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
经纬客户端5月15日电 题：《
梅新育：中国不能陪
特朗普挑战客观经济规律》
中新经纬客户端5月15日电
题：《梅新育：中国不能陪特朗普挑战客观经济规律》
作者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中美贸易谈判屡生波折，根源在何？很大程度上源于美方决策者思想认识深陷悖离客观经济规律的误区，因此注定事与愿违；中方不可能接受对方那些不可能实现的要求，陪特朗普一起挑战客观经济规律。
实事求是地说，特朗普对美国经济的不少期望可以理解，问题是他的许多期望相互冲突而不可能同时实现。如他希望重建美国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要重建美国制造业基础，推进美国“再工业化”，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他又希望同时维持美国金融市场、金融产业巨大的泡沫，甚至还要把这个泡沫吹得更大，由于“金融荷兰病”效应，这两个目标相互冲突，不可能同时兼得。
何谓“荷兰病”？这个术语源出这样一种现象：历史上，凡是大规模开发新发现自然资源的国家，几乎都出现过制造业衰退的情况，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产业一枝独秀而非石油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欠发达或显著衰退，从1970年代以来自北海油气田取得巨额收入的英国、挪威、荷兰等发达国家，到本世纪石油出口收入火爆却苦于轻工业和传统重工业衰退的俄罗斯，都曾陷入这种窘境。之所以如此，是市场体制下的客观经济规律所致：石油收入将通过汇率机制打击非石油产业；石油业将使非石油产业在争夺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的竞争中落入下风。
同样的机制也将作用于美国这个货币霸权国家的金融服务业虚拟经济部门和制造业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只要美国依然维持着其寄生性的货币霸权，那么其金融部门就永远能够比实体经济部门提供更高的薪酬和投资回报，在国内争夺人才和资本投入等经济资源时永远占据相对优势，在代议制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环境中又永远能够获得政府更多的政策法规倾斜。在这种机制下，美国人如何能够指望本国“再工业化”取得可持续的重大成就？
“再工业化”离不开重建美国基础设施，特朗普从2016年竞选时期起就不断宣扬其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将其列为“让美国再度伟大”的支柱之一，还在4月30日与国会民主党领袖就2万亿美元10年基建计划达成初步共识。然而，当前美国资本市场平均回报率在12%左右，基建的净资产年收益率(ROE)仅有3%上下，请问特朗普如何如他所宣扬的那样吸引私人资本投入基建？……
诸如此类问题不一而足，美国的货币霸权本身就这样构成了美国再工业化的障碍，我称之为“金融荷兰病”。美国股市越是火爆，这种“金融荷兰病”越发严重。偏偏特朗普格外热衷于把美股攀上历史最高点作为自己的最大“政绩”不断炫耀，而且极度关注股市。据前特朗普经济顾问斯蒂芬·摩尔8日在拉斯维加斯“全球思想领袖论坛”(SALT)上所说，“这个人每隔几个小时就要扫一眼金融市场”。那么，特朗普究竟是想要美国“再工业化”呢，还是想要维持美股眼下一时之火爆？
再如特朗普希望在美国实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又想同时大幅度压低贸易逆差，还要阻挠中资市场准入，这样的目标组合根本不可能同时实现。须知，美国贸易逆差根源在于其国民储蓄率过低，必然需要以贸易逆差形式进口别国国民储蓄供自己使用，制造业综合效率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国必然在其制成品进口中占据主要份额；中国国民储蓄率高，必然以贸易顺差形式出口自己的国民储蓄供别国使用。我整理计算了1980—2017年间中美两国储蓄率及其差额，结果如下：
这38年里所有年份中国储蓄率均高于美国；
除1981年中美储蓄率差额为8.6个百分点之外，其余所有年份中美储蓄率差额均大于10个百分点；
有15年中美储蓄率差额在10—19.9个百分点之间；
有14年中美储蓄率差额在20—29.9个百分点之间；
有8年中美储蓄率差额超过30个百分点；
在此期间，中美储蓄率差额最高纪录为36.9个百分点。
而且，由于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出口拉动，而是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提速，必然导致其进口增长提速幅度超过出口，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在此环境下还要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只能导致贸易逆差再进一步放大。为弥补由此而来的储蓄缺口扩大，美国除了需要扩大贸易逆差之外，还需要扩大引进使用外资。所以，“经济高增长/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压缩贸易逆差/限制外资流入”，这样的目标组合在经济上注定只能是个不可能同时实现的笑话。
不仅如此，特朗普对过度管制的无效和损害经济效率深恶痛绝，执政以来也一直努力在美国国内大幅度清理废除过多、无效的经济管制；但他在对外经贸谈判中却同时想把更多的管制强加于国际贸易，甚至深入贸易伙伴众多一般意义上的国内经济管理事务之中。既然他明白在有主权国家本国权力做后盾的国内贸易中过多管制是徒劳的，那么，他如何能够指望在没有本国行政权力、执行能力作后盾的国际贸易中，居然能够有效实施过多的管制？
正因为特朗普在对外经贸谈判中许多目标相互冲突，所以他发起的贸易摩擦实施效果在很多方面事与愿违：
去年3月22日，他以一纸总统备忘录发动对华贸易摩擦，实施结果是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11.3%达到4784亿美元，超过同期全国出口总额同比增幅(9.9%)，与上年同比增幅(11.5%)不相上下；自美进口1551亿美元，同比增幅从上年的14.5%大幅跌落至0.7%；对美贸易顺差则从上年的2757亿美元猛涨17.3%至3233亿美元。
不仅如此，在此次贸易摩擦期间，美方在向中兴收取数亿美元巨额罚款之后又突如其来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供货，把这家中国电信设备厂商中最崇信美国技术、美国信用者一度推向濒临绝境。这样的做法貌似“威风”，但在全球市场参与者面前充分暴露了美国的市场信用风险，不仅激励了中国对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的加码投资，而且激励了全世界下游厂商寻求非美国货源。即使是中兴的外国竞争者，在一时兴奋之后也陷入更深刻的恐惧，不能不下大功夫寻找非美国替代货源，以免自己未来遭受中兴这样的厄运，从而有力地帮助了中国新建芯片厂家拓展市场。
而且，即使中美最终达成协议，中国恢复从美国大量进口能源和农产品(000061)，中国从美国进口这些战略物资的心理上限也必然会低于贸易摩擦爆发之前。打个比方，以前可能认为每年从美国进口5000万吨原油是安全的、可以接受的，在经过这场贸易摩擦之后，心理上限恐怕就会下降到了3000万吨。美方升级贸易摩擦越多，中方调低心理上限越多。
从宏观经济运行来看，他发动这场贸易摩擦还给美国宏观经济运行额外增添了巨大的不确定风险，提高了美国经济萧条、金融危机在明年大选年爆发的概率，有可能严重损害他自己连任的前景。从美国经济周期运行的规律来看，从2009年以来持续近10年的经济“反弹+增长”必定正日益逼近转入萧条的拐点；进一步深入分析美国宏观经济貌似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表象，可以看到其中水分不少，且存在一系列重大风险。美国政府头面人物、包括特朗普自己在经济数据貌似良好时违反经济常规不断要求降息，甚至要求重启量化宽松，实际上就是他们缺乏底气的表现。
从美国整个国家发展战略来看，特朗普发动的对华史诗级贸易摩擦也很有可能导致美国发展彻底偏离他初衷所希望的方向，即减少干预外部事务与投入、固本培元。
“强化和推广西方文明和它的成就将能比军事干涉更加有效地在世界各地激发积极的改革，而不是试图传播不是所有人共享或者想要的普适价值。”特朗普在2016年4月27日的外交政策演讲充分展示了他的理念初衷：一贯主张对外战略放弃以意识形态划线，以求减少美国卷入得不偿失外部冲突的风险，并适度收缩美国的海外存在规模，由盟国分担军事保护费，以减少军费和国际事务负担，集中资源建设国内。他发动规模数十倍刷新全球贸易史纪录的对华贸易摩擦，初衷也是想取得更多经贸利益；问题是他的团队成员们全都志在于此吗？如此大规模的贸易摩擦一旦挑起，并在他的某些团队成员努力之下旷日持久、节节升级，且有向其它领域蔓延之势，是不是正在悖离他自己的初衷呢？他需要明白，他的团队成员与他个人利益和理念志向并不完全一致。
所以，中国在中美谈判中为什么要坚持某些基本原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国家和国民发展的天赋权利，不仅仅是因为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且还因为美方许多期望、主张本身就悖离客观经济规律且自相矛盾，因此根本没有可行性。特朗普个人愿意挑战客观经济规律，那是他自己的事；但不要指望强迫中国陪他一起，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南墙前撞得鼻青脸肿，甚至头破血流。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道理说清楚？是因为美国不仅是我们在这场贸易摩擦中的对手，而且是我们作为一个成长中大国经验教训的来源。坦率、客观分析美国运用其国家力量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借鉴汲取，有助于中国发展得更好更平稳。(本文首发于“梅新育论衡”微信公众号)(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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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