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唯公 - 2018/2/23 16:52:48
2018-02-23 10:07:41 来源：微信“明人明察” 作者：尹国明
现在，旅游过春节成为很多家庭的选择。但除夕之夜，这么多人齐聚韶山，却不能仅仅用一种旅游现象来解释。
甚至，韶山能够成为旅游胜地，是因为这是伟人的故乡。很多人来这里，主要还是因为心中那一份对毛主席的情感。
选择到韶山过年，超越普通游客的到此一游的心理。
很多人来到韶山，怀着一种类似于“朝圣”的心理。虽然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四十多年了，虽然毛主席在身后经受过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妖魔化，但依然有这么多人出于对他的爱戴，从五湖四海，不远千万里的跑到韶山，寄托对毛主席的那份情感。很多人对毛主席，已经是亲人之间的那种感情。尤其在中国人最看重的大年夜，能来韶山，聚在毛泽东铜像前，给毛主席献花，更是如此。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毛主席是革命的导师，人民的救星，这两点，随着时间，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的越来越深刻。对毛主席的认识一旦超过“晚年错误”的迷雾，毛主席的光芒就没法遮挡，对毛主席的崇拜就如滔滔江水不可阻挡。
有人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简单粗暴的将其定性为个人崇拜，还有人把这种现象跟文革挂钩。其实，现在对毛主席评价特别高的很多人，对毛主席的评价是经历过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理性思辨过程的。
对毛主席热的评价，很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政治光谱中的左中右，对毛主席的评价有着明显的不同。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伪自由派，支持真正的资本独裁)对毛主席的评价泾渭分明。
自由主义者，最忠实的代表资本的力量，忠诚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秩序，习惯于颠倒的是非，对毛主席的评价一般跟极权、独裁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对他们来说，只有资本的独裁秩序，才能够和自由、民主、宪政、法治这些概念产生联想。
民族主义者，则是从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的角度去理解毛主席。他们习惯于对毛主席进行民族主义的解读。
我认为毛主席首先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民族救亡当然是毛主席一生干过的大事之一。尤其在抗战时期，他领导的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当时以民族主义立场示人的国民党，则出现了动摇软弱和大量的投降现象。这是一个只有用阶级观点才能进行有效分析的现象。共产主义者反对一切压迫，当自己所在的国家受到民族压迫时，并处于民族危亡之时，共产主义者会表现出最强烈最坚决的民族立场，这一点，在二战时的欧洲战场上，也同样表现的很明显。面对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党，投降和动摇成为主流。而当时欧洲各国的共产主义者，成为最坚定的民族救亡战士，在战后，德国、希腊、南斯拉夫，坚持在国内抵挡外族侵略到底的都是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军事力量。
共产主义者在面对民族危机时，和最坚决的民族主义者是站在一起的。
共产主义者反对民族压迫的问题上不讲双重标准，既反对自己的国家被其他民族国家压迫，也反对自己的国家强大之后压迫其他的民族国家。既反对其他国家的霸权主义，也反对自己国家强盛之后对其他国家施以霸权。
共产主义者实现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都是和人民解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简而言之，共产主义者既反对来自国家外部的民族压迫，也反对产生于国家内部的阶级压迫。正因为能够比较好的解决国家内部的阶级压迫问题，所以能够最有力的组织动员力量反对来自外部的民族压迫。只有共产主义者能够发动群众进行全面抗战，可以以人民战争的方式弥补国力的不足，所以在日本把三分之二的军队和近乎全部的伪军用来对付解放区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没有动摇对胜利的信心。而国民党无力反动群众只能进行片面抗战，看不到胜利的希望，要么成建制的投降，能够坚持的也更多把希望寄托在外部力量的拯救，为此不惜放弃部分国家利益，中国的外蒙就是这么放弃的。
为什么是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共产主义者成为民族救亡的中流砥柱，而打出民族主义旗帜的国民党，却在民族救亡的过程中表现的消极动摇，原因就在于此。只有共产主义者能够把民族救亡和人民解放结合在一起。
毛主席的历史贡献，不仅仅是国家危亡之时，承担起民族救亡的任务，更是在于他作为主要缔造者，建立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的“新”主要在于从一个传统国家飞跃为一个现代的人民国家，而不仅仅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毛时代的中国能够对现代的美欧日等民族国家输出价值观。民族国家是欧洲近代以来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的产物。民族国家更多的是着眼于民族压迫与被压迫之间的矛盾，而人民国家体现的是既反对外部的民族压迫也反对内部的阶级压迫。民族国家不反对资本对劳动者的压迫(剥削)，是承认资本利益和资本统治正当性的国家，而人民国家则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概念。通俗的说，民族国家只能做到国家独立的前提下，资本把政府权力关进笼子里。而人民国家则着眼于要把资本和政府的权力都关在笼子里，钥匙交给人民。毛主席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权力的主体来考虑的，他一直探索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和监督的模式。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在他看来，“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从国家整体的角度看，是在已经实现民族独立之后，奠定一个国家强盛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从国家内部看，是在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努力探索实现劳动者真正管理国家的权利，他晚年的政治实践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而进行的。
毛主席在1964年提出：“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主席的强国目标始终是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而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始终是和人民解放结合在一起的。
这一点，对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是有启示意义的。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结合在一起，强国目标和社会主义道路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奠定民族复兴的坚实基础，这是防止民族复兴成为昙花一现现象的关键。
就是从民族复兴的角度，毛主席的路线并不是老路，而是非常有超前意识和现实意义的新路、正路。
人民怀念毛主席，绝不是仅仅从感激他老人家的历史贡献的角度，而且是应该从现实道路选择的现实问题的角度，去加以理解的一个社会政治现象。
毛主席是中国千年一遇的伟大人物，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谈过一个观点：中国人对毛主席的理解的高度有多高，决定着中国发展的高度有多高。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毛主席，这是一个很有正面积极意义的事情，中国未来的希望即在于此。
现在，旅游过春节成为很多家庭的选择。但除夕之夜，这么多人齐聚韶山，却不能仅仅用一种旅游现象来解释。
甚至，韶山能够成为旅游胜地，是因为这是伟人的故乡。很多人来这里，主要还是因为心中那一份对毛主席的情感。
选择到韶山过年，超越普通游客的到此一游的心理。
很多人来到韶山，怀着一种类似于“朝圣”的心理。虽然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四十多年了，虽然毛主席在身后经受过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妖魔化，但依然有这么多人出于对他的爱戴，从五湖四海，不远千万里的跑到韶山，寄托对毛主席的那份情感。很多人对毛主席，已经是亲人之间的那种感情。尤其在中国人最看重的大年夜，能来韶山，聚在毛泽东铜像前，给毛主席献花，更是如此。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毛主席是革命的导师，人民的救星，这两点，随着时间，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的越来越深刻。对毛主席的认识一旦超过“晚年错误”的迷雾，毛主席的光芒就没法遮挡，对毛主席的崇拜就如滔滔江水不可阻挡。
有人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简单粗暴的将其定性为个人崇拜，还有人把这种现象跟文革挂钩。其实，现在对毛主席评价特别高的很多人，对毛主席的评价是经历过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理性思辨过程的。
对毛主席热的评价，很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政治光谱中的左中右，对毛主席的评价有着明显的不同。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伪自由派，支持真正的资本独裁)对毛主席的评价泾渭分明。
自由主义者，最忠实的代表资本的力量，忠诚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秩序，习惯于颠倒的是非，对毛主席的评价一般跟极权、独裁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对他们来说，只有资本的独裁秩序，才能够和自由、民主、宪政、法治这些概念产生联想。
民族主义者，则是从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的角度去理解毛主席。他们习惯于对毛主席进行民族主义的解读。
我认为毛主席首先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民族救亡当然是毛主席一生干过的大事之一。尤其在抗战时期，他领导的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当时以民族主义立场示人的国民党，则出现了动摇软弱和大量的投降现象。这是一个只有用阶级观点才能进行有效分析的现象。共产主义者反对一切压迫，当自己所在的国家受到民族压迫时，并处于民族危亡之时，共产主义者会表现出最强烈最坚决的民族立场，这一点，在二战时的欧洲战场上，也同样表现的很明显。面对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党，投降和动摇成为主流。而当时欧洲各国的共产主义者，成为最坚定的民族救亡战士，在战后，德国、希腊、南斯拉夫，坚持在国内抵挡外族侵略到底的都是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军事力量。
共产主义者在面对民族危机时，和最坚决的民族主义者是站在一起的。
共产主义者反对民族压迫的问题上不讲双重标准，既反对自己的国家被其他民族国家压迫，也反对自己的国家强大之后压迫其他的民族国家。既反对其他国家的霸权主义，也反对自己国家强盛之后对其他国家施以霸权。
共产主义者实现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都是和人民解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简而言之，共产主义者既反对来自国家外部的民族压迫，也反对产生于国家内部的阶级压迫。正因为能够比较好的解决国家内部的阶级压迫问题，所以能够最有力的组织动员力量反对来自外部的民族压迫。只有共产主义者能够发动群众进行全面抗战，可以以人民战争的方式弥补国力的不足，所以在日本把三分之二的军队和近乎全部的伪军用来对付解放区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没有动摇对胜利的信心。而国民党无力反动群众只能进行片面抗战，看不到胜利的希望，要么成建制的投降，能够坚持的也更多把希望寄托在外部力量的拯救，为此不惜放弃部分国家利益，中国的外蒙就是这么放弃的。
为什么是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共产主义者成为民族救亡的中流砥柱，而打出民族主义旗帜的国民党，却在民族救亡的过程中表现的消极动摇，原因就在于此。只有共产主义者能够把民族救亡和人民解放结合在一起。
毛主席的历史贡献，不仅仅是国家危亡之时，承担起民族救亡的任务，更是在于他作为主要缔造者，建立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的“新”主要在于从一个传统国家飞跃为一个现代的人民国家，而不仅仅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毛时代的中国能够对现代的美欧日等民族国家输出价值观。民族国家是欧洲近代以来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的产物。民族国家更多的是着眼于民族压迫与被压迫之间的矛盾，而人民国家体现的是既反对外部的民族压迫也反对内部的阶级压迫。民族国家不反对资本对劳动者的压迫(剥削)，是承认资本利益和资本统治正当性的国家，而人民国家则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概念。通俗的说，民族国家只能做到国家独立的前提下，资本把政府权力关进笼子里。而人民国家则着眼于要把资本和政府的权力都关在笼子里，钥匙交给人民。毛主席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权力的主体来考虑的，他一直探索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和监督的模式。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在他看来，“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从国家整体的角度看，是在已经实现民族独立之后，奠定一个国家强盛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从国家内部看，是在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努力探索实现劳动者真正管理国家的权利，他晚年的政治实践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而进行的。
毛主席在1964年提出：“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主席的强国目标始终是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而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始终是和人民解放结合在一起的。
这一点，对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是有启示意义的。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结合在一起，强国目标和社会主义道路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奠定民族复兴的坚实基础，这是防止民族复兴成为昙花一现现象的关键。
就是从民族复兴的角度，毛主席的路线并不是老路，而是非常有超前意识和现实意义的新路、正路。
人民怀念毛主席，绝不是仅仅从感激他老人家的历史贡献的角度，而且是应该从现实道路选择的现实问题的角度，去加以理解的一个社会政治现象。
毛主席是中国千年一遇的伟大人物，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谈过一个观点：中国人对毛主席的理解的高度有多高，决定着中国发展的高度有多高。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毛主席，这是一个很有正面积极意义的事情，中国未来的希望即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