盐城和整个华中地区,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17日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通令又传来,敌对势力趁机造谣蛊惑人心,说新四军将永远退出抗战的战场;“磨擦专家”韩德勤又一次磨刀霍霍,想再次和苏北新四军“磨擦”;日本侵略军则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汪精卫伪政权的汉奸们也四处对各种武装力量游说,和平建国,中日一家。


华中抗日局势面临着山河破碎的严峻考验!


苏北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用单薄却顽强的脊梁承受着数重压力的倾轧。全体官兵一个意念:决不低头,决不退出抗日战场!但如何不低头,不退出?大家没有统一的思想,主张最多的是不再和国民党军队结盟友军,自个儿单干,自个儿打日本鬼子。

针对部队干部战士这些情绪和认识,刘少奇和陈毅等领导人连续几天通宵达旦的召集华中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分清敌友,稳定军心和民心。他们知道,对国民党顽固派决不能抱任何幻想。要争取斗争主动权,应付时局的变化,就不能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摆布,新四军的存亡命运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让倒下的新四军军旗重新飘扬,让国民党中央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的通令成为一纸空文。


大家的思维越来越接近统一,也越来越透彻。


在纷纭复杂的局势中要准确把握住新四军生存的命脉,就必须和国民党顽固派针锋相对,和国民党抗日力量继续建立统一战线,重新建立一个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新四军军部。除此之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


1941年1月20日,刘少奇立即代表华中指挥部向中央提出重建的建议,以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统一战线、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径,并为新军部提出了合适的人选。当日,延安军委就复电给盐城华中指挥部,采纳了刘少奇等人的建议,同意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


刘少奇这一杰出的思维成果,充分表达了他深邃的战略思想和驾驭时局的过人胆识。


5天后,新四军在盐城游艺园里举行了重建军部的大会,到会的干部士兵和盐阜区的地方干部有上千人。会场主席台悬挂着红色横幅“新四军军部重建大会”。


还有一些“指挥若定”、“义旗高举”“拥护新四军”等旌旗口号标语张贴在会场的周围。


前一天,陈毅在《江淮日报》发表了代理军长的就职演说:“爱于1月25日应本军将士之推选,本人就任代理军长,克日于苏北盐城复军部,统帅全军9万之众,誓于日寇汉奸反共投降派奋斗到底。”


今天的陈军长更是威风凛凛,他双手反背,站在主席台的中央,用他那闪亮却深沉的目光环视着熟悉的人群。他身边是同时上任的副军长张云逸和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参谋长赖传珠和政治委员刘少奇稍稍站得靠前一些,这5人便是新军部的领导核心。


在他们脚下是一块不大的土垒的台子,今天这个台子已经赋予了时代的音符,它不仅是发表就职演讲的讲台,它也是历史的舞台!时代拼搏的擂台!


新四军将以崭新的姿态,更威武的精神风貌和坚定的战斗意志来“报答”那些残害新四军将士,无理取消新四军番号,剥夺新四军抗战权力的国民党政府!


大会由赖传珠宣布开始。随后,刘少奇用他那高昂的湖南口音宣读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着勋劳;此次奉命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当刘少奇说到整编后的新四军拥有七个师人数将达到9万时,全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这是蒋介石取消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10倍人数啊!


等会场刚刚恢复平静,陈毅代军长一个大步走到台前,向全场行了一个军礼,人们被这庄严举动感动,又是一阵掌声。陈毅的情绪更加激昂,他的就职演讲,使会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重庆当局发出一个反革命命令,撤销新四军,我们置之不理。因为,我们拥护共产党恢复新四军的命令,我们拿革命的命令来反对反革命的命令,拿抗战的命令打倒破坏抗战的命令!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坚持斗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这激昂的声音盘旋在每个抗战志士的心头,飞扬的华中抗战烽火弥漫的大地上!


成立大会后,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人即开始更加紧张也是极其关键的干部人选工作,经过多次向中央汇报,各方协调,终于在2月下旬确定了七个师的干部人选并向外公布。


第1师由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而成,师长粟裕,政委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下辖1、2、3三个旅,活动于苏中地区。


第2师由原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而成,师长张云逸兼任,政委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下辖4、5、6三个旅。活动淮南地区。


第3师由八路军第5纵队整编,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参谋长彭雄,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下辖7、8、9三个旅。活动苏北地区。

第4师由八路军第4纵队整编,师长兼政委彭雪枫,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下辖10、11、12三个旅。另辖肖县独立旅,活动淮北地区。


第5师由原豫鄂挺进纵队整编,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斌,下辖13、14、15三个旅。


第6师由江南所属部队整编,师长兼政委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下辖16、18两个旅,以及东路、西路保安司令部,活动苏南地区。


第7师由无为游击队、第3支队挺进团和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整编,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参谋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下辖19旅和挺进团,活动皖中、皖南地区。


独立旅由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组成,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职务里没有政治委员这一职务,因为蒋介石知道共产党人就是靠政治工作“**”了那么多的老百姓死心塌地跟着走,如果在军队再搞政治工作,那么这个军队迟早会彻底姓“共”的。现在,新四军职务完全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来决定和任命,军师团3级都设立了政治委员。


一个拥有民族尊严和独立领导权的新四军在濒临绝境的血路上站立了起来,继续用它那不屈的血肉之躯在充满艰辛充满死亡也充满希望的征战之路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正像毛泽东当时在延安对中外记者谈话中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已非1927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立独立的大政党了!



最后编辑红五星评论员 最后编辑于 2018-05-15 12: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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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忽视了敌人一朵狡猾‘残忍!

项英之冤:皖南事变中毛泽东的北移决心下得太晚
历史树  2018-02-07

作者:王洪光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有的学者说,“项英不愿新四军北移”。这种说法是参考早期史料,特别是在1941年1月15日中央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后,几乎是一面倒地批评项英不愿意北移。

其实,1月15日的中央决定,距1月14日皖南大规模战斗结束仅隔一天,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楚。而且这个《决定》最后一条说:“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大讨论议处”,就是说还需要经过讨论才能最后定论,但中共七大和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未涉及到这个问题。总的看,项英在皖南事变中负有领导责任,但不能把新四军造成损失的责任全部推给他。关于新四军为何迟迟不能北移,这也是由各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是新四军面临的处境使其无法自主行动。

新四军是根据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组建的。这就是说,新四军当时虽在政治上属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但由于“统辖”权在蒋介石手里,军事调动、体制编制等等都受到蒋的军委会限制,部队周边都是国民党的军队,稍有不慎即可能遭受来自周边的打击,并不是想北移就可以移的。

一句话:行动不自由。这和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行动方针给项英的指示中指出:“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只好留皖南”。这个历史条件是客观看待皖南新四军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是中共中央也一直强调要坚持皖南的革命战略支点。

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等致电陈绍禹(王明)、周恩来、项英等,要他们“考虑后向蒋提议”:新四军组建后,部署要“以皖南为重心”,“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新四军组建后的部署,是由蒋介石按照这个提议确定的。1940年4月21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副指挥粟裕等建议军部移苏南,项英也同意。中央于5月4日复电同意军部移苏南,同时要求“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

1941年1月28日,即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后仅14天,中共中央要求新四军派人重返皖南,收集失散力量,重燃抗日烽火,“以便将来向南发展,扰乱国民党后方”。这些都说明,中共中央、毛泽东一直是重视坚持皖南这个战略支点的,不能片面批评项英“长期株守”皖南。

时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回忆,当中共中央最后决定放弃皖南时,项英并未表示拒绝,不能说中央下了命令他不执行。如果他不想北移,为什么还要派军需处副处长宋裕和等人带领大批人员先期北移呢?所以那种讲项英反对北移是根据不足的。

三是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是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

很多资料和文章,甚至有些文件都批评是项英违背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一味地“拖”,才导致错过了最有利的北移时机。这是有失偏颇的。

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所讲的北移是有先决条件的。11月9日,朱、彭、叶、项复何、白“佳电”中,答应“遵令北移”,同时提出“宽以限期”。这就是说,时间并未说死。11月10日,即复电同意北移的第二天,毛泽东电告叶、项:要叶挺去第3战区与顾祝同谈判,提出停止汤恩伯、李品仙20万反共大军东进为谈判“第一位问题”。11月15日,毛泽东指示,要以皖南部队北移,换取停止汤、李大军东进为“交换条件”。11月21日和12月1日、14日,中央连电叶、项,要他们向第3战区要开拔费、补充饷弹、解决补充条件,以“延缓开动时间”。通过这些可以看出,皖南部队北移走不走、何时走,都是要由中央决定的,不是新四军说了算。当时中共中央对北移时限的要求,也一再变化。

12月4日,中央电告叶、项:“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1个月”。12月18日,中央以朱、彭、叶、项名义电告国民党方面,要求“展缓移动时间至明年2月半”。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和毛泽东对皖南部队北移是想“拖”的。在当时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其不易,对已经占领和长期经营的地方不愿让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拖”的态度对赢得北移时间确实是不利的。

直到12月25日,毛泽东仍讲“以拖为宜,拖到1月底再说”。12月26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告,称蒋介石态度很顽固,看到“拖”的办法不行了,才下决心要北移,发出“严责电”,要求皖南部队“最近决定全部北移”。如果这个决心早点下,对皖南部队北移就能赢得有利时机。1941年3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到:“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

四是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

毛泽东一再讲:“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

1940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叶、项:“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并指示说,黄桥、曹甸之战不会导致蒋介石大规模的报复,“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蒋介石目前“只有吓人一法”,除此之外“他是一筹莫展的”。并得出结论:“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最多不过“大吹小打”。

由于对局势持乐观态度,毛泽东没有立即纠正项英迟疑不决的错误,甚至默许项英对北移的一再拖延。在新四军领导层也有轻敌问题,对敌情判断若明若暗,对北移中的困难严重认识不足,认为“即使与敌发生战斗时我亦可很快将敌消灭或击溃”,“只打40师,估计力量有余”。

五是新四军被迫作出冒险南下的决定。

1940年10月,韩德勤在黄桥失利,蒋介石肯定会报复,但中央没有对此作出部署。

11月,刘少奇、陈毅要打曹甸,叶、项顾虑曹甸战役对皖南部队北移会有不利影响,于11月29日向中央请示:“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移后?”第二天,毛泽东等复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韩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

但事实却完全相反,蒋介石于12月10日向顾祝同下令,不准新四军皖南部队经苏南北渡,以免直接参加对韩部的攻击;如新四军皖南部队至限期仍未北渡,即予“解决”。顾祝同接电后,立即加快围攻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部署。同时,国民党方面在报刊广播里大肆宣传新四军皖南部队要北移,等于通知日伪加强长江的封锁。这样,皖南部队从铜陵、繁昌直接北渡和东进苏南再北渡的路线均已卡死,加剧了北移的困难,叶、项被迫南走“绕道”的路线,而不是“误打误撞地钻进了国军的口袋里”。

有的学者分析从驻地往北或往东开,会比往南绕行更安全。实际上部队大规模直接往北开,有日军沿江封锁,已走不通。往东开,1940年12月日伪正在“扫荡”苏南,非战斗人员经苏南北渡都是分散化装、持着“良民证”、分批分期偷渡过江的。而在12月10日前,国民党规定只有非战斗人员可以过去,战斗人员是过不去的;之后,连非战斗人员也过不去了。

从现在来看当时,皖南新四军不论走北线、东线还绕行南线,都是走不通的。因为国民党军已形成包围态势,不打硬仗,是冲不破敌之包围圈的,仅靠避敌行军或谈判借道,对决心已下的蒋介石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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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之冤:皖南事变中毛泽东的北移决心下得太晚
历史树  2018-02-07

作者:王洪光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有的学者说,“项英不愿新四军北移”。这种说法是参考早期史料,特别是在1941年1月15日中央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后,几乎是一面倒地批评项英不愿意北移。

其实,1月15日的中央决定,距1月14日皖南大规模战斗结束仅隔一天,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楚。而且这个《决定》最后一条说:“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大讨论议处”,就是说还需要经过讨论才能最后定论,但中共七大和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未涉及到这个问题。总的看,项英在皖南事变中负有领导责任,但不能把新四军造成损失的责任全部推给他。关于新四军为何迟迟不能北移,这也是由各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是新四军面临的处境使其无法自主行动。

新四军是根据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组建的。这就是说,新四军当时虽在政治上属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但由于“统辖”权在蒋介石手里,军事调动、体制编制等等都受到蒋的军委会限制,部队周边都是国民党的军队,稍有不慎即可能遭受来自周边的打击,并不是想北移就可以移的。

一句话:行动不自由。这和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行动方针给项英的指示中指出:“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只好留皖南”。这个历史条件是客观看待皖南新四军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是中共中央也一直强调要坚持皖南的革命战略支点。

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等致电陈绍禹(王明)、周恩来、项英等,要他们“考虑后向蒋提议”:新四军组建后,部署要“以皖南为重心”,“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新四军组建后的部署,是由蒋介石按照这个提议确定的。1940年4月21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副指挥粟裕等建议军部移苏南,项英也同意。中央于5月4日复电同意军部移苏南,同时要求“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

1941年1月28日,即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后仅14天,中共中央要求新四军派人重返皖南,收集失散力量,重燃抗日烽火,“以便将来向南发展,扰乱国民党后方”。这些都说明,中共中央、毛泽东一直是重视坚持皖南这个战略支点的,不能片面批评项英“长期株守”皖南。

时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回忆,当中共中央最后决定放弃皖南时,项英并未表示拒绝,不能说中央下了命令他不执行。如果他不想北移,为什么还要派军需处副处长宋裕和等人带领大批人员先期北移呢?所以那种讲项英反对北移是根据不足的。

三是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是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

很多资料和文章,甚至有些文件都批评是项英违背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一味地“拖”,才导致错过了最有利的北移时机。这是有失偏颇的。

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所讲的北移是有先决条件的。11月9日,朱、彭、叶、项复何、白“佳电”中,答应“遵令北移”,同时提出“宽以限期”。这就是说,时间并未说死。11月10日,即复电同意北移的第二天,毛泽东电告叶、项:要叶挺去第3战区与顾祝同谈判,提出停止汤恩伯、李品仙20万反共大军东进为谈判“第一位问题”。11月15日,毛泽东指示,要以皖南部队北移,换取停止汤、李大军东进为“交换条件”。11月21日和12月1日、14日,中央连电叶、项,要他们向第3战区要开拔费、补充饷弹、解决补充条件,以“延缓开动时间”。通过这些可以看出,皖南部队北移走不走、何时走,都是要由中央决定的,不是新四军说了算。当时中共中央对北移时限的要求,也一再变化。

12月4日,中央电告叶、项:“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1个月”。12月18日,中央以朱、彭、叶、项名义电告国民党方面,要求“展缓移动时间至明年2月半”。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和毛泽东对皖南部队北移是想“拖”的。在当时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其不易,对已经占领和长期经营的地方不愿让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拖”的态度对赢得北移时间确实是不利的。

直到12月25日,毛泽东仍讲“以拖为宜,拖到1月底再说”。12月26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告,称蒋介石态度很顽固,看到“拖”的办法不行了,才下决心要北移,发出“严责电”,要求皖南部队“最近决定全部北移”。如果这个决心早点下,对皖南部队北移就能赢得有利时机。1941年3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到:“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

四是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

毛泽东一再讲:“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

1940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叶、项:“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并指示说,黄桥、曹甸之战不会导致蒋介石大规模的报复,“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蒋介石目前“只有吓人一法”,除此之外“他是一筹莫展的”。并得出结论:“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最多不过“大吹小打”。

由于对局势持乐观态度,毛泽东没有立即纠正项英迟疑不决的错误,甚至默许项英对北移的一再拖延。在新四军领导层也有轻敌问题,对敌情判断若明若暗,对北移中的困难严重认识不足,认为“即使与敌发生战斗时我亦可很快将敌消灭或击溃”,“只打40师,估计力量有余”。

五是新四军被迫作出冒险南下的决定。

1940年10月,韩德勤在黄桥失利,蒋介石肯定会报复,但中央没有对此作出部署。

11月,刘少奇、陈毅要打曹甸,叶、项顾虑曹甸战役对皖南部队北移会有不利影响,于11月29日向中央请示:“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移后?”第二天,毛泽东等复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韩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

但事实却完全相反,蒋介石于12月10日向顾祝同下令,不准新四军皖南部队经苏南北渡,以免直接参加对韩部的攻击;如新四军皖南部队至限期仍未北渡,即予“解决”。顾祝同接电后,立即加快围攻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部署。同时,国民党方面在报刊广播里大肆宣传新四军皖南部队要北移,等于通知日伪加强长江的封锁。这样,皖南部队从铜陵、繁昌直接北渡和东进苏南再北渡的路线均已卡死,加剧了北移的困难,叶、项被迫南走“绕道”的路线,而不是“误打误撞地钻进了国军的口袋里”。

有的学者分析从驻地往北或往东开,会比往南绕行更安全。实际上部队大规模直接往北开,有日军沿江封锁,已走不通。往东开,1940年12月日伪正在“扫荡”苏南,非战斗人员经苏南北渡都是分散化装、持着“良民证”、分批分期偷渡过江的。而在12月10日前,国民党规定只有非战斗人员可以过去,战斗人员是过不去的;之后,连非战斗人员也过不去了。

从现在来看当时,皖南新四军不论走北线、东线还绕行南线,都是走不通的。因为国民党军已形成包围态势,不打硬仗,是冲不破敌之包围圈的,仅靠避敌行军或谈判借道,对决心已下的蒋介石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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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敌人露出牙齿吃人时,还抱什么幻想。

“皖南事变”中,有没有人率领队伍突出重围?
原创 历史花园 红色军事A 今天


“皖南事变”是一起严重的手足相残事件。

当时日本正强占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同胞,疯狂掠夺我们的财物。国M党不思抗战,却向新四军举起屠刀,以8万余人围攻奉命转移新四军军部,导致副军长项英被杀,数千官兵牺牲、被俘。就连军长叶挺,也被无理扣押。





在损失的近万新四军官兵中,有顽强坚持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红军骨干,有从延安派过来、经过2万5千里长征的高级将领,有投笔从戎、请缨杀敌的知识青年,有归国抗日的爱国华侨,还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战士……

苦心经营3年之久的新四军军部几乎遭到灭顶之灾。

事变发生后,全国顿时陷入一片悲哀之中,抗日前途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周恩来在悲愤之余奋笔疾书,写下了“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如今,“皖南事变”已经过去80年,但仍然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梦魇,一旦想起那些倒在“自己”枪口下的抗日官兵,我们就痛苦不堪。甚至心存一丝侥幸:他们当中可能有人突围出去了。

那么,当时有没有人突出重围呢?

答案是肯定的!

当新四军被围时,部分军官果断坚决,迅速向当面敌军进攻,撕裂缺口,突围而出。





突围出来的最高将领是第一纵队司令傅秋涛。

傅秋涛的战斗生涯非常特殊。

他是湖南平江人,很早就跟当地的土豪劣绅对着干。但后来却游离于湘鄂赣的三角地带,远离三大主力红军的核心地区。

当主力红军长征后,敌军全部衔尾追击,湘鄂赣地区顿时空虚。傅秋涛抓住机会,大力发展红军,部队迅速扩大到5000余人,成为威胁敌人的一支偏师。后来虽然遭到重兵“围剿”,但仍然在大山里与敌人顽强周旋,即使长期吃野菜,也毫不动摇。

抗日战争爆发后,傅秋涛带领他那打不垮的1000余湘鄂子弟钻出大山,沿江下到皖南,编为陈毅指挥的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他自己担任支队副司令兼团长。

在抗日战场上,傅秋涛如鱼得水,凭借丰富的游击经验多次狠狠打击日军, 1940年,一举从日军手中夺回泾县县城,令日军惊愕不已,他的名字也迅速传遍苏南、皖南等地。





“皖南事变”时,傅秋涛担任第1纵队司令员,指挥2个团3000余人作为全军左路。当部队被围后,他指挥部队快速挺进,突破敌人多道阻拦线,准时到达会攻要地星潭。

此时敌人的包围圈还没形成,星潭敌人也立足未稳,只要坚决进攻,全军都可突出重围。但遗憾的是,傅秋涛没等到进攻的命令,却接到了返回的命令,以致突围的大好机会被白白浪费。

敌人就是利用新四军的犹豫不决、往返调动的机会,完成了包围圈,傅秋涛也在返回途中陷入重围。

围困第1纵队的是敌人精锐的52师,人员充足、武器精良。但傅秋涛毫不示弱,指挥部队与其激烈争夺,最后以两个团交替掩护,率领数百人突围而出。





除了第1纵队外,其它两个纵队也有部分干部成功率队突围。

第2纵队分左右两路突围:

其中左路600余人在营长巫希权的指挥下,以9挺机枪开路,杀出包围圈,途中损失近200人,剩余400余人冒着大雪渡过长江,顺利到达长江以北的新四军驻地。

右路800余人遭到敌人3个师的围攻,损失非常大。纵队司令周桂生壮烈牺牲,副司令冯达飞受伤被俘。

第3纵队损失最大,伤亡的高级军官也最多:纵队司令张正坤受伤被俘、政委胡荣牺牲、第5团团长和政委双双被俘。

……

“皖南事变”的损失是非常惨重的,总共6000余人牺牲、被俘。教训也非常深刻,比如出发前顾虑重重,被围时犹豫不决……但部分指挥员果断坚决,在被围时带领部队快速突围,像傅秋涛、巫希权等人。他们共带出2000余人的有生力量,为抗战保存了宝贵的战斗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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