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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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了“蒋家王朝”,如何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能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能确保人民有效管理国家的,能让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又能跳出“周期律”,防止“和平演变”的人民政府,这是毛泽东致死不渝的追求。历史应该铭记,共和国不能忘记!
一、 毛泽东坚持以人民为建设新生政权的根本
任何封建主义国家,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受其私有制的社会性质决定,其国家机器的共同本质,都是排斥人民参与治理国家。孔老二鼓吹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耶鲁大学校长在《喊美国是民主典范的都是“疯狗”》一文指出, 美国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禁止人民参与治理国家。 美国政体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确保“行政部门敢于有力量、有决心按照自己意见行事的地位”,而不是按照民意来施政。人民可以表达自已的意见,但不允许民意干扰政府的施政。
那么,中共建立的新生政权,如何有别于这些旧的国家机器?《北京大接管》的纪录片,真实的记录了共产党接管北平及在北京进行建国的往事。在探讨新生政权如何有别于国民党政权时,毛泽东大手一挥的讲:蒋介石的民国名不符实,我们要建立人民的共和国,国家机器都要以人民命名,都要以人民的名义。
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人民司法等就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而且,其他的国家公器,也都冠以人民的名誉,诸如,人民公社、人民日报、人民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就是国家的主人!
二、 毛泽东用宪法来规定人民政权的性质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毛泽东在协商建国制定的《共同纲领》(代宪法)中,明确写道“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总纲的第一条就明确写到“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还亲自在杭州撰写出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草稿,在1954年正式发布的第一部宪法的序言就明确了国体,就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总纲第一条就明确标明的这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总纲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体现人民在最高权利的地位,毛泽东时代的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直保证有三分之二的代表,是来自基层,来自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代表,让人民最大程度的广泛参加国家政权,能让人民政权真正表达代表人民的意志。
三、 毛泽东以《鞍钢宪法》为人民管理国家的模式
然而,人大毕竟不能直接管理国家,政府才直接管理国家,那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有效形式,让人民确确实实当家作主,让人民确确实实能成为管理国家的主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在深深思考的重大课题。
他认为:苏联的政权模式没有体现出劳动者的管理权,只明确了“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力。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经济的谈话与批注》275页)。”
劳动者没有管理权,就绝无其他权利的保证!工人没有管理企业的权利,就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利,就绝不能成为领导阶级。管理权,就是领导权!这不是毛泽东的睿智?这不是毛泽东的深邃?
就在苏联撤走专家这样一个历史时刻,鞍山市委向中央上报了鞍山钢铁公司《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做了长篇批示,特别指出:“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毛泽东将其比肩宪法,说明鞍钢的管理模式多么重要,其意义绝非寻常!“鞍钢宪法”的基本内容为,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其中,“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
《鞍钢宪法》这五条成了当时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基本原则,而最为核心一条就是参与管理,就是“三结合”的管理模式。既能发挥技术人员的才能,又能发挥领导干部的组织作用,还能保证工人当家作主,保证政权防腐。
四、毛泽东坚持提拔大批工农干部进入权力机关
按《鞍钢宪法》的原则管理工厂、建设政权,就必须保证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优秀工农分子,进入公有经济的管理层,进入各级国家政权。为此,毛泽东时代提拔大批工农分子,进入各级政权,进入国家最高政权,就成了那一个时代最火红的特色。
仅在1975年的全国四届人大,大寨的农民陈永贵,就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挡车工吴桂贤,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副总理;北京永定机械厂钳工倪志福,就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营业员李素文,就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到西安机械厂当车工的姚连蔚,则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天津机械厂的一个翻砂工孙健,则当上了副总理。当时,在中央和国务院部委办中,还有尉凤英、郝建秀等大批工农干部任职。这简直是破天荒,这简直是石破天惊!至于各省市县的政府领导班子按“三结合的原则”,更是大批提拔工农干部进入各级权力机关。
而作为中共这个领导核心,更大批提拔工农干部进中央。毛泽东接见“九大”部分代表时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就在1973年第十届中央政治局中,就有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195名中央委员中,工农出身69人;124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工农出身73人,中委和候补中委至少占到中共中央的五分之二。
五、毛泽东防止公仆变主人实行低廉工人工资制
为“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践行巴黎公社公职人员低廉工资原则,毛泽东时代对提拔的大批管理国家的工农干部,全部实行低工资。截止四届人大时,所有工农干部被提拔到中央工作的同志,一律由原单位发原级别的工资。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原工资68元不变,他最大的腐败,也不过是上海每月补贴他一百元钱;李素文当上人大副委员长的工资只有62元,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吴桂贤工资67元2角。陈永贵当上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后,坚持在大寨拿工分,加上补助月收入不足200元,连城市户口都没有,无疑是一个全世界最穷的副总理等等。
毛泽东时代没有高薪养廉,但这个政府非常清廉。人民大会堂把宴会喝剩的酒倒为整瓶后半价出售,批判王洪文的罪状之一,就是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贪便宜买了几瓶自己喝。毛泽东的夫人、政治局委员江青爱摄影,竟借钱买胶卷;副总理吴桂贤得知国务院开会喝杯茶要交钱,就再不喝茶了等等。
这一桩桩一件件,现在看来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简直是匪夷所思,简直是人间的奇闻,可毛泽东打造的人民政权却做到了,还习以为常了,并成制度了,更成习惯了。
这些工农干部,没靠高薪养廉,没有豪华官邸和私人豪宅,没有子女特权的“官二代”,领导还要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他们为什么不腐败?他们怎么没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六、毛泽东引导知识分子走工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
为保证红色政权不变,为要实行“两个决裂”,就要改造世界观(连习近平至今都称,世界观为“总开关”)。特别要改造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而这个改造的核心一点,就是让他们学习人民,懂得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 为了人民,献身人民,而这个根本立场和感情的转变,恰恰是干部和知识分子最需要做到的,也是对人民政权为人民的长远保证。
可就像现在的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易中天,就有一大困惑并耿耿于怀:毛泽东怎么就让这些大老粗、泥腿子管理国家。易中天的困惑和愤懑,也一直是很多知识分子的“误区”。早在1927年,对那场湖南的农民运动,很多人精蝇、土豪、军阀等,不都咬牙切齿的认为“糟的很”,是“痞子运动”。而独毛泽东满怀激情的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大声疾呼“好得很”,是伟大的革命!
特别自改开以来,类似易中天的公知精英们,所做的种种恶劣表演,对工农群众的种种轻蔑和污蔑,更恰恰证明了知识分子走工农相结合之路的极其伟大。
毛主席引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引导干部走“五七道路”中,转变对人民的立场能增进同人民的感情,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而且,毛泽东一直身先垂范,在延安就让留苏归来,1939年就担任团支部书记、已获中尉军衔的毛岸英,去当农民学会种地,又到工厂当工人,再让儿子毛岸英与普通的志愿军战士一样开赴前线,最后牺牲在异国他乡。毛泽东对两位宝贝女儿也进行“残酷迫害”,1969年毛泽东特别为李敏上山下乡挑选了艰苦的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与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其它知识青年无任何区别。1970年,毛泽东将女儿李讷打发中央办公厅井冈山“五七干校”,李讷挑粪养猪种菜干了三年农活。
“我当过农民,曾在农村基层工作多年”,也一直是习近平的自豪!习近平的自述,习近平的回延安,这都已正式宣告走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正确,都在充分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好!假设习近平若没有走工农相结合,没有在陕北下乡的7年锻炼,绝对打造不出中共的第二位人民领袖。 而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王岐山等四知青入常,更是毛主席当年号召知青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最大成果。
总之,为了让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努力打造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治国”,千方百计的努力让人民的江山绝不改变颜色,毛泽东甚至不惜与他的很多战友分道扬镳,他老人家鞠躬尽瘁了,他老人家留下的很多很多“反修防修”的精神与原则永存!作为曾经的中共领袖,不管怎么划分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但人民只认他是“大救星”,人民则会世世代代将他供奉在心底!因为,他真真是无愧于“人民领袖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