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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
2015-12-16 14:07:37
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
——关于食品安全的几点哲学思考
引言
【诚信食品安全网特约评论员文章】所以想到这个题目，是由于笔者想到了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描写的由“哲人”治理的社会, 他所说的让哲学家参与治理国家与社会在当年虽然是一种近乎荒唐的设想，但却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认定“只有正确的哲学才能为我们提供分辨什么是对社会和个人是正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哲学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合，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唯物主义、方法论就是辩证法。作为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人，自然就应当在任何事情上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才在2013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语重心长地指出：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我们党在中国执政，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还长期做不好的话，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所以，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下最大气力抓好。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它揭示出大自然和社会思想领域中的任何事物以及事物之间都包含着矛盾性,这种矛盾既有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事物矛盾的双方又统一又斗争,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又相互转化,除此之外,还包括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规律，俗称辩证法三大规律。用这些规律看待我国现在的食品安全现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分析：
人类要与自然和谐一致
辩证唯物主义生态自然观认为，人要与自然和谐一致，人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是天然食物链中最重要的一环，我们在进行食品生产，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时，必须尊重自然，与自然协同进化。恩格斯早就在200年前就于《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看看今天，人类科学和社会实践已经反复证明：恩格斯当年的名言：“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是多么的正确!
所以，我们在进行食品生产过程中，就应当遵循生态自然观，保护生态环境。食品中的污染物来自于环境污染，蓄积在蔬菜、粮食中的各种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以前看来遥不可及的食物农药残留、重金属指数超标等问题，如今已现实地摆在每个人餐桌面前。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农药使用量高达100万t/年,数量如此大的农药真正到达目的物上的只有10%～20%,最多可达30%,落在地面上的占40%～60%,5%～30%飘浮于大气之中。这表明每年大约有70～80万t农药进入环境,污染土壤、水体,进而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由此可见，人类与大自然的不和谐或对大自然的不尊重是导致食品污染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确保食品安全，第一步须从治理生态自然环境入手，即所谓走好“最先一公里”。
应对立共赢而非易粪相食
食品安全牵连了两种人的利益，即卖主与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正当的利益，也是社会的利益;而卖主则代表了少数人的利益，在诚信经营的前提下应当说也是正当利益。而在社会分工细化的今天，这些卖主同时也是食品消费者，所以说食品安全对买卖双方来说，对立统一的结果应是对立共赢。
可悲的是，在我国食品市场上，近年来却出现了一种反面的“对立统一”—— “易粪相食”，即“我做的鸡翅有问题，我不吃我做的鸡翅，但是我会喝你卖的牛奶;我卖的牛奶有问题，我不喝我生产的牛奶，但是我会吃你做的鸡翅。”更有甚者，在食品安全事故中，较之于“易粪相食”，更多的人是在“人人尝毒”，毕竟既不做鸡翅又不生产牛奶的人占绝大多数，但他们会经常甚至天天吃有毒有害的垃圾食品。
社会诚信缺失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一则我不相信诚信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二则就算能，那让这个社会恢复诚信，也只能是“家祭勿忘告乃翁”的事了，在当下无异杯水车薪。因此，在我看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或者说可行的解决办法之一，还需要起码的哲学启蒙：就是每种食品的生产者都要清楚，你可以不吃自家的垃圾食品，但你总要吃别人家包子，打别人家酱油，喝别人家奶粉吧。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新闻中，我每每听到，某食品的生产者自己及其家人从来不吃自己生产的食品，以沾沾自喜的口气，似乎在庆幸自己躲过一劫时，我总是悲从中来。这些奸商不仅没有良心，也没有智商：你以为天底下就你一个奸商?这不是个别现象，需要反思的是整个群体，黑心食品的制造商们是一个多么逐利而又短视的群体，而每个对此沉默的旁观者都是有罪的，会因此付出代价，或者说正在付出代价。我们应该明白，只有彼此信任才会共赢，然而大家却都选择了损人利己，看似利己，如果当每个人都这么选择的话，这场博弈没有赢家，因为大家都在“易粪相食”。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每个问题的产生都与当时的社会地理人文环境有关，因此在看到我国食品安全普遍性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存在的特殊性。尽管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各式各样，但是考察近年来的食品安全问题丑闻，我们发现，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有两大特点：
首先是危害性特别大。食品安全事件的危害，不仅是对消费者身体健康的危害，往往还会延伸到行业和国家声誉的层面，从而具有了经济学意义上的“负外部性”。“负外部性”的存在意味着食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给消费者和社会带来了危害，却没有能力为此支付足够抵偿这种危害的成本。第一个负外部性在于食品安全事件对于经济和民生的冲击。如三聚氰胺事件后，乳业全行业减产停产，数万名职工下岗，240多万户奶农杀牛、倒奶，国产乳业元气大伤，至今尚未完全恢复。第二个负外部性在于对政府公信力和国家形象的影响，接连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大大影响了民众的消费信心，严重冲击社会诚信道德体系。当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不安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往往会转化成对国产食品和官方声音的集体不信任。
二是查处难度大。我国的食品安全监察存在监管透明度不够、举报门槛过高等问题，这也导致了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查处特别困难的现状。据报道，曾经有一个老人买了十几元的牛肉，因为担心是牛肉膏涂抹假冒的，希望能够鉴定，却不想相关部门给出的回答是，需支付2000元，老人就此作罢。从不少新闻中不难发现，百姓在树立起食品安全观念后，希望能够借一些司法部门对所涉食品进行鉴定，但往往过高的门槛让人望而却步。正是由于政府和相关质检机构工作效率低下，保护人民利益意识的缺失，才导致了食品安全问题越演越烈，有恃无恐。
三是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地方政府往往以发展地方经济、促进就业为借口，与当地食品企业结成了利益联盟，或明或暗地支持当地食品企业的造假、掺假行为。如此一来，不安全食品生产供应企业自然就会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如人们记忆犹新的双汇瘦肉精事件，当这批猪肉最终被查出含有“瘦肉精”后，当地政府所采取的“紧急措施”竟然是一边封锁消息一边将这批“瘦肉精”猪肉就地掩埋。而对于这批“瘦肉精”猪肉责任的追查和事后的处理则再无下文。
食品安全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不同的事物，包含着不同的矛盾，即使同一事物，在发展的不同过程和阶段，矛盾的具体情况不同，事物在发展中的作用也不同。其中必有一种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规定和影响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即主要矛盾。在食品安全的治理过程中,我们也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食品安全与国防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一样，都应是公共产品，具备公共产品的全部特征。而食品安全作为公共产品是由政府提供的。借用法国著名哲学家狄德罗的一句名言“人是环境的产物”，那么，政府就自然是“第一责任人”。我们以为，这也应该是食品安全治理和监管当中的主要矛盾所在。所以，习主席在谈及食品安全“四个最”时，首次提出了要实行最严厉的监管和问责制度。
大家知道，在中国目前的治理结构中，行政权占据主导地位，这既是我们的优势，也是一些问题的根源所在。要想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优势，又尽可能地避免由此而引发的各种治理问题，就必须要严格执行对监管者的问责，这是整个食品监管体系的牛鼻子，只有抓住这个牛鼻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的监管问题。如果相关的食品企业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那么不仅相应的监管部门的负责人甚至企业所在地区的政府负责人也应该无条件地接受问责，问责力度也必须加大才行。俗话说:打蛇打七寸。当官的最怕啥?无非是一怕掉乌纱，二怕蹲班房。那么好，就从这两方面加大问责力度就好。
那么,什么是当今食品安全治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呢?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已经作出了明确回答：食源性疾病防控将是食品安全治理的主要矛盾。新法在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有关职责时，特别增加了“预防控制食源性疾病”，食源性疾病是食品当中致病因子进入人体引起的感染性、中毒性疾病，从国内外看，都是食品安全最大威胁，因而，业内专家普遍认为：预防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应当是依法维护食品安全的核心要义。
认清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是第一步，那么，如何将预防食源性疾病落到实处呢?最有效的方法，只能是建立RFID食品追溯管理系统，通过这一系统，可以保障食品安全及可全程追溯，规范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将大米、面粉、油、肉、奶制品等食品都颁发一个“电子身份证”—全部加贴RFID电子标签，并建立食品安全数据库，从食品种植养殖及生产加工环节开始加贴，实现“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跟踪和追溯，包括运输、包装、分装、销售等流转过程中的全部信息，如生产基地、加工企业、配送企业等都能通过电子标签在数据库中查到。如目前国内唯一的一家安全食品电子商务平台717商城所做的那样，建立有6大食品安全信任体系、食品安全信任指数、5大认证、4项信任保障及综合追溯系统，不仅同时上线PC端和移动端，而且还着手建设互联网+智慧社区服务站，将“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于社区服务，形成基于海量信息和智能过滤处理的新型智慧管理模式，使线上、线下、国内、国外服务系统互联化、物联化、智能化，包括智慧本地生活、电子商务服务、一键式“呼”助等，从而为社区居民提供一种虚拟与实际交互的食品安全大环境。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运用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食品安全工作，就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食品安全事件的多发表明，食品安全涉及多个环节，多个主体，多个地区，多个阶段，因此，治理这个领域的不法行为，必须准确判断，准确出击，准确铲除。所谓“准”，不仅要体现在打击对象上，也要体现在案情分析上，不仅要体现在个案处理上，也要体现在形势研判上，不仅要体现在生产、流通环节，也要体现在监管环节。过去，一些大企业看上去相对规范，因此监管上就流于形式，还会给他们颁发“放心企业”或“放心食品”的牌子。但从这两年接连发生的大型食品企业出现严重食品安全事件的教训来看，“牌子”式的监管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监管必须是动态的，是不应分大小企业的，更不能先入为主，要把所有企业的生产行为都一视同仁地放到监管的视野中。
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
从许多食品安全事件中，人们不难看出，许多安全事故是由于添加剂使用过量或超标引发的。按照国家规定，在国家标准允许的用量范围内使用食品添加剂是不会引起安全事故的。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先从量变开始，只有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发生质变，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在标准规定的数量内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不会危害人体，而许多食品安全问题就是添加剂量的增加，过度使用从而引发人体内部损伤，即发生了质变。食品安全问题也体现出量变质变的规律。
但是这一规律是有底线的，它只对那些无知识但还有良知的厂商起作用，对于无良厂商，则只能用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来解释他们的一切：“资本家可以为100%的利润践踏世间一切法律!”
坚定信心 明天会更美好
网络上经常会有人怀念过去的食品安全，比如有条微博是这么写的：“八十年代，我们基本没有食品安全问题，九十年代出了一些问题，二千年后几乎所有食品都是有问题的。”真的这样吗?食品安全一天不如一天吗?
首先从唯物辩证法理论来看,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让我们且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是怎样阐述辩证法三大规律之一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大自然的第一阶段，海洋中生活着各种生物,随着海洋面积的减少,激烈的竞争是对他们继续生存的否定,于是一部分爬上土地;随着大自然的漫长变迁,这些爬行生物进入丛林,茂密的丛林则对它们再次作出无情的否定,坚持下来的一部分只好上树进化成灵长类......(大意)”总而言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就如同奴隶制社会是对原始社会的否定、封建社会是对奴隶制社会的否定，资本主义社会是对封建社会的否定一样，每一个社会在当时都不是最好的，但每一次否定都是一次历史的进步，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不可或缺的历史阶段，用恩格斯的话讲“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
理论是枯燥的，再来看看历史事实：“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时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这是哪里的黑作坊?太吓人了。其实这并非黑作坊，而是一家大型屠宰场的真实写照，地点是美国芝加哥，时间是100年前。这段话来自一名暗访记者，他写出了著名的纪实小说《丛林》，推动了美国FDA的形成。
“面包商把豆面、白垩、铅白、熟石灰和骨灰添加到他们烤出的每一块面包里，这是很普遍的事。对冰激凌的抽样调查发现，里面有头发、猫毛、昆虫、棉絮和几种别的杂质。”这发生在英国，不过是200年前，这段文字来自《趣味生活简史》。
这说明，国外的食品业同样经历了“从乱到治”的痛苦旅程，中国当然不能例外。比如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仅1959年至1960年人口就净减少1千万，你可以想像一下饿死了多少人。这是食品保障(粮食安全)的巨大灾难，那个时候人们根本无暇顾及什么“食品安全”，能凑合吃上一口已经是烧高香。正因如此，前不久习总书记才再次强调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因为“真要闹饥荒，有钱也没用。”
吃饱的问题解决了才能谈安全，最近几年连续曝光的“镉大米”，很多人认为这是改革开放、工业化带来的。实际上重金属污染并非现在才有，1978年的时候99%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很多地方直接用污水灌溉农田，导致全国近20%的土地受到重金属污染。重金属污染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只是今天它才得以曝光在世人面前。
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会感觉食品越来越不安全呢?这里提供几个因素供大家思考。
首先，过去中国人一直在解决“吃不饱”的问题，随着生产的发展，大家开始更加关注“吃好”和“吃的安全”，注意力的转移使得过去不被重视的问题浮出水面。
第二，过去食品监管的投入相对较少，而现在政府的监管力度空前，媒体监督无孔不入。无论监管人员的配备还是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的力度都在强化，在高密度监督下，过去可能“蒙混过关”的食品也被抓了出来。
第三，过去我们的技术手段比较落后，而先进技术武装起来之后也有更多机会抓住“坏食品”。比如显微镜出现之前，人们无法触及微生物的世界，而现在我们可以实现痕量、超痕量的检测，万亿分之一的物质都逃不出仪器的“眼睛”，可以说是老虎苍蝇一起打。
第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舆论环境的变化。以前我们国家是“两台一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就是大家获取外界信息的全部，而现在“全媒体”时代你不仅可以从五花八门的渠道获得信息，还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政府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也在努力主动发布更多的信息，这导致你看到和听到的食品事件越来越多。
所以对于食品安全来讲，这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食品安全的水准的确比过去提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历史最好时期”并非虚言，但大家的食品安全信心却也落到了冰点，“我们还能吃什么”的呐喊也是对每一个食品从业者的鞭策。
作为消费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对食品提出更高的要求，但食品安全问题过去一直存在，也还将继续存在，旧的问题被挖出来并逐步解决，新的挑战不断出现，这是全球食品安全的主旋律。中国的食品安全的“乱”是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也必将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走向“治”。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摸着石头过了河”，凭借中国人的智慧，相信我们也一定能更好、更快的趟过这条河。
(中国食品业诚信联盟副主席 张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