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31 14:33:05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秋石客
秋石客：左派要积极引领依法治国 ——人民治国胜过依法治国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夕，中央高调提出依法治国，引发了中国各种政治流派争论不休，王伟光一篇阶级斗争论，左右共同掀起喧然大波，明显要为依法治国注水，然全会照样招开和结束，只字没提阶级斗争，左右白闹了半天，原来特色政治是独联体，既不走左路也不走右路，是执政利益至上路。全会虽然结束了，公报也发表了，但依然需要进一步研讨如何治国问题，左派要积极引领依法治国。 一、对依法治国的评估 对依法治国的通过，左派、右派等都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都有乐观支持派和悲观反对派。 左派乐观支持派据说又以有党的领导类文字自作多情地高叫赢了、胜利了的陈词滥调，根本不知依法治国政治跟社会主义政治风马牛不相及;左派反对派认为不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依法治国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治，甚至于有批判者称依法治国标志改革开放彻底破产，依法治国是特色党最后的救命稻草。 右派乐观支持派以依法治国这一资产阶级政治理念被高度认可，得出右派取得阶段性伟大胜利，多党制及宪政的实现胜利在望;右派悲观反对派认为法制前面加上党的领导、人民主体依法治国不过是表面文章。 过分的乐观与悲观及支持和反对依法治国，都是片面和不足取的。因为阶级斗争和道路斗争及治国斗争等都没有结束，谁胜谁负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左派应该综合历史上的不同治国比较，积极面对依法治国，发出毛主席的人民治国最佳政治声音是必要和必须的。 二、古今治国之比较 中国是世界政治历史最悠久和丰富的国家，讲治国必须了解和借鉴中国政治史。中共要研究治国问题，应该说可喜可贺，但治国策要有更多智慧，要分清不同阶级的治国，要慎言和慎行依法治国，不信人民信条文，把国家兴盛寄托在法律上是片面和错误的。 中国的政治学博大精深，有数千年历史，经过了很多阶段，需要学习研究。 禅让制是中国早期政治，后来国家形成后，夏朝政治细化了，有了国家机器，王者靠暴力治国。 政治家是学鲧治水还是学大禹治水?应该是学后者。 中国氏族公社后期，“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意思是大水与天相接，浩浩荡荡包围了大山，淹没了山丘，民众被大水吞没。 舜帝面对水患很着急，先是令水官鲧治水，鲧是禹的父亲，也是很吃苦的官，但他治水路线不对，用的是筑霸堵截大水办法治水，尽管费尽心力，终因水大而治水失败并获罪被杀。 舜帝又令鲧的儿子禹治水，禹吸取父亲围堵失败教训，勤政过于父，娶涂山氏号女娲为妻，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方法胜过父，改用疏通，禹乘坐着车、船、橇、轿四种交通工具， 顺着山路砍削树木作路标，和伯益一起把刚猎获的鸟兽送给民众。 最后疏通了九州的河流，使大水流进四海，还疏通了田间小沟，使田里的水都流进大河。和后稷一起播种粮食，为民众提供谷物 和肉食。还发展贸易，互通有无，使民众安定下来，各个诸侯国 开始得到治理，天下归心，终成五帝之一大禹。 大禹治水和鲧治水，一成一败，是中国古代有名的正反两面政治故事，意义深远又现实。 改革后中国向题成堆，百姓就业艰难、上学无钱、看病无门、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房价翻翻、股市圈钱、贫富差距、贪污腐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黄赌毒黑、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等丑陋问题充斥着整个社会，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群体造反风起云涌。 对改革后中国向题成堆怎么办?是采取鲧的围堵失败之路还是禹的疏通胜利之道?明显摆在中国政治家面前。 对改革后中国向题成堆的解决办法，当代政治家的正路是行禹的疏通胜利之道，拒鲧的围堵失败之路。如此，则天下幸唉，不如此，则天下悲唉! 周朝确立封建制，形成社会基础奴隶、奴隶主和平民三大阶级，周王朝家族及权贵是统治阶级。周朝治国主要靠的是礼制，也就是依法划定等级制，加上伦理道德，思想领先，德育领先，为统治者服务，周寿命近八百年。孔子很崇拜周朝，曰“吾从周”。 秦朝片面强调依法治国，长处是只有贵族当官这个传统被打破了，有战功奴隶身份可改变，调动了下层奴隶的积极性，又有反封建性质。秦朝的错误是忽视德治，执法太严了，法律面面俱到，控制太严，权力一旦被坏人控制，天下就糜烂了，人民不堪忍受，造反了，成了短命王朝。 到了汉代，高祖吸取秦亡教训，是废除单靠法治的，反对法多，只约法三章。西汉早期政治是法、道结合，到汉武和董仲舒时提出了尊儒，法律和道德的兼容并包，相辅相成，成为政治学的一个高峰。 唐代兴起确立科举制，网罗天下精英为国出力，出现文官治国，加上德法兼用，使帝制政治更加成熟。 清朝政治达到很高水平，代表者当为雍正皇帝。 爱新觉罗.胤禛(1678年—1735年)，是清朝第五位皇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年号雍正，庙号世宗，终年58岁，葬清西陵之泰陵。雍正在位时期，充分体现了其非庸主，雍正功成之后，才有了六十年的乾隆盛世。 雍正政治特色主要有： 1、合法接班 雍正帝为康熙帝第四子。康熙后期诸皇子为谋求储位，各结私党，勾心斗角极为激烈，太子胤礽两立两废，争夺储位斗争转入暗处。胤禛表面不问政事，沉迷问佛释道，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维持和气，暗中与年羹尧与隆科多交往，加强自己的势力集团，同时向父亲表现出孝顺，以赢得康熙的信任。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死，他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 史学对雍正继位的和法性争议很大。流传的把"十改于"的改遗诏之说不成立，因为清朝内宫重要文件用满文或满汉双文，现存的康熙遗诏是身故后由雍正和大臣们拟就并颁布天下，并非康熙真迹，所以遗诏说有争议。实际上胤禛的皇位不是篡来的，不是改遗诏偷来的，不是杀父夺来的，而是康熙传授的。康熙选择了胤禛为雍正皇帝。 2、重用人才，打击政敌 胤禛即了帝位之后即重用康熙十三子胤祥，重用年羹尧和隆科多，宠信四位臣工：李卫(安徽人)、田文镜(福建人)、张廷玉(安徽人)、鄂尔泰。而康熙皇八子胤禩先是被安抚封为亲王，后被削宗籍和圈禁，并被改名为"阿其那"，康熙的皇九子胤禟发往西宁, 后被削宗籍和圈禁, 并被改名为"塞思黑"。皇十子胤誐被圈禁,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禵先是派去守陵，再后来受圈禁。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后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年羹尧封为一等公，成为实际的西北王。隆科多为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兼理藩院，赐太子太保衔，被雍正尊称为“舅舅”。两人都显赫异常，但未过几年，即被雍正整肃。年羹尧令自裁，隆科多被禁死。 相比雍正重用人才和打击政敌，当今的所谓不争论、不折腾，实为下策。 3、加强政改 雍正七年，因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泻机密，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后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军机处的大臣由皇帝挑选，由内阁大臣兼任，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跪受笔录，他们的活动都是在皇帝的监督下的，旨意完全是按皇帝的话记录的。可见，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专制独裁，所以一旦出现之后，便被皇帝抓住不放，不但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愈来愈扩大。议政王大臣会议实际废止，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 雍正朝的立储制度改为秘密选储制度，即皇帝在位时不公开宣布继承人，而将写有继承人名单的一式两份诏书分别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和皇帝身边，待皇帝去世后，宣诏大臣共同拆启传位诏书，确立新君。这样使得使皇位继承办法制度化，也在很大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康熙帝晚年诸皇子互相倾轧的局面。 雍正朝还在中央创立密折制度监视权臣，当今也可借鉴学习。 3、敢于外战 雍正朝重用年羹尧和隆科多。年羹尧先后被任命为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赴青海征讨厄鲁特罗卜藏丹津叛乱噶尔丹，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于雍正元年支持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纠集20万人进攻西宁反清，雍正命年羹尧、岳钟琪率兵讨伐，大胜，青海完全归入满清帝国版图。雍正五年派遣策凌为首席代表与俄国签订《布连斯奇条约》，第二年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划定了清俄中段边界，稳定了清俄边界局势，促进了清俄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贸易。中国改开后的外交不敢外战是大错误，对日本，对菲律宾等挑战都应坚决进行军事打击。 4、经济政策 雍正朝在税制上推行“摊丁入亩”， “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 实为重点向富人征税，如同西方向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对此，今中央应借鉴学习。 5、执法严格 雍正朝执法严格，作风雷厉风行，严猛行政。对“姑息养奸”、“贪庸不肖”，因循贪婪的官员，雍正帝则坚决排斥。雍正初年，山西、湖南、浙江等省就革掉许多这样的官员。在湖南，州县官65人在一年之内就革除了30多人，个别省革除十分之九。清除败类对整顿官吏队伍自然有很大作用。康熙末年财政亏空严重，雍正位后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场钱粮大清查。他组织了一个得力的领导班子，由康熙十三子怡亲王允祥总理事务，皇舅隆科多、大学士白潢、尚书朱轼会同办理。清查亏空首先在中央进行。地方上的清查也普遍进行。清查不力的官员，则予以调查处理。清查使财政好转，雍正末年国库存银增至3000余万两，同时惩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抄贪官污吏的家财，解决急需。雍正朝执法严格也可令今中央应借鉴学习 6、废除贱籍 雍正帝在人权方面有一项重大改革，那就是削除贱民籍。贱民指奴仆、娼优、隶卒、乐户、惰民、蜑户(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不能上岸居住的渔民)等。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不能与一般人为伍，不能读书，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雍正元年，山西、陕西因明建文末年未依附朱棣而被编入“乐户(官妓)”籍的后代，雍正命令摘除其“乐户”籍，使其成为民户，同年九月，他下令除掉绍兴曾反对朱元璋的那些人后代的“惰民”籍，使其成为民户，五年四月下令免除粤东“蜑户”籍，使其成为民户。今中央应借鉴学习雍正废除贱籍，废除戸口制度，统一人的平等身份，则天下归心。 总之，中国古代治国多是法德并举，外加人治。 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制有它的特殊性，也不是真正的依法治国，而是配有宗教做道德，控制了人的思想，也是法德并用。 政治家要明白法律的本质。法律是有阶级性的，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之一，不是全部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肯定不同于其他社会政治，其本质是政治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上是公有制、计划、公平分配，文化上是强调利他主义。立法和执法都要强调阶级性，要把法律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不能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宪法和其它法的关系，宪法是根本大法，是母法，其他法都是子法，子法不能违背母法，全会后要研究当前中国法的现实中子法反对母法问题，要同一切违反社会主义宪法的言行作斗争。 法律万能论要不得，依法治国的口号是片面和错误的。现在，如果只提依法治国，连过去封建政治家的法、德并用治国都不如，法律多如牛毛，有害无益，治国成本将无限扩张。只是提倡依法治国，从理论到实践都不成立。 三、毛主席的人民治国等治国思路 综合来看，中国的政治学，古代的法德治国比当代中国改开的缺德治国好，西方的法治，有宗教在起调解作用，也比现在的中国政治好。要充分学习毛主席治国思想，毛主席治国是高端政治，其核心是依靠人民治国。毛泽东的做法，将各方面的治国理念综合为一，加以提高，是最高明的治国，不但是历史王朝所不能比，更是改革后政治所不能比肩的。毛主席的人民治国等治国思路是新社会主义政治方向。 如果法律党提出对人民不利的法律，再提以法治国，是不是对人民实行专政?显然是。依法治国，首先要政治挂帅，搞清依靠什么性质的法。要突出毛泽东时代的治国思想。单讲依法治国是错误的，是独迷信法律，离开了人民性，不征求人民的意见，不经人民的同意，什么法律也是无效的。毛主席治国内容主要有： 1、道路 毛主席政治学中一个重要内容是道路治国，走什么道路是决定性和全局性的，毛主席一直强调走什么道路问题。 新中国初期道路是新民主主义，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五星红旗，中间的大星就是共产党。四个小星星工人、农民、资本家、小资本阶级都包括在内，是允许资本主义存在，打击的是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走的是新民主主义道路。一九五六年后，毛主席搞继续革命，是试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体，走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的政体是什么?是毛主席确定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制与政治协商制的协商共和制，政协相当于上院，人大相当于下院;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政治;是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并用的政治。 2、党的领导 毛主席政治学中还有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能政出多门。要民主与集中相结合。 3、阶级斗争为纲 毛主席治国还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革命、促生产、促文化、促工作、促战备。 4、政治挂帅和思想领先 毛主席强调政治挂帅和思想领先。不是个人的领导能力，是政治建军，是思想指导。一个简单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把军队治理了，让共产党充满了战斗力。共产党要懂政治治国，治国也首先是政治挂帅。不强调无产阶级的政治，社会必然走向偏路。 5、路线 强调路线决定一切，是毛主席建国和治国的独到供献。 5、人民治国 毛泽东在政治上是基本赞同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和以往任何专政有根本的不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区别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阶级专政。因为剥削阶级是少数人要统治多数人，所以国家的暴力职能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所以要设常备军，要设暴力机构官吏﹑警察﹑特务﹑法庭和监狱等国家机器。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所以要不断削弱国家的暴力职能，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武装的人民代替常备军，用群众专政机构代替国家暴力机构，用公仆代替官吏，用无产阶级民主制(普选制﹑罢免制﹑监督制)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首次试验，虽然时间很短，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原则，马克思认真总结了巴黎公社经验教训和原则，对这些原则，按马克思的说法是永存的。 毛主席建强调反修防修政治。建国后，毛泽东又不得不迅速面对斯大林的政治遗产，各种因素迫使新中国向老大哥一边倒，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基本上照搬到了中国，有利有弊。利是得到了苏联的巨大援助，弊是苏联共产党的许多不良作风，如专制专权、修正主义思潮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始蔓延，逐渐使中国共产党陷入了困境。虽然斯大林1953年就去世了，但他的思想路线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是很大的。对毛泽东来说，当时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背弃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宗旨和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同党内形成的特权阶层同流合污;要么坚持共产主义理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思想，坚持继续革命。为此，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党内特权阶层分道扬镳，彻底发动群众，重新组织队伍，粉碎党内外的特权阶层和修正主义思潮。毛泽东最终选择了后者，并为此战斗到死。 从政治层面看，毛泽东早期反对官僚特权，但没能解决问题。毛泽东晚年，面对国际反华反共势力的猖獗和国内党内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的干扰、反对，毛泽东迫于无奈，终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主张立法和执法的人民化。毛时代的“枫桥经验”，少数的坏人，由多数的群众来管理了，对敌我矛盾，用法制；人民内部矛盾，用调解化解的方法去解决，效果很好。毛泽东主张用群众大民主保障集中制的健康生存，利用群众专政，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老中青三结合，两参一改三结合等措施进行试验，以求建立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政治模式。但是，由于他的下去世过早导致了他的新社会主义政治试验中断。然而，文革之后的改革复辟历史无情地证明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毛派就是要完成毛泽东的伟大理想。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很有价值，文化大革命为中国及全世界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社会发展思路研究课题，也为新社会主义政治学奠定了基础。 总之，中央要研究治国，一定要比较一下古今中外不同的治国方式，更要集毛主席治国大成，避免片面性，坚决避免被资产阶级政治学所误导。 四、改开后的依法治国考评 仅提依法治国，就是抛弃了毛主席谈化法律的阶级斗争治国、政治治国、思想治国、人民治国思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被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置了，犯罪根源私有制不除，扩大公检法，增加维稳费用表明，依法治国不仅不能治国，只能乱国! 改革开放后比较强调依法治国，治的怎么样?实在不怎么样。巩献田有文透露： “远的姑且不说，仅上届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胡温上台开始的2003年，全国发生治安案件599万件，万人均47.6件;而到换届的2012年发生1388万件，万人均102.件，即增长了1.32倍。注意，这里所谓治安案件，是指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尚未构成犯罪受刑罚制裁、而是指触犯行政法律规范、破坏行政管理秩序、因承担行政违法责任受行政处罚的案件。治安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超过一定程度，往往构成犯罪案件。” “我国的刑事犯罪，从1950年开始到2012年，发展趋势正好是一个“V”字形，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平均每年判处刑罚的在六、七十万人左右，最低犯罪率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动乱年代”，即1967年、1968年、1969年，这三年被判处刑罚的每年不超过10万人，分别是54978人，71229人，87502人;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97年之后，被判处刑罚的数字一直上升，2003年被判处刑罚的是73万人，到2012年是115万人，增长57.7%。最近五、六年来，每年被判处刑罚的都是上百万人。(上述数据均来自《中国法律年鉴》和公布的相关部门的报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仅仅是犯罪被侦破的案件，实际的社会犯罪数量比这要大得多，尤其是党政干部犯罪即贪污腐败，众所周知，其破率案是非常低的，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过去讲，一般不会超过5%。同时，还要注意，目前社会犯罪，其恶性程度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不少案件是对中华民族延续已久的传统道德、习俗和伦理的严重挑战和践踏。其中，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互相残杀的案件时有所闻;大学生、大学毕业生、教员犯罪也时有报道;教授、科学院的院士犯罪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这与中国历史上文化人犯罪的极少，所谓“状元贪官”极其罕见的传统决然相反。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对于党政干部的腐败犯罪案件，惩治力度空前大，揭露出的贪官污吏其数量之多、其罪之大，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卖棺材的商人生意好，正说明死人多!社会揭露的犯罪多，正说明法治状况的不良!律师多、律师挣钱多，说明社会矛盾纠纷多。目前的社会治安和犯罪状况，不能说明社会秩序好，更不能说社会和谐，与所谓“盛世中华”更不沾边。 在反贪方面新一届中央是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好评的。问题是要思考其原因和找出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绝对不能就法治论法治，因为法治是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的!” “有的报刊曾经透露，我国每年自杀者30 万人左右!” 巩献田同志文揭示了一个事实，依法治国是失败的治国理念。 五、左派对依法治国要打好五个战役 左派虽然批评依法治国和赞颂毛主席的人民治国，但还必须面对中央己经通过依法治国决定的事实，要积极应对，努力做好以下五个方面： 1、争夺立法权 既然是依法，那么依什么样的法和立什么样法就成了关键所在。而立什么法，就要看立法权掌握在什么阶级人手里。如果立法权掌握在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手里，就会出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不受侵犯的法律，就会出台人民的工作、住房、上学、医疗、退休、观光等权力不受侵害的法律，反之，如果立法权掌握在官员、富人、名流手里，就会出现私有化法律和抢劫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法律。为夺取立法权，就必须坚决要求改变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结构，要让工农兵代表占绝大多数，不能让官、富、名人占绝大多数，这是依法治国能否良性化的关键。 2、护宪、修宪斗争 法律的纲是宪法，其它法不得与宪法有冲突，因此，有什,么样的宪法至关重要。改革开放路线和政策，无论以建国后哪部宪法为法考查，实际都是违宪违法的。因此，资改帮代表的帝国主义和走资势力，要想巩固发展他们的利益，必然要修改宪法，因此，左派及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要展开护宪、修宪斗争，追究一切违宪犯罪份子。 3、要求法律治权、治资、治汉奸 依法治国，首先要出台法律治吏，限制谋私权力;其次是出台法律治资，要节制资本，制定累进所得税等法律;最后要治汉奸，要出台惩办汉奸法。 4、治国重点是治官 立法和执法，都要有重点，治国主要是治官，而不是治民，例如，要坚决取消天安门搜身安检，不要以人民为敌，草木皆兵。 5、要立法废除’医疗、住房、上学、就业、养老的私有化政策。 总之，我们期待人民治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都由人民决定。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新社会主义明显是依靠人民治国，如枫桥经验，法律只是辅助手断，很成功，犯罪率极低，几乎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每年服刑犯罪份子不足十万。改革开放后权力脱离了人民，造成万千乱象，每年犯罪份子服刑的逾百万之众!现在中国不思人民治国，想出依法治国，迷信法律，治国成本将大幅提高。离开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的参与，资产阶级政治学范畴的依法治国必遭破产。 2014-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