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和尚 - 2017/2/2 14:36:56
2017-02-02 10:11:43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李军全
编者按 为何高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春晚不受群众待见，广大群众对春晚只剩吐槽?而回看革命时期，中共充分利用了春节这一传统习俗，成功实现其许多政治理念向乡村社会的传输。当时究竟有何高明之处?旧文重发，小编带你回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地区、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化春节。
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化春节(1937~1949)
摘自《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1期
现代“革命”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它意味着与传统的决裂。然而，纵观历史中的革命，没有一场是完全脱离传统而取得成功的。相反，成功的革命总是在利用传统，包括“利用传统中最受人欢迎的习俗或节令，来赢取群众支持”。抗日战争爆发后，迫于多种需求，中国共产党不断强化着革命动员的效果，然而要将自身政治理念灌输进以农民为主体的动员对象，并成为他们的内化力量进而自觉地支持或参与中共的革命事业，的确是一桩非常困难的事情。为此，中共不断地寻找两个世界——农民传统习惯与革命动员之间的交叉点，探索政治理念向乡村社会传输的所有途径。
春节处于农闲季节，时间跨度长，各种活动民众参与度高，是对民众进行革命动员的大好时机，因此边区各级政府将春节作为“教育群众、鼓舞群众、团结抗日、密切军民关系、发展生产、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的最佳时期，无不竭力以革命的文化思想为武器，加强抗战信念，开展宣传工作”，希望借助这个民众心态放松平和的闲暇时光，使“一切宣传鼓动组织动员工作，可以在新年中收到特殊的效果”。
中共在春节期间开展的宣传带有鲜明的政治导向。这种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宣传向来不是虚幻的，不是观念化的，而是实际存在的，只不过从观念到实践的转变，需要一个完善的、成熟的宣传技术运作。有关春节宣传的政治指令下发后，边区各级政府便积极行动起来，组建春节宣传委员会，作为管理机构统一部署政治宣传工作，采用文字、口头和娱乐等形式展开宣传工作。当带有鲜明政治导向的宣传内容通过各种形式渗入根据地各个角落的时候，一种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舆论氛围便慢慢形成了。在这个氛围里，乡村民众对现存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认知发生变化，开始“从自己对合理的社会结构的构成的认识出发，制定理解的框架”，尤其当身处边区的乡村民众感同身受中共政权种种措施所带来实惠的时候，这种政治宣传的效力便愈加突出。
除了政治宣传，中共还会组织开展包括优待抗属等各种政治活动。团圆是乡村民众对春节内涵的理解之一，即使处于战乱岁月，也消除不了战士及其家人“阖家团圆”的心愿。正如同中共冀东十四地委在一份通知中提及的“现在我许多干部战士也在酝酿着‘快过年了，回家看看去’”的想法。此种情势，倘若中共不能有效地弥补乡村家庭因家庭成员参加中共军队而造成的团圆缺失，不能有效地安抚抗属和军人，春节团圆之日，抗属就会“加倍思念到其出征在外的丈夫或儿子，于是家书频发，苦况缕述，结果必致影响到前线健儿抗战杀敌的情绪”。因此，妥善处理战争需求与民众习俗的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更是关乎中共命运的军事问题。为了消除团圆缺失对战士及家属的影响，中共在春节期间发动了“优待抗属”运动，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在春节来临前后节日中的军事动员。每至春节来临，边区政府都会呼吁、指示、发动各级政权和群众团体表达对抗属的关切之情，通过物质补偿和精神慰藉两个层面优待抗属。
春节中的年画，同样充满了革命色彩。年画是春节中随处可见的民俗符号，也是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民俗习惯在民间代代传承的重要渠道，其内容承载着民众对于平安、祥和、富足的期待之情。动员民众的过程中，中共也希望“利用旧历春节的贺片、春联、年画、历书、日历等写作通俗的宣传词句”，并希望年画像“美术作品和秧歌一样，深入到农村工厂部队里去，作为宣传教育武器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传统年画无论是内容还是主题，都不符合中共革命宣传的要求，甚至在有的地区，年画“就是神码子，都是封建迷信品，包括灶码、门神、牛马王、天地牌位等八九种。”要想达到政治宣传意图，中共不得不改造旧年画，创作出新年画。
春节中的娱乐活动，也成为一种社会教化的手段。娱乐活动是华北乡村社会春节中最为红火、热闹的群众活动，娱乐形式有打锣鼓、看大戏、扭秧歌、踩高跷、划旱船、耍狮子等等，参加或欣赏各种娱乐活动会给民众带来极大的精神享受。与此同时，娱乐活动中的故事情节也蕴涵了历史知识、人伦道德、社会规范等内容，在教育资源匮乏、民众受教育机会较少的华北乡村，娱乐活动也是对民众进行知识传播、社会教化的有效途径，“乡人的戏乐，实在是唯一的娱乐与主要的受教途径。”深处华北农村的中共也深谙民间娱乐的这一功能，利用各种娱乐活动进行政治宣传和革命动员也是中共宣传部门在春节期间的工作之一。1943年春节，太行区专门召开会议，决定采用社火、高跷、秧歌、国术、太平船及农村剧等娱乐形式，宣传政治内容。国共内战时期，“文艺的各种形式，都为政治服务，主要为中心的政治任务服务”仍然是开展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
除改造娱乐外，边区政府还出重拳治理与其政治理念冲突的娱乐活动，如赌博。为禁绝赌博现象，边区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冀中区十一地委组织开展关于禁赌的宣传教育，并以各地因赌而演成恶果的具体事实教育群众，提出“父教子、子劝父、一家大小都禁赌”的口号，要求每个党员干部和家属都不许赌钱，将赌钱犯法的党员编为整党材料之一;晋绥区岚县利用秧歌队，广泛宣传赌博的害处，并召开各种大小会议宣传劳动致富政策;太行区永年县针对赌博现象甚至颁发了相当具体的惩罚措施，根据情节不同予以处罚。上述措施在某种程度限制了赌博的发生，与此同时，中共还积极倡导“高尚”娱乐之风，公开呼吁“抗日的年头，就是玩也应该合乎抗日的要求，为了抗日的胜利才好”，号召各村进行文艺、武术竞赛或开展冬学和识字运动。
春节作为乡村社会传统的民俗节日，其本身具有不同于其它节日所具有的民俗特性。对待这种特性，中共并非视而不见，而是积极地加以利用和改造，围绕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技术运作。在边区政府各级政权和群众团体的层层努力下，体现中共意识形态的宣传内容、新年画和娱乐活动被深入到根据地、解放区的各个村落，这无形中促使其开始了革命化历程。中共政治追求的革命理想也逐渐深入到乡村民众的思维意识与行为规范中，“使无数小农觉醒，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价值，从而在自己的心目中第一次明确地建立起了理想社会的生活目标”。在中共各种政治策略和经济刺激面前，乡村民众无不将春节视为表达感情的最佳舞台，参与到各种组织活动中，迸发出日益高涨的政治热情，革命化的春节显露出来。
2、革命化的春节
春节期间，中共无论是通过直接的政治宣传，还是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或是借助、改造年画、娱乐等节日元素来动员华北地区乡村民众，其宣传切入点总是围绕着中共事业和民众利益展开，时时刻刻将民众的生活利益与中共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并引导民众自觉地把自己生活已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变化与中共的政治努力联系在一起，使民众形成“自己的生活变化都是中共带来的”的观念。对于政治素养、理论水平较低的乡村民众来说，简单说教略显苍白，但当中共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带来种种实惠的时候，这些政治宣教便开始产生实际社会效力，它会促使乡村民众的思想意识发生变化，自觉地将自身生活的变化归功于中共的革命事业，政治活动较多的春节也演变为民众歌颂共产党的“感恩节”。
乡村民众的此种政治感情让美国记者贝尔登感慨不已，他似乎明白了中共能够赢取乡村民众的原因，说：“当你把一种力量看作是亲爹娘时，你便承认这种力量是生活中的唯一权威。你就要使自己的希望、行动和思想都符合于这种自称代表人民意志的力量所指定的道德准则。”这确实不是什么过誉之词，民国时期，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能有乡村民众，尤其是贫雇农，对生存体验和饥饿感受敏感，或许他们对任何政治力量没有过多的政治热情，但是只要政治力量能够给予或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他们就会感恩戴德。在这样的政治感情下，乡村民众在过年时纷纷慰劳八路军及其家属，春节成为一个政治感恩的节日。1947年春节，在“吃水不忘打井人”、“共产党恩重如山”口号下，乡村民众掀起劳军优属和拥护共产党的热潮。在太岳区，沁县经过土地改革后，翻身群众拥军优属的热忱为历年来所未有。在晋绥区，临县和兴县的民众除了慰劳前方将士和后方伤病员外，还极力优待和关照抗属。在晋察冀，浑源县各区村都制定了优待军人家属的具体计划，从各方面保证军人家属过个安定、祥和、富足的春节。除了用实物表达感激之情外，有些地区翻身群众还举行集体活动，如太岳区高平县石末、侯庄、寨萍、北张寨等12村集体举行翻身大会，到会群众达万人，集会后提灯游行，宣誓永远跟共产党走。
经过政治改造的春节娱乐，被边区政府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广后，强力地激发了乡村民众的参与热情，他们不再仅仅是娱乐活动中的观众，而成为参与者。春节娱乐无论是剧本内容编演，还是表演场面，都掀起娱乐热潮，形成“人人可演戏、处处是舞台”的娱乐形态。左权县五里墩村1946年元宵节演出秧歌剧《翻身乐》，全村有146户，其中超过五分之四的户数参加了表演。温县1949年元宵节组织文娱竞赛，第一天到会人数超过3万人，第二天仍是如此。重要的是，春节娱乐与中共政治主题紧密地糅合在一起。1944年春节，平陆县二区涧东村的民兵表演攻占炮楼、司令部，活捉杜聿明的情形。太行区林县习家村高跷队表演大生产运动，穿着很朴素的衣裳，化装成农夫、农妇，手执木制的铁镢头、犁耙、镰刀等农具，表演了从春耕播种到锄苗、收割以及怎样空室清野、支援前线、争取群众翻身、拥军拥政等场景。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春节娱乐逐渐成为乡村民众革命生活的现实反映和真实经历。1946年春节，在“自编自演、自唱自乐”原则指导下，黎城县洪井村不但自己编自己演，而且自己演自己，民众把本村模范人物事迹编成快板、扭成秧歌，当表演到模范干部陈本德时，陈本德兴奋地说：“这就是说我哩吧!”观众反映：“这真是实实在在的事情，老汉替咱们办事情就热心，真算模范。”而阳南根据地固隆村民众白天批斗本村的地主恶霸，晚上就编出剧本演出，“并且打破剧团界线，尽量做到真人演真事，原来事件的当事人是谁，就是谁演。”
当娱乐内容全部是真实的现实生活时，更多的民众被发动起来。此时的娱乐活动不再是反映现实的艺术作品，而是充满了革命气息、政治意味的实际生活的重现，这种娱乐给人的感受“与其是说安慰，不如说是刺激”。1945年春节，滦南四区洪林出演《白毛女》时，观看民众静耳细听，有的流下泪来。定唐县游击区某村结合本村实际，编排了反映游击区群众对敌斗争的《血债》，演出现场很多观众啼哭得抬不起头来，也有很多观众忿恨得骂不绝口。曲阳县各村剧团演出《血泪仇》时，台上台下一起流泪，演出结束后，吹笛子的则说：“下次我可不吹了，光落泪。” 1946年春节，太行林县道蓬菴农村剧团演出诉苦剧《斗争李子才》时，演员们在台上真哭起来，台下观众也已哭不成声，台上台下哭成一片，第二天，剧情演到李子才被枪毙时，群众高兴地欢呼。1947年春节，范亭中学宣传队在宁武、崞县各村庄演剧月余，走过了12个村子，在灰顺沟村演出《小两口一条心》剧目时，观看民众高呼“青年要参战去”，在下密都村演出《地主请客》后，一个老乡回到家里痛哭，他对剧团的赵同志说：“剧中那个老佃户就是我，我这老脑筋就该受穷?我今后不再受狗日的地主欺骗了。”甚至，有的民众难以抑制内心的情感，除了痛哭、大骂外，还表现出更为过激的行为。阳城固隆村民众把他们过去受压榨的实事搬上舞台，自编自演《斗争王德元》广场秧歌剧，剧目演到一半时，民众竟然喊起来：“不要演了，斗!”于是，他们把真的王德元拖拉出来批斗，斗了三天，剧团也演了三晚上，一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伴随着根据地民众政治感情的激发，春节中的传统民俗逐渐嬗变，呈现出强烈的政治味道。对于春联的风格发生变化，有一位民众剧团的团员曾这样描述：除夕(1939年春节)，大清早起来，第一个新鲜异样的感觉映到眼里的是门旁边的春联：献金交粮纾国难，醉酒挥刀杀寇仇;过年勿忘打鬼子，迎春切记开荒田;旧历年要快乐去过，新阶段须努力来迎。战斗剧社社员高鲁也这样描述：(1942年春节)，有的家的大门上写着“保家乡英雄壮志，雪国耻存世酒芳”，在大门墙壁上写着“送旧年铲除旧封建之残余，迎新春为建立民主而奋斗”。门神画也与以往不同，据李公朴描述，“每个村庄里，你也可看见每家门上贴着的门神已不是秦叔宝、尉迟恭，而是标有‘加紧站岗放哨’、‘捉拿汉奸敌探’字样，手持红缨枪和亮闪闪的大刀的自卫队队员英姿，或是‘男女一起上战场’、‘大家参加抗日军’的子弟兵和老乡们的雄姿。”年画的内容也发生变化，妇女们最欢喜《做军鞋》，娃娃们最欢喜《学文化》、《儿童劳军》，男人们最爱看《解放军攻城战》，晋绥解放区王老汉还把《解放军攻城战》贴在房里最显眼的地方。过去由天津运送来的什么《麒麟送子》、《老鼠娶妻》一类的年画已代之为《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抬伤兵，送茶饭》、《开展民主运动，选举好村长》一类的抗日年画。
通过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春节的变化，可以发现中共在革命过程中，对待传统民俗文化，不是抛弃，而是利用、改造，这使得中共革命从乡村文化中获取了无限的力量，有力地推进了革命胜利的步伐。与此同时，传统民俗文化并没有因战争环境和政治势力介入而逐渐消退生命力，反而在政治力量之中延续了生命力，只是换了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正如孙晓忠所言：“‘传统’的变迁不是时间因素导致的衰败或意义的耗散，而是因为后来的再诠释，这就是‘意义’再赋予的过程。”因此，对于民俗文化自身演化机制来说，“政治因素的强力介入会短暂地改变它的内容和形式，而一旦政治力量上移，与民俗文化的直接链接断失，那民俗文化就会回归其本来的形态。”由此来看，民俗文化的改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它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也没有改变乡村社会赋予它的感情，更不可能消除自身的生命力。所以，当政治这种外力逐渐弱化、消失时，这些传统民俗文化逐渐会还原其面貌，在乡村社会大行其道。
(作者简介：李军全，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原文有删节 )
编者按 为何高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春晚不受群众待见，广大群众对春晚只剩吐槽?而回看革命时期，中共充分利用了春节这一传统习俗，成功实现其许多政治理念向乡村社会的传输。当时究竟有何高明之处?旧文重发，小编带你回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地区、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化春节。
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化春节(1937~1949)
摘自《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1期
现代“革命”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它意味着与传统的决裂。然而，纵观历史中的革命，没有一场是完全脱离传统而取得成功的。相反，成功的革命总是在利用传统，包括“利用传统中最受人欢迎的习俗或节令，来赢取群众支持”。抗日战争爆发后，迫于多种需求，中国共产党不断强化着革命动员的效果，然而要将自身政治理念灌输进以农民为主体的动员对象，并成为他们的内化力量进而自觉地支持或参与中共的革命事业，的确是一桩非常困难的事情。为此，中共不断地寻找两个世界——农民传统习惯与革命动员之间的交叉点，探索政治理念向乡村社会传输的所有途径。
春节处于农闲季节，时间跨度长，各种活动民众参与度高，是对民众进行革命动员的大好时机，因此边区各级政府将春节作为“教育群众、鼓舞群众、团结抗日、密切军民关系、发展生产、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的最佳时期，无不竭力以革命的文化思想为武器，加强抗战信念，开展宣传工作”，希望借助这个民众心态放松平和的闲暇时光，使“一切宣传鼓动组织动员工作，可以在新年中收到特殊的效果”。
中共在春节期间开展的宣传带有鲜明的政治导向。这种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宣传向来不是虚幻的，不是观念化的，而是实际存在的，只不过从观念到实践的转变，需要一个完善的、成熟的宣传技术运作。有关春节宣传的政治指令下发后，边区各级政府便积极行动起来，组建春节宣传委员会，作为管理机构统一部署政治宣传工作，采用文字、口头和娱乐等形式展开宣传工作。当带有鲜明政治导向的宣传内容通过各种形式渗入根据地各个角落的时候，一种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舆论氛围便慢慢形成了。在这个氛围里，乡村民众对现存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认知发生变化，开始“从自己对合理的社会结构的构成的认识出发，制定理解的框架”，尤其当身处边区的乡村民众感同身受中共政权种种措施所带来实惠的时候，这种政治宣传的效力便愈加突出。
除了政治宣传，中共还会组织开展包括优待抗属等各种政治活动。团圆是乡村民众对春节内涵的理解之一，即使处于战乱岁月，也消除不了战士及其家人“阖家团圆”的心愿。正如同中共冀东十四地委在一份通知中提及的“现在我许多干部战士也在酝酿着‘快过年了，回家看看去’”的想法。此种情势，倘若中共不能有效地弥补乡村家庭因家庭成员参加中共军队而造成的团圆缺失，不能有效地安抚抗属和军人，春节团圆之日，抗属就会“加倍思念到其出征在外的丈夫或儿子，于是家书频发，苦况缕述，结果必致影响到前线健儿抗战杀敌的情绪”。因此，妥善处理战争需求与民众习俗的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更是关乎中共命运的军事问题。为了消除团圆缺失对战士及家属的影响，中共在春节期间发动了“优待抗属”运动，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在春节来临前后节日中的军事动员。每至春节来临，边区政府都会呼吁、指示、发动各级政权和群众团体表达对抗属的关切之情，通过物质补偿和精神慰藉两个层面优待抗属。
春节中的年画，同样充满了革命色彩。年画是春节中随处可见的民俗符号，也是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民俗习惯在民间代代传承的重要渠道，其内容承载着民众对于平安、祥和、富足的期待之情。动员民众的过程中，中共也希望“利用旧历春节的贺片、春联、年画、历书、日历等写作通俗的宣传词句”，并希望年画像“美术作品和秧歌一样，深入到农村工厂部队里去，作为宣传教育武器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传统年画无论是内容还是主题，都不符合中共革命宣传的要求，甚至在有的地区，年画“就是神码子，都是封建迷信品，包括灶码、门神、牛马王、天地牌位等八九种。”要想达到政治宣传意图，中共不得不改造旧年画，创作出新年画。
春节中的娱乐活动，也成为一种社会教化的手段。娱乐活动是华北乡村社会春节中最为红火、热闹的群众活动，娱乐形式有打锣鼓、看大戏、扭秧歌、踩高跷、划旱船、耍狮子等等，参加或欣赏各种娱乐活动会给民众带来极大的精神享受。与此同时，娱乐活动中的故事情节也蕴涵了历史知识、人伦道德、社会规范等内容，在教育资源匮乏、民众受教育机会较少的华北乡村，娱乐活动也是对民众进行知识传播、社会教化的有效途径，“乡人的戏乐，实在是唯一的娱乐与主要的受教途径。”深处华北农村的中共也深谙民间娱乐的这一功能，利用各种娱乐活动进行政治宣传和革命动员也是中共宣传部门在春节期间的工作之一。1943年春节，太行区专门召开会议，决定采用社火、高跷、秧歌、国术、太平船及农村剧等娱乐形式，宣传政治内容。国共内战时期，“文艺的各种形式，都为政治服务，主要为中心的政治任务服务”仍然是开展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
除改造娱乐外，边区政府还出重拳治理与其政治理念冲突的娱乐活动，如赌博。为禁绝赌博现象，边区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冀中区十一地委组织开展关于禁赌的宣传教育，并以各地因赌而演成恶果的具体事实教育群众，提出“父教子、子劝父、一家大小都禁赌”的口号，要求每个党员干部和家属都不许赌钱，将赌钱犯法的党员编为整党材料之一;晋绥区岚县利用秧歌队，广泛宣传赌博的害处，并召开各种大小会议宣传劳动致富政策;太行区永年县针对赌博现象甚至颁发了相当具体的惩罚措施，根据情节不同予以处罚。上述措施在某种程度限制了赌博的发生，与此同时，中共还积极倡导“高尚”娱乐之风，公开呼吁“抗日的年头，就是玩也应该合乎抗日的要求，为了抗日的胜利才好”，号召各村进行文艺、武术竞赛或开展冬学和识字运动。
春节作为乡村社会传统的民俗节日，其本身具有不同于其它节日所具有的民俗特性。对待这种特性，中共并非视而不见，而是积极地加以利用和改造，围绕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技术运作。在边区政府各级政权和群众团体的层层努力下，体现中共意识形态的宣传内容、新年画和娱乐活动被深入到根据地、解放区的各个村落，这无形中促使其开始了革命化历程。中共政治追求的革命理想也逐渐深入到乡村民众的思维意识与行为规范中，“使无数小农觉醒，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价值，从而在自己的心目中第一次明确地建立起了理想社会的生活目标”。在中共各种政治策略和经济刺激面前，乡村民众无不将春节视为表达感情的最佳舞台，参与到各种组织活动中，迸发出日益高涨的政治热情，革命化的春节显露出来。
2、革命化的春节
春节期间，中共无论是通过直接的政治宣传，还是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或是借助、改造年画、娱乐等节日元素来动员华北地区乡村民众，其宣传切入点总是围绕着中共事业和民众利益展开，时时刻刻将民众的生活利益与中共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并引导民众自觉地把自己生活已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变化与中共的政治努力联系在一起，使民众形成“自己的生活变化都是中共带来的”的观念。对于政治素养、理论水平较低的乡村民众来说，简单说教略显苍白，但当中共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带来种种实惠的时候，这些政治宣教便开始产生实际社会效力，它会促使乡村民众的思想意识发生变化，自觉地将自身生活的变化归功于中共的革命事业，政治活动较多的春节也演变为民众歌颂共产党的“感恩节”。
乡村民众的此种政治感情让美国记者贝尔登感慨不已，他似乎明白了中共能够赢取乡村民众的原因，说：“当你把一种力量看作是亲爹娘时，你便承认这种力量是生活中的唯一权威。你就要使自己的希望、行动和思想都符合于这种自称代表人民意志的力量所指定的道德准则。”这确实不是什么过誉之词，民国时期，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能有乡村民众，尤其是贫雇农，对生存体验和饥饿感受敏感，或许他们对任何政治力量没有过多的政治热情，但是只要政治力量能够给予或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他们就会感恩戴德。在这样的政治感情下，乡村民众在过年时纷纷慰劳八路军及其家属，春节成为一个政治感恩的节日。1947年春节，在“吃水不忘打井人”、“共产党恩重如山”口号下，乡村民众掀起劳军优属和拥护共产党的热潮。在太岳区，沁县经过土地改革后，翻身群众拥军优属的热忱为历年来所未有。在晋绥区，临县和兴县的民众除了慰劳前方将士和后方伤病员外，还极力优待和关照抗属。在晋察冀，浑源县各区村都制定了优待军人家属的具体计划，从各方面保证军人家属过个安定、祥和、富足的春节。除了用实物表达感激之情外，有些地区翻身群众还举行集体活动，如太岳区高平县石末、侯庄、寨萍、北张寨等12村集体举行翻身大会，到会群众达万人，集会后提灯游行，宣誓永远跟共产党走。
经过政治改造的春节娱乐，被边区政府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广后，强力地激发了乡村民众的参与热情，他们不再仅仅是娱乐活动中的观众，而成为参与者。春节娱乐无论是剧本内容编演，还是表演场面，都掀起娱乐热潮，形成“人人可演戏、处处是舞台”的娱乐形态。左权县五里墩村1946年元宵节演出秧歌剧《翻身乐》，全村有146户，其中超过五分之四的户数参加了表演。温县1949年元宵节组织文娱竞赛，第一天到会人数超过3万人，第二天仍是如此。重要的是，春节娱乐与中共政治主题紧密地糅合在一起。1944年春节，平陆县二区涧东村的民兵表演攻占炮楼、司令部，活捉杜聿明的情形。太行区林县习家村高跷队表演大生产运动，穿着很朴素的衣裳，化装成农夫、农妇，手执木制的铁镢头、犁耙、镰刀等农具，表演了从春耕播种到锄苗、收割以及怎样空室清野、支援前线、争取群众翻身、拥军拥政等场景。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春节娱乐逐渐成为乡村民众革命生活的现实反映和真实经历。1946年春节，在“自编自演、自唱自乐”原则指导下，黎城县洪井村不但自己编自己演，而且自己演自己，民众把本村模范人物事迹编成快板、扭成秧歌，当表演到模范干部陈本德时，陈本德兴奋地说：“这就是说我哩吧!”观众反映：“这真是实实在在的事情，老汉替咱们办事情就热心，真算模范。”而阳南根据地固隆村民众白天批斗本村的地主恶霸，晚上就编出剧本演出，“并且打破剧团界线，尽量做到真人演真事，原来事件的当事人是谁，就是谁演。”
当娱乐内容全部是真实的现实生活时，更多的民众被发动起来。此时的娱乐活动不再是反映现实的艺术作品，而是充满了革命气息、政治意味的实际生活的重现，这种娱乐给人的感受“与其是说安慰，不如说是刺激”。1945年春节，滦南四区洪林出演《白毛女》时，观看民众静耳细听，有的流下泪来。定唐县游击区某村结合本村实际，编排了反映游击区群众对敌斗争的《血债》，演出现场很多观众啼哭得抬不起头来，也有很多观众忿恨得骂不绝口。曲阳县各村剧团演出《血泪仇》时，台上台下一起流泪，演出结束后，吹笛子的则说：“下次我可不吹了，光落泪。” 1946年春节，太行林县道蓬菴农村剧团演出诉苦剧《斗争李子才》时，演员们在台上真哭起来，台下观众也已哭不成声，台上台下哭成一片，第二天，剧情演到李子才被枪毙时，群众高兴地欢呼。1947年春节，范亭中学宣传队在宁武、崞县各村庄演剧月余，走过了12个村子，在灰顺沟村演出《小两口一条心》剧目时，观看民众高呼“青年要参战去”，在下密都村演出《地主请客》后，一个老乡回到家里痛哭，他对剧团的赵同志说：“剧中那个老佃户就是我，我这老脑筋就该受穷?我今后不再受狗日的地主欺骗了。”甚至，有的民众难以抑制内心的情感，除了痛哭、大骂外，还表现出更为过激的行为。阳城固隆村民众把他们过去受压榨的实事搬上舞台，自编自演《斗争王德元》广场秧歌剧，剧目演到一半时，民众竟然喊起来：“不要演了，斗!”于是，他们把真的王德元拖拉出来批斗，斗了三天，剧团也演了三晚上，一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伴随着根据地民众政治感情的激发，春节中的传统民俗逐渐嬗变，呈现出强烈的政治味道。对于春联的风格发生变化，有一位民众剧团的团员曾这样描述：除夕(1939年春节)，大清早起来，第一个新鲜异样的感觉映到眼里的是门旁边的春联：献金交粮纾国难，醉酒挥刀杀寇仇;过年勿忘打鬼子，迎春切记开荒田;旧历年要快乐去过，新阶段须努力来迎。战斗剧社社员高鲁也这样描述：(1942年春节)，有的家的大门上写着“保家乡英雄壮志，雪国耻存世酒芳”，在大门墙壁上写着“送旧年铲除旧封建之残余，迎新春为建立民主而奋斗”。门神画也与以往不同，据李公朴描述，“每个村庄里，你也可看见每家门上贴着的门神已不是秦叔宝、尉迟恭，而是标有‘加紧站岗放哨’、‘捉拿汉奸敌探’字样，手持红缨枪和亮闪闪的大刀的自卫队队员英姿，或是‘男女一起上战场’、‘大家参加抗日军’的子弟兵和老乡们的雄姿。”年画的内容也发生变化，妇女们最欢喜《做军鞋》，娃娃们最欢喜《学文化》、《儿童劳军》，男人们最爱看《解放军攻城战》，晋绥解放区王老汉还把《解放军攻城战》贴在房里最显眼的地方。过去由天津运送来的什么《麒麟送子》、《老鼠娶妻》一类的年画已代之为《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抬伤兵，送茶饭》、《开展民主运动，选举好村长》一类的抗日年画。
通过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春节的变化，可以发现中共在革命过程中，对待传统民俗文化，不是抛弃，而是利用、改造，这使得中共革命从乡村文化中获取了无限的力量，有力地推进了革命胜利的步伐。与此同时，传统民俗文化并没有因战争环境和政治势力介入而逐渐消退生命力，反而在政治力量之中延续了生命力，只是换了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正如孙晓忠所言：“‘传统’的变迁不是时间因素导致的衰败或意义的耗散，而是因为后来的再诠释，这就是‘意义’再赋予的过程。”因此，对于民俗文化自身演化机制来说，“政治因素的强力介入会短暂地改变它的内容和形式，而一旦政治力量上移，与民俗文化的直接链接断失，那民俗文化就会回归其本来的形态。”由此来看，民俗文化的改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它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也没有改变乡村社会赋予它的感情，更不可能消除自身的生命力。所以，当政治这种外力逐渐弱化、消失时，这些传统民俗文化逐渐会还原其面貌，在乡村社会大行其道。
(作者简介：李军全，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原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