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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去向公布:就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沙和尚 - 2017/2/25 14:47:14
2017-02-24 17:22:52 来源:
腾讯
作者:邬川
原重庆市长黄奇帆有了新的任命。
2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经表决,任命黄奇帆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在两个月前,2016年12月30日,黄奇帆刚刚辞去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履职重庆之前,黄奇帆曾是上海浦东新区的主要建设者与规划者之一。
多年在地方执政的黄奇帆,对金融的关注和重视,众所周知。重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与金融业的繁荣有着直接关联。此外,黄奇帆针对资本市场的评论也颇受关注。
2015年,资本市场历经波折,“出牌顺序错了,一手好牌也会打输。”“把金融搞得很复杂的那些人都是骗子。”黄奇帆的这些评语,在市场上广为流传。
这样一位懂财经、敢直言的官员,未来将在中国财经立法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摸着石头过河的市长
黄奇帆生于1952年5月,浙江诸暨人。早年曾在上海焦化厂工作,因勤于钻研技术,他从普通工人一路升任副厂长。
上世纪80到90年代,曾历任上海市经委综合规划室副主任、上海市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等职务。
2001年10月,赴任重庆市副市长前,黄奇帆在上海担任的职务是,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经委主任、市工业工作党委副书记。
如果将重庆这座直辖市比作一家蓝筹上市公司,对于控股股东而言,最为重要的财务指标无疑是营收——GDP,对于CEO而言,最为现实的评价标准便是GDP增速。
自2013年以来,重庆连续蝉联全国GDP增速第一,并始终保持在10%以上的增速。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十二五”期间,重庆年均GDP增速为12.8%,2015年总量已达1.57万亿元。
一位接近重庆市政府高层的人士向腾讯财经表示,“黄市长做工作汇报,从来都是报数字,能把数字背后的含义阐释得清楚透彻。”他认为,黄奇帆带给重庆的就是执行力。“过去做得怎样,未来要怎么做,哪些需要调整和完善,他都能讲得明白并且按照计划执行。”
“对数据的掌握有系统,思想细致紧密,组织力强。”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也曾如是评价黄奇帆,他认为较之于其他地方官员,黄奇帆胜在三点:其一,构思比较有系统和清晰;其二,他做出来的有大气;其三,最重要的是,遇到难题能想出解决的妙方。
重庆所拥有的制度红利,其他省份难以企及,但先行先试并未代替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和低调,从PPP试点便可见一斑。
2015年5月17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PPP投融资模式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开始公开,但文件下发到各区县时间却是2014年8月1日。从文件下发到公开,相隔逾9个月。
“这是因为和中央保持同步。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在2014年只有江苏和安徽等少数省份有试点,直到2015年5月中央部委才开始在全国大力推广。”上述人士介绍,因为相关部委推广,重庆才把文件全部公开。
虽然低调,但成绩却不容忽视。
PPP在2014年被列为重庆25个先导性专项改革的首位。黄奇帆曾在某论坛上表示,截至2015年8月份,全国PPP项目签约并跟进实施的规模大约5000多亿元,其中2600亿元来自重庆。
为什么重庆的速度快于其他省市?黄奇帆的解释是,抓住了PPP的要害,即投资收益。他分析,所谓PPP,找企业来投资要讲究回报。一方面,政府投资如果长期没有回报就变成政府债务,成了风险;另一方面,企业没有回报也不可能持续的参与PPP。
在投融资模式改革之外,重庆在土地改革上亦有创举。
土地流转一直是土地改革的焦点所在,如何确保耕地红线,明晰责权利则是关键,重庆自2008年探索的“地票”制度则为此积累了丰富经验。
黄奇帆介绍,按照科斯定理,重庆成立了土地交易所,设计出“地票”。所谓“地票”,实际上就是农村的建设用地指标,并在交易所形成可转移到城市使用的交易品。
可交易的土地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闲置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交易,获得地票者可在重庆市域内,申请将符合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农用地,征转为国有建设用地。
黄奇帆曾在《学习时报》上撰文,详解地票制度的设计、实践与深化改革前景。他认为,地票的本质是通过指标化的形式,跨界转移到利用水平较高的城市区域,从而使“不动产”变成了一种“虚拟动产”,用市场之手把城乡之间连了起来,实现了农村、城市、企业等多方共赢。
在“地票”制度实行以来,重庆累计交易地票15.26万亩,成交额307.59亿元,成交均价稳定在20万元/亩左右。意味着15万多亩农村闲置的建设性用地复垦为耕地。黄奇帆分析,把地票的交易价格扣除复垦的成本,15%归集体,剩下的 85%全部归农民,收入近300亿元进入农村,反哺农民。
另一方面,“地票”制度也为城市化提供了大量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并确保耕地红线不被突破。
地票制度并未削减重庆的耕地面积。黄奇帆判断,虽然城市化会带来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但通过地票的推出,到2020年,重庆3400万亩耕地一亩都不减少,还能增加100多万亩。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重庆“地票”模式则为此提供了先行先试的范例。
金服服务实体
为黄奇帆积累坊间赞誉的,还有他的金融“炼金术”。
目前A股暂时趋稳,P2P正接受更为严厉的监管制度。但此前肇始于不断累加杠杆的股灾,却充分显露出了金融混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沉疴旧疾。
但回溯过往,他曾如何看待金融本质,金融业风险将从何处暴露,以及推进直接融资体系的命门又所系为何?这些观点将是上述答案最好的注解。
在2015年的一次全市金融工作会议上,黄奇帆曾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的方式,诙谐地表达了他对于金融本质的认识。
他表示,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二是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实际上就三个词“信用”、“杠杆”、“风险”;三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否则就是毫无意义的泡沫。
“刚才我用了三个叠加词,就是用最土的方法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他如是表示。
他分析,金融业最重要的是防范三个风险:第一个,是非金融的产业出毛病、产能过剩,但和金融系统有借贷关系,坏账冲击金融机构。第二个,是金融系统自身出毛病,自己不谨慎、行为不端或者经营有误造成了危机。第三个,既不是实体经济也不是金融系统出问题,而是社会上的地下钱庄、高利贷、乱集资冲击了经济,连带金融系统陪葬。
对于第一个实体经济风险而言,最为直白的评判标准便是不良贷款率,对此,重庆再次垂范全国。
黄奇帆曾在2015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列举了一系列数据:截至到5月底,重庆的银行不良率约0.5%,大大低于全国的2%;同时,重庆的金融系统的利润位列全国最高的省市之一。
他称,2014年全国的银行全部利润约1.6万亿元,全部银行贷款总量约90万亿元。重庆的银行贷款余额是全国的四十几分之一,银行利润是全国的二十几分之一。
“相当于用四十几分之一的资产,产生二十几分之一的利润。资产利润率比全国高接近一倍。”他说道,此外,重庆金融占全市GDP的比重是8.6%,也高于全国水平。
“直接融资的最后才是注册制”
黄奇帆认为,一个地方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评判标准是当地企业的融资成本。因此,如果说金融的本质是要服务实体经济,那么这种服务的核心便是提供融资。
在一次重庆市政府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与会企业家的核心诉求便是降低融资成本。
在黄奇帆看来,这一方面是国家货币政策,以及一行三会的管控方式如何适应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需要从三方面下手。
首先是增加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也就是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其次是估计收购兼并,也就是混合所有制下借壳卖壳;最后是鼓励银行、非银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服务。
注册制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年前,黄奇帆就发表过署名文章探讨注册制的推出时机。
在中国证券报于2013年11月21日发表的《改革完善企业股本补充机制 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文中,他认为直接融资体系的发展顺序先后为:建立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规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最后才是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他的观点一以贯之。2014年1月20日,上证综指跌破2000点整数关口。黄奇帆再次发表评价:把出牌顺序搞错了。
他表示,应当先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再推多渠道股权融资让巨量现金进入股市,提振股市信心后,再启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顺序不能打乱。
黄奇帆强调顺序的原因在于,多层次资本市场带来增量资金入市,股市因此得到提振,此后再开始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就不会出问题。
彼时A股低迷,在他看来,注册制首先带来的是新股大量上市,但增发新股是要从股市里拿走钱的,指数还会下跌,所以要先搞多渠道的股权融资。黄奇帆认为,多渠道股权融资,能把几万亿的社会资金融通到股市里,股市就开始往上涨。“它涨了你再去搞股票发行的注册制度改革,再抽血和出血就平衡了。”
如今,黄奇帆将成为一名财经立法者,多年的地方工作经验,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将会在未来财经领域的立法进程中,窥得一二。
(原题:
黄奇帆就任人大财经委:一个财经立法者这样炼成
)
【相关链接】
黄奇帆杨雄等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来源:新华网| 2017-02-24 16:11:33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任命6位全国人大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4日下午经表决,任命杜德印为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黄奇帆、朱小丹、杨雄、刘昆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黄龙云为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黄奇帆简历:
黄奇帆,男,汉族,1952年5月生,浙江诸暨人,大学普通班,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1968年9月参加工作,197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8.09—1974.09上海焦化厂焦炉车间工人
1974.09—1977.09 上海机械学院仪器仪表系自动化仪表专业学习
1977.09—1983.07 上海焦化厂设备科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
1983.07—1983.12 上海焦化厂副厂长
1983.12—1984.04 上海市委整党办公室联络员
1984.04—1987.01 上海市经委综合规划室副主任
1987.01—1990.06 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副局级)
1990.06—1993.01 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1993.01—1994.09 上海市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1993.12正局级(1988.12--1993.09上海市第六届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1994.09—1995.04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
1995.04—1995.07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1994.10--1995.05借调中央办公厅工作)
1995.07—1996.03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
1996.03—1998.04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体改委副主任
1998.04—2001.10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经委主任,市工业工作党委副书记(1998.02--1999.12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班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1.10—2002.05 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2002.05—2009.11 重庆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2002.10市政府党组副书记,2003.07兼重庆行政学院院长,2003.09兼市国资委党委书记
2009.11—2010.01 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市政府代理市长、党组书记,重庆行政学院院长(兼),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兼)
2010.01—2010.03 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重庆行政学院院长(兼),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兼)
2010.03—2011.02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重庆行政学院院长(兼),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兼)
2011.02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
2016.12 不再担任重庆市市长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市二次、三次、四次党代会代表,二届、三届、四届市委委员,市二届、三届、四届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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