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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把文革搞乱的？
2015年9月14日 红旗手 新闻评论 Leave a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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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把文革搞乱的?是对文革肯定还是否定的核心问题。必须搞清楚。
从毛主席去世以后，走资派、叛徒集团为了把1976年10月6日武装政变合法化，就必须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称文革)，同时必须把文革派打下去，而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土改、镇压反革命以及1957年的反右派等运动被打击的不思改悔的敌对分子和不可教育的子孙后代，扶植起来，结成反文革联盟。简而言之，他们一是要造舆论，把文革丑化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二是要组织反文革的阶级队伍，包括一伙对共产党刻骨仇恨的地痞、流氓、打手。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采取了一切措施，不惜撕下脸皮造谣、栽赃、诬陷、漫骂等卑劣手段，无不用其极。
一些媒体盛传了多年的：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单凭这一条，文革还有什么可宣扬的，就足以判死刑，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接着是1981年6月，邓小平一手操办下的所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以下称“决议”)，对文革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彻底否定，被定性为一场“动乱”。
在组织上，他们捏造了“三种人”，对几千万从中央到地方赞同文革的的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广大工农兵，进行大清洗、大迫害、大镇压;另一方面，胡耀邦对解放后所有被共产党专政的对象搞大平反、大摘帽、大封官重用，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反文革的强大专政机构。直到十八大前，一年用于镇压人民的“维稳”费达6000亿元人民币，超过了国防开支，“维稳”武装超过了军队人数。而几乎所有为文革辩护的互联网均被查封。成了反文革派一手遮天的名符其实的法西斯专制的一统天下。但最终只能是螳臂挡车，人民要革命、历史要前进的洪流是阻挡不了的。
据报导：“腾讯在《今日话题》中，推出了如何防止‘怀念文革’的‘歪风’的专题，并以‘你怀念文革吗?’为题，发起投票，结果怀念的是50392票，占投票数的78%;不怀念的是14402票，占投票数的22%”。这就是走资派及一小撮文痞、一切反动势力以及社会上地痞流氓等，竭尽全力蓄意丑化、造谣、栽赃和诽谤文革的30多年来阶段性总结。这个结果，是走资派及一切反动势力30多年来，靠造谣、栽赃、诽谤、漫骂毛主席和共产党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尤其是文革，反唤醒了人民的空前觉醒，文革成了广大人民公认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所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是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里程碑。对待文革的态度，成了区别真假革命派和真假马列主义的试金石。
但必须指出，有些案件是该平反的，如走资派利用反右之机，对反对自己的搞打击报复，把同志打成“右派”，造成反右扩大化约100倍。又如不少走资派是改悔了的，尤其绝大多数子女是可教育好的，……。但胡耀邦的“平反”是大大扩大化了，许多是不该平反的，例如茅于轼之流的右派帽子是万万不能摘掉的，又如被人民政府镇压了的汉奸等不可教育好的后代是万万不能信用的，……。走资派正是利用这伙不该平反、“摘帽”的反共分子，组成了反马列毛、反共、反科学社会主义的别动队，明目张胆地声言：挖共产党的祖坟。成了妖魔化文革的最反动的反党集团。
上述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这位以“大事不糊涂”为荣的老帅说出的这席话，成了一小撮走资派和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判文革死刑最过硬的“罪证”。所以，关于文革“乱”和死人的问题，到了必须搞清楚的时候了。
搞清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事实说话，我们不能学走资派和一小撮别有用心者靠造谣混日子。
一、是谁把文革搞乱了
为说明问题，首先抄录两本公开出版的图书中有关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摘自程万里编著2012年12月《时代出版社》出版、北京市昌平印刷厂印刷《赣水苍茫》一书(注：这是一本批判文革、歌颂“决议”的书)
1、“1967年2月10日前后，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石一宸奉命进京，他不知道让他去干什么，结果却是去看文件。在京西宾馆，文件只有一页文字，是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只准用眼睛看，用脑子记，不准用笔抄录。有人站在那儿看了你看。与他同时看文件的，是同属华东军区的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才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各大军区都去人了，好像是分期分批看的，看完后立即回去传达、落实。”“32年后，离休将军石一宸在谈到这份‘沒有文件的文件’时还能回忆起来是这样子：毛主席指示：造反派冲军区，抢你们大楼，攻占大楼，你们不要让，坚持在上头。他们在东头，你们在西头，把他们包围起来，开展政治攻势，抓坏头头。文件上还有林彪批示的四个字：‘完全同意’”。(注：全文抄自第4页。请读者特别注意这两段话)。（捏造如此没有文件的大事，这个人当时没有挖出来，一直后患无穷。）
2、“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端山少将按照自己(对没有文件的文件)的理解，把‘战略部署’具体化，对南昌军分区布置说：‘你们抓人要有计划，一批一批地抓，不要零打碎敲，声势要大，影响要广，通过抓人，取缔组织，他们一下子就跨了’。”(抄自第4页)。
3、“江西省军区按照(所谓)中央要求的精神己陆续派岀军代表联络员进入全省223个重点单位。然而，这些军代表、联络员下去后，表态支持保守派的有207家，支持造反派的只有一家，其余未表态”。“军队介入，不仅没有能够迅速稳定局面，反而使武斗由棍棒升级为枪炮，愈演愈烈”。(选自第2至3页)。
4、“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命令中说：‘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革的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4月6日，中央军委又发布十条命令：‘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的好，有的做的不好”，命令要求：“(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革命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经过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组织，要做分化爭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其为反动组织的，要经中央批准”。(注：摘自第22页)。
5、在“流产的‘军管’”一节中：“1967年3月以来……。江西省造反派组织与省军区之间的矛盾逐渐由表面化到白热化”。“江西文革形势并不是孤立的，与之相关的全国的大形势，也基本如岀一辙”。“1967年3月8日，在军委召开的全军军以上干部会上，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被按排到大会上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如何‘武装‘平定反革命暴乱’的做法和经验”。“可是半个月后，3月24日，中央处理了青海‘二.二三’事件，赵永夫隔离审查。同一事件，前后两次截然不同的处理态度，让各军区负责人们不知所措，无所适从……”。
“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支持一派，打击一派，私下发枪，并由各公社武装部组织农民进城，‘农村包围城市’，武斗规模越来越大……”。
“江西领导‘三支两军’工作的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中将……，他和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少将，与己经被打倒的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省长方志纯等人原本就是战争年代的老战友，对杨、方等人的遭遇颇有些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觉，不免在‘三支两军’中带有感情色彩。由于态度明确支持一派，……，境内连续出现大规模武斗和死人事件”。
“周子韬3.14报告后，由江西省军区及所属各军分区、或以公安机关军管会出面，从南昌到全省各地、市、县范围内相继宣布取缔了300个‘反革命’组织，抓捕了‘现行反革命分子’42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造反派组织和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群众”。
“事实证明，就全国而言，岀现这样的情况，远不是江西一个军区，不少的省军区都有类似情况”。
以上选自第21至29页。
后来中央查处江西事件，仅赣州武斗，周总理説：“我们查过了，确实有223具尸体。广州部队和大联筹两方面调查的数字一祥”(选自39页)。
关于江西军管挑动派性、挑动武斗、残暴屠杀造反派的具体场景就不抄录了。
第二部分：抄录1998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称“文稿”)第十二册第221至223页全部内容
上述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给各大军区在有人监视下看的“没有文件的文件”，这个“文件”一传达贯彻，才正如《赣水苍茫》一书介绍的：才出现了(全局性的)“军队介入，不仅没有能够迅速稳定局面，反而使武斗由棍棒升级为枪炮，愈演愈烈”。因此，弄清楚这份“没有文件的文件”的来龙去脉，就能充分证明谁是文革中制造乱的罪魁祸首。所以，《赣水苍茫》一书，为彻底解开半个多世纪来未能彻底解开这个迷，提供了重要线索。
经查，这份“没有文件的文件”发源于1967年2月9日《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泒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中央军委文件。现将关于这份文件包括毛主席的批示、修改内容以及文件全文抄录如下：
(毛主席)对《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以下称“规定”)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1>
一
有一些修改。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岀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毛泽东
二月九日上午
二
林彪同志：
又改了一些，请酌定。此件应在总理主持的党、政、军联席会上讨论通过，然后发出。
毛泽东
二月九日下午
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泒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
各军区、各军兵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支持真的(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已经遇到各种复杂情况，以至发生武装冲突事件，如新疆、内蒙。因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徒手的群众，不管属于哪一派，都不能开枪。
(二)对徒手的保守派、右派、(反革命派)，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在必要时，可逮捕他们的头目，但不要开枪。
(三)略
(四)对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确实查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和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开枪镇压。
(五)(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爭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
(六)(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
以上规定，(大部分)要向全军指战员认真进行宣传教育。但第三条(“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只能临战时下达，事先必须保密。<2>
注释：
<1>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1967年2月7日送审的这个规定稿，毛主席作过两次修改。本篇一写在第一次送审稿上;本篇二写在第二次送审稿上;本篇三是经毛主席两次修改后的中央军委规定稿，其中()括号内的为毛主席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1967年2月11日给林彪写信說：“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我们把六条作为五条发出，第三条只在会议上念了一遍(发稿呈上)，会后各军区请(求)将第三条单独发给他们再读一遍，以便掌握，我们已单独打印发给他们，说明看后收回(己收回)。请报主席。”
以上全文抄自：“文稿”第十二册，第221至223页。
从以上《赣水苍茫》和“文稿”两本书摘抄和全部抄录的有关内容，如都是史实记录(注：至今未见官方对这些有修正或辟谣的报导)，则文革是谁搞乱的?已一目了然。这30多年来走资派、资产阶级文人、反党卖国集团以及形形式式反动势力仗以全盘否定文革的根本依据：“文革乱极了”、“文革死了2000万人”，终于真相大白，还了毛主席发动的文革一个清白，更彻底暴露了走资派极端恶劣的罪该万死的反动面目。
毛主席曾指岀：(文革中)怀疑一切，全面内战，不优待俘虏。但毛主席并没有明确指出这是谁干的?一小撮反党集团骨干，在毛主席去世后的30多年来，不仅把这个罪责栽赃给了文革和毛主席，达到全盘否定文革的目的;而且栽赃给了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革命造反派，被恶毒地丑化为无恶不作的一群“暴徒”进行血腥迫害和镇压。因此，必须彻底清算制造这一灾难的走资派、反党集团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制造了史无前例的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冤假错案、冤魂遍地的人类史上最残暴的一场灾难。为此，仅根据以上摘抄的己公开的材料，谈点个人看法，供商讨。
1、上述“没有文件的文件”是野心家、阴谋家蓄意伪造的“毛主席最新指示”
为什么说是伪造的毛主席“最新指示”?理由是：
(1)从《赣水苍茫》一书可见，介绍叶剑英给各大军区负责人在监视下看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即称谓传达中央军委文件，竟不见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泒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这份文件。从注释<2>可见，叶剑英向林彪汇报传达中央军委文件即“规定”的全部内容，却不见叶剑英派人监视下让各大军区领导人看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因此，就难怪当年亲自被召至京西宾馆“听传达文件”的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石一宸称其为“没有文件的文件”。可见，基本可判定叶剑英向各大军区“传达”的，既不是中央军委文件即“规定”，也不是“毛主席最新指示”，而是不可告人的“私货”即“沒有文件的文件”。还竟闹出林彪送毛主席审核的文件，林彪自己批示“完全同意”这样的笑话。说明造假就难以掩盖疪漏。
1967年3月8日，即叶剑英传达“没有文件的文件”约一个月后，在军委召开的全军军以上干部会上，叶剑英私自让贯彻“没有文件的文件”最得力的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到大会上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如何‘武装‘平定反革命暴乱’的做法和经验”。实际是介绍叶一手支持的赵永夫残酷屠杀手无寸铁的造反派的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性屠杀造反派。造成了正如毛主席指岀的：全面内战，怀疑一切，不优待俘虏。
(2)“文稿”中毛主席批示：“此件应在总理主持的党、政、军联席会上讨论通过，然后发出”。但前述《赣江苍茫》一书中不见“规定”这个中央军委文件的影子。另外，我查了一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也查不到周总理召集党、政、军会议讨论“规定”的记录。会不会此文件到了叶剑英手里就“失踪”?值得核查。但从前面全文抄录的“文稿”中有关内容，没有按毛主席指示有总理主持党、政、军联席会议讨论的记载。在叶剑英手里“规定”就成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按排了人监督下让各大军区负责人看了。从上述才料分析，如果未经周总理召集党、政、军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则这样的“文件”就只能称为林起草的草案，虽毛主席看了提了意见，但仍不是正式文件，是不能向下传达的。
(3)从前面全文抄录的有关“规定”的内容，毛主席两次给林彪的信以及毛主席在“规定”中增、减的内容，找不到叶剑英让各大军区负责人在监视下的看的“没有文件的文件”中那些内容。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细细推敲一下中央军委“规定”同“没有文件的文件”间关系。就能看清走资派搞乱文革的全部“学问”。
2、伪造的“没有(中央军委)文件的文件”造成了全国性的混乱、成千上万造反派人头落地
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这是至今为止，在中央正式会议上，公布的文革乱，而造成被害人数和死亡人数，最权威的人士。这一数字，让一伙趋炎附势的走资派和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各种反动势力，兴师动众疯狂地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以至一些反党集团的骨干和爬虫，以百倍疯狂妖魔化文革和毛主席以及造反派。遗憾的是如今真相大白，原来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是反文革干将、共产党叛徒、反党反人民分子用十分卑鄙、无耻的手段，伪造“毛主席最新指示”，欺骗甚至亲自指挥“支左”部队挑动武斗、迫害和屠杀手无寸铁的造反派造成的。并玩弄贼捉贼喊的伎俩栽赃给文革、栽赃给毛主席、栽赃给造反派。
在此必须指出：广大支左的解放军指战员属于沒能识别反党分子的阴谋，是受骗上当，是没有责任的。责任在于出于反党、反人民而精心伪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主谋和受其直接指挥屠杀手无寸铁造反派的如赵永夫等人。大家看看他们制造的青海、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以及《赣水苍茫》一书介绍的江西省，以及互联网等媒体披露的云南省、河南省、江苏省、浙江省、湖北省、四川省、安徽省、内蒙等等走资派策划的大屠杀的报导，都是很残忍的，是古今中外最惨烈的反人类大屠杀(注：限于篇幅，后面只能介绍几个典型案例)。所以毛主席说走资派掌了权就是法西斯专政。
毛主席去世后，上述文革期疯狂迫害造反派的共产党叛徒武装政变篡权后，更是以十倍的疯狂镇压造反派，捏造的“三种人”案，迫害、屠杀的造反派人数，至今官方未公布，有互联网报导迫害和屠杀了4000多万人。以镇压文革余孽为由的三次“严打运动”，据互联网报导共重判和杀了550多万人。其中包括遭牵连的在马路上撒尿的、男男女女一起跳舞的、在公园里谈恋爱的等等(参见2008年11月5日《京华时报》)。
3、一个必须澄清的问题
近30多年来，共产党的叛徒、走资派利用窃取的权利，掩盖自己反文革而迫害和屠杀了上亿人。仅就他们供认的：迫害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这还不包括他们篡权后迫害和杀害的造反派人数。在弄清了是谁把文革搞乱的今天，尤其是毛主席去世后的这30多年，他们更肆无忌惮、畅通无阻地搞乱了党、搞乱了国家的今天。究竟谁是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共产党的叛徒、迫害人民的罪魁祸首?这个问题已是回避不了必须作结论的时候了。按照中央所立“三种人”的标准，究竟谁是货真价实、证据确凿的“三种人”?被颠倒的历史不能再继续了，造成的损失太可怕了。
十八大前的30多年，文革期手无寸铁的造反派，面对手持枪炮的走资派武装屠杀，有的造反派奋起反抗，甚至抢夺枪支弹药自卫反抗，我认为造反派面对比土匪还凶残的武装屠杀，造反派采取任何手段应对，都是合法的自卫，谈不上自卫“过当”二字。因此，在后来清理“三种人”时，许多造反派为此被判刑、杀害，这样的案例还不该平反吗?
这里介绍一下周总理对青海省问题，经核查造反派没有枪，手无寸鉄，查清了赵永夫说是造反派先开枪的谎言后，周总理对被杀害的手无寸铁的造反派的这一事件的感人肺腑的话：“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你(指赵永夫)干嘛还要开枪呢”。当毛主席发现全国军队“支左”，实际上75%以上支持的不是造反派，以及许多省市的造反派惨遭杀害的情况。毛主席、周总理才提出应对策略：武装造反派，“文攻武卫”。
但事实上武装的造反派并沒有用武器杀害手无寸鉄的走资派等。以北京为例，被定为反动组织的“联动”，仅是逮捕了几个坏头头，而且很快江青同志亲自把他们释放了。再如1975年，由邓、胡(跃邦)等一手策划和煽动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反革命动乱(注：详情参见杨尚昆“日记”)。也仅是抓了几个人，而沒有动枪、更沒有动用坦克和大炮杀害任何人。
另外，从媒体报导，上海这个武装了造反派的典例，但至今没有见有上海造反派武装杀害手无寸铁的走资派等的事例报导。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毛主席、周总理提岀武装造反派，完全岀于应对走资派武装镇压造反派的自卫措施。但又必须看到，当造反派“翻身”以后，极少数“造反派”头头搞打击报复。
为此，毛主席和中央，一方面做政治思想工作，而发表了人人皆知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沒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要团结那些曾反对过自己，而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一道工作等毛主席指示。同时对极少数不听劝说的头头采取了果断措施，使事态没能漫延，被有效制止了，这也是人人皆知的事。正是这些有力措施，才逐步平息了走资派屠杀造反派的罪恶活动，各省市实现了群众组织的革命大联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迎来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保证了中共九大的胜利召开，文革胜利结束。
走资派篡党复辟资本主义后，至今许多省市遭迫害的造反派不仅不平反，大多还被剥夺了生存权利：不安排工作、不给应有的生活费……。难道共产党要把颠倒黑白，而纵容比匪徒更残忍地屠杀手无寸铁的造反派这类荒唐绝顶历史永远“合法”地保留下去吗?
4、谁是把文革搞乱的罪魁祸首?
谁是把文革搞乱的罪魁祸首?从上述介绍的有据可查的材料，可能谁都能有正确答案了。但我为什么还作为一个问题提岀来?因为我不是学法律的，也不是法律工作者，更无权进行核查，因此我不仅沒有能力，更没有资格下这个结论。我的义务和责任是把我看到的材料无保留地介绍给中央和人民。供中央核实、作岀结论，可能如此涉及2000万人生命的大案件，不核实、作结论，不好向人民交代。向人民公布的目的：如有与事实不符，望指正;如有遗漏，望补充。
二、走资派迫害和武装屠杀手无寸铁造反派和人民群众的几个案例
案例1：
有一篇达20来万字的反文革的文章中，有关于“前文革”有这样一段话：“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激进分子‘造反派’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大家知道，他们仅干了56天，就打了这么多“右派”、“反革命”，他们后来都是大力宣传文革“迫害知识分子”的，而他们是无比“爱护知识分子”。在此算一笔帐：56天迫害了这么多知识分子，平均每天打了182.34个“右派”、46个“反革命”。参照这个打法，文革10年，每年按365天计，则共3650天，就该打“右派”665541个(66万5千多)、“反革命”167900个(16万8千略少一点)，合计为83万多，平均每校打34580个“右派”、“反革命”，即把当时全校师、生都打成“右派”、“反革命”还不够，还得借调不少人来打成“右派”、“反革命”。假设当时全国为500所院校，则就该打成1729万多“右派”、“反革命”。这还不包括中专、科研院所、县以上政府机关和工矿企业等。这就是“精英”们大力宣扬的他们“不打击、迫害”人的真相。可喜的是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发现了他们的暴行，并给予了迎头一击，沒有造成更惨重的后果。
对此，邓小平有一段讲话：“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針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撒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注：选自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这50多天，是文革时期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起点。影响了整个文革。
案例2：
凤凰网知青频道文章《1967年六千长沙知青大逃亡始末》遮遮掩掩讲的事情，就是1967年发生在湖南的“道县大屠杀”事件。该文为什么遮遮掩掩?因为它妄图颠倒黑白，用这样的事情诽谤文革，诽谤毛主席(不这样，文章在凤凰网发表不了)。但是，只要您认真解读，就发现，文章实际上披露了文革中，“走资派”屠杀“造反派”的罪恶真相。1986年7月，章成到湖南道县调查后，写的调查报告《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可以说是代表官方态度的资料。报告表明，“道县大屠杀”非常血腥，惨无人道。
但是，该文章有这么一段话耐人寻味：【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道县大屠杀基本情况：
**【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14,000多人。】
**【一位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1985年春，他在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其实，他们是以杀五类分子为名义屠杀造反派，与1966年8月北京郊县杀害“五类分子”不同，那次是以杀害五类分子来转移斗争大方向。
(注：以上摘自互联网报导)。
如此严重案件，胡耀邦不让讲岀去，这位清算文革的英雄，不更证明报导所指：是走资派操控杀害的。这个案例，对照一下前面介绍的毛主席同刘少奇一段针锋相对的争论：“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走资派在道县杀害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这一史实，还不足以教育那些岀身不好的后代们惊醒：是谁搞唯成份论?
案例3：
为搞清死人问题，不妨以青海问题作个典例解剖一下。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结案报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1967年7月15日”
“二.二三事件”后，“青海省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省会西宁，有个自称八.一八的造反组织，在北京来青海串联的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里边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们拥有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部队人员进行武装威胁……
因此，西宁驻军调集八个连队对占据报社的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撤出报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青海方面的报告说，占据报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围他们的部队开枪挑衅。部队被迫进行武力还击，一部分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已被击毙，其余的人已被驱除报社，一场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下去了……”。“三月初，总政要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到北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刘、张是武装押送来的，两人在京西宾馆惴惴不安了十几天。赵永夫却多次在会上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
“青海问题的翻转，源于中央文革的一个报告，戚本禹这样回忆：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
“3月11日，主席在戚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根据主席的批示，中央先后开了四次调查会。第一次是3月13日晚上，由戚本禹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参加会议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事情叙述得具体、真实。第二次是3月21日晚，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萧华参加，调查的仍是逃回来的红卫兵。戚本禹说：这两次调查会主要是围绕主席提出的谁先开枪的问题进行的，调查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很仔细。在汇报会上，总理曾反复核对赵永夫组织专人，搜查八.一八组织的枪支、结果一无所获的情况。他听后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你干嘛还要开枪呢!’接着又问反映这一情况的学生姓名，用笔记下。”
“第三次是3月23日晚，总理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查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西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调查会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总理说，经过几次调查会，二.二三事件的主要问题都弄清楚了。主席所提的谁先开枪的问题已是一目了然。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就连赵永夫搜查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事后又谎报军情，假造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
“第四次调查会是3月24日夜11点35分到25日凌晨，主持人仍是总理，江青、叶群、杨成武都来了。调查的范围除前三次的人外，还有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次会上，总理和赵永夫面对面地落实了一些关键性的情节。”
会议结束时，总理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3月25日，中央决定下达，西宁市又一次开了锅。八.一八成了坚定左派，捍卫队虽然没打成反革命，但也是刽子手的帮凶，‘坏头头’们遭到残酷批斗。”“一个月前拷打八.一八的种种残酷刑罚，如今轮到了捍卫队。一次，近200个‘坏头头’被带到‘烈士’墓地，通通下跪，打得血肉横飞。
最惨的是‘走资派’，他们都被定为镇压群众的黑后台，横遭摧残。民族学院院长戴金璞，不堪凌辱，自缢身亡。”
“1976年后，青海形势再次逆转，叶剑英两次指示洗恒汉作青海同志的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放出来，给予平反。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都坚持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放赵应由中央下文。1979年3月，青海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1967年3月24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对由这一决定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
“刘贤权和张江霖，1977年都被免去青海省的职务。张江霖同时免去省军区司令员职务，行政级别由十级降为十四级，改离休为退休。”
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虽然头上也有“老干部”、“开国功臣”两顶桂冠，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倘若确如孙言诚文章所披露的那样的话，那这个赵永夫就是混进党里、军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看他，千方百计篡夺了青海军区的领导权后，立即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法西斯专政，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
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被迫害的还有支持“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据孙文披露，原兰州军区司令员洗恒汉在《风雨八十载》中写道：赵永夫在指挥开枪屠杀群众后，还“搞了个尸体展览”，“还押解着刘贤权(注：青海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张江霖(注：青海军区副司令员)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烧，发出熏人的恶臭”——。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由周总理宣读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是这样下结论的：“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0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枝，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调查，亦未搜到一枝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五)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注：以上参见2010-12-0310、毛泽东旗帜网、云鹤：“‘文革’史的研究，心须‘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从‘文革中的青海二.二三武斗惨案’的真相所想到”一文。文中介绍的事件经过，沒有见说有分歧，但对事件性质有两种观点，包括周总理同叶剑英两人对立观点，有异议者请查看全文)。
关于捏造的“三种人”、三次“严打运动”、1989年“6.4”天安门厂场和长安街大屠杀等，大凡40岁以上的人都亲历、亲见或亲闻，就不介绍了。
最后重复介绍一下毛主席去世后，叶剑英对赵永夫的处理情况：
“1976年后，青海形势再次逆转，叶剑英两次指示洗恒汉作青海同志的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放出来，给予平反。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都坚持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放赵应由中央下文。1979年3月，青海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1967年3月24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对由这一决定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注：参见2010-12-0310、毛泽东旗帜网、云鹤：“‘文革’史的研究，心须‘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从‘文革中的青海二.二三武斗惨案’的真相所想到”一文)。叶剑英给赵永夫“平反”，让人们对毛主席关于不肯改悔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认识，有了更大的提高和深化。
三、毛主席、周总理有关讲话
在此，介绍两件事。
第一件事：
毛主席提出了对右派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留得人在，搞错了可以平反，人不像艽菜，艽菜割了能长出来，人的脑袋割了长不出来。从此，直至毛主席去世，所有政治运动，对犯政治路线错误的人的处理，都是这个原则;超出了这个原则是毛主席去世以后的事。1967年7月，毛主席说：“前一段时间报刊点名打倒成风。我就要王力限制报纸点名。我让他搞了个单子，列出已经被中央和各地报纸点名的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可见，即便点名批判的，数量也不大。关于两派群众组织，毛主席、中央都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方面不仅有中央领导不少讲话、指示，而且中央文件也多次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还专门给周总理亲笔写信，现抄录如下：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
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可见，文革中死人的事，与毛主席无关，至今未见有任何人拿岀毛主席有杀害手无寸铁的人民的事例。因此，凡说毛主席在文革害死了人的，均属恶意诬陷，必须依法追究责任。
第二件事：介绍几段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话
“毛主席晚年，从林彪问题以后直到去世，一再忧虑：在他死后老帅们要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参见姚文元《回顾与反思》)。
毛主席病重时说：“叶剑英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认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关系呢”。(参见师东兵访华国锋谈话记录)。
注：毛主席这段讲话，说明毛主席认识一个人，同常人一样，有个认识过程，别人也有个暴露过程，这同认识任何事物一样，由表入里、由浅入深，最终认识事物的本质。所以，毛主席对叶剑英的认识，由表面的“大事不糊涂”，到最终上述的认识，这一认识过程符合唯物论。
周总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言说：“(1)、叶剑英派工作组，好多都派到肖望东那里去了，所以肖望东对主席那么凶;(2)某某也是二月逆流的一部分，是跟叶参座的;(3)、二月大闹怀仁堂后，17日某某起草镇压群众的传单，叶剑英修改后，还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用飞机大量散发。接着就抓人，抓了十万人，还说少。军队刚开始发动群众。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个镇压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亊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4)、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冲军亊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街了，叶是知道的，他沒有制止。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注：叶剑英最后也绑架了江青同志等)，……;高干子女作坏亊，就是高干纵容的。陈云的女儿陈伟力……，反动得很，现在还直接攻击毛主席，…;(5)、赵永夫是副司令员，把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关起来，23日镇压群众，《青海日报》的‘8.18’给围起来，打死300多人，叶剑英还打电话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赵永夫倒(谎)说是林副主席祝贺的。2月开军委以上干部会，就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但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中央看了不对头，林副主席讲了话，才制止了。”(注：《赣江苍茫》一书说明，事实没有制止住，赵永夫还是介绍了经验)。周总理接着说：“徐向前的问题更严重：(1)、…;(2)、他们镇压群众，有些学生在三座门静座几昼夜，要抓徐向前辩论，中央让他去接见群众，他不去。有的同志说：‘外面冷得很，不要把他们冻坏’。徐向前说：‘冻死了活该，多冻死几个’。对群众就是这样的恨。以后还是陈伯达去做工作。徐向前还说：‘这是军队的亊，谁要你管?’并说：‘我用不着你们管，我没有什么错误’。江青同志是全军文革的顾问，但他们开会不通知她，所以江青同志说：‘他们把我开除了。’”关于保护老干部问题，周总理：“(1)、聂、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注：北京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托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三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二人，他们说了，要燒，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到底是谁保护了老干部?(2)、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不滿。也保过陈毅、徐向前，都不滿，竟说：‘不要你们保’。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实际上几个元帅两次接见、两次讲话后，群众要他们检讨，中央文革的同志出来保他们全部过关的。事后，他们对这些不但不感激，反而说中央文革不保护老干部”、“周总理最后说：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参见司马清扬、欧阳龙门著，2010年5月香港出版《新发现的周恩来》第324至326页)。
四、我的一点体会
有人说历史不会重演，这话不全面。历史上有些人以损人开始，而以害己告终的丑剧，可以说一再在重演。反党、反人民的人大肆宣扬“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栽赃陷害文革和毛主席以及造反派。但纸是包不住火的，最终真相大白，宣布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的人，最终被剥掉了伪装，他就是把文革搅乱了的罪魁祸首。一场贼喊捉贼的闹剧，终于真相大白。人民终将会审判这位共产党的叛徒、杀人如麻的刽子手!
充分的事实证明：文革的乱是走资派和反党分子操纵了“工作组”、“支左”的军管死保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武装镇压造反派而造成的。而且越“工作”、越“军管”越乱。这己是无可否定的历史事实。我本人对此有点发言权。文革期，在陶鲁笳(当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党委书记)和钱学森(当时任科要副主任、党委常委委员)两位领导同志直接领导下，遵周总理指示：尽快把笫十、第十四研究院的问题解决了。这两大研究院(相当省、部级单位)，在文革期都是被科委那个走资派及其一手操纵的伪保队副总勤务站(注：国防科委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勤务站”，直到9.13事件后才垮台)，挑动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死保走资派，而搞乱的在北京地区有名的“老大难”单位。并先后多次派驻“工作组”、“军管”，结果是越“工作”、越“军管”越乱。
为落实周总理的指示，陶、钱把我派驻任工作组副组长、组长。在这前，在陶、钱直接领导下，被科委走资派及其伪保队副总勤务站一手搞乱而彻底瘫痪长达三年之久的科委情报所(局、所合一)，即本人所在的单位，仅三个月的时间解决了问题，全过程没批斗任何一个干部和群众，没让任何一个干部和群众写检讨和交代材料。科委常委会决定让我在科委系统在京厂、所(相当厅局)以上干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
因此，我到第十研究院和弟十四研究院在三线的半导体研究所后，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找我反映问题。分别仅三个多月时间，而且同样都没有批斗任何一个干部或群众，没有让任何一个干部和群众写检讨或交代才料，而且干部和群众没有贴一张大字报。完全靠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解决了持续数年之久的矛盾，有些矛盾在当时是非常棘手的。但本人在这段时间内体重由120多市斤降为92市斤，毫不夸大地说，确实是革命加拼命苦干出来的。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见了我对我说：你们上报的材料(注：我在科委系统干部大会上代表所党组作的经验介绍)我看了，很好。
直到后来走资派篡权后迫害我时，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告诫他们：“恽仁祥的问题中央知道，这个人不能整他，(毛)主席还有批示，谁整谁倒霉”;以及后来万里同志宣布的中央决定：(国防科委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是“天大的冤案”;邓小平命令科委：“快把人放人，否则很被动”。我才从张爱萍私造的监狱走了出来。这些，并不是说明我恽某有多高明，而是证明在陶、钱两位领导同志直接指导下干的工作，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经得起任何检验。在文革期间，被走资派破坏成难以解决的三个“老大难”单位的问题，都是在陶鲁笳同志亲自指导下，相信和依靠本单位广大干部和群众努力和支持，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以及文革期间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等指示，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把一些当时很棘手的问题解决了。
而至今，尤其是走资派篡权后，陶鲁笳同志和我本人都遭走资派栽赃、诬陷和残酷迫害(注：详情在我写的，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的《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书作了详细介绍)，而我们处理的任一案例，无一人提出非议和翻案的，相反当他们知道我们遭走资派迫害时，还分别派代表，甚至从千里外托人来当面向我表示问候，劝我们保重身体，以至得知走资派对我扣发薪金和粮票后，还表示愿资助我。
对此，我们都对他们的问候表示深深感谢，我还表示走资派用经济手段迫害我，我对付得了，我养鹌鹑鸟不仅经济上能自救，还学到了一手自制自动化孵化设备，饲料配方及疾病控制等一套技术。凭这些亲历，证明了不管多棘手的“老大难”单位，只要工作组、军管不受走资派操纵，不受走资派挑动的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充分相信和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多棘手的问题就平稳地解决了。
而如果工作组、军管组受走资派操纵，支一派，打击一派，就只能是越“工作”、越“军管”越乱。更有的“工作组”、“军管”不仅受走资派操纵，而且军管本身的领导就是走资派，他为了树自己而整别人，甚至为了算文革的帐、搞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那更是乱上添乱。例如张爱萍“整顿”七机部就是个典型例子。(详情参见《张爱萍在1975》一书)。
走资派、叛徒和反党分子破坏文革，造成文革的乱，其罪状迟早必须清算。最终结果，必将证明毛主席的论断：乱了敌人，而锻炼了群众。而且对毛主席：文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人们对毛主席这一论断的理解将更为深切。
恽仁祥
2013年6月5日
再谈文化大革命
众所公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称文革)是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为国际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如何保卫胜利成果而防资本主义复辟，从理论到实践作岀了巨大贡献。但对文革的争论，不仅从文革开始至今没有停息过，可能几十甚至几百年后也会有争论。一是各个不同的阶级从其本阶级利益决定了对文革不同的的态度;二是文革同任何事物一样，不是十全十美，用毛主席的话说：“一点错误也沒有，沒有这样的人。哪有那么清的，水至清无鱼。”(参见《毛泽东年谱》1973年5月479页)。即文革基本成功，但有不足。
这就决定了对文革有争论，是客观存在。本人专门发表了《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书，尽管扬扬洒洒约30万字，但也仅是本人亲见亲历的点点滴滴，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有几亿人投入的群众运动，各种政治势力和各个阶级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充分表演，决不是靠几个人写点回忆录等等能讲清楚的。但应当承认：各地区、各部门虽各有特色，但从大的方面看，都脱离不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刘邓尤其是邓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决定了全国的文革又有共性。抓住这一斗争的主线认识和分析文革，基本上就可展现文革的全貌。但今天，本人仅讲当前毛派争论较大的1至2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供参考。不当处欢迎指正。
文革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分析文革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关键是第一次文革的任务是什么?完成了任务就是成功了，反之就失败了。我认为1966年中央关于开展文革的决定即“516通知”以及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确定了文革的任务(注：具体内容不抄了)。简单地讲，从文革开始即刘邓搞的50多天文革大乱至1967年8月即武汉“7.20事件”后，逐步达到全国对立的两派大联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而达到大治，至1969年九大胜利召开，第一次文革的任务基本完成，也可以说文革基本胜利结束。因此，毛主席于1973年严肃批评了“文革失败论”是有道理的(参见上述《毛泽东年谱》同一页)。
但第一次文革基本成功后，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了林彪问题。讲点不成熟的看法，供研究。首先应肯定，从我看到的史料，林彪支持林立果另立中央和搞武装政变抢班夺权是极端错误的，可以说任何时候为个人争权夺利，决不是共产党人该干的，都是野心家。只有为人民服务、为人民争权才是共产党人的职责。但从我看到的材料，毛主席和中央沒有要打倒林彪的想法和打算，但结果是折戟沉沙。
因此，对林彪问题的处理结果，不是预期的目的，不能不说处理是否得当?是值得研究的。由此产生对反文革的顽固派即“二月逆流”，由严励批评一下转为几乎向他们“赔礼道歉”直至重用，为走资派后来篡权对文革反攻倒算开了方便之门。我在书中还讲了几个阴谋家几次劝周总理支持他们篡权，周总理虽训斥了他们，叶剑英只得说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但遗憾的是周总理沒有把如此涉及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报告中央和毛主席，如果他在天有灵，看到今天这个局面，也会痛心自责的。
弄清这类问题，就清楚文革后出现的走资派篡党夺权，同文革成功与否是两回事。
究竟是谁破坏文革
我们分析问题，必须尊重史实。不能学走资派任意捏造、嫁祸栽赃、信口雌黄，而要用事实说话，也不能凭想象说话，更不能凭感情说话。有人说文革的乱是“造反派”造成的，这是违背事实的。因为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关系到对文革的正确评价。因此，我花了点功夫研究了这个问题。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我的结论是破坏文革把文革搞乱，主要是走资派。为说明问题，把我研究的成果《是谁把文革搞乱的》一文作为附件附后供研究参考，以免本文写得太长。
本人从文革至今，不赞同把群众组织定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也有称“保皇派”等等。而且不赞同军队成立群众组织以及同地方搞串联，但本人确实又是科委系统“知名造反派”，在此不细介绍了。我主张定为“文革派”和“反文革派”或“破坏文革派”。这样划分阶级阵线清楚，能团结多数而孤立一小撮。文革期，本人主持解决了被走资派破坏得多年瘫痪或半瘫痪的两个师级和一个军级“老大难”单位的问题，凡我处理的“老大难”问题至今未发现一个冤假错案、没有一个人上访的。
相反，走资派篡权后，当他们知道我因受毛主席女儿李敏同志牵连遭走资派迫害时，都派代表前来安慰、问候。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我根本不提“派”这个词，而是对事不对派。这并不是我高明，而是当时科委主任兼党委书记陶鲁笳同志和副主任兼党委常委钱学森同志两位领导坚持非要我在科委约300多厂、所以上领导干部大会上深刻检讨文革期不集中批走资派而大搞派斗的错误(注：我虽沒有搞山头成立群众组织，但思想观点属炮轰自称“林彪副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聂后来成了林立果武装起义“借用力量”)，才使我认识其危害、对毛主席战略步署干扰的严重性而不再犯，为我后来搞好工作创造了条件。
文革期，刘邓搞的50多天挑动群众斗群众，是造成文革期“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根本原因，邓小平对此作了符合事实的检讨。但是有些“文革派”在批判了刘邓资反路线后，沒有吸取刘邓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教训，助长了“唯我独革”、“老子天下第一”等极“左”思潮，无法无天。加上政策上强调支持“造反派”，出现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我一再讲，一个几十、几百甚至几万人的群众组织，不可能都是“造反派”，也不可能都是“保守派”，是违背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的科学论断的，共产党都有左中右，甚至有走资派叛徒，一个群众组织就那么纯?包括我们每个人都有“造反”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造反是有阶级性的，造反有造错了的，保守有保对的。
但武汉“7.20事件”以后，毛主席同周总理说：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估计过高，包括你我，事物有他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不随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只能正确认识它，因势利导。毛主席这段话把辩证唯物主义讲得生动活泼。从此，强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强调大联合，强调求同存异，特别强调人家的缺点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从此形成全国性大联合，出现了空前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
而现在仍有一些同志，脱离了文革的实际，不正确总结文革正反教训，而教条式的引经据典，为打内战“有理”辩护。我们批判走资派丢掉了我们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传统，而大搞表扬自我表扬“唯我独尊”，把荒谬当“真理”，把反动当作“革命”。值得我们重视。毛主席对周总理讲的上述这段话，使我们认识到，正如毛主席所说：“一点错误也沒有，沒有这样的人。”
毛主席所以聪明，关键是勤恳学习和勇于实践并从实践中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经验和教训，才能做到克服困难，永往直前。毛主席指出文革是触及每个人的灵魂的革命，强调斗私批修，意义十分重大、深远。文革期凡只当“动力”而不革自己的命，很少不犯错误的，“一贯正确”不存在，是吹牛。
当前面临的形势，即共产党变修并腐败得难以治理，怎么革这个命?正如毛主席说(大意)：当初革命，怎么革?谁也不清楚，谁说他清楚，那是吹牛，是在实践中摸索岀来的。现在有沒有人吹牛他知道怎么革?如果真有人有一套一搞就灵的办法，并能如毛主席那样适身示范搞成功了，我想人们定为公认他是领袖。（作者：恽仁祥；源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