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琮英:丈夫是任弼时,嫂子是赵一曼,共生了9个子女,守寡53年原创2022-01-05 18:05·小铁说历史俗话说得好,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任弼时夫妇便是如此。众所周知,任弼时是新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人物,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重要贡献,也是我党重要的开国领袖人物之一。
他之所以能有此成就,与妻子在背后的默默支持是分不开的。然而很少人知道,任弼时的妻子名叫陈琮英。听到陈琮英这个名字,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很陌生,几乎没有听说过。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名字,却与一个个伟大的历史人物紧紧联系在一起。
细细数来,著名抗日英雄赵一曼是陈琮英的嫂子,而任弼时是陈琮英相伴一生的丈夫。对于任弼时,可以说,没有陈琮英也就不会有历史上伟大的任弼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任弼时和陈琮英的结合居然不是自由恋爱,而是传统的包办婚姻。
即使如此,这对夫妻也被称为是最佳的包办婚姻,以至于任弼时曾经感慨,下辈子咱们还要被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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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任弼时和陈琮英[/p]
任弼时出生在长沙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任裕道是一名乡村教师。任裕道的前妻是陈家的女儿,两人结婚后感情深厚,可惜陈氏不久病逝。陈氏去世后,任裕道为了纪念前妻,一直保持与陈家的来往,关系密切。关系非常好时,两家许下约定,任裕道续弦后如果生下儿子就与陈家侄女联姻。
1901年,陈琮英出生。陈琮英将近两岁时,母亲便因病早逝,父亲外出谋生,她只能来到兄嫂家里生活。陈琮英的兄长是陈达邦,一位老革命志士。陈达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结识赵一曼,两人结为伉俪。因此赵一曼也就成了陈琮英的大嫂。
不过相比于赵一曼的英雄事迹,陈琮英的一生则显得平淡许多。但同样她的命运也非比寻常。
当时任裕道续弦后,生下儿子任弼时。按照两家的约定,任弼时就与陈琮英结下娃娃亲。那时由于两家这种特殊的关系,陈琮英从小就经常住在任家。任家长辈也非常认同两人的婚事,将陈琮英当成亲生的孩子,亲切关心。
常年在学校读书的任弼时,性格乖巧忠厚,非常听从父母长辈的话,于是对陈琮英也是关怀备至,两人经常来来往往,两小无猜。
陈琮英12岁时,父亲干脆将她送到任家当童养媳,从此陈琮英开始住在任家,与任弼时日日相处。彼时两人也只是小孩,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任弼时将陈琮英当做兄弟姐妹一样照顾,而陈琮英也将任弼时当做弟弟一般照顾。
1915年夏,任弼时进入长沙第一师范附属高小读书,陈琮英便回到父亲身边,在长沙北门外一个小织袜作坊当童工。那时任弼时只要一有时间,便会来看望陈琮英。而每次任弼时到来,陈琮英便会尽自己所能,弄一些好吃的给任弼时吃,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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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陈琮英[/p]
当任家情况不好,任弼时被迫要辍学时,陈琮英挺身而出,拿出自己的积蓄供任弼时读书。自此陈琮英开始省吃俭用,攒下微薄的工钱,再悄悄给任弼时,让他继续读书。长久以往,任弼时才完成自己的学业。
这样的默默支持,陈琮英是从十几岁开始的。那时她与任弼时就开始相互扶持,相互理解。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两人的感情虽然不是轰轰烈烈,却是在年少时患难与共缔结起来的。他们两人互相同情,相互体贴,紧紧纠缠在一起。
最好的爱情,是双方共同进步,因此任弼时奔赴莫斯科留学后,特意写信给父亲,让家里支持陈琮英读书,这是关于他一生的大事。
此时陈琮英也是十七八岁的姑娘,深知任弼时此去难以预料,她还是选择支持。不过两人虽然无法见面,任弼时还是经常寄回书信,讲述自己的生活学习情况等,常常情谊流露之时,也不乏浓浓话语。
但是陈琮英没有读过书,显然看不懂任弼时的书信,只好让同村人帮忙念信。次数多了,陈琮英也不好意思。她渐渐觉得,任弼时现在是一个留学生,又有很高的学问,而自己连字都不认识,将来还怎么配得上任弼时?
于是她开始萌发要去读书的念头,一定要跟上任弼时的步伐。加上任弼时当初的交代,任家也有意帮助,最终陈琮英进入自治职业学校读书。
来到学堂读书,对于陈琮英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生活。当时由于旧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她小时候只见过哥哥读书,自己却是没有上过学堂的。而且她很明白家里的情况,也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上学堂。
但如今机会来了,她自然万分珍惜,绝对不会放过,可现实却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学堂的学习生涯中,她上午去学校读书,下午还得回到工厂工作,晚上回到家里料理家务,照顾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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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任弼时[/p]
这样一天下来,直至深夜,她才有时间趴在灯下,认真温习白天的功课。一开始,由于时间繁忙,她不能很好地将内容全部学会。但是她也不放弃,从一个字一个字开始学起,一个字一个字地模仿。
就这样,她才慢慢认识很多汉字,也能渐渐试着依靠自己读信。刚开始她还是很吃力,就猜测信上不认识的字,十有八九她都能猜对,对此她非常满意。
在其余的闲暇时间,她便经常抽空回到任家,看望任弼时的父母。每次去看望,她总要想办法带些东西过去。到了任家,她又开始忙活家里需要拆洗的被褥,准备过冬的柴火等。她的真诚以待,也得到任家人的认同。
每次陈琮英来到任家,任家人都特别高兴,家里的几个小姑子还闹着叫她嫂子,嫂子,叫得陈琮英的脸颊红彤彤的。
1924年,任弼时回到中国。在中央的任命下,他来到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教授俄文,并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这时的任弼时,要学问有学问,要地位有地位,人又长得英俊潇洒,一时成为学校的出名人物。
很多人得知他还是单身,经常给他介绍一些漂亮又有学问的对象,甚至还有一些大胆的姑娘,主动出击表露心意,不过都被他拒绝。他真实告知,家里已经有了爱人,心里都是她,哪里还有位置装下其他人呢?
时间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任弼时依旧忙碌革命工作,陈琮英则忙碌工厂工作,两人一直未能团聚。陈琮英身边的女伴都已结婚生子,而她还在等待任弼时回来。有人问她:“琮英,你那位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娶你啊?”
听到这话,陈琮英什么都没有说,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她相信任弼时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她一直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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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陈琮英和任弼时结婚照[/p]
陈琮英的等待换来了好的结果。1926年,为了掩护任弼时繁重又危险的革命工作,党组织批准任弼时完成结婚仪式,建立家庭。不久,王一飞奉党组织的命令,将陈琮英接到上海,完成结婚仪式。
同时任弼时也回到上海,正式与分别六年的陈琮英见面。久违的见面,两人心中有说不完的话语。在陈琮英的眼里,任弼时西装革履,英俊帅气;在任弼时的眼里,陈琮英虽然穿着一身土气的打扮,不过还是那个熟悉的她。
4月份,这对从小结下情谊的情侣,举行结婚仪式。结婚仪式非常简单,既没有丰盛的酒宴,也没有奢华的布置。但是瞿秋白,杨之华夫妇等人都是婚礼上的座上宾,大家共同祝愿这对新婚夫妇,永远做一个革命夫妻,共同进步。
从此,在任弼时的带领下,陈琮英也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位意志坚定的革命战士。
两人结婚后,任弼时继续忙碌革命工作,陈琮英担任一名交通员,负责秘密传送文件。每次任弼时写好书信或者文件,陈琮英就负责秘密将文件送给中共领导人,或者是送到中共的秘密印刷厂。
每次陈琮英要出门前,任弼时总是叮嘱她,要早去早回。如果发现后面有人盯着你,千万不能立即回家,要将后面的尾巴甩掉再回家。如果遇上敌人盘问,也不要慌张,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陈琮英刚开始工作时,身体瘦弱,双手粗糙,又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在上海灯红酒绿的世界里,她经常遭人嫌弃。每当这时,任弼时会耐心安慰妻子:“不要怕,我们是来干革命的,你要学会在新的环境下生活。”
她听到革命一词,不懂得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任弼时的安慰,让她的心里暖暖的。她只知道,丈夫任弼时对革命非常执着。也正是因为如此,她下决心要跟着任弼时好好干,继续为党组织做更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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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陈琮英和任弼时[/p]
即使如此,两人的处境还是不安全,甚至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任弼时夫妇只能不停更换住处。很多次,他们都只能住在上海称之为亭子间的房子里。房子又矮又小,连头抬不起来,里面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就没有剩余的空间。
这还不是最艰苦的,最艰苦的是满足生活的温饱。当时由于党组织缺乏经费,地下工作者只有一点补贴,根本不足以满足生活的需要。尽管任弼时两人非常节俭,也只能啃大饼,喝白开水度日。有时候遇上特殊情况,两人还要饿着肚子,坚持工作。
这样的生活,虽然非常艰苦,但是夫妇二人相濡以沫,志同道合,心里也并不难过。
难过的是,面临敌人带来的危机,生命垂危。1928年,任弼时不幸被捕。陈琮英收到任弼时被捕的消息,连夜带着女儿扒上火车,奔赴长沙,找到何维道出面营救任弼时。历经一番周折,她终于救出任弼时,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不幸患病去世。
任弼时出狱后,得知孩子去世的消息,紧紧握住妻子的手,久久没有说话。他们作为党的儿女,将自己所有的一切奉献给党,坚强不屈就是他们的品格。
1929年,任弼时再次不幸被捕,受到电刑摧残。陈琮英接到消息,伪装成商人太太,与凶残的敌人周旋,再次救出深陷牢狱的丈夫。这两次陈琮英的挺身而出,无不在证明着陈琮英对任弼时的深情。
当然,数年来的地下革命工作经历,他们也付出很大的代价。由于工作的原因,他们的前三个孩子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幸夭折,这对陈琮英来说是不小的打击。
1931年,根据党组织的命令,任弼时要前往中央苏区工作。正好当时陈琮英怀孕,不能同行,只能留下。两人临别时,任弼时耐心安慰妻子:“不要害怕,要坚强起来,孩子出生后,不管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希望他能有个远大的志向。”
可孩子出生不过百天,陈琮英和孩子就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牢狱中,她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乡下妇女,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也绝不供出党组织的重要消息。
即使如此,她还是被关押将近半年。这半年来,她吃了很多苦,不满周岁的女儿更是饿得面黄肌瘦。最终因为敌人一直没能掌握证据,加上党组织的营救,陈琮英被释放出狱。出去不久,她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让她赶到中央苏区。
无奈之下,她将女儿托付老家,踏上前往江西苏区的道路。就在江西瑞金苏区期间,陈琮英的革命进程也发生一次历史性的变化——在邓颖超的介绍下,陈琮英成功入党,加入中央机要科工作。
能够进入中央工作的同志,必然是深受党组织信任的革命同志。而陈琮英长期的地下工作,加上在牢狱中的表现都表明,她已然成为一名意志坚定的革命者,受到党组织的重视。
后来,任弼时担任省委书记,大力动员青年同志参加红军,壮大红军队伍。他想到自己的妻子陈琮英做过地下工作、机要工作,还没有来到农村做过宣传工作,于是建议陈琮英去农村开展革命工作。
不久,在任弼时的建议下,陈琮英报名参加一支扩红宣传队伍,到处走家串户,讲解红军政策。在她的努力工作下,她成功介绍当地不少青年女子加入红军,拉出一支娘子军回到部队。
完美完成任务后,她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回到住处,她与任弼时分享这一好消息。任弼时听后,拉着陈琮英的手说:“哈哈,我们的陈琮英长本事了,学会招兵买马了,可了不起了。”任弼时由衷地为陈琮英的进步感到高兴,两人也真正成为一对相互进步的革命伴侣。
1934年,任弼时跟随部队开始西征。路上陈琮英再次怀孕,生下一个儿子任湘赣。但当时革命形势严峻,行军路途艰苦,她只能把儿子交给老乡抚养,可惜后来下落不明,彻底失踪。
不久红军长征又开始了,陈琮英跟随任弼时,踏上艰难的长征路程。部队行军至阿坝的草地时,陈琮英生下一个女儿任远征。当时红军的条件非常艰苦,没有粮食,陈琮英刚刚生产身体虚弱,任弼时的身体也不好。
尽管如此,任弼时依然拖着病体,跟着朱德一起挖野菜,钓鱼给陈琮英补身体,养育幼小的生命。那时任弼时背着孩子,一手搀扶陈琮英,艰难地踏上行军路程。他们夫妇二人能够走完长征,真是历经种种艰难,十分不易。
当时也有很多红军战士生产,不过他们都选择将孩子交给老乡,而任弼时夫妇硬生生将孩子带出了长征,可见任弼时夫妇对孩子的深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弼时前往战场前线,与敌人战斗,而陈琮英则留在苏区工作。为了革命工作,她再次选择将孩子送回老家,安心开展革命工作。几年后,根据中央的命令,夫妇俩来到苏联,度过两年异国时光。期间,他们生下一个女儿任远芳。
解放战争爆发后,任弼时夫妇不得不将女儿留在苏联,返回国内参与战斗。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只能忍痛将一个个子女送走,无法留在身边。
1946年,因为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加上昼夜工作,任弼时身体不堪重负,被检测出患脑血管硬化,影响双目视力,病情非常严重。或许他此时停下工作,还能有一线康复的机会,可惜历史和现实并没有给予他这样的机会。
次年,胡宗南大举入侵延安,党中央一分为三,任弼时成为前委成员,留在苏区继续指挥斗争。在苏区,任弼时拖着病体,布置警卫,组织抗战物资,参与指挥战斗等工作,成为苏区最忙碌的人。
妻子陈琮英便一边照顾任弼时的身体,一边忙碌革命工作。期间,她生下最小的儿子任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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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任弼时[/p]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任弼时来到苏联接受治疗。治疗过程没有持续多久,伴随朝鲜战争的爆发,任弼时又开始忙碌工作。
这时他又忘记医生的嘱咐,开始彻夜不眠地工作,每天忙碌来自四面八方的政务,昼夜不休。妻子陈琮英担心他的身体,劝慰他好好休息,明天再继续忙。任弼时坚持不肯,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情。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下,任弼时突然爆发大面积脑积血,最终去世。
任弼时的去世,对于陈琮英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去世时,家里最大的女儿19岁,最小的儿子才9岁,陈琮英看着年幼的孩子,擦干眼泪,支撑起家里的一片天,养育四个孩子长大。
1965年,最大的女儿任远志参军。那天任远志穿着一身军装回家,让陈琮英看看。陈琮英看到女儿的军装,非常高兴。那时的军装还非常像当年红军长征的军装,陈琮英看到军装,忍不住对女儿说:“远志啊,我也很想穿军装。”
听到这话,女儿心里明白,母亲陈琮英是想起曾经的革命岁月。令人宽慰的是,1986年中央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中央给予每人一顶红军帽作为纪念。陈琮英拿到军帽后,爱不释手,照着镜子戴上去又摘下来,恋恋不舍地看着军帽。
在她心里,那段与丈夫同甘共苦的革命生涯,是她心里永远难以忘怀的记忆。
任弼时去世一年周年纪念日,周恩来特意看望陈琮英和孩子。陈琮英非常感激组织的关心,不愿意给组织添麻烦,选择独自抚养孩子长大。为了养育4个孩子,她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上学。
她勤恳的付出,也换来好的结果,任家几个孩子都平安长大,并且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一个个都上大学,入党,工作,生活幸福美满。孩子们还从父母的身上学习到勤俭节约,勤劳奋斗的优秀品质,都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陈琮英晚年时,身体也开始渐渐衰弱,不得已住进医院。但她依旧保持乐观的生活作风,咬牙挺过病痛,坚持脱离病床,来到地上走一走,看一看。病情严重时,身体极度衰弱,她只能躺在病床上。直至最后一次病危,陈琮英再也没能挺过疾病的折磨,最终离世。
任弼时夫妇一共生了9个子女,自从任弼时去世后,陈琮英守寡53年。在这漫长的53年里,她尽心养育孩子长大,钟情回忆以前的革命生涯。她的一生历经坎坷,历经丧女,丧子,丧父,她都坚强挺过,用坚韧不拔的精神挺过人生的苦难。她像丈夫任弼时一样,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斯人都已逝去,而二人留下的爱情传奇依旧被世人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