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18 10:30:11 来源：
东博书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刘伯承
从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以下简称三次“左”倾)排除了毛主席的领导两年零三个月之久。在这段时间内，三次“左”倾完全推翻了毛主席的作法，推行以公式教条为特征的作法。
第一，在苏区执行反富农的土地政策。 第二，在经济非常落后的地区，推行城市搞工会经济斗争的一套作法(八小时工作制、例假、增薪、双薪等)。 第三，从“九一八”日寇占满洲起，中日民族矛盾在迅速上升，反动营垒内部和各中间派中有人要求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此时三次“左”倾不知利用，仍认为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 第四，三次“左”倾把苏维埃共和国当成一个大国，盲目扩大自己的力量，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两条道路的决战。提出“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 第五，在军事方面，三次“左”倾也采取了完全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相反的一套作法。 1.在建军方面： (1)否定党的民主集中制，强调单一首长制(突出了政委的权力，照搬苏联)。 (2)把红军的三大任务缩小成为打仗一项任务。 (3)否定人民战争的特点，不断将地方武装来扩大新军团和师。这样做既限制了游击战争对红军的配合，又影响了老兵团战斗后的补充和发展恢复，而对新兵团的初战也非常不利。 (4)强调红军的集中指挥、正规化(城市战、堡垒战、白刃战的训练等)，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2.在战略战术方面： (1)提出了积极进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反对毛主席的诱敌深入。 (2)否定毛主席战略上的持久战，战役上的速决战的思想，要求战略的速决。认为“反五次‘围剿’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战”，然后即转为对帝国主义直接武力冲突。采取战役持久--以堡垒战对堡垒战、“短促突击”，同敌人拚消耗。 (3)否定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选敌弱点，歼敌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的思想，采取了“阵地战”、“分兵把口”、“两个拳头打人”的分兵战术。 (4)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力争战争的主动权，即攻势防御，承认敌对我是大“围剿”，但在战役上我对敌是小围剿;或者大“换防”，跳出外线去作战。三次“左”倾只是单纯防御，堡对堡，阵对阵，分兵把口，这样则把主动权让给敌人，使自己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5)毛主席认为，红军“基本的是运动战”，这一点也被三次“左”倾否定。 这些做法导致反五次“围剿”的失败，不得不长征。长征又是退却逃跑，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使党遭受危机。大家要开会解决三次“左”倾的领导问题，总结经验，这是遵义会议的由来。 ……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代表中央作主要报告，军委负责人作了副报告。博古的报告遭到大家反对，认为基本不正确，并展开了争论。最后博古承认了自己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政治局对此作了决议。大多数人此时还不了解政治路线的错误。当时形势很紧张，这个问题也就暂时放了下来。 会议上主要争论的几点： 第一，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兵力五十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顾问帮助蒋介石。大家认为是个原因，但不是主因：第一次反“围剿”敌兵十万，我兵不足四万，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敌兵二十万，我兵仍不足四万，是6∶1;第三次反“围剿”敌兵三十万，我兵三万多，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敌兵三十余万，我兵四万多，是8∶1;第五次反“围剿”敌兵五十万，我兵四万多(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 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和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敌人内部发生矛盾，都靠近苏区。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则无此有利条件。 第二，博古认为失败原因在于苏区物质条件不好。大家不同意，因为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红军扩大了(十万)，红军财政和粮食等其他物资需要都基本解决了。 第三，博古强调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薄弱，游击战薄弱，各区呼应配合不够紧密。大家承认这是个原因，但仍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一至四次反“围剿”时，苏区也是被割裂的，苏区范围更小，瓦解白军工作也有一定的限度。 第四，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发言，他对三次“左”倾战略战术上的批判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三次“左”倾负责人之一的洛甫同志支持了毛主席的意见。这些意见概要如下： 1.三次“左”倾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 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是企图避免和我们打运动战，迫使我们进行阵地战，即避开红军的长处和他们自己的短处，三次“左”倾采取堡垒主义就中了敌人计策。 粉碎堡垒主义的打法是运动战。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运动战是不对的。在敌人这方面说，到处筑堡必然分散兵力(一九三四年一月不完全的统计，敌堡垒二千九百多个)，为了找我作战，它不能总呆在碉堡内不出来，不向我前进。另外，敌人总还不能在全国到处筑碉堡来限制我们活动。堡垒主义必然是敌人大大分兵，它终究还是要出来找我们打仗，就有在运动中挨打的可能。 在我们这方面来说，就是在敌人堡垒线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打游击战，袭击他，扰乱它，牵制它，迷惑它，以配合红军作战。红军或在堡垒线内，待敌前进时在运动中消灭他，或转到堡垒线外广大无堡垒的地带活动，调动敌人，迫使敌人不得不出来和我们打运动战。就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运动战的机会也是很多的，如洵口、团村、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各战役，特别十九路军事变时，机会更多。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敌人占领了全部苏区，虽无堡垒，工事还是有的。红军在苏区内活动有困难，是跳到敌包围圈后面打掉敌人两个师，把敌人都引到东面，红军再转到西面休整，以逸待劳，准备再战。可见，三次“左”倾对堡垒与堡垒主义的恐慌和投降。 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估计过高，对自己运动战估计不足，产生战术致胜论。 博古、李德认为堡垒主义已不可能象一至四次反“围剿”时采用运动战那样，可以一次歼敌几个师团，因此认为只能依靠战术的胜利，只能靠不断的突击来不断的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积少成多，变成战役的胜利，以逐步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的变化。这是“短促突击”的由来。 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 2.三次“左”倾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 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敌战略布置分兵四路：东路蒋鼎文攻闽西(这是蒋介石击败十九路军事变后建立的一路);南路陈济棠攻赣南;西路何键攻湘赣区;北路顾祝同是主要突击方向，以陈诚、罗卓英主力向南打;另以薛岳、周浑元等三个纵队从东北、西北三个方向向苏区中心进攻。 …… 三次“左”倾开始提出的“全线出击”在敌人节节进逼下变成了“全线抵御”--单纯防御，战术是短促突击。 毛主席认为，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 三次“左”倾的全线突击，分兵把口进行许多拚命的战斗(了毛山、三溪、平寮、广昌、高虎脑、万年亭等战役)得不偿失。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指挥员们对这种打法提出意见，建议打运动战，集中主力打击敌一路，一下子可打敌几个师，均遭拒绝。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许多指挥员曾对军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军委领导过于集中，根据地图指挥，而地图又不准确;指定部队任务，过于具体，而敌情变化很快，指挥不能机断专行，失掉许多战机;认为军委下决心过迟，等下了决心时，敌情已变化;认为军委战术不灵活，机械地实行短促突击，敌人就缩回去，我追上去，敌人即依托工事用密集火力给我重伤，因此建议红军主力打运动战。这些意见军委都未采纳。 3.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福建组成人民政府后，在政治上利用了它，以毛主席为谈判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推动它去反蒋，但在军事上没有利用这个机会。闽变后，蒋介石十多个师沿闽西苏区边界光泽、邵武、顺昌之线南下进攻十九路军，对我暂取守势。 有同志曾建议集中红军几个军团的主力向赣东北突击，消灭正在运动中的大量敌人，既配合十九路军，又粉碎“围剿”。三次“左”倾认为这样做是冒险，拒绝了这个意见。三、五军团在东线活动，并调一个军团去西线打永丰等地敌人的堡垒。 蒋介石在解决“闽变”之后，即在福建组成剿共东路军，以蒋鼎文为司令，对苏区造成包围之势。 4.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三次“左”倾的错误。 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战役(四月十一日--四月二十八日)一、三、九军团曾与陈诚纵队硬拚了十八天后，红军主力损失颇大，敌各路已迫进赤区中心，此时从事内线作战已无胜利可能，应该退却，保守红军实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去作战，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区。 在三次“左”倾的五--七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未考虑这个问题。此后敌情更加严重，中央已作出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但在八--十月的战略计划上仍提出“用一切力量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活动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一方面准备突围，一方面还让红军去拚命，还不注意保守实力。这表现三次“左”倾此时已惊慌失措。 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十月十六日开始长征，一、九军团为左路，三、八军团为右路，五军团后卫，保护中央长征。全军八万多人开始大搬家(后方机关过于庞大)，红军为了掩护中央，一路上被动挨打，三十多天中在赣南、湘东、湘南、桂北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十月二十一日在赣南安远、信丰间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十一月十五日在湘南宜章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十一月底在广西北部的兴安、全州之间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博古的意图是想到湘西根据地和二、六军团会师。但这意图被敌识破，敌人层层设防。十二月红军到达贵州东部地区(黎平、施秉)，博古仍然想到湘西去，遭到大多数同志反对。此时部队混乱现象严重，即在此休整三天，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占领遵义。部队在遵义休整了十几天(八军团在黎平即并入五军团，教导师并入一、三、九军团)。 博古等有个错误观点，认为只有到了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后放下包袱才能打仗，所以一路避战。就是对孤立的、拖得疲劳不堪的敌军，也未主动反击，只是招架，实质是惊慌失措的退却逃跑。跑到遵义时，八万五千多红军剩下三万多人。 1.广昌战役后不应再拚，应保守实力，仍拚(高虎脑、万年亭、驿前战斗)。 2.转移应给红军必要休整，不给。 3.转移应作充分的政治动员，未做。 4.转移中完全可以打击追击的敌军，不敢打，一味逃跑，失去在湘南立足的机会，调动敌人间接保卫中央苏区的机会。 5.战略指导机械--在进入湘东(桂东)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敌已知我意图是湘西而层层集兵设防，仍坚持不变--去湘南。到桂北，直到贵州北部，还想去湘西，战略方针机械。 还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中，大家对三次“左”倾的打法有意见：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但是很多人不敢提意见，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是反革命。这帽子吓人。 这时，按三次“左”倾“绝对正确”的打法，打了败仗，使党和红军遭遇绝大的危险。大家要求开会。毛主席为了挽救党的事业，在路上不断进行说服教育，不断和三次“左”倾斗争。三次“左”倾的领导者已没有办法，有的也多少有了点觉悟，而且贵州的军阀力量薄弱，就在遵义开了会(一月十七日结束)。在这个会议上，清算了三次“左”倾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形势紧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未清算)，重新由毛主席领导军队，在最危险情况下挽救了党。 (原载《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一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