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雨露 - 2017/9/25 7:45:58
戚本禹：谁把文革斗争方向从整肃官僚变成残酷整治知识分子
2016-11-23 16:32:38回复:0热度:6730发布：nhdwf
戚本禹：谁把文革斗争方向从整肃官僚变成残酷整治知识分子
邓小平上台后，在社会在上整理出一套毛主席文革就是整治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受的厄运，归结给文革和毛主席，事实如何？
文革中到底是什么人，什么力量在借文革的名义整知识分子？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谁把文革斗争方向从整肃党内变质官僚，变成残酷整治知识分子？我们看看戚本禹怎么说他知道的历史。
知识分子在文革运动中受到的冲击
1、文革初期校园内的斗“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又是先在学校里面发动起来的。这使得当时一些学术界的“权成人士”，和学校里的一些教师与学校的领导，同时首当其冲地受到了群众运动的冲击。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曽经说过，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只有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否则，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牢固的。在文革前夕, 根据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分子上台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当时的情况，毛主席又提出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无论从当时的情况或者从毛主席逝世以后的情况来看，都证明了毛主席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性。
开始的时候，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冲击，主要是通过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来进行的。从《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和在同日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以后,许多大、中学校就掀起了斗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及一些历史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教师的热潮。但当时被受到冲击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由所在单位的领导指定或授意的。后来刘少奇他们派出的工作组进驻学校以后, 工作组只是千方百计地去制止学生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但没有去制止这种斗争知识分子的情况。相反，由工作组所组织的以“高干子弟”、“革干子弟”为主的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把在校园里揪斗被他们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揪斗中，出现了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等侮辱人格尊严的情况。后来这种情况就很快地蔓延了开来，而且越来越扩大，特别在一些“高干子弟”、“革干子弟”的带头下，进一步出现了非法开押、剃阴阳头、甚至是严刑拷打的情况。这样武斗的批判、斗争方式不是毛主席的主张，而是毛主席明确表态反对的。
我自己在党时就曾亲自见过这种情况。一次我坐车出去办事，车顺着小胡同向大马路开去，就在出胡同的时候看见一位妇女，估计也就三四十岁左右，她一边哭一边用手捂着脑袋，一路小跑。我一看她脑袋半边没有头发了。我赶紧叫司机停车，走下去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看看我们穿着军装，就说，是被学校里的学生斗了，他们把我的头发都给剪了，我没脸见人了，我要赶紧回家。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斗你？她说，学生们说我搞资产阶级教育，可我就是按教科书教的，怎么是资产阶级教育。原来她是一位语文老师。看见她走路很难堪的样子，我说要不我们送你回去吧？她说不用，她家就在前面。
我回到钓鱼台的办公室，跟文革小组的人一说，大家也都知道这种情况，说不仅剪阴阳头，现在“红卫兵”在街上剪人家长头发和小裤腿的也很多。
我在家里经历的一件事也让我感触很深。我的女儿是1955年生的，那时就十一岁，还是个小学生。一次我回家去看看，见她正对着一张凳子，用皮带叭叭地抽打。我说，你这是干啥呢？她说，学校里的同学都批评我没有斗争性，说我不敢打老师，叫我回家练一练怎样打人。我说，你们在学校都打老师呀？她说，现在都在打老师，谁不打老师就说谁没有斗争性、不革命。我一听,觉得问题真是严重了。我说，你有没有打老师啊？她说，老师平时对我挺好的，我不愿意打老师。我说，中央文件里都明确说不准打人的，打人就是有斗争性啊？她给我背了毛主席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书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我说，不对，这是在解放前斗地主时说的，你们的老师又不是地主，你们有意见，可以批评他，但不能打他们。
后来，我们把这些发生在校园里的暴力事件的情况，向江青、陈伯达和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就此作了明确的批示，打人、挂牌子、喷气式、剃阴阳头都属于武斗，统统禁止。
在文革结束以后，把这些打人的事情都说成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进行的，这完全是谎言。中央文革小组从来都是坚决反对并制止打人的，而且1966年6、7月时，许多有关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定，都是由刘少奇、邓小平在一线领导的常委会和书记处决定的，中央文革小组当时的发言权还很小。
还有人把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去学校，说成就是去制止打人的。真实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多数的工作组在学校里并没有去制止打人，他们只是不许学生起来反对领导。他们对起来反对领导的学生，和他们所抛出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般都是实施残酷斗争的。在毛主席批示之前，只有少部分的工作组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在不同的范围内制止了武斗。
2、文革中一些“名人”遭到迫害的真相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被他指定的李达等学术权威和一些老师、教授。王任重在“大跃进”的时候，搞“浮夸风”是出了名的。李达反对王任重的那些做法。当时王任重还提出，要“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的口号，也受到了李达的批评。所以王任重和李达结怨很深。文革开始后，王任重就把李达说成是武汉的吴晗，发动学生起来斗他。李达那时已经76岁了，身体也不好。1966年7月19日，他给主席写信，请求解救他。我见到李达这封求救信后即呈送给主席，李达在信上求主席救他一命。毛主席见信即作了批示: “陶铸同志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我记得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就当着王任重的面说对李达可以批评，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要保护。而王任重接到主席批示后，并未对李达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致李达被斗病重，不及时救治，而被迫害死亡。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的《实践论》、《矛盾论》是最好的。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在武汉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他抓人抓得厉害。工作组撤销后，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首批造反派。王任重还背着中央文革小组，在后面支持“西纠”等组织和后来的“联动”，而在王任重的后面，又有叶剑英等人在支持着他。
老舍的死在当时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热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如同喜欢郭沫若一样。有一次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之人。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那时定下来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因为他是满族人。他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毛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也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可是大家都喜欢的老舍，怎么就在文革中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们好几次，究竟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还怀疑是不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说不可能，我们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也没有这种必要。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曽经怀疑是叶向真这些人搞的，但査无实据。江青又叫谢富治去查，也没有査出实据来。査了半天，有人把责任都推到他夫人胡洁青和他儿女的身上，说她们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在外面挨斗，回家又挨骂。他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他们来人审问我的时候，根本就不向我提老舍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的事。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但不好说。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对上官云珠，现在许多人说是江青迫害致死，胡说八道。我从未听江青说要批判或斗争上官，更谈不上迫害了，相反，江青不止一次说过上官是旧演员中最优秀的，思想又进步。批判《清宫秘史》时，江青还叮嘱我，别牵涉上官。她说上官虽然曾与《清宫秘史》编导姚克做过夫妻，但她与《清宫秘史》没有关系。《清宫秘史》受批判时，上官也受到单位群众的批判，她回答不好，《文汇报》把情况反映到中央，江青专门问我，上海为什么要斗她？江青说，上官是个老实人。江青认识上官的丈夫姚克。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着刘少奇对它的评价来的，主要也不是批判姚克。虽然上官的挨批判与我无关，但我当时还是马上把江青的意见告诉了张春桥，要他去处理。春桥答应立即向上海方面通气打招呼。令人惋惜的是，后来还是发生了上官跳楼的悲剧。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斗争盖叫天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挨不到江华，他也管不了。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
马思聪、傅聪等人的逃亡和死亡，也都是这样的情况。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可是他们又不拿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而是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和世界的人民。
要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过节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了。周扬的弟弟跟她有过不礼貌行为。而周扬却听信他弟弟的话，不给她接组织关系。江青对此事一直不满。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他的弟弟。那时我是江青很信任的下属，她如果要整什么人，她会先跟我说的。
后来审判她的法庭, 说她让叶群叫人去迫害郑君里和一个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图掩盖她当叛徒的历史，这是栽赃陷害。那时她连组织关系都没接上，叫她叛变什么？老实说，江青在文革中真要抓上海什么人，她不叫张春桥、姚文元就近去，却要叫叶群派人去？这不是授人以柄嘛！
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是很可疑的。据我的观察,，江青和叶群之间的关系多是政治性的来往，江青在文革前与郑君里夫妇的关系很好，她能叫叶群去加害郑君里？！不可思议。
江青倒是几次跟我讲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说她当年在上海时候，有一段时间生活非常困难，有时甚至饿肚子。多亏一位姓秦的保姆对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晩上常常带点饭菜回来给她吃。而且还很照顾她的面子, 说是让她尝尝她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后，还请她来北京，安排她在一个幼儿园工作，可这保姆说在北京住不惯，还是要回上海去。
在文革中，江青曾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时，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么样，能不能照顾她些什么。可后来不知是谁把这个保姆给关了起来。我估计这很可能是叶群叫人干的事。她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而办了错事。但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审判江青，邓小平那些人叫那个保姆出庭作证，控诉江青。江青见了保姆一愣，她诚恳地对保姆说，她不知道这事。我相信江青说的是真话。
事实上，江青在党内并没什么大仇人。
她1933年入党，不久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直到30年代后期才恢复党的关系。到1938 年她和主席结婚了，她在党内能有什么大仇人。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说，有些人如项英他们其实是对主席不满，他们不敢对主席怎么样，所以就都冲着她来了，甚至不惜制造她的谣言，通过她来埋汰主席。但江青有时脾气不好，不善与人相处，恐怕也是重要原因。
3、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保护
1966年8月29日章士钊的家被抄了，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主席帮助。8月30日主席立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而且主席同时还告诉总理，看看还有哪些人需要采取保护措施的，赶紧保护起来。总理马上按主席指示去办了这件事。
我听总理讲，章士钊家是聂元梓下面的人去抄的。聂元梓听了总理的指示，赶紧叫人把抄走的东西一件不少地还了回去。后来，根据主席的指示，列了一份需要保护的人的名单，并派部队去切实保护。名单中第一位是宋庆龄，接着是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错、邵力子、蒋光期、沙千里、张奚若以及李宗仁等。在李宗仁之后就是国务院几位副总理，还有好多部长、副部长。江青一看有意见了，说，总理，名单里名人没几个，怎么都是你国务院的人？国务院副总理就不用说了，还那么多部长、副部长？
不管怎么样，通过这件事情，主席不仅仅保护了章士钊，而且把其他应急须保护的人也都保护了。冲击名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布置，都是一些偏激分子甚至是一些对文革别有用心的人胡搞的。
江青是个爱才的人, 而且她有眼光。她在文革中保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有才能的人。
在《红色娘子军》演吴清华的白淑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级人员，有血债，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江青还是保她。我在会上就听江青讲了好几次了。那时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是金敬适，他那时威信很高，所有的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于是金敬适赶紧找中央芭蕾舞团的刘庆棠去做工作。后来让她在红色娘子军中担任了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一件大事。后来毛主席逝世，江青被抓，白淑湘站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白淑湘如果真是这样说的，那要么她是受人利用，要么就是她把刘庆棠错误对待她当成江青对她的迫害。刘庆棠艺术上有成就，但为人不是很完善，不象钱浩亮、于会泳那样严于律己。像白淑湘那样的情况，当时如果没有江青保护，她的命运是很难预料的。
有一次，我向江青反映，广东把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了农场养鸡。江青说，那怎么行。她还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呢。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保红线女，还要她去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
江青还保了作曲家李劫夫。文革一开始，东北音乐学院就把李劫夫定为黑线人物，学生要批斗他。江青跟我说，你把他弄到北京保护起来，让他住北京饭店，由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个报告，江青在上面作了批示。江青所作的这个批示的原件，被夹在一本我出狱时归还给我的书里。我根据江青的批示，专门去和沈阳音乐学院的造反派讲了话，做了他们的工作。后来李劫夫给我写来了几封信，表示感谢。 “9.13”事件之后，有人掲发李劫夫写过歌颂林彪四野的歌曲，江青反过来又批判了李劫夫，但林彪那时是四野的司令员，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这不能算是什么问题。所以江青也没再深究。
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实生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江青也让我去保护他们。她说，他们都是为国争光的小英雄，去斗人家干什么。有人说他们是跟刘少奇黑线的。江青驳斥道，他们都是孩子，懂什么路线？又有人说他们是跟着贺龙的，是贺龙的人。江青说，他们跟贺龙能有什么关系？他们又没打过仗，没有卷入军队的内部斗争，怎么能是贺龙的人呢？总理知道我要去保护他们，非常高兴。他就叫荣高棠来钓鱼台找我，荣高棠原来是我在中央团校学习时的老领导，他就到钓鱼台来找我，见了面大家都很高兴。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4、中央文革在文革中保护国家文物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实际上人人都是积极保护文物、书画、典籍的。因为我们都懂点文化，知道那些东西的珍贵，不能随便就毁了。我那时一听到哪里有人在破坏文物，就心疼得不得了。一次我拉上关锋，一起去向江青专门汇报了关于文物被破坏的情况，江青又去报告主席。当时康生、陈伯达也都是很支持我这样做的。毛主席对一些人不认真搞“斗、批、改”，却喜欢去破坏文物，感到很不满。
1967年1月27日，主席叫我去与一些保管图书、文物以及考古和博物馆等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开座谈会。我在会上讲了话，要坚决保护文物，并要求制定出具体的措施来。我的讲话公开发表后，日本通讯社马上就进行了报道，其他国家也有报道的。毛主席从《参考消息》上看了这些报道后，很高兴。他肯定了我的讲话和提出的办法，说这些做法都是对的。我那个讲话后来还出了个纪要，详细规定和引导有关人员，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书画、典籍。王力在他的“反思录”里也说到了这件事。
在1966年8月文革中的 “破四旧” 期间，确实还是有一些古旧的东西遭受破坏。这一直是国内外的一些人对文革不满的原因。可是有些人明明是知道内情的，知道破坏文物主要是运动初期各地那批所谓的 “老红卫兵” 带有盲目性的偏激行为，而且不久即被中央文革所制止。但他们为了否定文革，就对当时的一些真实的情况闭口不谈。事实上，中央文革小组当时没有发出过任何一个破坏文物的指示或者讲话。
就拿批孔、清理孔庙、挖孔子坟的事情来说，最初是由曲阜当地的造反派提出来的，他们给中央文革写信反映当地文革运动的情况。毛主席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造反有理”，是文革运动的指导思想；而孔子的道理，归根到底，也是一句话：“造反无理”。因此，我们觉得，批孔是文革应有之义。但这是件大事，让群众自发去搞，不如由中央文革主动加以引导，防止造成不应有的破坏。
当时北师大的学生造反派谭厚兰他们听说此事，反应很积极。陈伯达表示支持谭厚兰她们的革命精神。这个事当时就放到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来讨论了，这个会总理和康生都参加了。总理在会上讲了话，康生、江青也关心这个事。关锋是批判孔子的专家，他对批判孔子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但他对清理孔庙，挖孔子坟是持谨慎态度的。不过他也说了，孔庙、孔子坟是几千年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象征，乘文革的东风，清理一下也好。但要有专家参加，不可乱挖、乱毁。康生在会上分析说，孔子坟里可能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孔子是穷教授，没有钱财，顶多有几捆竹简。陈伯达说，有竹简挖出来也好，可以弥补学术研究。他估计尸体早腐烂了，孔子的后人又不能像秦始皇那样保存墓葬。所以挖不挖只是个形式问题。我当然是积极拥护清理的，我提议，不妨由国家派出考古人员和他们一起去，这样既可以满足群众挖坟的愿望，又可以进行考古发掘。最后，总理综合各方面看法，拿出了意见：与考古所相结合，作科学的清理。
在得到中央同意后，由陈伯达、关锋和我向《红旗》杂志的林杰作了传达，要林杰去北师大作动员报告。随后谭厚兰组织了一个队伍，在1966年11月浩浩荡荡地开到曲阜，结合当地院校的师生，成立一个“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曲阜市大造了孔夫子的反。
红卫兵在曲阜造反，山东省委马上给中央文革打来电话请示。我即根据总理在中央文革会上的指示精神，代表中央文革电话回复山东省委，要求他们告诉红卫兵，孔庙里的牌区，明代以前的都不能砸、不能损坏，要保护好。清代的可以砸，但康熙、乾隆的不能砸。孔庙可以改造，象收租院那样改造。孔坟可以挖掉，但要有懂文物的考古人员在场参与，对墓中文物要保护。陈伯达亦将上述精神直接告诉了谭厚兰他们。后来听谭厚兰汇报，根据陈伯达传达的总理指示精神，对孔庙的碑匾、文物要保护的都写上了红字保护，并留有照片。
考古队和学生们一起去了之后，主要是当地贫下中农的造反队伍动手挖开了孔子的墓，发现里面全是黄土，什么东西也没有，连竹简也没一片，更谈不上什么珍贵文物了。实际上，那是不是孔子的墓也不一定，说不定就是后人随意堆起的一个土包包。孔子当时没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他最高的官职只是个司寇，而鲁国又是个弹丸之地，能有多少东西留给他。孔子死的时候，他弟子还没有整理出《论语》呢，所以也不可能把《论语》放在里面。他一生是述而不作的，没有自己的专著。而《诗》、《书》、《礼》、《乐》各种典籍也不可能放在里面。
所以，所谓的孔子墓，只是在他被捧为“万人师表”以后，才由后人重新给他重修的一个墓。而孔子死时为他造墓的人都不是官僚、富亲，墓里没放什么殉葬品也是合乎情理的。实际上，几千年来，孔子的思想对帮助封建统治牢固自已统治阶级地位有利，他的墓实际上只是个糊弄人的象征。关于对孔庙里碑、匾等文物的清理，谭厚兰他们是根据陈伯达传达的总理指示精神，清朝康、雍、乾之前的碑、匾等东西，都是文物，不能破坏，以后的可以清理处理。谭厚兰她们当时就是按这个原则清理孔庙的文物碑、匾等东西的。
在我和关锋被打倒后，曲阜市里的一些人自己又起来造孔子的反了，叫做彻底反孔。他们批判我们包庇孔子，还不准砸康熙、雍正和乾隆的东西。他们要重新砸，于是有一块很大的康熙时修的碑被砸出了一条裂纹。文革结束后，有人说这些事情都是谭厚兰他们干的，其实不是，是曲阜市第二次大造孔子反的人干的。
在中南海里也有文物保护的问题。中南海的警卫战士说中南海里有很多都是皇帝的御碑什么的，要搬走。总理说，中南海里的文物要保存，清三代（即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东西要保存，1840年以后的东西，有许多也是文物，也要保存。我向战士们传达了总理的意见，战士们都执行了，他们知道，康熙、雍正、乾隆的东西不能搬，也不能砸。所以，历代皇帝们在中南海立的那些石碑都保留了下来。
收
左旋雨露 - 2017/9/25 8:20:14
人民对于贪腐盗抢犯罪泛滥成灾，是痛心疾首的。
由此而想到毛主席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而选择的方法，是合情合理的。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曙光
一九六五年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二十三条”以后，毛主席对怎样具体推进“四清”运动很少谈起，他看到了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使他对干部脱离群众以及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十分担心：这种情况不改变，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要寻找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办法。
这个时候，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用如此深刻的思想和战略的目光考虑这个问题的领导人。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他总是高瞻远瞩地看到问题、提出问题，并且说服他的同志们一起完成他所设想的伟大目标。由于社会的诸多原因，毛主席未能如愿以偿。成为了他终身的遗憾。
他曾经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毛主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看法：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关键是在上层，尤其是在中央。如果中国自上而下地出资本主义，比自下而上地出资本主义要容易得多。所以在“二十三”条中，特意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这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逼着毛主席发动的。
毛主席在后来一次中央的工作会议上说出了分量很重的几句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这篇文章是姚文元在江青的授意下写出来的，写好后报毛主席看过并经他同意发表。毛主席知道这篇文章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手里肯定通不过，便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毛主席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予极大的重视，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做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闷局面。这便成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两天，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乘专列离开了北京。之后的七个多月他都没有回京。三月二十八至三十日，毛主席到了上海，在接见地方有关人员时他生气地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
毛主席严厉地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麻烦就大了。”在他看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必须当机立断，“全面系统地抓”，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的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了彭真等人，会议通过了毛主席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
在这个通知中，有毛主席加上的这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主席在接见外宾时说：“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会起来。”“我们是黄昏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当时，党内绝大多数高级干部是很难接受毛主席的这些主张和看法的，但在年轻的学生们中间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位干部子弟写信给中央说：“现在我觉得我们只能相信毛主席，只能相信党中央，一切人都应怀疑，只要不符合毛主席指示，什么人都要攻。如果我们心软，就要亡党亡国亡头。”
这就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一些年来，有不少的人受到一些错误书刊的误导，认为毛主席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毛主席若是单单为了打倒刘少奇，根本不用费这么大的周折，他在党的一次会议上提个建议就能行了。因为选举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是毛主席一再在党内高层做工作才获得共识的。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为了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不变颜色。是为了不使我们的老百姓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年龄还小，听到毛主席这些话时，光会举起双手拥护其实并不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我后来才知道，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也都是这样。社会发展到了今天，事实已经证明了毛主席的许多预见是非常英明的。我们不得不更佩服他老人家的远见卓识。内心深处更不得不为他的精确判断所折服，更加增添了我们对毛主席的崇敬和热爱，也更加坚定了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勇气
来源：人类第一人
左旋雨露 - 2018/2/18 17:3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