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首先给 周恩来等看过然后给林彪看过再给江青。只是很多人没有锐利目光，认识不够。
历史揭秘：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一封信2015年02月03日06:46 来源：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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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毛泽东与江青合影
这里所说的“文革”初期毛泽东给江青写的信，是指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一封信。因为毛泽东写好这封信后，先给周恩来、王任重二人看过之后，由周恩来转交给在上海的江青，江青看过之后又由周恩来带此信到大连，交给在那里的林彪看过。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给江青写那样一封信？
毛泽东在那个时候比较信任江青，认为她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有功一开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是比较困难的。许多老干部对此不理解，刘少奇、邓小平等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有不同意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说，中央有“镇压群众”、“围剿革命派”的问题，才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文化大革命”初期才会有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之分。毛泽东要冲破这重重阻力而把“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是不容易的，他需要有人支持。而这个时候，江青成为搞“文化大革命”的铁杆支持者。当时，江青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经常向毛泽东汇报文艺界的情况。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文学艺术界入手，是与江青经常向他汇报文艺界的“问题”分不开的。江青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江青首先是在寻找搞“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要寻找突破口。在哪里选突破口能够既打得准确，又能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呢？毛泽东当时一时还找不到。这时，江青到了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姚文元联手，策划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此文一发，引起全国震动。文章中所涉及的问题，牵涉到中国的政治全局，引起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这些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不得不对即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表示自己的立场。因此，《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江青对中央作出搞“文化大革命”决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刘少奇等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支持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所写的《二月提纲》。但毛泽东却激烈反对《二月提纲》。由此引起了毛、刘之间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江青站在毛泽东一边。她不仅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而且组织人写出一份文件，专门批判《二月提纲》。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无论是请林彪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还是组织人写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江青都起了重要作用。还有，“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在高校搞起来的。而在高校中，北京大学又是各高校中最敏感的。那时，江青、康生等人经常去北大活动，物色“造反派”。他们物色到了聂元梓。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贴出了一张反对校长和党委书记的大字报。江青和康生立即拿来大字报的手抄稿交给毛泽东。6月1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张大字报，也是由江青具体落实的。这张大字报的公开发表，对于发动各高校起来造反，起了重大作用。
1966年8月，毛泽东自己写了一张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毛泽东在自己的大字报中称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由此可见，江青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环节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江青等极左分子的支持，也需要一些军队领导人的支持，特别是需要主管军队工作的中央副主席林彪的支持。林彪不光是表示了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而且还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但是，林彪的这个讲话很特别，他是专门讲中外历史上政变问题的，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当时，毛泽东正在南方，他看了林彪的讲话稿，对林彪的一些提法不满意，有担心。毛泽东此时提笔给江青写信，其目的是：一方面要把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想法告诉坚定支持他搞“文化大革命”的江青等人，他认为江青等人是“左派”。另一方面，也把对林彪讲话的看法和自己的担心告诉江青等人。这也表明了毛泽东当时对江青在政治上的信任。这自然是毛泽东写这封信的直接原因，但是，从信中的内容来看，毛泽东要写这样一封信，是早就有思想基础的。
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正确估计
1964年年底，毛泽东改变了他过去一直认为的问题在于基层干部的看法，转而认为，中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会不会变修，关键是干部，而在干部中，又关键是领导干部，在领导干部中，关键又是中央的领导干部。他认为，中国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上头。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了“先搞豺狼，后搞狐狸”的概念。
1964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他还引用杜甫的诗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以此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二十三条”，本可继续推进“四清”，但奇怪的是，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却对“四清”很少谈起。
原来，毛泽东已经对通过“四清”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失去了信心。他认为，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才能达到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目的。他说：“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他认为，如果不来一次全面发动，照过去的样子继续发展下去，干部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在同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谈话时说：“党是可以变化的。”“中央也有两个前途。”“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毛泽东说这些话，明显表示出了他对原来确定的接班人刘少奇的不放心。几天后，毛泽东在同罗瑞卿谈话时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毛泽东在这里说的“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六二年刮歪风”，明显就是指刘少奇。他还认为，中央存在的问题，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问题，他代表的是一批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的主张和利益。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提到地方造中央的反的问题。10月10日，他在颐年堂同各大区的第一书记谈话时，突然岔开本来是谈具体的“小三线”建设问题的话题说：“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10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又一次岔开本来是研究小钢厂建设的话题说：“我不怕你们造反。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1966年5月，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撤销了《二月提纲》，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毛泽东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在党中央内部已经占了上风。根据他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发出了《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这份文件中亲笔加写的一段文字中，十分明确地点出了中央内部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问题。毛泽东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是指刘少奇。不久，当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并且派工作组指导“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他在镇压群众，中央存在危险。他在南方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毛泽东给江青写的这封信，实际上是他思考了很长时间的产物，是他对中国政治形势错误估计的必然结果。只不过，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得更直白一些、更清楚一些罢了。他在信中，把他不能对别人说，也不好对别人说的话，以及他内心的隐忧、担心，他怎么样打倒以刘少奇为代表人物的“修正主义分子”，即他在信中所说的“右派”等问题，都写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