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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08-25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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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25 09:35:49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郭松民 没有人民，便没有国家 ——兼评《一九四二》 郭松民 今天去了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深感规模宏大，气象万千。但美中不足是布展有些平铺直述，没有突出人民战争的主题，而人民战争，才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 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在日本投降前就解放一亿多人口、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关键就在于认真落实了毛泽东主席制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方针。相反，国民党在抗战中之所以一再丧师失地，龟缩于西南一隅，根本原因也在于执行了一条不依靠人民、甚至是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这一点，在2012年上映的《一九四二》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作为一个河南人，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的反映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公映的第一天，我就赶去看了。我最担心的是，拍贺岁片起家的冯小刚可能不太适宜拍这种悲怆沉重的历史题材。因为从当年拍《甲方乙方》开始，冯氏一路走来，其作品的风格就基本是以调侃、“一点正经没有”为特征，他可能拍不出这类题材应有的历史厚重感。 我的这种担心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现实——这样一部反映人间惨剧的电影，居然有很多不适宜的“笑点”。比如在逃荒途中，一心想利用饥荒传教的传教士安西满(张涵予 饰)发现一老太太死了，但却闭不上眼睛，便赶去给她做弥撒，他庄重地唱道“上帝就在你面前”，然后用手去合她的眼睛，抬起手来一看，死者依然双目圆睁，再唱一遍，再用手去合，亦复如是，影院里随即响起了一片轻快的笑声，一时间，悲剧似乎变成了闹剧。诸如此类桥段还有不少，是冯导担心观众过于沉重?抑或仅仅是一种惯性?不解。 影片的另一个不足是缺乏阶级分析的视野，这当然不是冯小刚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近三十多年来文艺作品的普遍现象。事实上，整个民国时代，每到灾荒年景，地主老财总是乘机压价兼并小自耕农的土地;军警、商人等也大批购进土地，造成阶级矛盾激化。许多地方，灾民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夜集明散……甚至捣毁乡公所、区署、群起暴动者，此种现象，遍地接踵发生”。 
但在《一九四二》中，主角老东家(张国立 饰)和其他农民一样完全成了灾荒的受害者，整个电影就是以老东家遭到灾民抢劫，儿子被杀，家道败落开始的，由于影片没有对老东家此前剥削农民的背景有任何交代，反而把他和长工栓柱(张默 饰)、佃户瞎鹿(冯远征 饰)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温情脉脉(他在逃难途中还拿出自己不多的余粮周济瞎鹿，不让他卖孩子)，甚至连他自己的千金小姐，孤僻自傲的星星(王子文 饰)也因为不堪忍受饥饿而主动报名卖身到窑子里，观众对他充满了同情。但是要知道，在三四十年代，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土围子并且拥有武装护卫的地主，绝非一般富人，多数属于一方豪强，甚至是恶霸。 
此外，影片在细节上也存在一些硬伤。比如在逃难途中，栓柱为了救回被国民党溃兵抢走的星星，胳膊上中了一枪，星星还为他包扎，但镜头一转，栓柱的臂伤竟奇迹般地消失了，老实说，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导演，冯小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实在很不应该。 不过，尽管影片在细节上存在种种不足，但观众仍然可以从对灾难的展示中获得一定的启示。在笔者看来，观众能够从《一九四二》中得出的最重要结论就是：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如果一个政权把人民视为包袱而不是依靠的力量，最终必将走上于人民为敌的道路，并为人民所抛弃。 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十分耐人寻味：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李雪健 饰)专程赴重庆面见蒋介石(陈道明 饰)，打算向他报告河南的灾情。蒋对李的来意心知肚明，却故意安排在自己飞赴缅甸之前召见他，并让机要秘书向他报告一大堆“重大事件”，包括准备与罗斯福、丘吉尔的会谈，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等，使李培基感觉“委员长要处理的每一件事都比我的事重要”，知难而退，蒋也就顺水推舟，乐得继续佯装不知道河南灾情了。 
这一细节虽属虚构，但却准确地反映了当时蒋介石的心态：出于对战争形势的悲观，他已经把河南当成一块随时可能放弃的领土，把河南灾民当成了一个给他带来拖累的包袱，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蒋介石对在河南救灾毫无兴趣，他一方面尽量在河南搜刮，另一方面甚至故意让河南沦陷以便摆脱自己救灾的责任。 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老人回忆，1942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随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只是减少，却并没有被免掉，更谈不上开仓赈灾了。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继续督催军粮，因为他们知道，军粮，才是蒋介石最关心的。 《一九四二》中，身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断然拒绝李培基减免军粮的请求，他说：“农民饿死了，土地还在;军人饿死了，国就亡了。”蒋鼎文的这句话，是有所本的，它来自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关于河南饥荒的报道。白修德采访时，发现农民大批地饿死，而国民政府和军队却仍不顾灾民死活横征暴敛，当他就这一点提出自己的质疑时，驻防河南的汤恩伯部一名军官告诉他：“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 
显然，在蒋介石集团内部，从最高统帅到下层军官，存在并共享着这样一种独特的逻辑：国家，可以以一种排除了老百姓的纯粹土地而存在。军队的宗旨，不是保卫老百姓/国民，而是保卫土地。如此，老百姓就成了军队的累赘，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甚至会成为军队的敌人。 理解了蒋介石集团的这种逻辑，我们就能够理解，1938年6月，蒋介石为什么能够毫无心理负担地决定“以水代兵”，下令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任由汹涌的黄河水奔腾而下，夺淮入海，却不向下游老百姓发出任何疏散的警报，致使八十九万民众在水中丧生。黄河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河汊，无法耕种，另有大片土地变成了贫瘠的盐碱地。此后黄河水连年泛滥，频繁决口。黄泛区土地经过大旱炙晒后，又变成蝗虫迅速滋生的温床，为1942年的大饥荒种下前因。 
《一九四二》中，河南的灾民在地狱般的处境里辗转挣扎、死亡于沟壑，蒋介石却在重庆忙于作秀。他接见、抚慰几个由阵亡的高级将领遗孤组成的“童子军”，邀请其中一个春节的时候到家里过年，同时却任由成千上万同样年龄的河南儿童成为饿殍。国民政府的官员最关心的是如何能让重庆市民整齐地喊出“welcome!”，以取悦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但对赈济河南的灾民却毫无兴趣。据史料记载，1942年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代表到重庆，请求国民政府免除灾区征粮数额，蒋介石不但不见他们，而且还不让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回来后也承认河南灾情很严重，但仍然没有引起蒋介石的重视，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引发了美国舆论的哗然，国民政府才拖拖拉拉地着手救灾，可这时，超过300万河南民众已经被活活饿死了。
和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早就认识到人民才是力量之源，他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指出“战争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唯一宗旨。1943年春，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陕甘宁边区，仍然接受了近万名河南灾民，在晋冀鲁豫边区，仅太行、太岳两区的就接受25多万河南灾民。 事实上，由于陕北的贫瘠和国民党的封锁，当时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遇到的粮食问题，比国军要严重得多，但毛泽东选择的解决方案，不是“饿死老百姓喂饱军队”，而是“大生产运动”，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机关和部队每年需细粮(小米)3900万公斤，自己生产的就达1500万公斤，大大减轻了边区了人民的负担。1942年，陕甘宁边区也遭受严重旱灾，受灾面积856185亩，损失粮食79720石，受灾人口352922人（边区政府民政厅：《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济使用概述》），但却完全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 遗憾的是，不知究竟出于什么考虑，冯小刚和刘震云在影片中完全不提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救灾，《一九四二》被拍成了“没有共产党、八路军的一九四二”。影片到了最后，老东家和他捡到了一个小女孩成为饥荒最后的幸存者——如果这就是一个民族面对饥荒结局的话，那么这个民族一定灭绝。这个绝望的、没有任何希望的结尾，完全不能解释三年之后抗日战争的胜利，七年之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 中国有些文化精英，不认同毛泽东和共产党为中国选择的道路，内心深处希望他们不曾存在，但如果从中国现代史上抹去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中国和中华民族又是完全没有希望的——这是一个令他们感到尴尬又无法超越的悖论。 
蒋介石以及国军对待人民的态度，决定了他们自己的命运。在1944年日军发起的豫湘桂战役中，向豫西溃退的国军有5万多人被愤怒的农民缴械，有些甚至被活埋。1944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豫湘桂战役为什么失败？》的社论，指出“军队视民如草芥，则民视军如寇仇”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而蒋介石最关心的军粮，则通过汤恩伯之手转交给了日军——日军占领汤恩伯部的军需仓库后，发现里面囤积的面粉就有100多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在抗战胜利后展开的国共内战中，蒋介石美式装备的数百万军队不旋踵即风流云散，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 《一九四二》中，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蒋介石曾无限感慨的缅怀起北伐时“事事皆顺”的局面，但最终他也没有想明白这样的局面为什么再也没有出现——蒋介石没想明白的事，后人应该想明白，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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