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10 16:40:48 来源：
乌有之乡 作者：韩丁
这套实用主义的做法在社会上推行之后，很快产生了各种的反常现象，矛盾冲突，并加速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在这个阶级斗争被宣布为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
对合作化农业的改革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低调的指示，推荐开始在小范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一制度下，每个农户家庭与队或村签订合同，规定应当上交国家和生产队的部分，剩下的产出归农户。在一些偏远地区，人口居住极其分散，集团开会、生产和公共财务几乎没有意义，这个家庭合同制或者“责任制”被认为是不可取代的。我根本没有想，这个显然是从集体化农业后退的政策，会被用于清算整个集体化农业系统。 经过一段时间，这项政策的最终目的日益明朗：全面的私有化，丝毫不考虑社会的意愿以及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环境。 细碎土地上的成功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东北民谣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改革重要的十年，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这一过程。除了一年外，从1978年后的每一年我都有5到6个月时间在中国。从1980年开始，为期五年，我作为联合国草原管理项目的顾问呆在离北京东北约600英里的内蒙古chao区，翁牛特旗。在那里，我们寻求草原沙化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一有空就去山西省长治市的张庄，在那里我帮助农民们发起了空前的全面机械化的实验。 但当这个改革开始反对农村的集体化所有制时，它迅速地和我所从事的两个项目发生了冲突。翁牛特牧场，在这片被我们称为大面积沼泽化、盐碱化、退化和沙化的草原上，是一个独特的国营-集体合资性质的企业，为牧民与省政府共同所有。双方合资的生产性质，与私有化的改革家们和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渴望“先富”的牧民发生了冲突。他们共同煽动起当地人清算集体化。 五年过后，当联合国投入4百万美元、中国政府也投入相同的资金之后，私有化使得我们的草原项目全泡了汤。地区政府不愿根据具体情况而保留牧场，他们将家畜、干草场、草原都统统分给了牧民个人。到1984年，新建的牧场灌溉系统难以维持，而且也征集不到牛、羊、草场来做放牧踪迹实验，联合国不得不放弃了，草原沙化问题研究在没有得出结论的情况下中止了。联合国购买的农业机械就废置了。我们的工作转为帮助单个的牧民，但我们的项目被认为过期了。 这是在北部边疆的情况，而在山西东南角的张庄，虽然五年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张庄的农业机械化项目最终也化为乌有。1978年，张庄人就开始自己搭建组装的农业机械，在200英亩的玉米地上，可以自动完成从施肥、平土、播种、除草、收割、烘干到将烘干后的玉米存入仓库的全部过程。机械组只需要12个人，但劳动效率是手工时的15倍，而且花费仅仅为原来的一半。但改革后，土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块分给了单个农户，机械化农业也不得不让位于原始的间断的个人耕作了。农民们没有选择，只有抛弃他们先进的农机，重新扛起了锄头。而银行向村里索要贷款时，村里的头头们说：把机器拿走吧!银行自然是不可能找到买主的，所以直到今天，这些施肥机、平土机、喷雾器、喷灌系统、玉米收割机、干燥机都躺在院子里慢慢的锈烂，默默的述说着那个过去的年代，那个被刻意回避的年代。 这两个实验的失败使我震惊。并不是我没有付诸努力，为了这两个项目我投入了汗水和辛劳，我知道其它人也都和我一样。成功似乎近在咫尺，而它们的成功对中国的为了是多么重要啊!但是，这两个实验可能只能算做特例。国营-集体合资的牧场是非常少见的，而看起来更为罕见的是机械化的农庄。不能因为两个流产的实验就怪罪改革，但显然可以归罪于当地的官员们教条的不假思索的推行改革政策。 也就在那个时候，一次不同的经历使我认清了中共中央推行的所谓改革走得有多远。1983年的夏天，我乘飞机从北京飞到上海。在3万英尺的高空，我向下俯瞰，我第一次看到了“责任制”给广阔的华北平原带来的令人吃惊的变化。 我向下看着，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从前，在村落和连接它们的道路间，有着整齐的方形的长方形的土地，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现在，细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排成零散杂乱的图形，蔓延上千公里。这不是土改前的所谓的“邮票一样小块”的土地，是比那更细小的带子一样的，面条一样的土地!那些土地是那样狭窄，以至于马车经过时，一个轮子在这个人的土里，另一个轮子就压倒了另一个人的土里。 中国的农民一度曾有了这样的生产规模和农业制度，使他们可能同那些高科技导向的机械化武装的城市居民兄弟们一起，多少能算同步的进入现代社会。可到头来却成了这样!就像荧光屏上闪过的一个小小的亮点，曾经有过的规模化生产，曾经有过的制度，就这样消失了。历史的书卷中，这新的一页刚刚翻开，却又马上后退了千百页，又一下子回到了起点。 一个目瞪口呆的农民同志对我说，“我算看明白了，通过农村改革，共产党把农村这块包袱丢掉了。从现在起，他娘的，你要是落后了就只能怪你自己。“ 我也清醒地认识到，许多的农民拥护改革，合作化时期也有不少的村庄陷于萧条状态。现在，个人有了土地生产的决定权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的决定自己从事的副业，加之同时期农业品价格的上涨，这都使不少单个农户了可观的收入。 然而，在我看来，单毫无理性的将土地分为细碎的小块这一项，就足以抵消政府所能看到的、或是精心修饰使其看起来比美妙的所有的优点。在我看来看，面条一样小块的土地只能是死路一条。我无法想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拥有小块土地小农可以有什长远的的希望，而且他们当然不是中国现在这样的只有有四处分散的一两亩土地的小农。农民用锄头耕作，这种低效的生产方式意味着一年到头最多就能收获一吨粮食，只是我在宾夕法尼亚用拖拉机机械化耕作产量的八百分之一。一吨的粮食，只值一百多美元，就将要决定无数这样的耕作者未来的生活水平。随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的增大，和自由市场带来的无情的剪刀差，小农们无论现在享受着怎样的繁荣，都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进一步，退两步 你没想好就说，你没说完就去做，等到做了发现其实一团糟。 ——山西农村关于实用主义的民谣 不过，“责任制”初步显现出来的一些结果，似乎证明了我的担忧是杞人忧天。许多“面条一样小块土地”的承包人，收入上升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在这收入上升的背后，不仅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的因素，而且还有国家对超定额纳粮者的奖励。由于化肥，农药供应充足，灌溉用管道增加，获得国家的超定额奖励成为一件容易的事，这样以前住在闭塞的村庄里的农民们也找到了同往市场之路。与此同时，许多不愿或不能得到土地承包合同的人，外出自谋出路。他们中只有一小半能找到工作，但能够找到工作的那些人——通常是手工艺者，小贩，车夫，建筑工，短工等等，大多收入增加了。就这样，随着改革势头的增长，农村里不少人的生活改善了。与我的预期相反，农产品的产量普遍与以往持平甚至有所上升，至少从图表上看是这样(官方的统计从来不会犹豫尽量的利用产量数据，尽管冷静地看那些数据仅仅是产量预测而已)。而且经济作物，如棉花，油菜籽，烟草和其它特产，因政策性大幅涨价产量增长尤其迅猛。考虑涨价和非农收入带来的收入增加，农村经济出现的“生机勃勃”的增长有了根据。 1984年，政府宣布并庆贺粮食产量有了历史性的增长——粮食总产达4万吨。因为大量商品粮出现，在自由市场上粮食的价格降到接近国家供应粮的结构。改革带来的丰收给了多少人幸福和快乐啊。有关部门认为粮食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贸易商们甚至开始商谈饲料粮食大量出口的合同了。改革看起来确实有效，至少在如此美妙的丰收面前。如果有什么严肃的问题的话，那就是这个私有化的“新社会”通向何方?改革之路是否通往社会主义? 到处都是改革带来的繁荣昌盛(而实际上发展是很不平衡的)，看起来没有多少人会关心最终的结果。不过，因为共产党多年来一直承诺搞社会主义而且也很重视毛主席提出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改革家”们以承诺坚持社会主义来获得“顽固派”(难道他们不是“动摇派”吗?)的支持——而同时“辩证”的发展并重新定义“社会主义” 的含义。(译者注：若干年后一度洛阳纸贵的《交锋》一书的作者这样评论到：“联系后来改革的历程，人们发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的包容也在不断扩大，这是解决中国人思想困惑的极为有效的措施。”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不仅包产到户、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而且私营经济、雇工剥削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多么幸运呀!他们一下子就建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家们都奉旨投身到这项任务当中了。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发明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大筐——这样美妙的词儿，他们把社会主义定义降低为，1)公有制，因为土地仍然是国有的;2)按劳分配，因为签署承包合同之后农户们都是自负盈亏。 当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存在大量农户(鱼塘的款爷，果园的财主，养鸡场的大亨——诸如此类媒体的新宠)雇用邻居并将大量的利润装入腰包时，理论家们开始宣扬管理也是劳动(从来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却并不澄清资本带来的收入和劳动所得的差别。这两者于是都统统归结为管理的努力应得的合法回报。剩余价值消失了，剥削也随之不见了。“怎么会有剥削呢?”他们问道，“被雇的人比干自己的农活挣的钱要多啊!” 这套“公平合理的一天的工作应当得到公平合理的一天的收入”的逻辑打消了对剥削的顾虑，至少对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是如此。中共中央认定，只要工人数目没有超过八人，雇工是没问题的，甚至是再好不过的。雇工在8人以内的都是“个体经济”。在这些企业里工作的人被认为是雇主的家人(从实际情形来看也确实有不少人是雇主的亲戚)。这样一来，如果存在剩余价值的话，也仍保留在家族内部。但很快这个解释就行不通了，在新生的富有的企业主里，不少人建起了工厂，并拥有成百上千的雇员。这些企业主无论言行举止还是挣钱花钱的方式都与资本家一样。再不能认为他们雇佣的都是亲戚，再也不能认为工作条件和支付的工资是公平的。现有理论不能驱除剥削的罪恶，于是新的折衷方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应运而生，为剥削的现实提供了合理的生存空间。这套新的辩护说词大概是这样说的：众所周知社会主义需要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因此只要能实际上刺激生产力发展，就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被定义为等价于社会主义的进步。邓总是强调“抓老鼠”，也就是说通过一切的方式方法来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包括那些看起来不错的旧时代的做法，私人为了获取利润而投资等等——就像我的老同事，纽约奶牛场联盟主席Archie Wright曾说过的“一块钱该怎么挣的，就怎么去挣”。有了这套推理，中共中央创建了叫做“私营企业”的新的企业类别，一个没有任何限制的类别。 这套实用主义的做法在社会上推行之后，很快产生了各种的反常现象，矛盾冲突，并加速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在这个阶级斗争被宣布为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社会的两极分化，也就是阶级分化，主要是大量的小农变为廉价的雇工(在集体化时代他们是公社的股东)，同时也极少数人成为了资产阶级。农村改革后，大量小农从小资产阶级变为工人阶级，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阶级转换。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农业生产机械化带来的剩余农村劳动力造成的。在成为工人阶级的这部分人中，有的是因为不想签承包合同，大部分则是因为年龄，健康，性别，缺少劳力或是耕作工具等等。 这次的阶级转化也有其特别的地方。大部分成为新的工人阶级的个人，他们的家庭在农村仍有小块口粮田，虽然生产的粮食够自己吃但不能维持日常生活开销。从收入的主要来源看来他们已经成为雇佣工人，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他们只是放弃了或者失去了从事商品生产的土地的承包合同。 除了两极分化，改革带来的最惊人的后果是社会风气的败坏。私有化，使得农村经济退回到与解放前相似的境地(很多将土地承包合同转包出去的人，所作所为就跟过去的地主一样)，同时也带回了旧社会所有的陋习：迷信、赌博、吸毒，以及操控这一切并从中牟利的新生的黑社会。从文化环境来看，带着浓厚的封建意味的旧风俗、旧习惯、旧意识形态还有旧的迷信统统卷土重来。没有集体的力量来对抗大自然，农户们自觉的退回到旧文化的支持者，诸如重新开始拜土地、祭灶神等等。张庄最新的建筑就是一座土地庙。他们又热衷于嘈杂的传统的庆典，付更多的彩礼，办更浪费的婚礼和奢侈的葬礼，建更铺张的坟墓，为了应付这些高昂的开支他们又开始借利息惊人的高利贷。理性和科学的承诺退却了，革命努力提倡的节俭、朴素失败了。 党组织内部的堕落同社会风气的倒退一样严重。一旦党叫农民开始自己致富，党员怎么能不带头呢?否则，就没有人相信党是支持“先富”那部分人的。为了追名逐利的蝇营狗苟破坏着共产党员应守的准则。领导的滥用特权，一直是集体化系统下的严重问题。现在更和金钱联姻，为了追逐财富，腐败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大肆扩散。渎职、回扣、投机，使得党还仅存的一点威望降到了低谷。更令人担忧的是，国家已不能指望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在同外国公司、跨国公司做交易时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这个层次上，社会风气败坏已威胁到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抛头颅洒热血辛辛苦苦换来的国家主权。 最后，改革也引发了对环境的空前的破坏狂潮。因为每个家庭从此必须自负盈亏，经济活动的目标从追求长远利益一下变为追求家庭利益的收入最大化。这一变化使得数以亿记的人们开始寻求可以带来快速的收入或是直接的收益的一切事物。这引发了对已受破坏的脆弱的环境的一次大进攻，遭受劫难的不仅有山地、树林、水资源、草原、渔场、野生动物、矿藏，还有一切可以被砍伐的、被耕作的、被抽取的、被发掘的、被捕获的、被拿走的⋯⋯在集体化农业时代，矿藏和林木这样的资源都被认为是国家财产而保留，不过也允许当地有控制的开采、砍伐(不幸的是也时常遭受滥采滥伐)。国家对如何使用山坡、草原、大片水资源以及其它容易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做出了规范(虽然不是所有时候都有效)。而许多公社为了公众的利益，也执行和强化了上述管理。改革后，公社不复存在无法再限制滥用自然资源;国家不仅放松了对自然资源保护规定，就是仍存在的规定也无法执行。 从这些年的经历来看，我得出的结论是，80年代在中国搞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倒是和50年代初土改后搞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非常相似：公有、私有、公私合营、公私合作等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经济。虽然看起来运转得似乎不错，但在社会主义者看来这种经济形态是不可能巩固的。工业、运输和贸易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都来自私营部门。虽然所占比例不高，但它们增长速度却是最快的。通过将公有企业承包给经理，政府也在为公有经济的私有化而努力。再考虑到已经全面完成私有化的农业，结论就再清晰不过了：1)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已经按自由企业的方式运作了;2)除农场外的农村，实质上将很快实现私有化;3)通过承包和向管理层的让步政策，公有经济也在朝同一方向发展。这些看起来是难以构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 从1985年的秋天开始，改革带来的令人欢欣鼓舞的飞速发展日渐显露出真相。据农业部统计1985年粮食产量比上年下降3千万吨。从其它有关部门得到的数据是下降了接近5千万吨。最后他们达成共识，粮食产量下降了2千5百万吨，数据如何得来却已无从考证。因为全年天气并不太糟，减产没有合理的原因。一些权威人士将其归结为价格波动，84年的大丰收使得国有粮仓囤满了粮食从而导致国家承诺的粮价下降。 现在可以看到，问题并非来自于85年的粮食产量，倒是84年的粮食产量有问题。84年的收成并没有打破记录，仅仅是个普通的年成。增产的粮食中，其实大部分来自集体的粮仓。合作社解散分产后，农民们将分得的粮食卖到了市场上。而且，因为害怕家庭责任制带来粮食减产，国家同时也从国外进口了数百万吨的粮食，这样造成了市场上粮食的“涌流”和粮价的下降。“那个冬天我们吃的都是加拿大的小麦。”一位北京居民告诉我。 实际上1984年的粮食总产量并没有40500万吨，因此他们此后也无法再重复这一创纪录的“大丰收”。改革家们脍炙人口的胜利不过是个幻影。持续粮食短缺的忧虑使得人们冷静下来。回顾历史，1985年也是其它领域的转折点，正是这一年，价格双轨制使得高层的投机者的职务腐败，不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同时，中央向地方分权政策，使得省、直辖市在贸易领域成为实际上的独立王国。一方面他们设置对自己有利的省际贸易壁垒，比如囤积紧俏物资和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向国外大肆购进昂贵的豪华轿车等大件消费品。这样，他们很快花光了国家的大量外汇储备。中国当年与日本贸易中入超达150亿美元，大量进口也挤跨了很多的苦苦挣扎的国内工业。 在此期间资本投资激增，但大部分没有进入生产部门而是进入了非生产性部门， 如城市高层住宅，办公楼、娱乐设施和几乎空置的豪华旅馆。政府的所有部门都争先恐后的挤入有巨大利润前景的涉外旅游业，但鲜有成功。与此同时，没有任何单位能够启动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工程，因为合作制度被取消后无法无偿动员农民，而没有任何单位有钱投入。 没有生产作为补偿的消费带来了通货膨胀，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冲击了城市居民。他们已经将收入的一半用于食物。但通货膨胀同样也使工业品价格上升，尤其是燃料、化肥、杀虫剂和农用机械，这使得农民减少购买从而也对农产品产量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改革给经济带来的刺激日渐消退，1985年改革家们开始遭到报应了。直接的和承包制的私有化，以及经济从政府导向开始转为市场导向的所带来的矛盾不断尖锐。当年10月，人们开始抗议日货泛滥，物价上涨，腐败盛行。 从此，中国内部的混乱持续上升。虽然重新主张中央加强控制一定程度减少了贸易的不平衡，但非生产性的资本支出仍在控制之外。通货膨胀率达到新高，1988年末一度出现了挤兑的狂潮。其它问题也每况愈下，诸如不断增高犯罪率、出生率、人口增长率、传染病发病率，环境的急剧恶化，还有粮食的减产等等。1988年，粮食据报道减产9百万吨而实际上可能被低估了，政府此归结为受天气的影响。一些城市居民不得不在粮食配给份额接受部分粗粮。农民杀光了鸡、猪乃至奶牛，因为没有足够的粗粮作为饲料。 关于这条发展道路的问题以不再是：这条道路将通往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条道路的资本主义特征是明确无疑的。新的问题是：这条道路是前进还是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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