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30 09:20:19 来源：新浪博客 作者：徐焰
历史是一面多棱镜，歪曲它的最好办法便是只讲一面。改革开放前有些读物讲到抗战时的国民党当局，只讲其“不抵抗”政策和一溃千里，这就不能解释其为何还坚持了八年抗战。改革开放后通过思想解放广开言路，有人又只谈正面战场战果如何辉煌，这也不能解释为何屡战屡败，并且因严重丧失民心而在战后被人民推翻。何况抗战初期国民党军战败尚可用武器落后辩解，抗战后期中美联合空军已掌握制空权，国民党军得到美援后装备也较日军为优，兵力更一直居于绝对优势，为什么在直至抗战胜利前夕初仍出现豫、湘、桂大溃败呢?为何直至日本投降前也未能展开反攻，最终依靠他国攻日而坐等胜利呢? 日军进入南京
自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改变了不抵抗和节节妥协的政策而实行抗战，这是一大历史进步，对此人们应予以肯定。国民党当局掌握着全国资源，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又得到苏、美、英共20亿美元的外援(1936 年国民政府的年财政收入仅折合 3.8亿美元)，自然有条件同日军进行一些大规模会战。按蒋纬国在台湾主张的《抗战御侮》一书的统计数字，国民党军战时共毙伤日军85万人。对照日本战后统计其“支那派遣军”共伤亡 133万人的数字，再扣除解放区战场的战绩来计算，《抗战御侮》中对杀伤日军的统计还大致不差。正面战场上的官兵抗战中的奋战和做出的牺牲，始终得到中国人民的纪念和褒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对国民党军抗战有功人员给予了奖励并建立了众多纪念场馆，这都体现了尊重历史的态度。
当年中国抗战的目的，又不是单纯的“打日本”，还要荡涤腐朽的旧制度的污泥浊水而促进社会进步，因而从宏观的角度看抗日战争史，就不能单纯地使用军事行动这一把尺子，单纯计算谁在抗日阵营中拥有的兵力多和武器好，而要用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的两把尺子来衡量。除了看谁抗击日军的数量外，还要看谁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若从抗击日军的表现看，国民党军的许多将士确曾浴血奋战，其高层却存在着许多指挥笨拙和腐败无能的现象，正面战场的会战多数失败也有这方面的主观原因。若是从中国社会进步的角度考察，国民党当局更有负人民希望。在上世纪30年代国际法西斯思潮兴起时，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却同纳粹德国结成非常密切的关系，并学习其法西斯统治方式。那时国民党军队主要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和购买德械装备，在日本侵华时还让德国居中调停，直至1941年因希特勒承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而与重庆断交才中止了往来。国民党当局抛弃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沿袭了封建专制主义的许多传统，又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而形成了新专制主义。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不给其他政党以合法地位，实行特务统治，导致各阶层进步人士(包括国民党内的部分开明者)在抗战期间便掀起了“反独裁、要民主”的运动。
抗战时期的儿童团
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不仅不进行社会改革，不改善民生，当权者还大发国难财。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时号召不抽烟、不喝酒，力戒贪污，然而己不正焉能正人?他的亲属和心腹的极度腐化的作为造成上行下效，利用外战消灭和排斥异己更激起内争不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讽刺之词，可谓当时的社会对国民党当局最流行的讽刺。
1941 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搭上美英战车，虽停止了对日谋和的试探，大后方腐化之风更急剧滋长。如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内兄宋子文相继主管国家财政借机自肥，而“孔二小姐”(孔祥熙、宋蔼龄之女)则以走私暴富，卖官鬻爵，连孙连仲升任上将军衔也要向她疏通。著名经济学者马寅初公开谴责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结果被关进了上饶集中营。1942年美国批准了 2.5 亿美元对华贷款，马上有 0.8 亿美元转存到孔氏家族在美国的私人账号上。美国原定装备中国 90个美械师的计划，便因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而大幅压缩。1945年初罗斯福还估计中国战场有可能崩溃，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以中国领土主权作交易，急于将苏联拉入对日战争。在抗战结束前夕，国民党军 240万人的正规军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在前线同日军对峙，多数还处于静坐状态。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持者美国在1949 年 7月公布的国务院白皮书便坦率地解释说：“美国参战后，国民党显然就认定日本最后必将战败，以为可以有机会来改进它的地位，和中共作最后的决斗。”“战争后期中国抵抗力的部分瘫痪，主要就是这种争权造成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评价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和一个人物，不能只看一时一事，更不能“一俊遮百丑”。人们承认国民党当局及其一些将领在抗战中做过有益的事，却不能以此掩饰其黑暗的一面。例如蒋介石在抗战时的爱将汤恩伯因在南口抗日打过硬仗一时全国有名，然而他在管辖下河南时民谣有“河南四殃：水、旱、蝗、汤”之称，豫籍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又称以“汤”害民最甚。当时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回忆，他接到控告汤恩伯部掠夺民财、民田、民女的状纸都厚达盈尺，而蒋介石却放纵这个心腹爱将。1944年日军以 15 万兵力进攻河南时，汤恩伯部 40万军队一月内全部崩溃。最可悲的是，据当时第一战区《会战之检讨》中承认，汤部败退时“豫西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汤恩伯部在本土内线作战却受群众反对，根源又在于他是压迫人民的腐朽黑暗势力的代表，这样的将领怎么能够称赞呢?如今一些网络上的“国粉”、“蒋粉”大力吹捧一些有名的反共将领，以他们对日本打过仗为借口将其称为“抗日名将”一味吹捧，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就是否认中国革命的合理性，这就不是史学争论则是意识形态的现实斗争。
当年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主要是以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支最大的政治力量共同进行的，战争的进程和胜利本来为两党的发展都提供了机会，只是国民党因其自身腐朽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机会。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的最大历史错误，便是拒不进行社会改革并加重民众痛苦，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曾感叹，政府视民众如草芥，民众便视政府如仇雠。
南口战役
1945 年 8月，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中国的抗战以日本投降宣告胜利。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战争胜利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解除了民族存亡的危机，国内的黑暗统治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并未改变，国民党政权又成为美国的附庸。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坚持了八年抗战没有对日本妥协，对此中国人民还给予肯定，然而这一点并不能抵销其腐败无能和反人民行径留下的积怨。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权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在“劫收”时进一步横征暴敛，结果刚享受过胜利者荣耀的国民党政府便迅速崩溃。1950年 1 月 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讲话时对此也解释说：“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看看抗战期间国民党政权的表现，便可知道这个“抛弃”势属必然，人心向背既决定战争胜负也决定着政权兴亡。
历史证明，进步的中国人浴血抗日不仅是为了不做“亡国奴”，还要避免再回到抗战前国内那种黑暗的旧制度之中。当年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人民所唱的心声，便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对抗日战争会带来中国革命力量大发展的结局，毛泽东早有准确的预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一年的1936 年 6月，他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对未来的形势预测说：“抗日战争可能打十年，而在抗战结束以后，中国的革命力量人数会更多，装备会更好，而且更有经验，更得人心，从而作为主要力量出现于亚洲东部①。”
胜利前的总攻
后人不能不钦佩，八年全面抗战的局势发展，恰恰同毛泽东这一预见完全吻合!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抗日战争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中间阶段，回顾历史就要看其前篇和后续。果然，抗战结束四年后中华大地上便出现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巨变。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在国民党留下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建立起一个繁荣的国家，国民产值已居世界第二位。尽管现在社会上还有种种需要反对的腐败现象和不如意之处，取得的伟大成就却是全球有良知的人都公认的。这一辉煌业绩的奠基，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当年中国人民的政治选择也是对抗日战争史的最好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