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贪腐 - 2017/1/14 15:37:25
2017-01-14 14:18:09 来源：国防参考 作者：姚有志
【摘 要】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适时进行政策和策略的调整分不开的，是与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识机、造机、握机和夺机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分不开的。
80年前，发生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年以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一个多月以后的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时局转换的枢纽性节点，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柳暗花明开新局的历史性机遇。
然而，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适时进行政策和策略的调整分不开的，是与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识机、造机、握机和夺机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分不开的。
1、慧眼识机诗言志，开创革命新局面激情满怀
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最早认识并陆续提出这三大法宝的是毛泽东。但不幸的是，从建党之初到遵义会议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毛泽东长期处于被排挤的状态。而在党的幼年时期，先是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后是在李立三、王明等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主导下，党和红军几度濒临生死存亡关头。
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才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35年2月，红军在娄山关打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毛泽东发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言壮语。娄山关战役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毛泽东经历和战胜了三大挑战，即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自然地理和生存环境的空前恶劣以及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行径，一度使毛泽东的心态进入最忧郁的时期。
1935年9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主力到达甘南哈达铺。一向把报纸作为战略情报来源的毛泽东，命令侦察连长梁兴初把近期的报纸找来。毛泽东从报纸上刊登的一则国民党围剿陕北红军的消息中，判断出陕北地区有成规模的红军和根据地，并迅即提议中央政治局召开榜罗镇会议，确定了长征的落脚点，结束了在蒋介石军队围追堵截中飘忽不定的局面。在从甘南到陕北的行军作战过程中，毛泽东一扫胸中多年积压的阴霾，心情、心境进入有生以来的最佳状态。有1935年10月一个月内连续创作3篇诗词佳作为证。
毛泽东一生留下诗词100首左右，正式发表的不到40首。上述4首是正式发表的诗词中的精品。毛泽东在敌强我弱的险恶环境中，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接连创作出大气磅礴的千古诗句，正是党和红军进入时运转折阶段对中国革命胜利前景的高瞻远瞩。
2、悉心造机用法宝，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殚精竭虑
1935年9月，就是毛泽东率中央红军过草地、爬雪山、战顽敌到达甘南之际，蒋介石赴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驱使拥有20余万人的东北军和10余万人的西北军围剿不足万人的工农红军。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险恶，但毛泽东却洞察了化敌为友的希望和契机。毛泽东经过分析认为，身背不抵抗骂名、饱受日寇羞辱的张学良和东北军，与日寇有不共戴天之仇，与中国共产党则无冤无仇，围剿红军并非本意。蒋介石把东北军推向围剿红军第一线，显然是一箭双雕的毒计：借东北军之手剿灭红军，除心头之患;借红军之力打残东北军消除异己。
因此，共产党和红军与张学良和东北军，极有可能在反蒋抗日至少在抗日救国上达成共识。张学良和东北军，乃至非蒋嫡系的西北军，是蒋介石送上门来的统战对象。在进军陕北的途中，面对东北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强调了两条原则：一是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从气势上给东北军以精神震慑；二是加强对东北军的抗日救国宣传，从政治上给东北军以精神瓦解，并亲自部署、指挥了全歼东北军109师的直罗镇战役。
1935年11月初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先是果断刹住了陕北红军正在进行的“肃反”运动，下令“停止抓人，停止杀人，一切由中央处置”，营救了被关押、待处决的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西北红军的高中级指挥员。随即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目标，以主要精力思考和筹划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调整及转变。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研究了毛泽东提出的党的策略方针和军事战略问题，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瓦窑堡会议的重大意义在于，以决议方式把毛泽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确定为全党全军的指导思想，又以决议的方式赋予毛泽东在红军战略指导上的最高的和完全的权力。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释了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以及猛烈扩大红军、猛烈扩大根据地，以发展求巩固的军事战略方针。
瓦窑堡会议前后，毛泽东主持操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李克农为秘书长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并对党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总体布局。毛泽东对东北军的工作抓得尤为细微和到位。
例如，他多次指示要优待感化被俘的东北军官兵，特意批准释放了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通过高福源转达毛泽东等对张学良的问候和希望。高福源深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大义所感化，成为党中央与张学良接洽的第一联络人，很快促成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谈判。从1936年2月起，东北军与红军停止了敌对行动。高福源后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可惜，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杀害了。
第二件大事就是东征山西，讨伐阎锡山的晋绥军。毛泽东出兵山西的思想是在1935年11月形成的，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是在瓦窑堡会议期间下达的。当时，党内军内不少领导同志对“为什么东征、能不能东征”的认识比较茫然。毛泽东曾多次陈述用兵山西是必然的也是最好的选择。
东征从1936年2月20日开始，5月5日凯旋，历时75天，取得了痛快淋漓的胜利。是役歼敌7个团，俘敌4000余人，扩大红军8000多人，筹款30多万大洋，在20多个县播下抗日火种，迫敌撤回入陕“围剿”红军的5个旅，完全实现了东征的战略目的。东征作战的胜利，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权威地位。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在东征凯旋当日调整了对蒋政策，由“反蒋抗日”变“迫蒋抗日”，公开向蒋介石提出建立抗日联合阵线的建议，并联合朱德向全国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此时的毛泽东几乎全身心投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动员，其中最为繁忙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信和发电报。这期间，毛泽东最多一天连写7封信。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起草公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等一批文书。
这些信件和文书以诚恳的态度、犀利的思想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个性化语言，打动了许多人的心，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巨大的动员作用。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国浪潮异常高涨，各地出现拥护和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报刊达30多种，各大城市街头抗日游行示威活动此起彼伏，一些旨在保存实力的实力派将领也产生了抗日萌动，南京政府内部也分化出“联日反共”和“联共抗日”根本对立的两派观点。
3、巧运筹握机夺机，为谋求西安事变的光明前途只争朝夕
1936年秋，蒋介石派嫡系胡宗南等率10万大军进入西北，取代剿共消极的东北军和17路军进行剿共作战。面对气势汹汹的胡宗南，毛泽东一边以徐向前的名义致信胡宗南，以黄埔同学情谊宣传抗日统一战线，一边精心筹划对胡作战。1936年11月20日凌晨5时，毛泽东给一线指挥员彭德怀发电，分析判断胡部主力有途经山城堡的可能，建议集中兵力前引后击，截歼其1个师。后敌情有所变化，毛泽东又于当晚11时致电彭德怀，要彭集中全力放手作战。21日凌晨，红军向进入山城堡地区的胡宗南部1个旅又1个团发起进攻，歼灭其1个多旅，取得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胡宗南部被迫后撤，此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
蒋介石闻讯胡宗南剿共受挫，便于1936年12月初带一帮军政大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下达最后通牒：要么立即发兵剿共，要么撤出陕西，东北军去福建，17路军调安徽，腾出地盘由蒋氏嫡系接防灭共。张学良、杨虎城被逼无奈，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逮捕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对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西安事变的必然性和突然性兼而有之。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张、杨及其所部长达一年的政治统战和思想引导，联共抗日已成为东北军和17路军的共识;然而张、杨以此方式逼蒋抗日，还是有些出乎意料。必然也好，突然也好，西安事变消息传来，毛泽东立即预感到党和红军转变命运的机遇来临，于是便搁置了手头几乎所有的工作，全身心投入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之中。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专题会议。毛泽东首先发言，具体分析了西安事变后面临黑暗与光明、失败与胜利两种前途命运，着重提出争取光明与胜利前途应实行的政策和策略。毛泽东指出，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置张、杨的抗日主张于不顾，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使大敌当前的中国陷入更大范围的内战，是黑暗、失败的一面。这次事变促使抗日与亲日的进一步分化，抗日阵线更为扩大，是光明、胜利的一面。我们应坚定站在抗日立场上，打击黑暗面，发扬光明面，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
毛泽东还指出，可能结束内战的有六种力量：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这六种反内战力量联合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正式提出了南京与西安应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这一天，毛泽东将会议精神向有关方面连续发出14封电报，其中给周恩来发了11封。周恩来在与蒋介石方面的谈判和交涉中，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迫使蒋介石与张、杨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头协议，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不出毛泽东所料，蒋介石回南京后即扣留了张学良，对承诺也有所犹豫和动摇，一度导致了形势的严峻凶险。国民党亲日派与抗日派的矛盾，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矛盾，东北军内部主和派与激进派的矛盾，国民党坚持灭共方针的右派与主张联共抗日的左派之间的矛盾，多已接近激化的边缘。
而这些矛盾一旦激化，放任打内战的力量占上风，势必导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胜利成果化为泡影。为了落实和扩大西安事变的胜利成果，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作为与蒋介石谈判的总代表，敦促蒋介石兑现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承诺。毛泽东则夜以继日地激扬文字，以蒋介石和国民党上层以及能够影响国民党上层的人物为重点，以通电、书信等形式进行正面引导。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每天都是电报频频，通报情况，共商对策。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努力下，国民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召开抗日救国大会的建议，于1937年2月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商讨救国大计。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向国民党提出了“拥蒋抗日”五项国策建议和共产党的四项保证。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和毛泽东趁热打铁，步步紧逼，通过与蒋介石的直接谈判和间接谈判，以及海量的联蒋抗日、拥蒋抗日的艰苦细致的外围工作，终于迫使蒋介石于1937年8月22日发布了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12月又同意将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毛泽东对政策和策略的调整，红军在人财贫瘠的西北地区取得反围剿作战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毛泽东在1935年10月至1937年8月近两年时间里，从拿起统一战线的法宝到“反蒋抗日”——“迫蒋抗日”——“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的政策和策略调整，以及识机、造机、握机和夺机的敏锐与果断，实现党和红军命运的大转变，其中体现的雄才大略和超群智慧，给后人留下多层面的思想启迪与精神财富。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少将，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研究员;来源：国防参考)
【摘 要】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适时进行政策和策略的调整分不开的，是与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识机、造机、握机和夺机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分不开的。
80年前，发生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年以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一个多月以后的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时局转换的枢纽性节点，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柳暗花明开新局的历史性机遇。
然而，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适时进行政策和策略的调整分不开的，是与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识机、造机、握机和夺机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分不开的。
1、慧眼识机诗言志，开创革命新局面激情满怀
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最早认识并陆续提出这三大法宝的是毛泽东。但不幸的是，从建党之初到遵义会议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毛泽东长期处于被排挤的状态。而在党的幼年时期，先是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后是在李立三、王明等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主导下，党和红军几度濒临生死存亡关头。
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才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35年2月，红军在娄山关打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毛泽东发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言壮语。娄山关战役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毛泽东经历和战胜了三大挑战，即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自然地理和生存环境的空前恶劣以及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行径，一度使毛泽东的心态进入最忧郁的时期。
1935年9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主力到达甘南哈达铺。一向把报纸作为战略情报来源的毛泽东，命令侦察连长梁兴初把近期的报纸找来。毛泽东从报纸上刊登的一则国民党围剿陕北红军的消息中，判断出陕北地区有成规模的红军和根据地，并迅即提议中央政治局召开榜罗镇会议，确定了长征的落脚点，结束了在蒋介石军队围追堵截中飘忽不定的局面。在从甘南到陕北的行军作战过程中，毛泽东一扫胸中多年积压的阴霾，心情、心境进入有生以来的最佳状态。有1935年10月一个月内连续创作3篇诗词佳作为证。
毛泽东一生留下诗词100首左右，正式发表的不到40首。上述4首是正式发表的诗词中的精品。毛泽东在敌强我弱的险恶环境中，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接连创作出大气磅礴的千古诗句，正是党和红军进入时运转折阶段对中国革命胜利前景的高瞻远瞩。
2、悉心造机用法宝，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殚精竭虑
1935年9月，就是毛泽东率中央红军过草地、爬雪山、战顽敌到达甘南之际，蒋介石赴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驱使拥有20余万人的东北军和10余万人的西北军围剿不足万人的工农红军。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险恶，但毛泽东却洞察了化敌为友的希望和契机。毛泽东经过分析认为，身背不抵抗骂名、饱受日寇羞辱的张学良和东北军，与日寇有不共戴天之仇，与中国共产党则无冤无仇，围剿红军并非本意。蒋介石把东北军推向围剿红军第一线，显然是一箭双雕的毒计：借东北军之手剿灭红军，除心头之患;借红军之力打残东北军消除异己。
因此，共产党和红军与张学良和东北军，极有可能在反蒋抗日至少在抗日救国上达成共识。张学良和东北军，乃至非蒋嫡系的西北军，是蒋介石送上门来的统战对象。在进军陕北的途中，面对东北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强调了两条原则：一是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从气势上给东北军以精神震慑；二是加强对东北军的抗日救国宣传，从政治上给东北军以精神瓦解，并亲自部署、指挥了全歼东北军109师的直罗镇战役。
1935年11月初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先是果断刹住了陕北红军正在进行的“肃反”运动，下令“停止抓人，停止杀人，一切由中央处置”，营救了被关押、待处决的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西北红军的高中级指挥员。随即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目标，以主要精力思考和筹划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调整及转变。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研究了毛泽东提出的党的策略方针和军事战略问题，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瓦窑堡会议的重大意义在于，以决议方式把毛泽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确定为全党全军的指导思想，又以决议的方式赋予毛泽东在红军战略指导上的最高的和完全的权力。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释了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以及猛烈扩大红军、猛烈扩大根据地，以发展求巩固的军事战略方针。
瓦窑堡会议前后，毛泽东主持操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李克农为秘书长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并对党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总体布局。毛泽东对东北军的工作抓得尤为细微和到位。
例如，他多次指示要优待感化被俘的东北军官兵，特意批准释放了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通过高福源转达毛泽东等对张学良的问候和希望。高福源深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大义所感化，成为党中央与张学良接洽的第一联络人，很快促成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谈判。从1936年2月起，东北军与红军停止了敌对行动。高福源后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可惜，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杀害了。
第二件大事就是东征山西，讨伐阎锡山的晋绥军。毛泽东出兵山西的思想是在1935年11月形成的，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是在瓦窑堡会议期间下达的。当时，党内军内不少领导同志对“为什么东征、能不能东征”的认识比较茫然。毛泽东曾多次陈述用兵山西是必然的也是最好的选择。
东征从1936年2月20日开始，5月5日凯旋，历时75天，取得了痛快淋漓的胜利。是役歼敌7个团，俘敌4000余人，扩大红军8000多人，筹款30多万大洋，在20多个县播下抗日火种，迫敌撤回入陕“围剿”红军的5个旅，完全实现了东征的战略目的。东征作战的胜利，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权威地位。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在东征凯旋当日调整了对蒋政策，由“反蒋抗日”变“迫蒋抗日”，公开向蒋介石提出建立抗日联合阵线的建议，并联合朱德向全国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此时的毛泽东几乎全身心投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动员，其中最为繁忙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信和发电报。这期间，毛泽东最多一天连写7封信。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起草公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等一批文书。
这些信件和文书以诚恳的态度、犀利的思想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个性化语言，打动了许多人的心，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巨大的动员作用。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国浪潮异常高涨，各地出现拥护和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报刊达30多种，各大城市街头抗日游行示威活动此起彼伏，一些旨在保存实力的实力派将领也产生了抗日萌动，南京政府内部也分化出“联日反共”和“联共抗日”根本对立的两派观点。
3、巧运筹握机夺机，为谋求西安事变的光明前途只争朝夕
1936年秋，蒋介石派嫡系胡宗南等率10万大军进入西北，取代剿共消极的东北军和17路军进行剿共作战。面对气势汹汹的胡宗南，毛泽东一边以徐向前的名义致信胡宗南，以黄埔同学情谊宣传抗日统一战线，一边精心筹划对胡作战。1936年11月20日凌晨5时，毛泽东给一线指挥员彭德怀发电，分析判断胡部主力有途经山城堡的可能，建议集中兵力前引后击，截歼其1个师。后敌情有所变化，毛泽东又于当晚11时致电彭德怀，要彭集中全力放手作战。21日凌晨，红军向进入山城堡地区的胡宗南部1个旅又1个团发起进攻，歼灭其1个多旅，取得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胡宗南部被迫后撤，此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
蒋介石闻讯胡宗南剿共受挫，便于1936年12月初带一帮军政大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下达最后通牒：要么立即发兵剿共，要么撤出陕西，东北军去福建，17路军调安徽，腾出地盘由蒋氏嫡系接防灭共。张学良、杨虎城被逼无奈，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逮捕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对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西安事变的必然性和突然性兼而有之。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张、杨及其所部长达一年的政治统战和思想引导，联共抗日已成为东北军和17路军的共识;然而张、杨以此方式逼蒋抗日，还是有些出乎意料。必然也好，突然也好，西安事变消息传来，毛泽东立即预感到党和红军转变命运的机遇来临，于是便搁置了手头几乎所有的工作，全身心投入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之中。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专题会议。毛泽东首先发言，具体分析了西安事变后面临黑暗与光明、失败与胜利两种前途命运，着重提出争取光明与胜利前途应实行的政策和策略。毛泽东指出，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置张、杨的抗日主张于不顾，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使大敌当前的中国陷入更大范围的内战，是黑暗、失败的一面。这次事变促使抗日与亲日的进一步分化，抗日阵线更为扩大，是光明、胜利的一面。我们应坚定站在抗日立场上，打击黑暗面，发扬光明面，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
毛泽东还指出，可能结束内战的有六种力量：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这六种反内战力量联合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正式提出了南京与西安应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这一天，毛泽东将会议精神向有关方面连续发出14封电报，其中给周恩来发了11封。周恩来在与蒋介石方面的谈判和交涉中，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迫使蒋介石与张、杨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头协议，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不出毛泽东所料，蒋介石回南京后即扣留了张学良，对承诺也有所犹豫和动摇，一度导致了形势的严峻凶险。国民党亲日派与抗日派的矛盾，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矛盾，东北军内部主和派与激进派的矛盾，国民党坚持灭共方针的右派与主张联共抗日的左派之间的矛盾，多已接近激化的边缘。
而这些矛盾一旦激化，放任打内战的力量占上风，势必导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胜利成果化为泡影。为了落实和扩大西安事变的胜利成果，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作为与蒋介石谈判的总代表，敦促蒋介石兑现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承诺。毛泽东则夜以继日地激扬文字，以蒋介石和国民党上层以及能够影响国民党上层的人物为重点，以通电、书信等形式进行正面引导。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每天都是电报频频，通报情况，共商对策。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努力下，国民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召开抗日救国大会的建议，于1937年2月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商讨救国大计。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向国民党提出了“拥蒋抗日”五项国策建议和共产党的四项保证。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和毛泽东趁热打铁，步步紧逼，通过与蒋介石的直接谈判和间接谈判，以及海量的联蒋抗日、拥蒋抗日的艰苦细致的外围工作，终于迫使蒋介石于1937年8月22日发布了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12月又同意将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毛泽东对政策和策略的调整，红军在人财贫瘠的西北地区取得反围剿作战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毛泽东在1935年10月至1937年8月近两年时间里，从拿起统一战线的法宝到“反蒋抗日”——“迫蒋抗日”——“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的政策和策略调整，以及识机、造机、握机和夺机的敏锐与果断，实现党和红军命运的大转变，其中体现的雄才大略和超群智慧，给后人留下多层面的思想启迪与精神财富。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少将，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研究员;来源：国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