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4-17 14:18:08 来源：草根微刊 作者：子午
4月11日，马云在阿里内部讲话谈到了最近讨论热烈的“996”话题，马云说“今天中国BAT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一是激起千层浪，马云的这番话让President Jack Ma的亲民形象一落千丈。
为了挽回这个局面，4月14日，马云又发布了一条“周末快乐”的长篇微博，直怼质疑他的公众“理性讨论比结论更重要”。按照马云的意思，马云之前卖弄情怀灌毒鸡汤就是理性的，员工拿着劳动法跟马云讲企业守法问题反倒是不理性了?
马云声称“企业不要觉得付钱就可以让员工996”，这话的意思分明就是，成功的企业主不付钱就可以让员工自觉地996，只有那些不成功的企业主才是靠着付钱让员工996。马云这碗毒鸡汤还真不是一般的毒啊。
马云又说：“正因为有这样一群人的996，997，才让上世纪我们有了‘两弹一星’，才让我们的国家在过去短短的四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话就比一般的企业主洗脑的鸡汤文高大上、“正能量”多了。这也难怪，别忘了马云还有个身份——共产党员，而且是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笔者以前的文章就说过这个问题：
马云同志沉重地说“我们在座的有一个不是共产党”。
既然，马云是共产党员，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站在共产党员的立场来审视马云的这番言论了。李大钊同志是我党的创始人，1922年5月1日，李大钊在中共建党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发表文章《五一劳动节于今天中国劳动界的意义》，尖锐地指出：
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工人为八小时工作运动奋斗而得胜利的日子，是工人站起的日子，是工人扩张团结精进奋战的日子，不是工人欢欣鼓舞点缀升平的日子。在我们中国今日的劳动界，尤其应该令这个日子含有严重的意义，尤其应该不令这个日子毫无意义的粉饰过去。
中国庆祝五一节的活动，最早可追溯至清末，曾有纪念五一节的活动在哈尔滨市举行，但规模小，影响不大。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最初是不承认劳动节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马列主义。1918年，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苏州、杭州、汉口等地向群众散发介绍五一节的传单。1919年，《晨报》出了一个“劳动节”纪念号。但李大钊认为：这仍然不是劳工社会的纪念日，只是几家报馆的纪念日，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
要知道劳工神圣在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时期在知识分子界可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就连那个后来怂恿蒋介石清党、屠杀工农的蔡元培也曾在彼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今天马云同一帮苦逼程序猿怒怼996的时候，又能见到几个公共知识分子出来怼马云呢?尽管如此，李大钊还是感觉到这帮鼓吹改良主义的帮闲文人不是真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庆祝五一的活动在当时已经有了粉饰太平的危险。如此李大钊才发出了上面那段尖锐的话。
“八小时工作制”后来也成为了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之一。1922年，中共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起草了《劳动法大纲》，明确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1949年新中国成立，根据当时政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我国法定假日的基本格局：每年四个节假日，元旦1天、春节3天、“五一”1天、“十一”2天，全民法定假日共7天。与此同时，我国一直实行的每天8小时、每周48小时的工时制度(1919年国际劳工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决定以一周工作48小时为制度)。
最初，刘少奇曾有过要求青年人放弃八小时工作制、努力工作的想法：“国营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私商小贩做生意能赚钱，国营商业为什么就不行?现在国营商业一面叫人多，一面又不放下官僚架子，每天八小时工作，晚上不办公，要那么正规干什么?我看这样搞下去，社会主义要失败，资本主义要胜利。有些青年人一讲理想，就是工资多、级别高、地位高。这不对，如何搞好社会主义才是我们真正的理想，八小时工作制、星期天休息是群众的习惯，但绝不是不看情况，任何时候都如此。在我们的工作走下坡路、搞不赢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什么还一定要坚持八小时工作?为什么不能做夜班?国营商业应当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
事实上，刘少奇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对私商小贩的认识也有拔高的成分。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特别是鞍钢宪法陆续推行之后，工人的积极性非常之高，2015年北外的大学生去北京的二七厂调研，老工人亲口讲述：“(在毛泽东时代)他们不会拒绝义务劳动和加班，甚至争先去劳动!如果有一次没让他们参与其中，他们会觉得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为什么不让我参与?”
新中国社会结构的重整唤起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作为旧中国的统治阶级被彻底推翻，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到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和平赎买，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民族资本家不再是原有私营企业的老板，他们中的很多人，有的成为国家机关、经济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有的重新选择生活道路，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农民和手工业者，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中的一员。经济所有制变革造成的单一公有制，使中国社会结构更加趋向简明。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其政治和社会地位最高，因而获得了“工人老大哥”的称号。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也是新中国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仅仅7年时间，社会面貌就焕然一新，整个国家的人民凝聚起来形成了建设新中国的合力。这是一个发扬集体主义、团结奋斗、众志成城的时代。仅以1956年为例，在全国先进生产运动中，各地区、各行业逐级进行劳模评选表彰活动，辽宁、黑龙江、吉林、江苏、上海、北京、天津和西安八个省市，共涌现出20多万名先进生产者。重工业、机械制造、建筑、铁路、纺织等行业劳模所占比例较高。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解放军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吴运铎、全国最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鞍钢工人王崇伦、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西北国棉一厂细纱挡车工赵梦桃、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副社长申纪兰等等，他们是那个时期劳模群体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也是激励和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精神楷模。
劳模与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一样，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他们创造的价值，除了必要劳动的价值以工资形式得到了补偿，其剩余劳动的价值，以税收和利润的形式由国家集中起来，再通过免费读书、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养老等高福利的形式返还给劳动者自己享用了。因此，劳模不必为生存的问题发愁，没有生老病死的后顾之忧，劳模的价值与英雄一样，主要表现在精神上，其荣誉是无价的。劳模不需要把荣誉与金钱联系起来，更不必把荣誉换成金钱，否则，不仅增添不了劳模的光荣，反而会亵渎劳模的荣誉。这不是理想主义的道德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与之相比，两弹一星精神的确有着更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毛泽东时代自始至终也没有出现过“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种尴尬局面，两弹一星的元勋们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
现在，经济基础变了，劳模的价值也必然变了。如今的劳模与千千万万劳动者一样，丧失了生产资料的“主人翁”地位，沦落为雇佣劳动者，他们创造的全部价值，除了工资报酬以外，其剩余价值都被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侵吞了。读书、住房、医疗、养老等原本应由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所承担的，变成了要靠必要劳动的价值(工资)来负担，而且孩子上学、房租房价、医疗治病、养老保健的费用年年上涨。
当老一代劳模依然沉醉于劳模的精神价值时，年轻一代的劳模则在权衡劳模的物质价值了。这不光是两代人的观念差别，更是两代人生存条件的差别，是社会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深层变化的反映。
面对这种变化，党员马云不去检讨自己作为一个企业主如何背叛了《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宗旨——消灭私有制，反而责备这届年轻人不愿奋斗，岂不滑稽?
回看百年前李大钊的话，放到这个时代简直是一点都不过时。劳模的评选在60年代中止了十几年，但这并不影响这十几年产生出更多的劳模。1977年以后，劳模评选重新继续下去了，到这些年搞的越来越隆重，越来越像一个嘉年华。不幸被李大钊言中，五一劳动节真的成了“工人欢欣鼓舞点缀升平的日子”。2005年，30多名私营企业家和23名农民工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全国劳模评选名单。到2015年的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中，企业家占企业人选的16.9%，农民工占农民的30.4%。
企业家和农名工同台当选劳模，五一劳动节表彰农民工给企业家卖命，李大钊的棺材板还压得住么?套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党员的理想国里本来是没有剥削的，马云这种党员多了，也便有了剥削。况且，马云并不是一个人，如果他在前一段阿里巴巴996是给足加班工资的，想必他的“奋斗论”就不会成为政治不正确了，毕竟“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早已成为主流话语了。
马上又到五一劳动节了，一年一度的劳模评选大约又要开始了，劳模未来的命运将会走向何方?喝下马云的这碗鸡汤，似乎只有两个方向：一是通过自我奋斗，自己去当老板，使自己从雇佣劳动者变为雇佣别人的剥削者，挤入“成功人士”的行列;二是安分于做个雇佣劳动者，而且是做个深受老板赏识的被剥削者，当好老板的奴才!
对于第一条道路，在全民创业沦为笑谈之后，大部分的韭菜就已经不奢望了;对于第二条道路，程序猿们似乎也不甘心。于是他们在搞起了996.icu，如今已经快点亮22万颗星星了，但似乎没卵用，至今还没有哪个部门站出来拿着《劳动法》去“执法”，反倒是这个话题慢慢冷却下去了。马云的加入也不是坏事情，这个反面教员当的好，大家又重新开始关注讨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