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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姓大汉奸掀起的一次卖国投敌风潮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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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9 14:47:53  来源:新锐军事网  作者:中青军事

  汪精卫


  在孙中山逝世后,组织能力、影响力及个人权力欲均非同凡响的汪精卫,在与蒋介石争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权的残酷斗争中屡遭惨败。于是,近乎疯狂的权力欲驱使汪精卫在大敌当前、抗战全面爆发的关键时刻,做出自己的选择:不惜出卖民族、背叛祖国,走上一条千夫所指的汉奸不归路,最终落得一个掘墓焚尸、骂名垂史的可耻下场。
  1938年初,中国抗战的全面爆发后,在中共和一些进步人士的呼吁和帮助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开始把全面抗战摆上日程。这样一来,也就使得蒋介石有机会以加强抗战和强化国防军事为由,提出在国民党中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彻底取而代之原来由汪精卫担任主席的国民政府最高决策机关中政会。
  按照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
  在紧随其后的1938年3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修改党章做出新规定:国民党设总裁1人,副总裁1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这样一来,蒋介石借全面抗战的理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国民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汪精卫又一次在与蒋介石争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权的斗争中遭到了严重惨败。
  由于陶德曼从中斡旋调停失败后,汪精卫已开始意识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已没有了对日媾和的可能,再加上此次与蒋介石的斗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惨败,于是,他决定抓住时机,“暗中努力”,以便在适当时机与日方“接洽停战”。
  此前的1938年2月,在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推动下,蒋介石已派出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高宗武从武汉去香港,与日本政府方面接洽取得联系。因当时日本方面诱降的对象已从蒋介石转移到汪精卫身上,高宗武此行与日本政府方面接洽取得联系,实际上正是为汪精卫日后降日叛变开辟了渠道。
  侵华日军攻陷广州后,身为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议长身份的汪精卫等人,更加放肆无忌地公开讨论“和平”,公开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大唱反调了。汪精卫公开鼓吹说,“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等等。
  随后,汪精卫公开放弃自己在国民党内外职务职责之内的所有工作,四处游走串联和演说,甚至在各种不同场合大放屈膝投降求和等荒谬之词。对此,蒋介石明知汪精卫的所作所为,但似乎还是拿不出阻止和限制汪精卫的更为有效的办法。以至于在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乘飞机从重庆逃往昆明,经越南河内潜赴上海,走上叛国之路,全面拉开了汪伪政府闹剧的序幕。
  汪精卫公开降日组建汪伪汉奸政府后,由于汪精卫的投降理论带有一定的蛊惑性和煽动性,加上蒋介石对此认识不足,察觉不够及时,采取阻止和限制等措施不够得力,从而导致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高层内部一大批高级文官相继追随汪精卫而去降日投敌,并由此影响带动了众多的国民政府中层文武官员、国军部队高中低层军官和士兵纷纷投敌。
  据史料记载,在汪精卫投敌的直接影响作用下,从1939年到1945年8月,国民政府计有汪兆铭、陈公博、周佛海、吴开先、顾孟余等国民党中央委员,有陈群、缪斌、何世桢、曾仲鸣、陈孚木、李福林等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有褚民谊、陈璧君、庞炳勋、恩克巴图、顾忠琛等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相继附逆投降日寇,成为人类不耻的汉奸。

  在这批附逆投降日寇的高官影响带动下,国民政府中的副部级、省厅级官员乃至到市县级官员纷纷以各种名义变节投敌,并且随之带动了一批国军将领以及下级官兵投敌当了伪军。据统计,除中国东北地区的伪满洲国军外,由国军投降日寇的成为伪军的数量大约为118.6万人,由此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所罕见的一次投敌卖国风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地影响和损害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其负面影响和危害是相当严重的。因此,在纪念中国抗战胜利65周年的时候,人们更应该对由汪精卫投敌所引发的国民政府高官投敌叛国风潮这一历史现象予以深刻认识和重新反思。
最后编辑是非分明 最后编辑于 2014-12-19 17: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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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投降日本是替蒋介石背黑锅? 作者:陈瑞云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发布时间:2012年02月22日 点击数: 281 ( 字体: )


  【导读】蒋汪这次合作,和日本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受到国人唾骂。汪精卫挨的骂更多。他的朋友替他鸣不平,劝他说:你何必替蒋介石“背黑锅”?汪精卫倒不后悔“背黑锅”的事,说:“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表现得相当顽固。这个臭茅坑,是蒋汪合作建造的。主谋者蒋介石,前台主演者汪精卫。



蒋介石和汪精卫(资料图)



  国民党的三个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之后,到南京开四届一中全时,胡汉民在广州,汪精卫在上海,均称病不出席。蒋介石于12月22日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后,带着宋美龄飞往宁波,回奉化老家去了,说是“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全会推举常务委员九人,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居前列;选任国民政府委员三十三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亦列排首;推举中政会常务委员三人,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但这三位都不到京视事。

  事实上,他们谁也不甘寂寞,胡汉民在广东经营着他的阵地。而蒋介石和汪精卫继续暗中谋求结合。蒋介石飞宁波前,约汪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说:“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前在沪时,曾向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

  四中全会后,组成孙科内阁,蒋、胡、汪袖手旁观,不从党的领导人方面给予支持。不仅如此,拆孙科政府的台,还是蒋汪合作的前提。蒋介石下野后,他任行政院长时的各部部长、司长们,纷纷告退,不待批准,即自行离去。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把部里的档案、账簿带走;科长以上人员每人发薪三个月,遣散;未交给孙科政府分文现金,却留下债务一千万元。宋子文与江浙财团沟通,不给孙科政府以财政支持。政府税收无望,因各省自行收税,东北被日本占领,南京周围几省控制在蒋介石手中,满打满算政府每月的收入仅有六百万元,而何应钦要军费每月一千八百万元,政府行政费每月四百万元,月赤字达一千六百万元之巨。支出庞大,筹款无着,孙科一筹莫展。对日问题,是孙科政府面临的严肃、急迫的政治任务。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侵略战争,武力占领东北时,蒋介石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葬送了东北大好河山和三千万人民,国人口诛笔伐。由此而来的一个抗日反蒋高潮已在长城内外,乃至大江南北蓬勃兴起。蒋介石下野的原因之一,是受到了这个巨浪的强烈冲击。孙科于1931年12月17日进京,第一眼看到的是南京、上海、北平、江苏、安徽等地抗日救国赴京示威团学生万余人,在南京举行总示威。南京政府镇压学生,制造了珍珠桥惨案,但人心不服。东北方面,日本正进攻锦州。在东南,日本的大炮对着南京,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孙科为首的新政府不能继续走蒋介石的路,毅然修改对日“不抵抗”和依赖国联解决方针,对日取强硬抵抗态度。外交部长陈友仁发表宣言,谓本政府最急之任务即在消灭战祸,并保主权。对进攻锦州的日军取坚持积极抵抗态度。日军在上海挑衅,陈友仁提出对日绝交方针,和人民的呼声一致。孙科政府的抗日“剿共”方针,与蒋介石的只“剿共”不抗日方针相左,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联合反对。

  孙科本来早就请求蒋、汪、胡合作,并进京主持一切。除他个人恳请外,并求各方帮助疏通。但这三位均不为所动。实际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出现三人合作局面。1932年1月13日,蒋介石由奉化到杭州,决定拉汪排胡。15日,邀请陈铭枢、顾孟余到澄庐寓所,请将一封亲笔信转交汪精卫。汪精卫正等着这一天,接信后,即偕陈璧君到杭州,连夜与蒋介石密谈。17日,蒋汪联名致电胡汉民请入京视事,故做愿意合作姿态。胡汉民与汪精卫有约在先:谁也不单独与蒋介石妥协,得知汪精卫违背前,已火冒三丈,哪肯入京!早在1931年底,胡汉民凭借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的武力,自立门户,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委员会等组织,与中央保持半独立状态。蒋汪既然合作,胡汉民更以病未痊愈,需长期休养为由,拒绝进京共事,继续在西南与之抗衡。蒋汪合作要成定局了,才找来孙科。1月18日,孙科应蒋汪之召到杭州,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在杭州西湖烟霞洞密商外交、财政、军事要政,并决定联袂入京。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会后记者问孙科会谈结果,孙科只答:“圆满,圆满。”问何时回京?答:“就去。”同月21日,汪、蒋先后到达南京。蒋介石说他以私人资格入京赞助政府,不担任任何职务,完全以汪先生主张为主张,表露出推汪精卫入朝主政的意思。汪精卫则说自己是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入京开会的,当竭力做中央委员所做之事。但是,在1月23日的紧急会议上和24日的国民党中政会特务委员会上,蒋介石、汪精卫一致把矛头指向了孙科政府,以“先行安内,方可攘外”为据,力主对日妥协;批评陈友仁等人对日绝交主张是“只凭一时之快意,不顾国家永久利害”的“孤注一掷”行为。蒋介石认为绝交的下一步就是宣战,如果对日宣战,三天就可以亡国。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外交上从来没有分歧,此时更配合默契。孙科把“神”请了回来,唯一的一项属于自己的新政策不能推行,奉陪下去毫无意义,14日,陈友仁先辞职,次日孙科辞职,把南京政府交给蒋介石和汪精卫。这正是他们二人所需要的。

据闻:汪精卫曾派陈璧君出面与蒋介石密谈,提出入京后两人上台,应出于互相推重。汪亦曾表示:“誓不一人单独入京”。蒋汪之间已定共主南京政府之策,入京时的表白非由衷之言。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揭幕之日,蒋介石先把汪精卫推上台,那天,他主持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行政院长孙科辞职,选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还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统管全国军事。1月30日迁都洛阳。2月6日,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3月4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是否由蒋介石担任,颇有争议。蒋介石躲在南京不出席会议,等着汪精卫去安排。汪精卫对国民党中央要员们左说右劝,勉强说通。最后,在3月6日中政会上通过,8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参谋总长。此后的国民政府,汪精卫掌行政,蒋介石掌军事;国民党中央由蒋、汪共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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