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自然 - 2017/2/8 14:50:20
2017-02-08 09:14:17 来源：澎湃新闻等 作者：记者
澎湃新闻记者从黄慕兰女儿陈大中和黄慕兰所住的浙江医院了解到，红色女“特工”黄慕兰于2月7日在浙江杭州辞世，享年110岁。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又名黄淑仪、黄定慧，出身于湘中名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之后，黄慕兰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曾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2011年7月9日，黄慕兰在杭州度过了105岁生日。
黄慕兰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好在我生性好强，对中央的信赖从未动摇，一贯迎着困难上，从不消极颓丧，处逆境而能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的人生观，所以这点个人情感生活方面的波折是压不垮我的。这是我一生的长处，也是我得以健康长寿的唯一保健妙诀。”
(记者 陈竹沁 钟煜豪 实习生 刘璨)
【阅读延伸】
媒体2011年报道：105载的人生岁月，当年这位美丽的“红色女谍”究竟有过怎样传奇的人生？
出身湘中名门的黄慕兰，曾是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袖和特科重要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20世纪50年代，黄慕兰因受“潘杨案”牵涉，两度入秦城监狱，辗转17年。20世纪80年代，她在邓颖超同志的帮助下顺利平反，并任上海市政府参事。1993年至今一直居住在杭州。
今年，是黄慕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85个年头，从青春年华开始，她便将一生的命运、前途、婚姻、财产，甚至不惜抛夫别子，全身心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她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是20世纪中国社会风云和革命历程的一个侧面反映。周恩来曾称她为“我党百科全书”与“党的奇兵”!令人称奇的是，黄慕兰还被郭沫若、茅盾等大文豪作为原型写进文学作品中。中共特科元勋陈赓曾说：“黄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
黄慕兰天生丽质，且秀外慧中，能力强，有魄力，曾给不少国共高层人士留下深刻印象。1927年“三八”节，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国共两党的名流如宋庆龄等全部到场，那年刚20岁的黄慕兰是大会的主席……
“地下奇兵”出自书香名门
1907年7月，黄慕兰出生在湖南浏阳北门外的一个开明之家。黄慕兰的父亲黄颖初曾经是谭嗣同的幕友，与谭嗣同一起办过收养弃婴的育婴堂，并与许多民国政坛人物都有交往。12岁那年，黄慕兰被父母送进湖南省省会长沙周南女校读书。这所女校当时培养了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女学生，如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丁玲等。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在读《列女传》中的《木兰辞》时十分仰慕智勇双全的花木兰，参加革命后就改名为“慕兰”。
“我的父母对我虽然宠爱有加，但还是不能摆脱旧的习惯势力。他们误听媒妁之言，从小就给我定了亲。”1923年至1925年，黄慕兰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包办婚姻，“丈夫”抽鸦片、打丫鬟。黄慕兰偷偷给父亲写纸条，要求以母病为由回家，从此再未回过婆家。
北伐前夕，黄慕兰毅然剪掉长发，在汉口投奔宋庆龄、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运动，曾担任汉口妇女部部长。凭借着出众的外貌、灵活的交际能力，黄慕兰结识了社会各界的上层人士。生性多情的郭沫若把黄慕兰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先生写《蚀》的时候也借鉴过黄慕兰的人生经历。
1927年“三八”节当天，黄慕兰在董必武、瞿秋白的撮合下与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宛希俨结婚。“我们结婚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是由董必武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的。同时，在报上还登了‘结为革命伴侣’的启事。就是这样一则简单的启事，对于我来讲就是公开否定了我过去的包办婚姻。”
7月14日晚，黄慕兰夫妇接到党组织的意见后乘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希俨穿上长衫马褂，化装成个绅士或商人;我则梳个巴巴头，装扮成一个家庭妇女。”
到了江西大旅行社报到后，见到担任地下党江西省省委书记的陈潭秋，得知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但是没有被告知具体日期。“因为要从事长期隐蔽的秘密地下工作，组织上吩咐我们在南昌不要公开露面，不参与武装起义的有关准备活动。”
党中央有什么文件要传达或各地有什么重要情况向中央汇报，都是在见面时转递的。“凡是中央发来的文件，我们都要再重写一份，一份留在省委，一份转发给共青团江西省委。抄写秘密文件的方式方法，我就是在那时学会的。”黄慕兰记得，当年经常用米汤水在《圣经》中密写文件、去小旅馆对接头暗号。至此，黄慕兰开始了“潜伏”人生。“父母为我保守机密，对外说‘已出国留学了’。”
1928年，儿子出生才3天，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后牺牲。“希俨牺牲时才满26岁，这是我生命中遭受的最严重打击。这么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从此消失了，他的音容笑貌和往日对我的关爱与帮助，时时在我心头涌现。我只有忍痛节哀，更加发愤地努力工作和学习，以在革命实践中的奉献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来报答他对我的恩情，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1928年12月，黄慕兰接到地下党组织调令，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成为中央特科成员。赴命前，她强忍丧夫别子的巨大哀伤，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宛希俨的父母家抚养。
在中央机关工作时，黄慕兰遇见了在武汉时就认识的贺昌。贺昌在中共六大上和关向应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见到黄慕兰，贺昌劝慰她节哀顺变，鼓励她摆脱消极情绪。在贺昌的帮助和鼓励下，黄慕兰渐渐开朗起来，和贺昌的感情也日益加深。终于有一天，贺昌向她求婚。在征求周恩来意见、得到组织同意后，黄慕兰开始了她的第3段婚姻。按组织要求，她对外隐瞒了自己与贺昌秘密结婚的经历，以宛希俨遗孀、到上海找工作的身份公开露面。
1929年1月，贺昌先后兼任广东省省委宣传部部长、广东省省委书记，并全面指导了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军事斗争，特别是决定成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任命邓小平为前委书记，帮助指导发动了百色起义。这年6月，黄慕兰化名“刘阿秀”在沪东恒丰纱厂当学徒，在领导工人罢工争取权益时被捕，囚于龙华监狱100天。在监狱中，她配合彭湃进行联络工作，组织狱中斗争。出狱后，她又随贺昌调往香港。12月，她乔装成贵妇，乘坐豪华游轮，从香港运送共产国际拨来的巨额经费到上海交给党中央。
1930年1月，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派贺昌到天津主持北方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两次电示广东省省委，任命贺昌为中共顺直省省委书记。为便于到北方开展革命工作和适应艰苦环境的需要，3月中旬，贺昌与夫人黄慕兰忍痛将出生仅十几天的儿子贺平，托付给工人出身的新任广东省省委书记卢彪抚养，毅然离开香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夏天，中央才把贺平从澳门接到北京，贺平才知道自己是烈士贺昌与黄慕兰的儿子。
营救关向应的“女谍”
最先报告向忠发叛变
1931年，贺昌主动申请独自秘密前往苏区斗争，黄慕兰再次面临离别。
1931年1月，因“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受到很大破坏，许多地下党员被捕。组织看中了黄慕兰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便任命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部长，与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单线联系，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
这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关向应在位于上海闸北区的寓所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几天后，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不仅供出中共中央地下几乎所有机关及领导人地址，还将在押的、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领导人一一指认出来。情况非常危急!黄慕兰接到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
当时，黄慕兰打扮成上层妇女，出面去找一位名叫陈志皋的年轻进步律师。陈志皋出身于享有盛名的世家门第，家族背景雄厚，其父陈其寿在上海法租界当了18年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陈其寿很欣赏黄慕兰，收其为干女儿。陈志皋向父亲提出，黄小姐有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现关在龙华监狱，不知能否通融一下。陈其寿一听，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了下来。在陈其寿的打点和疏通下，被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黄慕兰和陈志皋亲自驾车到龙华监狱将关向应接了出来，并在东方旅馆包了房间替他接风洗尘。不久关向应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苏区，担任了湘鄂西苏区的军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
在营救关向应期间，陈志皋对美貌、智慧的黄慕兰展开追求。1931年6月22日下午，陈志皋约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时间尚早，两人便找了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两人刚刚坐定，又有一人推门而入。来者叫曹炳生，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他和陈志皋是同学，一见碰到了熟人，便径直走了过来。
曹炳生无意间透露，当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根手指。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儿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一边面不改色地喝咖啡，一边紧张地琢磨此人到底是谁?等曹炳生一走，黄慕兰便借口头疼，电影不看了，让陈志皋将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电话通知了潘汉年。见面后，黄慕兰说：“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对，是他。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手指砍去了一个。那我就走了!”说罢，潘汉年急速跑了出去。
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之后，立即搬家，中共地下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
曹炳生说的那个叛徒正是向忠发。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周恩来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队员在小沙渡路自己和向忠发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
那时，上海有一种挑着担子流动卖馄饨的小贩，都是在晚上通宵营业的，参与中央特科领导工作的康生派了两个特科的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向忠发所知道的周恩来和李富春撤出前所住的地方附近观察。果然，到夜里1点钟左右，看见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来了，直接就用钥匙开了周恩来家的门闯进去，他们自然是扑了个空。周恩来家只有3把钥匙，他和邓大姐各一把，还有一把交给向忠发，如果他俩都不在家，向忠发也可以打开门很方便地进去。很明显，这带了巡捕前去抓周恩来的叛徒就是向忠发。
向周恩来献策
反击“伍豪脱党”谣言
伍豪是周恩来在“五四”时期用过的笔名。当时，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天津女学生组织的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组成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要求所有的领导成员以笔名撰写文章。考虑到将来组织要扩大，他们一共编了50个号码，由成员们抓阄决定自己为几号。当时，邓颖超抓到的是1号，就叫“逸豪”;周恩来抓到的是5号，就被称为“伍豪”。年轻时，周恩来很喜欢“伍豪”这个名字，曾用它作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1931年12月初，主持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在地下交通员护送下，由上海十六铺码头乘一艘英国轮船到汕头，然后从汕头经潮州、长汀，于12月底安全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两个月之后，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等报纸突然刊登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同样内容的启事在2月17日《时报》以及2月20日、2月21日的《申报》上又连续刊出。
在中共上层人士中，谁不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虽然这则启事没有顿时造成什么轩然大波，但也确实给舆论界带来一片迷雾。当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则“启事”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一个骗人的伎俩，目的是诋毁周恩来，制造混乱，瓦解中共地下党组织。
当时，周恩来通过潘汉年找到黄慕兰，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在四处造谣，说我已经叛变自首了。你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我辟谣，揭穿敌人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黄慕兰凝神思索了一会儿，觉得周恩来五四运动期间在天津觉悟社的代号为“伍豪”，后来又作为在党中央刊物《红旗》杂志和《红旗日报》上发表文章时的笔名，为党内外许多人所熟知，便马上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
周恩来看后很满意，夸奖说：“你真是我们的女诸葛，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这件事就请你先去和陈志皋律师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办得既有成效又妥善无虞吧!”又说：“你工作做得很好，潘汉年同志也很机警能干，你们俩配合得很好。党组织会派人与你经常保持单线联系的，一定要自己小心，多加保重。”
告别后，黄慕兰拿着起草的稿子找陈志皋商量。陈志皋钦佩伍豪写的文章，但那时还不知道就是周恩来。陈志皋说：“能为《红旗》的撰稿人辩护，是非常光荣的，我决不推脱!但是照这样的做法，启事一旦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南京国民政府肯定会追究此事，向我查问：是谁介绍认识这个伍豪的?或是谁代表伍豪委托你代登这个启事的?我可怎么回答呢?先别忙，让我再仔细考虑考虑，想出一个既能公开辟谣，又万无一失的安全办法来。”他建议代找在《申报》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周恩来的另一别名)登一个紧要启事。
1932年3月4日，《申报》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黄慕兰晚年回忆说：“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了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2月份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
在和陈志皋的交往中，黄慕兰结识了很多上层人士，她不忘使命，在幕后策划各方面的营救活动。与此同时，党组织也加强了对陈志皋的争取工作。
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但那时，黄慕兰一直都对去苏区后杳无音信的贺昌念念不忘，就以家庭地位不相配为由拒绝了陈。但陈“竟咬破手指，在一条白手巾上书写爱意”。黄慕兰向组织倾诉了自己的苦恼。党组织认为，在当时复杂的白色恐怖背景下，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合，很可能会打开新的工作局面，黄慕兰于是听取了组织的意见，带着“继续支持营救被捕同志工作、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她将来与前夫遗孤相认”的3项约定，答应了陈的求婚。陈志皋迎娶了情绪复杂的黄慕兰。蔡元培、沈钧儒和柳亚子等名流证婚、做介绍人。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贺昌跟项英、陈毅等一起被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贺昌在一次率领部队向粤北边区转移时，在江西会昌河遭敌伏击，被包围了7天7夜，最后因粮尽弹绝腿部负伤而壮烈牺牲。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以后，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期间也曾再次遭受国民党的牢狱之灾。
1942年，黄慕兰在重庆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表扬了她的牺牲精神。
20世纪50年代，黄慕兰因受“潘杨案”牵涉，两度入北京秦城监狱，辗转17年。在“文革”之乱中，许多难友因过度忧郁、神经受损害，有的竟失去了记忆力。但她当时却乐观地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她说：“我觉得软禁在此，倒是使我们免受外面风暴冲击折磨之苦，乃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内心充满着期待平反恢复自由的乐观精神，因而思想开朗，并坚持勤练太极拳，故能保持身体健康。”20世纪80年代，她在邓颖超的帮助下，顺利平反，并任上海市政府参事。1993年移居杭州。
晚年，黄慕兰一直低调地生活在杭州，她爱看电视，每天必看《新闻联播》，对以地下党情报人员为主角的电视剧很有兴趣;还爱打麻将，中午必打一小时纸麻将。
黄慕兰还爱写诗，常常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桌旁，写上一两首小诗。“一缕幽香，万般情意，沁入柔肠千结。回忆北伐扬鞭，年少风光卓绝。壮志豪情报国心，如荼火热。抛家出走忘朝夕，挥剑誓除荆棘。世间事，自多曲折。肝胆照，同仇巾帼。救死抚伤，神驰先烈。强敌崩溃，人民欢悦。又谁料风波再涉。感明镜，鉴我无私，还我本来清白。”这是黄慕兰老人在其自传出版时写的一首诗，写出了她一生的忠诚与情怀。(天津日报 作者：吴志菲)
澎湃新闻记者从黄慕兰女儿陈大中和黄慕兰所住的浙江医院了解到，红色女“特工”黄慕兰于2月7日在浙江杭州辞世，享年110岁。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又名黄淑仪、黄定慧，出身于湘中名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之后，黄慕兰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曾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2011年7月9日，黄慕兰在杭州度过了105岁生日。
黄慕兰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好在我生性好强，对中央的信赖从未动摇，一贯迎着困难上，从不消极颓丧，处逆境而能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的人生观，所以这点个人情感生活方面的波折是压不垮我的。这是我一生的长处，也是我得以健康长寿的唯一保健妙诀。”
(记者 陈竹沁 钟煜豪 实习生 刘璨)
【阅读延伸】
媒体2011年报道：105载的人生岁月，当年这位美丽的“红色女谍”究竟有过怎样传奇的人生？
出身湘中名门的黄慕兰，曾是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袖和特科重要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20世纪50年代，黄慕兰因受“潘杨案”牵涉，两度入秦城监狱，辗转17年。20世纪80年代，她在邓颖超同志的帮助下顺利平反，并任上海市政府参事。1993年至今一直居住在杭州。
今年，是黄慕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85个年头，从青春年华开始，她便将一生的命运、前途、婚姻、财产，甚至不惜抛夫别子，全身心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她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是20世纪中国社会风云和革命历程的一个侧面反映。周恩来曾称她为“我党百科全书”与“党的奇兵”!令人称奇的是，黄慕兰还被郭沫若、茅盾等大文豪作为原型写进文学作品中。中共特科元勋陈赓曾说：“黄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
黄慕兰天生丽质，且秀外慧中，能力强，有魄力，曾给不少国共高层人士留下深刻印象。1927年“三八”节，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国共两党的名流如宋庆龄等全部到场，那年刚20岁的黄慕兰是大会的主席……
“地下奇兵”出自书香名门
1907年7月，黄慕兰出生在湖南浏阳北门外的一个开明之家。黄慕兰的父亲黄颖初曾经是谭嗣同的幕友，与谭嗣同一起办过收养弃婴的育婴堂，并与许多民国政坛人物都有交往。12岁那年，黄慕兰被父母送进湖南省省会长沙周南女校读书。这所女校当时培养了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女学生，如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丁玲等。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在读《列女传》中的《木兰辞》时十分仰慕智勇双全的花木兰，参加革命后就改名为“慕兰”。
“我的父母对我虽然宠爱有加，但还是不能摆脱旧的习惯势力。他们误听媒妁之言，从小就给我定了亲。”1923年至1925年，黄慕兰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包办婚姻，“丈夫”抽鸦片、打丫鬟。黄慕兰偷偷给父亲写纸条，要求以母病为由回家，从此再未回过婆家。
北伐前夕，黄慕兰毅然剪掉长发，在汉口投奔宋庆龄、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运动，曾担任汉口妇女部部长。凭借着出众的外貌、灵活的交际能力，黄慕兰结识了社会各界的上层人士。生性多情的郭沫若把黄慕兰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先生写《蚀》的时候也借鉴过黄慕兰的人生经历。
1927年“三八”节当天，黄慕兰在董必武、瞿秋白的撮合下与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宛希俨结婚。“我们结婚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是由董必武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的。同时，在报上还登了‘结为革命伴侣’的启事。就是这样一则简单的启事，对于我来讲就是公开否定了我过去的包办婚姻。”
7月14日晚，黄慕兰夫妇接到党组织的意见后乘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希俨穿上长衫马褂，化装成个绅士或商人;我则梳个巴巴头，装扮成一个家庭妇女。”
到了江西大旅行社报到后，见到担任地下党江西省省委书记的陈潭秋，得知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但是没有被告知具体日期。“因为要从事长期隐蔽的秘密地下工作，组织上吩咐我们在南昌不要公开露面，不参与武装起义的有关准备活动。”
党中央有什么文件要传达或各地有什么重要情况向中央汇报，都是在见面时转递的。“凡是中央发来的文件，我们都要再重写一份，一份留在省委，一份转发给共青团江西省委。抄写秘密文件的方式方法，我就是在那时学会的。”黄慕兰记得，当年经常用米汤水在《圣经》中密写文件、去小旅馆对接头暗号。至此，黄慕兰开始了“潜伏”人生。“父母为我保守机密，对外说‘已出国留学了’。”
1928年，儿子出生才3天，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后牺牲。“希俨牺牲时才满26岁，这是我生命中遭受的最严重打击。这么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从此消失了，他的音容笑貌和往日对我的关爱与帮助，时时在我心头涌现。我只有忍痛节哀，更加发愤地努力工作和学习，以在革命实践中的奉献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来报答他对我的恩情，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1928年12月，黄慕兰接到地下党组织调令，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成为中央特科成员。赴命前，她强忍丧夫别子的巨大哀伤，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宛希俨的父母家抚养。
在中央机关工作时，黄慕兰遇见了在武汉时就认识的贺昌。贺昌在中共六大上和关向应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见到黄慕兰，贺昌劝慰她节哀顺变，鼓励她摆脱消极情绪。在贺昌的帮助和鼓励下，黄慕兰渐渐开朗起来，和贺昌的感情也日益加深。终于有一天，贺昌向她求婚。在征求周恩来意见、得到组织同意后，黄慕兰开始了她的第3段婚姻。按组织要求，她对外隐瞒了自己与贺昌秘密结婚的经历，以宛希俨遗孀、到上海找工作的身份公开露面。
1929年1月，贺昌先后兼任广东省省委宣传部部长、广东省省委书记，并全面指导了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军事斗争，特别是决定成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任命邓小平为前委书记，帮助指导发动了百色起义。这年6月，黄慕兰化名“刘阿秀”在沪东恒丰纱厂当学徒，在领导工人罢工争取权益时被捕，囚于龙华监狱100天。在监狱中，她配合彭湃进行联络工作，组织狱中斗争。出狱后，她又随贺昌调往香港。12月，她乔装成贵妇，乘坐豪华游轮，从香港运送共产国际拨来的巨额经费到上海交给党中央。
1930年1月，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派贺昌到天津主持北方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两次电示广东省省委，任命贺昌为中共顺直省省委书记。为便于到北方开展革命工作和适应艰苦环境的需要，3月中旬，贺昌与夫人黄慕兰忍痛将出生仅十几天的儿子贺平，托付给工人出身的新任广东省省委书记卢彪抚养，毅然离开香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夏天，中央才把贺平从澳门接到北京，贺平才知道自己是烈士贺昌与黄慕兰的儿子。
营救关向应的“女谍”
最先报告向忠发叛变
1931年，贺昌主动申请独自秘密前往苏区斗争，黄慕兰再次面临离别。
1931年1月，因“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受到很大破坏，许多地下党员被捕。组织看中了黄慕兰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便任命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部长，与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单线联系，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
这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关向应在位于上海闸北区的寓所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几天后，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不仅供出中共中央地下几乎所有机关及领导人地址，还将在押的、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领导人一一指认出来。情况非常危急!黄慕兰接到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
当时，黄慕兰打扮成上层妇女，出面去找一位名叫陈志皋的年轻进步律师。陈志皋出身于享有盛名的世家门第，家族背景雄厚，其父陈其寿在上海法租界当了18年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陈其寿很欣赏黄慕兰，收其为干女儿。陈志皋向父亲提出，黄小姐有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现关在龙华监狱，不知能否通融一下。陈其寿一听，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了下来。在陈其寿的打点和疏通下，被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黄慕兰和陈志皋亲自驾车到龙华监狱将关向应接了出来，并在东方旅馆包了房间替他接风洗尘。不久关向应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苏区，担任了湘鄂西苏区的军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
在营救关向应期间，陈志皋对美貌、智慧的黄慕兰展开追求。1931年6月22日下午，陈志皋约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时间尚早，两人便找了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两人刚刚坐定，又有一人推门而入。来者叫曹炳生，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他和陈志皋是同学，一见碰到了熟人，便径直走了过来。
曹炳生无意间透露，当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根手指。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儿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一边面不改色地喝咖啡，一边紧张地琢磨此人到底是谁?等曹炳生一走，黄慕兰便借口头疼，电影不看了，让陈志皋将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电话通知了潘汉年。见面后，黄慕兰说：“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对，是他。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手指砍去了一个。那我就走了!”说罢，潘汉年急速跑了出去。
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之后，立即搬家，中共地下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
曹炳生说的那个叛徒正是向忠发。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周恩来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队员在小沙渡路自己和向忠发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
那时，上海有一种挑着担子流动卖馄饨的小贩，都是在晚上通宵营业的，参与中央特科领导工作的康生派了两个特科的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向忠发所知道的周恩来和李富春撤出前所住的地方附近观察。果然，到夜里1点钟左右，看见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来了，直接就用钥匙开了周恩来家的门闯进去，他们自然是扑了个空。周恩来家只有3把钥匙，他和邓大姐各一把，还有一把交给向忠发，如果他俩都不在家，向忠发也可以打开门很方便地进去。很明显，这带了巡捕前去抓周恩来的叛徒就是向忠发。
向周恩来献策
反击“伍豪脱党”谣言
伍豪是周恩来在“五四”时期用过的笔名。当时，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天津女学生组织的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组成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要求所有的领导成员以笔名撰写文章。考虑到将来组织要扩大，他们一共编了50个号码，由成员们抓阄决定自己为几号。当时，邓颖超抓到的是1号，就叫“逸豪”;周恩来抓到的是5号，就被称为“伍豪”。年轻时，周恩来很喜欢“伍豪”这个名字，曾用它作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1931年12月初，主持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在地下交通员护送下，由上海十六铺码头乘一艘英国轮船到汕头，然后从汕头经潮州、长汀，于12月底安全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两个月之后，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等报纸突然刊登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同样内容的启事在2月17日《时报》以及2月20日、2月21日的《申报》上又连续刊出。
在中共上层人士中，谁不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虽然这则启事没有顿时造成什么轩然大波，但也确实给舆论界带来一片迷雾。当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则“启事”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一个骗人的伎俩，目的是诋毁周恩来，制造混乱，瓦解中共地下党组织。
当时，周恩来通过潘汉年找到黄慕兰，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在四处造谣，说我已经叛变自首了。你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我辟谣，揭穿敌人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黄慕兰凝神思索了一会儿，觉得周恩来五四运动期间在天津觉悟社的代号为“伍豪”，后来又作为在党中央刊物《红旗》杂志和《红旗日报》上发表文章时的笔名，为党内外许多人所熟知，便马上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
周恩来看后很满意，夸奖说：“你真是我们的女诸葛，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这件事就请你先去和陈志皋律师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办得既有成效又妥善无虞吧!”又说：“你工作做得很好，潘汉年同志也很机警能干，你们俩配合得很好。党组织会派人与你经常保持单线联系的，一定要自己小心，多加保重。”
告别后，黄慕兰拿着起草的稿子找陈志皋商量。陈志皋钦佩伍豪写的文章，但那时还不知道就是周恩来。陈志皋说：“能为《红旗》的撰稿人辩护，是非常光荣的，我决不推脱!但是照这样的做法，启事一旦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南京国民政府肯定会追究此事，向我查问：是谁介绍认识这个伍豪的?或是谁代表伍豪委托你代登这个启事的?我可怎么回答呢?先别忙，让我再仔细考虑考虑，想出一个既能公开辟谣，又万无一失的安全办法来。”他建议代找在《申报》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周恩来的另一别名)登一个紧要启事。
1932年3月4日，《申报》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黄慕兰晚年回忆说：“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了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2月份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
在和陈志皋的交往中，黄慕兰结识了很多上层人士，她不忘使命，在幕后策划各方面的营救活动。与此同时，党组织也加强了对陈志皋的争取工作。
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但那时，黄慕兰一直都对去苏区后杳无音信的贺昌念念不忘，就以家庭地位不相配为由拒绝了陈。但陈“竟咬破手指，在一条白手巾上书写爱意”。黄慕兰向组织倾诉了自己的苦恼。党组织认为，在当时复杂的白色恐怖背景下，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合，很可能会打开新的工作局面，黄慕兰于是听取了组织的意见，带着“继续支持营救被捕同志工作、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她将来与前夫遗孤相认”的3项约定，答应了陈的求婚。陈志皋迎娶了情绪复杂的黄慕兰。蔡元培、沈钧儒和柳亚子等名流证婚、做介绍人。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贺昌跟项英、陈毅等一起被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贺昌在一次率领部队向粤北边区转移时，在江西会昌河遭敌伏击，被包围了7天7夜，最后因粮尽弹绝腿部负伤而壮烈牺牲。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以后，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期间也曾再次遭受国民党的牢狱之灾。
1942年，黄慕兰在重庆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表扬了她的牺牲精神。
20世纪50年代，黄慕兰因受“潘杨案”牵涉，两度入北京秦城监狱，辗转17年。在“文革”之乱中，许多难友因过度忧郁、神经受损害，有的竟失去了记忆力。但她当时却乐观地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她说：“我觉得软禁在此，倒是使我们免受外面风暴冲击折磨之苦，乃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内心充满着期待平反恢复自由的乐观精神，因而思想开朗，并坚持勤练太极拳，故能保持身体健康。”20世纪80年代，她在邓颖超的帮助下，顺利平反，并任上海市政府参事。1993年移居杭州。
晚年，黄慕兰一直低调地生活在杭州，她爱看电视，每天必看《新闻联播》，对以地下党情报人员为主角的电视剧很有兴趣;还爱打麻将，中午必打一小时纸麻将。
黄慕兰还爱写诗，常常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桌旁，写上一两首小诗。“一缕幽香，万般情意，沁入柔肠千结。回忆北伐扬鞭，年少风光卓绝。壮志豪情报国心，如荼火热。抛家出走忘朝夕，挥剑誓除荆棘。世间事，自多曲折。肝胆照，同仇巾帼。救死抚伤，神驰先烈。强敌崩溃，人民欢悦。又谁料风波再涉。感明镜，鉴我无私，还我本来清白。”这是黄慕兰老人在其自传出版时写的一首诗，写出了她一生的忠诚与情怀。(天津日报 作者：吴志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