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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华| 青年毛泽东: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一师毛泽...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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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0 09:51:12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王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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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编者按今天,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42周年纪念日,我们编发了一组文章,以表达我们无限缅怀的心情。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毛主席缔造了党、军队和人民共和国,把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了出来,并把中国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毛主席的功绩比天高,恩情比海深。
  1917年8月,一师最后一学年将要开始时,毛泽东给自己十分敬佩的老师、远在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或许,那就是毛泽东成为毛泽东的起点性标志,一个从平凡到伟大的分水岭。
  黎锦熙读信后,在当天日记中极为感慨地写道:
  “下午,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不愧为是大器量之人”。
  幸亏老师是个有心人,完好地保留了这封长信,使我们今天能有幸研读这一历史文档,并依据真实准确的第一手材料,深入了解学子毛泽东的志向情怀。
  深读此信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那几句话,总在耳旁不断回荡,就是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那番对英雄的定义:
  “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黎锦熙在日记中,夸学生毛泽东大有见地、非庸碌者、是大器量之人,的确发自内心,而且理由也非常充分。
  信中所叙,真可谓至高至深、不同凡响。即使已经跨越了百年时空后再读,仍是那样震撼人心。让人不由得感叹:伟人横空出世并非偶然!学子毛泽东的立志态度,志向高度,思想深度,绝非常人能及!当今所有胸怀远大者,都应认真研读一下,一定会有不凡的启迪。
  我们先了解一下写信的缘起。毛泽东说:
  “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昨十六日回省,二十日入校,二十二日开学,明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
  为什么要给黎锦熙老师写这封信?原因有二:
  其一,毛泽东有很多思考,周围没有任何亲人可以诉说,只想与黎锦熙老师倾诉一下。因为,自从与他相识后,感到就像孩子见到慈母那样亲切温暖、那样蒙受教益。
  其二,这个世界上尽是一些昏昏噩噩的人,与他们相处只能伤害心灵、丧失志气,因而无人可与之商量学问,更无人可与之讨论改造国家天下的大计,也无人能帮助自己成全道德、选择适当的立身处世之道,要追求上进又找不到出路,在人生歧路上彷徨不定,内心的痛苦难以言表。所以,趁着刚刚开学还没开始上课,写这封信陈述自己心中所见,以求老师指教。
  这里的问题在于,到底是什么超凡脱俗的见地,能让毛泽东感到如此无助,如此孤独,甚至连个可与之交流的人都没有?当我们认真弄清信中所讲的深奥含义后,真的能感到那思想高峰的巍然屹立,能领会那四顾无人的悲怆心境。会当凌绝顶,高处不胜寒啊!
  毛泽东在信中说: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
  首先,表明了自己的志向:欲动天下。
  其次,表明了达到目标的韬略:先动天下之心。
  一个山区农民家庭长大的孩子,一个走出大山还没几年的省城师范生,一个毕业后连饭碗都不知到哪里找的年轻人,竟然把自己的志向关注点聚焦在“动天下”上,这无异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另类想法。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思路办法,敢说要“动天下”不啻是个疯子,说好听点也是青春期的梦呓,而毛泽东却似乎胸有成竹。
  一介布衣,赤手空拳,怎样实现动天下的目标呢?
  毛泽东特别看重人心的作用,认为动天下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动天下人的心,尽管那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他坚信,只要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心理状态,就一定能达到改造家国天下的目的。因而,需要在撬动人心上下大功夫,不能仅仅追求一些表面上的变化,更不能像当时的执政官员那样,只做些想让别人看到的事情。
  但问题又来了,怎样才能动天下之心呢?
  他似乎也想清楚了,答案是:
  “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想动天下之心的人,必须领悟和掌握大本大源。
  这大本大源是什么?为何要有大本大源?他进一步解释说: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这里,毛泽东阐释了三层意思:
  其一,大本大源是“宇宙之真理”。具有大本大源,就是认识真理,把握宇宙万物的本质与规律。
  其二,大本大源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因为,世间芸芸众生都是宇宙的一个部分,宇宙运动的真理与法则,会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体现,虽然体现的多少和偏全不同,但总有几分存在。毛泽东领悟的这个道理,有如大儒朱熹所讲的“月印万川”,真理犹如天上高悬的月亮,会倒映在地下的无数江河湖海中,尽管会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神韵,但也只是那明月的影子,如果天上的月亮变了,它在地下的影子也会随之而变。
  其三,要以大本大源去号召天下。毛泽东认为,只要把握了每个人心中本来就有的真理,并以这样的真理去号召动员,天下人的心怎能不被撬动?怎能不产生强烈共鸣?如果大家的心都动起来了,都与你的思想认识一致了,还有做不成的事吗?大家齐心合力去奋斗争取,国家还能不富强幸福吗?
  可见,在青年毛泽东看来,要做“动天下”的领导者,通过学习探讨修炼深厚的基础,真正领悟“大本大源”至为重要。
  用这样的视角看中国,得出的结论也是很独到的。
  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中国之所以如此纷乱,从一面看,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应有之事;但从另一面看,是那些治国者的本领和修养不足,无术救天下之难,只会用一些肤浅末流的办法,来治偏救世造成的恶果。无论他们自称有什么治国妙策,其实那些人并没有真正搞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做事没有多少学问和理论根基,既无内省之明,不知自己有多大本领,又无外观之识,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动。毛泽东讥讽那些高官显贵:
  “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如此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也就是说,那些未得大本大源反而做了高官的人,本来就是一些欂栌之材,只配做屋檐上的斗拱之类,当今却在那里充当国家栋梁,他们胸无点墨,不具备做高官应有的品德、学识和远见,只会像古代的奸雄那样任性而为,以耍手腕搞阴谋为治世工具。推行的那些治国之策,就像秋雨形成的水洼,水面上漂着的浮萍,都属于无源无根之物,怎么可能长久呢?
  站在是否得大本大源这样的制高点上,去评价当时的政治领袖,真可谓粪土当年万户侯了。
  毛泽东认为,袁世凯、孙中山和康有为这3人,唯独康有为似略有一些本源,但仔细研读了康有为的著述,竟搞不清其本源到底在何处,徒有那么多华言炫听的宏论,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也就是说,尽管他有那么多引起轰动的著作文章,讲了那么多动听的道理,还是乱糟糟的没有本源,像一蓬找不到树干在哪里的纷乱枝叶。当然,毛泽东并非目中无人。
  他发自内心地说: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为什么独服曾文正?他所持的重要依据是,在收拾太平天国洪秀全和杨秀清时,采取的那些策略办法,几乎完满无缺。
  曾文正率湘军出湖南时,不过区区两万人,曾吃过不少败仗,但其过人之处在于找到了一个恰当的道,从而成为有“道”之师。洪秀全动员群众造反,宣扬的是天主教教义,是从西方传教士那里道听途说的,在中国社会缺乏文化根基,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
  曾文正恰恰看准太平军的这一弱点,以保卫传统名教为号召,动员士大夫阶层和“乡野老实人”参军参战,以传统文化纲常来陶冶维系军心,以忠义血性和亲子师友关系用将带兵,把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战争,说成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巧妙地利用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最后赢得了战争。
  即使今人在他当时的那个位置上,能做得像他那样完满吗?在毛泽东看来,这位同乡前辈学养深厚,是罕见的领悟了大本大源的人,甚至高于孙中山、袁世凯和康有为等后来的领袖人物。
  以是否把握大本大源为标准,去评价当时社会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毛泽东也得出独到的认识。
  那是民国初年,面对与列强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巨大差距,政客们热衷于学习模仿西方的一切,忙于设置议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建立内阁、改革军事、兴办实业和改良教育等,看起来学了不少新办法,引进了不少时尚东西。
  对此毛泽东却认为,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所有这些都是枝节末流,都没有抓住根本。他说:
  “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
  在毛泽东看来,虽然当时那些改革举措必不可少,但领导者们若没真正领悟把握本质和本源,不懂得天下依何大道而动,则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会使所行措施变成多余的赘疣,就像风水上所说的“不贯气”,从而导致那些变法改革杂乱无章,甚至支离灭裂,侥幸时或许与本源略近,不幸则与本来意义背道而驰。以那种背离本源、背离真理的胡乱作为,去治理国家和社会,怎能不谬种流传?让那些荒唐的论调来祸乱国家,怎能不陷一世一国于败亡?怎能有国家强大和百姓幸福可言?
  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样的现状呢?
  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积弊甚深,主要原因是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思想是主导人们心灵的,道德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时下存在的严重问题是思想道德太不干净,所有事物皆被污染了。
  按理,思想道德必须真实才是好的,但国人的现状如何呢?恰恰可用两个词概括:一是伪而不真,一是虚而不实,此弊根深蒂固,已经流传几千年了,非有大力量不易摧陷廓清。当然,并非外国尽是好的,大家所推崇的日本和西方,相当一部分思想道德,亦应与东方同时改造。
  他提出设想:
  “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毛泽东认为,当今中国需要有大胸怀大气魄的人,从哲学和伦理学入手,通过改造传统的哲学和伦理学,下大力从根本上变换国人的思想观念,只有把天下人的心撬动了,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改造。这就像大旗一举,天下民众才会起来响应;雷电一震,天上云翳都会散去一样。大家集合在真理的旗帜下行动,混乱的政治就容易理顺,能把亿万民众真正动员起来,其势将如蓄积充沛的洪流,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抵御得了呢?
  如此,毛泽东确立了“动天下”的宏伟志向,又以独特的视角解剖中国社会的问题,指出了“先动天下之心”的根本思路,并描绘了充满希望的美好前景。
  他日后的事业奋斗,也是从先动天下之心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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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玉杰:毛主席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唯物辩证法大师

2018-09-10 09:51:00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许玉杰

  【编者按今天,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42周年纪念日,我们编发了一组文章,以表达我们无限缅怀的心情。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毛主席缔造了党、军队和人民共和国,把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了出来,并把中国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毛主席的功绩比天高,恩情比海深。
  在人类思想史的长河中,出现过许多辩证法学者和大师。
  中国比较著名的有古代的老子,孔子,《易经》的作者(不详),以及诸子百家的辩证法思想等。
  西方国家有古代的赫拉克利特,近代的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以及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和苏联的列宁、斯大林等。
  对于中国和西方古代的哲学思想,毛主席采取过滤和扬弃的方法,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的科学思想,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理论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门学科的主要内容。
  毛主席是唯物辩证法的忠实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并在学习中创新,在实践中发展。
  因此,毛主席在吸收前人、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自成一体,成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唯物辩证法大师。
  一、  毛主席第一个把唯物辩证法核心化,创造性地解释和发挥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
  以前的辩证法大师和学者们,都不同程度地论述了辩证法的一些思想和原理,除列宁以外,没有人明确指出过辩证法的实质是什么。但是,尽管列宁指出了辩证法的实质,他没有进行具体的详细的解释和阐述。
  列宁这样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0页)
  列宁由于工作繁忙和过早的去世,没有来得及进行“说明和发挥”。
  毛主席在学习总结古今中外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抓住了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核心,并对这个“核心”进行了系统的说明和发挥。
  毛主席在他的伟大著作《矛盾论》中,深刻全面阐述了这一思想: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搞清楚了这个法则,“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1]
  毛主席还生动地、准确地、通俗地把对立统一规律表述为“一分为二”,极大地发展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理论和人类的辩证法思想。
  毛主席为什么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呢?
  首先,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客观世界存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
  毛主席说,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
  也就是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统一体。而在每一个具体事物的内部,又都存在着互相依存、互相排斥、互相转化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着整个世界和每一个事物有规律的向前发展。这是宇宙世界的普遍规律。所以,只有掌握了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核心,就能够在复杂多变和千变万化的事物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了解和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找到解决事物矛盾方法。
  其次,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内部根本动力和源泉。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那么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原因是什么?
  毛主席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
  自然界是这样,人类社会也是这样。比如生物体内的同化和异化,遗传和变异,细胞的新陈代谢等等,都促进了生物变化和发展。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还有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及无阶级社会正确和错误的斗争,都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内在根本原因。
  懂得了对立面的斗争是促进事物发展的根本源泉和动力,就是要坚持对立统一观点,善于发现矛盾,分析矛盾,利用矛盾,解决矛盾,促进事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第三,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纲”,是理解其他规律和范畴的钥匙。
  唯物辩证法除对立统一外,还有其他规律和范畴。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本质特征。如量变和质变,否定之否定,可能性和现实性,原因和结果等等,都是对立面的统一。掌握了对立统一规律,就很容易理解这些规律和范畴了。
  所以说,在唯物辩证法中,所有规律和范畴不是等量齐观的,对立统一规律是纲,是处在核心的位置,它和其他规律和范畴是基础和从属的关系,不能平行,也不是并列。
  对立统一是根本的规律,其他规律和范畴都是对立统一的表现和补充。至于人们常说的阴阳、高低、上下,前后、大小等等,虽然他们是对立的,但只是我们看到的物质的现象的概念,还谈不上是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
  所以毛主席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二、毛主席第一次把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系统化,写出了《矛盾论》这一唯物辩证法的伟大著作
  毛主席以前的哲学家,辩证法思想大都散见在其他著作中,很少对唯物辩证法进行专门系统的理论阐述。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哲学笔记》、《谈谈辩证法问题》以及《辩证法要素》等著作,都是学习的笔记或札记,不是系统的论著。
  黑格尔在学习借鉴中国的《易经》和老子的辩证法后,对辩证法的思想总结提炼,进行了比较集中的阐述,但也是缺乏系统化,专门化,并没有对辩证法的核心给予特别的重视。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几十种相互矛盾的概念,也只是直观的体验,没有进行有联系的系统的理论概括。
  更重要的,不管是黑格尔还是老子,他们的辩证法思想,尽管“内核”是好的,但思辨的结果,都跑到上帝和绝对精神那里去了,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
  毛主席写下了光辉的著作《矛盾论》,第一次对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专门的、系统的理论阐述,而且按照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抽丝剥茧,层层分析,丝丝入扣,出神入化,把对立统一规律的辩证法思想描绘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毛主席从论述两种发展观入手,指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发展观。形而上学认为事物是孤立的,静止的,只看到事物的存在,看不到事物的发展。如果有发展,也是由于外力推动的。辩证法认为事物是相互联系的,不断运动发展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并指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接着毛主席从矛盾的普遍性开始展开论述,指出: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这即是说,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不管是简单的运动形式,还是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物质世界,还是思想精神现象,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贯穿一切过程的始终”。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旧的矛盾解决了,旧过程完结了,又开始了新过程,出现了新矛盾。矛盾就是这样,不断产生,不断解决,又产生,又解决,以至无穷。由此推动着事物不断发展、不断前进。
  虽然矛盾的普遍性说明,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但世界上的事物都不是一个模子造出来的,任何一个事物都和别的事物不一样,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就是指各种事物不同的矛盾特点,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
  毛主席从以下三个层次说明矛盾的特殊性的。
  一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矛盾是不同的,各有自己的特殊性。
  二是每一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河中的每一段的过程中的矛盾也是不同的。如人类社会长河中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矛盾都有自己的特殊性。
  三是事物每一个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各个方面,也都有其特殊性。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要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因地制宜”,“对症下药”,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
  毛主席又进一步分析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就是个性和共性,相对和绝对的关系。矛盾事事有,矛盾时时在,这是事物的共性,是绝对的;每一事物的矛盾都有其特殊性,这就是个性。每一事物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因此也是相对的。毛主席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毛主席还论述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指出任何事物的矛盾发展是不平衡的,其中必有一种矛盾是起着领导和决定作用,这种矛盾就是主要矛盾。
  “由于他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为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所以在工作中,“只要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平常说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和“牵牛要牵牛鼻子”,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毛主席还论述了矛盾诸方面的统一性和斗争性问题。指出:在一切事物中,矛盾双方互为条件,共处一个统一体中。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矛盾双方的这种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促进了事物的发展。但矛盾转化是要有条件的,“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就是教导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事物向着前进的方向转化。
  在矛盾斗争中,由于矛盾的性质和矛盾发展过程中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矛盾从形式上又分为对抗性和非对抗性,要学会用不同质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坚持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在矛盾的统一体中,坚持斗争哲学,反对中庸和稀泥,促进矛盾的快速和正确解决。
  这种对辩证法的核心论述的系统性、完整性以及严密的逻辑性,是前人无法可比的。它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丰富了人类的思想宝库。
  三、毛主席是把唯物辩证法通俗化、大众化的第一人,让辩证法变为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毛主席以前的哲学家的辩证法思想,大多数是写在书本里和讲在课堂上,不是晦涩难懂,就是从理论到理论,始终是少数人的学问。广大的人民群众认为哲学是“高大上”的理论,高深莫测,连听都听不懂,别说在实践中运用了。所以毛主席开天辟地的提出:
  “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23页)
  毛主席集古今之大成,融中外于一炉,创造性的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理论。但为了让人民群众掌握辩证法这个思想武器,他呕心沥血,率先垂范,带头去做。
  毛主席首先把唯物辩证法理论通俗化。他用人民群众看得明白、听得懂的语言来阐述理论性很强的辩证法思想。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用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的“互相矛盾”的寓言故事,提炼出“矛盾”的概念,用来解释对立统一规律,写出了不朽著作《矛盾论》。并且又用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一分为二”来说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33页)这种通俗、形象和简洁的表述,老百姓一看就懂。他用“,鸡蛋可以孵出小鸡,石头不能孵出小鸡”的例子,来说明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他用五个指头的关系,来说明对里面的对立统一:“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他用“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来说明有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不同的矛盾等等。把深奥的哲学理论“通俗”得连不识字的农民都能够学习掌握。这是以前的哲学家们不曾做到做的。
  毛主席还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让唯物辩证法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理论武器。
  “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32页)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曾经掀起了学哲学、用哲学的高潮。大庆工人阶级,以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起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学习矛盾转化的理论,提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大无畏精神,战天斗地,迅速改变我国石油开采的落后面貌。广大农民也从学哲学用哲学中尝到了甜头,竟编起了顺口溜来歌颂:“辩证法是个宝,革命生产离不了”。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也都学会了辩证法的,开会作报告的时候,总是先讲成绩,再讲缺点,然后找到克服缺点、解决矛盾的办法。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学用哲学的先进典型和成就。
  这种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普及唯物辩证法思想,促进普通人民群众在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上得到解放,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四、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把唯物辩证法广泛运用在实践中
  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9页)这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往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实践。毛主席十分重视实践问题,把这个根本区别具体地表述为唯物辩证法的显著特点之一,并提出: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论》)
  毛主席一方面号召全党,要理论联系实际,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工作实践。指出:
  “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实践论》)
  另一方面身体力行,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去
  毛主席对唯物辩证法烂熟于心,掌握和理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而且运用时随口讲来,随手拈来,几乎是逢会必讲辩证法。在谈到自然科学的物理学时,毛主席提出了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指出:
  “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了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里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里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里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332页)
  以至于在毛主席逝世后的1977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与会的科学家一致同意,将“把构成物质的所有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毛主席的科学预见。
  在思想理论如何发展的问题上,毛主席指出理论发展是一个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循环往复,以致无穷的辩证过程;在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并提出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
  毛主席还经常把辩证法原理转换为党的方针政策提出来,如根据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原理,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用不怕揭露矛盾的思想,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用通过对立面的斗争达到新的统一的观点,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党内团结斗争的辩证法。
  可以说,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毛主席都能熟练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推动着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毛主席对唯物辩证法这个理论武器融会贯通,驾轻就熟,运用之广泛,论述之精妙,真是前无古人。毛主席一生的理论和实践,处处无不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不愧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唯物辩证法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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