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3-27 08:36:10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一个人民
核心提要：今天他们做的一切，秦桧早做过了，秦桧以为他赢了当代，也会赢得历史。生前权势熏天，死得寿终正寝，赐谥“忠献”。然而，不久就被追夺王爵，改谥为“谬丑”。虽然后来几经翻案，但最终坐定了卖国贼的千古骂名，裸袒长跪于岳飞墓前，遭人啐唾。西奴、公知、大V们，无论你们怎么为秦桧翻案，虚无、颠覆历史，秦桧还将长跪下去，因为中华民族不会甘于跪下去。历史的你们，也将比照秦桧。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昌盛，世界五大古文明，硕果仅存。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发展壮大，与中华文明对历史的重视和史学的优良传统分不开。 中华文明历来重视对历史的记载。上古时期的“巫”就兼有记载历史的职责，最晚从西周开始设有太史，专门记载历史。后来更是有“馆”“省”“院”等专门的机构负责收集、整理、记载历史史实。到明清时期的“盛世修书”则达到了鼎盛，从而保存了卷帙浩繁的史料。《尚书》《春秋》《国语》《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历朝历代，都有断代史，如《唐史》《宋史》，正史有“二十四史”的说法。对皇帝每天的言行，都有史官写进“皇帝起居录”里。除官方的外，地方也修史，称“地方志”;各个家族要修族谱，这相当于是一个家族的历书。文人治史修史的风气很盛，有凭个人之力私家著史的。加上文人的各种著述、笔记、传记，更是恒河沙数。民间的碑记、墓志，也算是一种史料。 中国史料之所以保存这么好，是有多方面原因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特别重视从历代(特别是前朝)的兴衰治乱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资治通鉴》的取名便可见一斑。统治者还有流誉后世、比方汤武的心理，特别想让历史记下他的“文治武功”，让后世史家艳称其为“某某之治”“某某盛世”。中国古代开科取士，要求读书人精通历史，明于治乱，所以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除精研儒家经典外，还要熟读史书。这些都是中国古代重视历史的结果。 在西方基督教教义里，有个“末日大审判”的说法，幻想到了世界末日这一天，“上帝”将亲自考察每个人在世间的功罪善恶，有善行的升入天堂，有恶行的坠入地狱。这种教义，对社会起到了一个劝善戒恶的作用。但由于它太虚幻了，对于宗教信仰淡薄的人来说，就没有约束力了。以至于法国的路易十四会说出“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这样的话来。所以西方人做起恶来，往往肆无忌惮，危害极大。 在西方文明中，就是这样一直靠着加强宗教桎锢，来对这种情形加以制约。但由于这样做的道德作用力是外在的，是来自于对“上帝”的敬畏，对“审判”的恐惧，往往是一种被动的向善。所以西方人的人格，缺乏像中国古人那样，大义凛然、舍生取义的气概。自从“文艺复兴”以后，神权削弱，这种恶就更是缺乏制约了。这是西方后来特别推崇制度设计、权力制衡、“法制”的原因。直到今天，西方还存在一种“拒绝崇高，大家都是小人”的思潮，并被中国的西奴们奉为至宝，在中国鼓吹兜售。 相比于西方把人看成动物的卑琐、阴暗的人性论，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人性是可以崇高的，神性是可以高扬的，所谓“人人可为圣贤”就是这种人性论。其中“史”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孔子《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因为孔子在《春秋》中不仅记录了史实，还表达了自己对历史人物的爱憎褒贬，对符合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的人及行为，加以褒扬，反之则贬斥。所谓“片言褒贬贤愚分”，开创了“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传统。那些乱臣贼子看到这样的史书，就如一面照妖镜高悬头顶，想到今后的史书会如何记载、评述他们，能不“惧”吗?所以中国的史书传统，实际上起到了一个“末日审判”的作用，而且比基督教的那个具体的多，现实多。史书就相当于“末日审判”的判决书，每个人看了之前的史书，就得好好考虑今后的史书会如何记载、评述自己，从而引起自己的戒慎、恐惧。 孟子说“舍生取义”，后世说“杀身成仁”，这是西方人难以理解、难以企及的人格高度。为什么中国人能有这样的价值取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史书对这种价值取向的褒扬作用。所以，面对在夺我江山、杀我国人的异族，在其高官厚禄许愿，文天祥能高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从容就义。史书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对弘扬正气，高扬民族精神，提升道德高度，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也是中国史书，为什么会从编年体史书，演变为纪传体史书的原因。自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始，开纪传体史书的滥觞，为后世效仿。与记录史实相比较，中国人更重视记载、弘扬精神，而人是精神的载体，所以纪传体成为了中国记载历史的主要方式。我们读中国古代的人物列传，往往能读到“某，字某，某处人也” 这样的开头，然后是叙述其有何“行状”异人，“言语”传世，“功绩”永垂，这分明是文学化的“嘉奖令”。 通过为传主立传，著者的情感得到宣泄，传主因此不朽，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观得以传承，维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记的不是史，而是精神。 司马迁的《史记》，更是被后人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因为后人读《史记》，不仅能从中了解历史事实，更能从中读出作者对书记人物的褒贬、揄扬，产生或感佩，或嫌恶的感情。对值得感佩的人，读者读了不禁为之击节赞叹，反之则击案唾骂。有人读《三国志·先主传》时，读到刘备诸葛亮君臣遇合，要痛饮美酒;南宋陆游，在写到屈从外族的读书人时，愤然斥之为“污我笔砚”。可以说，史书塑造正义忠烈的士人，士人书写扬善贬恶的史书，两者相辅相成，这是中国史学的特点，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是西方所不具备的，是西奴们所不知的。 中国的史学传统不仅塑造国家民族精英的价值观，也塑造社会下层的价值观。每个地方都修有地方志，记载着那些义士逸民孝子烈妇的事迹。乡中村里建祠、修桥等公益事业，往往要立碑作纪，以传后世。安葬死者，要有墓志铭文。这些对于一乡一县的风气改造与维护，有很大作用。清人王永彬在《围炉夜话》中写道：“立身不嫌家世贫贱，但能忠厚老成，所行无一毫苟且处，便为乡党仰望之人。” 而中国的西奴们把自己的好传统、好做法全丢掉了，照抄照搬西方的一切，将西方的人性自私论等“自由主义垃圾”引进中国。西方人的人性论认为，大家都是王八蛋，只能用法律、制度等硬性规定来给人画出“最低行为标准线”， 即“法无禁止皆可为”。完全无视中国还有更高明的史学传统，做到了用柔性的方式，让人主动崇高起来。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大肆虚无化中国的历史，质疑中国的英雄，因为他们阴暗的人性论，无法想象会有这么崇高、光辉的人格真实地存在。他们完全拜倒在西方的脚下，成了西方话语的奴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没有了解，更别提深刻的理解了。让他们来主导改革，不是考察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扬长避短，取长补短，而是全盘西化。他们那点可怜的脑子，只能想出“制度的笼子关住权力”这样的拙劣主意，只能避免公权力的作恶，却不能发扬其崇高、为善的一面。“政府最小化，市场最大化”，结果只能造成资本没有制约地坐大，符合法律地作恶。 他们中有的人虚无化历史，还别有险恶用心。俗话说“欲亡其国，先亡其史”，中国尤其如此，因为中国的史书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观，让人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功什么是罪。作为尚未走出近代历史低谷阴影的中国来说，这尤为重要的。美国历史短暂，没有什么特别可资夸耀的辉煌和需要铭记的苦难，但美国对自己短短的二百来年的历史十分珍视，对历史教育十分重视，而且将自己的历史打扮得“伟光正”。比如，美国的开创者们大多是奴隶主，但历史书上却“为尊者讳”，反将他们说成是“自由”的首创者;早年，美国白人对美洲大陆的原主人印第安人大肆屠杀、灭绝，美国历史书上却一笔带过，反将自己标榜为“人权”的卫道士。这样做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能够增强他们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自豪感、正义感，这就成了他们核心竞争力中的软实力。我没听说过美国有一批什么公知要还原历史。但中国却有一大批公知在“还原历史”的幌子下，大行虚无化历史之实。他们主张一切都要向西方学习，为什么这一点不向西方学习呢?颠倒中国人的价值观，扰乱功罪善恶观，打断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样中国就会成为一堆没有脊梁骨的肥肉，以方便西方的掠食者们撕碎吞食。这就是他们的用心。 这些人倚仗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和西方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的话语霸权，将西方那套浅薄可笑的东西当成“普世价值”在中国兜售。虽然一时之间甚嚣尘上，这些西奴、公知、大V们自鸣得意，以为自己掌握了宇宙真理，以为自己是历史的书写者，那他们可就想错了。南宋的奸相秦桧，已经给他们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请站到历史的镜子前，好好照照自己吧。 和现在西奴、公知、大V们的躇踌满志一样，当时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派们也是一统天下，将“主战”派们打压得抬不起头来。逼得个李纲气绝而死，赵鼎撤相远贬，韩世忠赋闲西湖，岳飞含冤而死，陆游僵卧孤村，辛弃疾“栏杆拍遍”……多少豪杰之士弃而不用，蹭蹬蹉跎。秦桧们也想“一百年不动摇”，甚至万万年不动摇。为此，他们费了老大的劲。他们主张宋高宗赵构向金国使者行跪拜礼，在与金的国书上自称儿皇帝。现在的西奴们则主张“中美是夫妻”“承认美国的游戏规则”。秦桧认为只要向金一屈膝，便梓宫可还，二圣可归。现在的西奴们则认为“西方国家并不想侵略我们，是我们不懂和人家做生意。”“恨不被西方再殖民五百年，那么中国早就富强民主了”。秦桧认为金是不可战胜的，战则必败。西奴们也认为美国不可战胜，不顺着美国是自取灭亡，顺着美国也应该让美国像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那样，对中国进行“民主”改造，大卸八块。秦桧为讨得金国统治者的欢心，每年搜刮大量民脂民膏作岁贡，每逢金的皇帝、太后过生日，则又要带着丰厚的大礼去祝寿。西奴们也不遑多让。“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给人家的金融危机埋单，继而几千个亿打了水漂。用中国的财政补贴出口，让美国人享受低物价，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留给国内。用中国赚来的巨额外汇买美国不打算兑现的国债，让美国拿着这钱来收购兼并中国的企业、资产、资源。放任“苹果”等国际垄断资本歧视中国消费者，以数倍于别国市场的销售价在中国销售。任凭“安利”等国际忽悠公司干着合法的“传销”，每年从中国卷走一百多个亿。秦桧还把持人事文化教育舆论权。凡是“主战”的官员无不遭排挤贬谪陷害，逼着全国上下“高考”要以“宋金亲善”为主题，凡是呼吁“恢复”的策论全都打入冷宫，这样的考生一律不予录用。全国上下弥漫着一股“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和平与发展”的氛围。现在的西奴们则是逼着全民学英语，论文必须发在西方刊物上才权威，文艺要被西方人评了奖才优秀，改革要让西方人来指导才正确，把西方人的价值当成普世价值，认为西方的产品必定更高档就是应该价高，西方的一切，连人种都比中国人更优越。秦桧以“莫须有”之罪冤杀岳飞，今天则以“看幻灯片”作为罪证，并扬言要办成历史的铁案。秦桧还亲任历史编修官，对凡记有岳飞功勋、揭露其卖国求荣、陷害忠良的文字，无不搜查、焚毁。今天则有荒谬的“历史决议”，有电视、网络、报纸、出版，对爱国、左派言论的打压封锁。 今天他们做的一切，秦桧早做过了，秦桧以为他赢了当代，也会赢得历史。生前权势熏天，死得寿终正寝，赐谥“忠献”。然而，不久就被追夺王爵，改谥为“谬丑”。虽然后来几经翻案，但最终坐定了卖国贼的千古骂名，裸袒长跪于岳飞墓前，遭人啐唾。“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墓前愧姓秦”。就连秦桧生前极力讨好的金主子的后裔政权——清，乾隆皇帝也不愿将状元授予一个与秦桧同姓同乡、疑为秦桧后代的秦大士同学。秦桧之名有多臭，可以想见一斑了。这就是做汉奸的下场。 西奴、公知、大V们，无论你们怎么为秦桧翻案，虚无、颠覆历史，秦桧还将长跪下去，因为中华民族不会甘于跪下去。历史的你们，也将比照秦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