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 - 2018/5/24 16:53:27
2018-05-24 14:12:22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老衲先生
在“确立”这个问题上，从“权威著作”到各类所谓专家的“研究成果”基本一致，即：毛泽东不论在党内还是红军中，都不是最高领导人，只是被增选为常委;常委分工，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负总责，周恩来仍然是“党内委托的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的名义是“党内委托的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的“帮助者”;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辩证论证”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什么能够成立。
这期间还有更让人不胜唏嘘的事情。邓小平在张闻天的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中，说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举为总书记”，“专家”们便统一说遵义会议“大家一致推选张闻天担任总书记”。不久，发现了陈云声称自己“笔迹”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乙)》，上面明确写着张闻天的正式名义是“负总的责任”，而且是会议后常委分工时确定的，根本不存在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绝大多数“专家”便又把“总书记”更改为“负总责”，并在“负总责”后面加上一个括弧，注明“习惯上称总书记”……
“张闻天研究专家”们也基本是上述的“研究成果”，不同的是，他们在承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同时，格外极力强调张闻天做为“总书记”的作用。什么张闻天是“合格的总书记”、具备了总书记的成熟思想、在总书记的岗位上，等等，诸如此类。
曾经担任过张闻天秘书并曾经几乎把张闻天逼死的何方，则抓住“权威著作”的明显漏洞，“研究”出遵义会议确立的是张闻天为首的中央集体领导。而且，张闻天还对毛泽东“扶上马、送一程”。诸如此类荒诞不经的“研究”，还有什么“洛毛体制”、“三让总书记”等等。
与何方类相反的“研究”，则根据陈云于1935年10月15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中有意撇开负总责的张闻天和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而专门突出强调“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的原始文献，指出遵义会议中共中央决议的是毛泽东取代李德，因而遵义会议确立的是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太上皇”地位。
还有一类“研究”，则是因为“权威著作”及其各类所谓“专家”的“研究成果”，明确指出遵义会议及之后的常委分工，说明当时的几个主要人物并不是真心信任或拥护毛泽东，因而，常委分工张闻天担任了负总责、周恩来仍然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之人、毛泽东只是周恩来的“帮助者”。
民间“史者”则更为直接，明确说遵义会议实质是教条宗派及其拥趸的一场“阴谋”。第五次反围剿造成如此失败，湘江战役造成如此惨败，共产国际事后肯定要追责，因而首先把李德推出来当了替罪羊。但接下来的形势更加不容乐观!彻底失败已经是看得见的事情，因而还需要找一个替罪羊，同时也存在着兴许毛泽东跟以往一样能够力挽狂澜的侥幸心理，因此这些人便在会前大张声势一致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会上以及常委分工却又让毛泽东具体“无导可领”，只给了个常委的名分。这样做，一旦失败，可以通过舆论把所有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比如土城战役：政治局决定的，下最后决心者下了最后决心，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也都参与了具体指挥，但失利的责任却全都推到了毛泽东身上了;一旦胜利了，毛泽东则还是“不得烟抽”，分分钟就可以再排挤出去!比如1932年攻打赣州失利，请出毛泽东挽救危局并开辟出更广大的局面，随后便把毛泽东赶走养病去了!比如1937年末王明回国后，一个个又都摇摆到王明那边去了!只是这些人打错了算盘，只知道君子可欺其以方，不知道神圣之道压四方，结果弄巧成拙!——等遇到张国焘这号人物时，才真正懂得毛主席他老人家多伟大而一个个也才感到自惭形秽!
……
对于遵义会议的各类“研究”，可谓五花八门。“权威著作”对遵义会议前一致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和中共中央决议的“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举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之真相的“忽略”甚至有意阉割，无疑是造成“众生相”的直接原因。因为那种突兀、生硬的叙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辨证论证”出“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事实!很简单的道理：在蜀汉，主意都是诸葛亮拿的，刘禅就不是皇帝了?在东汉，曹操大权在握，汉献帝就不是皇帝了?!
那么，是否有当时留下的原始历史文字文献能说清楚“确立”的问题?
二、遵义会议及其相关的原始历史文献 1、遵义会议留下的直接原始文字文献有三种：
一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
二是陈云代表中央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做出的正式报告，即《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
三是陈云执笔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乙)》。
对《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乙)》争议很大。“张闻天研究专家”们业已考证出这个《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乙)》不但不是什么“传达提纲”，而且也不是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去莫斯科汇报遵义会议及其他情况时所写，而是不知什么时候写成后塞进档案里的!因此，不管这种考证是否成立，因其争论很大，在此均不予做为历史证据来采用。——这类考证虽然没有考证出“传达提纲”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却直接否定了陈云的“记忆”水平。也即这类考证并非为了考证“传达提纲”，而是为了否定陈云的“记忆”。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尽管谁都能看出是“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但通篇没有涉及到有关具体“确立”的问题，因而也无法直接证明什么。
那么，原始历史文献，就只剩下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所做的正式书面报告即《关于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了。但问题是：陈云的这个“正式”书面报告，是中共中央决议的意思?还是陈云“看形势”自专?
陈云的这个书面报告，显然不是什么秘密，不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领导人王明等知道，陈云跟随王明回国后，也会详细汇报完成使命的情况。而且，陈云在中共中央的直接上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面前，对如此最为重大的问题，显然也是不敢“自专”的。由此，陈云的这个报告，也就成了唯一没有争议的原始历史文献。
陈云的这个报告中，与“确立”相关的问题，只有一句“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而对负总责和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没有片言只字。
陈云为什么会“淹埋”掉党内负总责和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这两个最为重要的人事安排，却单纯的突出强调“我们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以下两种情况必居其一。
一是不管谁担任负总责名义或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都不是真正的最高领导者，即常委分工时中共中央决议的是毛泽东是最高领导人。
二是毛泽东取代的是李德。李德在中共中央是什么地位?“太上皇”!也是真正的最高领导人!
还可能有第三种原因么?除非否定陈云的这个报告不是代表中共中央，而是其“自专”!
实质上，如果陈云当时没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乙)》，而只是口头向王明等人汇报，则必然是王明等对中共中央决议的由毛泽东领导进行肯定后，陈云才会在相关的国际会议上只强调“我们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而不提其他任何人。也即：陈云决然不可能绕过王明等代表团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也决然不可能在汇报时违背王明等代表团的意志。因此，只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王明等同意中共中央决议的毛泽东是最高领导人，一是王明在听了汇报后，尽管同意常委分工的事实，但却指出真正的最高领导是毛泽东(也才会有陈云在国际会议上汇报时，只单纯的突出“我们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而不提其他任何人)。但是，不论哪种情况，中心却都是高度一致的：毛泽东是最高领导人。——这也与1938年王明首先披露“遵义会议实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相衔接。也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发明者”是王明，而不是周恩来等中共全体在“延安整风”后迫于压力或政治需要便“违心”的胡说八道。
陈云的这个报告，还证实了两件事：
一是遵义会议期间(包括常委分工)，“我们”推举的是“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也即根本不存在什么遵义会议上“一致推举”谁谁谁担任总书记的事情!
二是不管其他什么人担任什么名义，最高领导人都是毛泽东。也即由于毛泽东的坚辞，才在毛泽东的安排下，由张闻天担起负总责的名义。这与周恩来多次回忆的内容相互印证，即：毛主席硬是要让张闻天做一做，张闻天只是暂时的、过渡的，但最高领导人是毛主席。
遵义会议有关“确立”的问题，中共中央显然得唯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马首是瞻，有会前一致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的诸多事实，有中共中央派遣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正式汇报，目的和汇报的结果如此的高度吻合，“权威著作”以及所谓的“专家”们，为什么对陈云的这个报告视而不见?有这个唯一的原始文献在，用得着去云山雾罩的“辨证论证”么?还会制造出各种丰富的“想象”空间么?陈云当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做出的正式汇报，就已经在“忽略”负总责者和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后来的党史延续这个“忽略”怎么就不正常了?!
本来，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乙)》如果被“专家”极力肯定的话，还有原始资料能确切证明张闻天确乎担任了负总责这一名义。否定这一资料，只靠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相互矛盾的所谓“回忆”说事，其弱智程度，则无以言说了：在陈云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一中共中央唯一有关遵义会议“确立”问题的原始资料面前，只能证明一件事：张闻天始终千方百计企图以最高领导人自居而不得!——这也与后来人们指责张闻天抢着当总书记相吻合。
2、遵义会议 相关“确立”的原始文献资料
遵义会议相关“确立”的文献，除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及派遣陈云所留下的正式文献外，再有就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在获悉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后，对毛泽东的定位和颂扬。
首先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陈云汇报后，开始撰写的《毛泽东传略》。在《毛泽东传略》中，对毛泽东的赞誉，达到了无可企及的高度：“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中国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伟大的军事天才家”、“世界革命领袖之一”，并明确说毛泽东是“最高领袖”，而且表示要“团结在他底周围，愿意在他底领导下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到最后一滴血”。
对《毛泽东传略》，有人考证说是1935年末或1936年的产物，对执笔者的争议较大，但这并不影响做为原始文献的作用。不管执笔者是谁，也不管是1935年底或1936年初，“传略”则肯定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撰写的，对毛泽东的赞誉尤其是“最高领袖”的定位这个最为重大的事情，显然不是执笔者敢于自专的!——对毛泽东的这种赞誉，跟共产国际完全一致。对“最高领袖”的定位，跟陈云代表中央的正式汇报也完全一致：早在1934年苏共十七大上，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及其领导机构的定位，就已经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
遵义会议前，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以及红军将领，高度一致的要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陈云代表中央的报告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毛泽东的定位也是明确毛泽东“担任领导”或“最高领袖”，如此高度一致，都是组织行为，而且跟真正完全了解这个过程的周恩来的回忆完全一致(真正能了解常委分工和核心决议的人，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张闻天。不同的是，张闻天并不了解他是如何当上负总责的)!
3、李德做为共产国际顾问所得到的“确立”内容
遵义会议剥夺了李德的“太上皇”地位，但李德仍然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以周恩来等人处理事情的成熟，以博古等人与李德的密切关系，有关遵义会议“确立”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必然要跟李德通报。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中，明确写道：“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具有最重大政治意义的组织问题。据说，毛泽东成了政治局的或者甚至中国共产党的主席，这是一个到那时为止尚未有过的职位;洛甫接替博古，成了党的总书记。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相信这是真的，中国领导同志的许多讲话也加深了我的印象”。
很显然，“中国领导同志”从没有对李德隐瞒过什么，而是明确告知“洛甫接替博古，成了党的总书记”，但毛泽东是最高领导人。也即“中国领导人”宣传的内容，跟陈云的汇报也完全一致。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乙)》中，也是很明确的写明“张闻天负总的责任”，但在正式报告中，也只说“我们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潜伏在遵义的国民党特务，向国民党汇报的情报也是“毛泽东当了主席”。这一情报显然不是一些所谓“专家”分析的那样是国民党特务的“误会”。1931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国民党方面早已知道“毛主席”这个称谓，可能误会么?不但不是误会，而且完全是当时的真实情况：“中国领导同志的许多讲话”众口一词的说毛泽东是最高领袖，广大的红军指战员自然也是众口一辞的宣传毛泽东是最高领袖;国民党特务显然正是听了这些宣传，才当作新情报汇报的，只是误会了“毛主席”这一称谓而已。
很显然，不但代表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的陈云“忽略”了“负总责”，也不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忽略”了“负总责”，长征中的“中国领导同志”和红军将士，也一起“忽略”了“负总责”!
那么，从国际到国内，从“中国领导同志”到红军将士，为什么自遵义会议后就一起“众志成城”的“忽略”或“淹埋”掉“负总责”的张闻天呢?
原因极其简单：
一是尽管毛泽东硬是安排张闻天担任负总责的名义，但中央决议的是“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即毛泽东是最高领袖。
二是大家对毛泽东硬是让张闻天“做一做”不赞成，认为不应该硬让张闻天做，而应该毛主席自己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确定“毛主席晚年错误”之时，黄克诚在《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4月11日)一文中谈道：“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来传达的，当时听了以后感到很不满足。因为遵义会议虽然对中央领导进行了改组，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但是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
黄克诚的回忆与李德的回忆相对比，很显然，“中国领导同志”只有毛泽东一人拿张闻天当回事：既然安排张闻天担任负总责名义，就得尊重这个名义。其原因无疑是毛泽东始终是“党领导一切”的坚定信念者，其他领导人则受博古、张闻天等的影响，把“党领导一切(或党管一切)看作“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遗毒”，更主要是因为必须宣传遵义会议确立的真正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而且，毛泽东始终如此。在全党全军早已以毛泽东为最高领袖的氛围下，毛泽东一直强调自己只是“大帅”。“大帅”一说，也是“专家”拿来渲染的毛泽东的自己的说法，但却以自己的真弱智认为其他人也都弱智。即毛泽东说自己只是“大帅”，是在人们以毛泽东为最高领袖的情况下所言，是真正的谦虚。
所有事实证明了一件事：毛泽东是唯一始终强调张闻天负总责名义之人，其他领导人及干部战士，则始终否认张闻天的负总责名义是最高领导人，而始终维护毛泽东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也即戳穿了那些“专家”渲染的因为延安整风所造成的政治氛围而“埋没”了张闻天的无耻谎言!——也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突然铺天盖地的渲染张闻天，是出于某些需要对历史的不尊重乃至篡改!而漠视历史事实并指责为“延安整风”后的“产物”，则无疑是丧尽了天良!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撤换博古，毛泽东找来周恩来商议。这个事件，显然只有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张闻天三人清楚。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商议，显然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二人清楚。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张闻天对撤换博古这样最为重大的人事问题，为什么不在会议上提出?为什么不去找其他常委提出?
诚然，长征前夕，张闻天被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排挤出决策核心，成为唯一不能参与核心决策的常委，因而对周恩来心存芥蒂，而张闻天被排挤后倒向毛泽东并与毛泽东一起长征一起促使遵义会议的召开，此时与毛泽东“友谊”深厚，自然是一个理由，但这一理由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
按照何方、杨奎松等的研究，张闻天很注重“排名”问题，新增选的常委毛泽东，也总是被张闻天排在常委的最后一名。而且，这些所谓“专家”在事实面前，总是毫无顾忌的颠倒黑白说毛泽东此时的威望还不高，张闻天怎么可能去向毛泽东提出撤换博古的要求呢?
第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最高
遵义会议后，博古心灰意懒，业已清楚将要下台而不视事了。因此，四个常委中，毛泽东的地位是最高的。毛泽东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是毛泽东的直接下级人民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是执行委员会下属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尤其是遵义会议前后，从上到下都把毛泽东看作“救星”。
第二，毛泽东的威望无人能望其项背
尽管从秋收起义开始，历届中共中央核心权力便开始对毛泽东批判、打击，尤其是1932年初“左倾”领导者相继来到苏区后更是对毛泽东极尽批判打击乃至迫害之能事，但毛泽东在广大干部群众和红军将士中一直具有无与伦比的威望。当时的红军将领李聚奎在《深切怀念伟大领袖毛泽东》一文中写道：“由于工作岗位的局限，我对中央在路线上的分歧和斗争知道的不多。但有一点我和战友们的感受是很深切的，那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红军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转危为安，逢凶化吉，根据地能扩大，部队能壮大，革命政权能巩固。反之，尽管还是这些英勇善战的红军战士在浴血奋战，还是那些可敬可亲的根据地群众在全心全意地支持党和红军，但根据地总是缩小，红军总要减员，最后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另一位红军将领杨得志，在《我见到的毛泽东同志》一文中写道：“那时，确实是这样的，说毛泽东就是说红军、说共产党，说红军、说共产党也就是说毛泽东，也就是在说胜利。”——毛泽东不但始终有着无与伦比的威望，而且被绝大多数红军将士看作共产党的化身!
在民间，苏区军民把毛泽东称为共产党和红军的“仙人”。朱德在建国后回忆攻打赣州时所称的“不听仙人指”，就是采用了当时苏区军民对毛泽东的称谓。在国统区，柳亚子早在1929年即把毛泽东称作“中国的列宁”。在陕北，革命者在1934年也开始歌唱毛泽东这个中国革命唯一的领袖(歌词曰：一次革命孙中山，二次革命毛泽东。孙中山早已死去多年)。
第三，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最高政治领袖
1934年1月苏共十七大上，对中共革命的领导者及领导机构的定位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而不是中共中央。这一定位，自然传达到了国内，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人无疑是十分清楚的，只是对这一定位进行了封锁，也即核心权力层之外的人们不得而知而已。
因此，只有毛泽东有权力和威望决定撤换博古而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这无疑是张闻天去向毛泽东要求撤换博古的根本原因。
周恩来被毛泽东找来后，毫无疑问的会力荐毛泽东。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找他来谈撤换博古的事情时，说自然是毛主席、我们都听毛主席的，显然不是一些所谓“专家”斥责的周恩来政治品格有问题，是什么“形势压迫”下的篡改历史。——这是一个极为简单的事情：党的最高领导人位置的重要性，可谓是中国革命的重中之重!周恩来以“核心人物”之一的身份经历过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四朝领袖”，其所切身感受的教训之深刻，是无人能比的。周恩来力荐毛泽东，不仅跟其支持遵义会议召开的做法一致，也跟各种原始文献完全一致。
取代博古的人选，只能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三人中选择，有哪些因素会让周恩来不是力荐毛泽东而去力荐张闻天么?显然是笑话!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成了核心层的“主心骨”，张闻天自然只能去向毛泽东要求撤换博古，周恩来自然力荐毛泽东。即使撇开周恩来，其他政治局委员或红军将领，有谁会把自己和革命的命运交给张闻天?也即有谁会去“推举”张闻天么?很显然，除了张闻天自己外，绝然不可能会有哪怕是一个人去“推举”张闻天。
毛泽东看出张闻天想取代博古当负总责，为了团结，毛泽东硬是说服周恩来让张闻天“做一做”，周恩来听从毛泽东安排去做别的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工作，然后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
这才是真正客观的历史。也因此，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的陈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国领导同志”和红军将士，才“众志成城”的众口一辞的宣传毛泽东是“最高领袖”，也才“众志成城”的集体“忽略”负总责的张闻天!
——历史的逻辑，从来都是严格的!
毛泽东安排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负总责的名义后，按照张闻天自己的说法：“我不但没有推辞，而且还有高兴之意”。——这也与延安整风期间一些领导人指责张闻天“抢着当总书记”，完全吻合!
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前，毛泽东再次安排张闻天担任负总责的名义。张闻天也没有推辞，而且无疑还是“有高兴之意”。因为张闻天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是“我还不了解使毛泽东负起领导的全责，发挥他的全部的指导力量”。
四、“众志成城”的宣传毛泽东是最高领袖，只是人们尊重客观事实，跟其他无关 用毛泽东的名义对外宣传中国革命，王明不但早在1934年就已经明确告知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核心人物，而且，实际也是在这么做。王明做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的实际领袖(1931年9月，中共中央负总责王明和周恩来组织博古、张闻天的临时中央时，明确告诉博古、张闻天：到政治局委员集中的地方后，必须把中央权力交出来，取消他们中央委员的身份)，把中国革命的领导机构和领导者，定位为“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而非“中共中央”。——这一切，博古等人很有可能进行了封锁，但他们无疑十分清楚。
王明任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博古、张闻天等临时中央成立之时，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上级机构。直到1936年，毛泽东才独自否决了这一不正常的组织关系，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定位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受中共中央的领导。——这个事件，也明确说明了毛泽东是“最高领袖”。
王明对宣传中国革命的决定和对中国革命领导者及领导机构的定位，博古、张闻天等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后来“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在不承认陕北中央的同时，却声称“对外宣传仍然用毛主席的名义”。也有资料说是“对外仍然用毛、张、项的名义”。毛即毛泽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即张国焘，项即项英，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但不管哪个是真实的，却都在说明“毛主席”是张国焘等唯一承认的符号。也即在中国共产党严重分裂的情况下，毛主席是双方唯一承认的最高符号。
博古、张闻天、陈云等临时中央大员潜来苏区后，尽管下车伊始便针对苏区干部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展开了残酷整肃“罗明路线”和“小罗明路线”的疯狂举动，但只是影响了中共中央高层和少数红军高级将领，使这些人“鬼”都不上毛泽东的门。在苏区干部群众和红军将士中，毛泽东仍然是共产党的化身。博古等人针对苏区干部群众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疯狂举动，也证明了一件事：毛泽东从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到1933年初博古等人前来苏区，这期间同样遭受了长期的打击、批判、排挤，但却没能丝毫减低苏区干部群众和红军将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即毛泽东即使在被残酷打击、排挤、批判的情况下，其威望也无人能望其项背!由此，也戳穿了一些把打AB团肃反的责任颠倒黑白嫁祸给毛泽东之流所言毛泽东威望因此降低的谎言!
遵义会议前众志成城的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遵义会议和常委分工忽然变成了其他人“领导”，这成一伙什么人了?!
包括陈云在内的“中国领导同志”和红军将士，遵义会议后“众志成城”的一致宣传毛泽东是最高领袖，不仅是对遵义会议“确立”实质的客观宣传，更是一种高瞻远瞩：戳穿了后来所谓“专家”借机闹事，用以贬低“中国领导同志”和红军将士人格的屑小作为!
毛泽东事实上也始终以最高领袖的地位行事。“中国领导同志”宣传毛泽东是最高领袖，行为上也围绕在毛泽东的周围，势必会造成“还不了解使毛泽东负起领导的全责，发挥他的全部的指导力量”却被毛泽东安排为负总责的张闻天心理上的极大颟顸!因而，常委分工后没几天，张闻天便要求离队。
按照何方的“研究”，是张闻天受不了毛泽东的脾气，“不愿意跟毛泽东在一起了”!——长征前夕主动向毛泽东倾诉“心曲”，长征开始后每天兴高采烈跟毛泽东“在一起”，何以被安排为负总责后忽然受不了毛泽东的脾气了?!
在一个叫“北磐江”的地方，毛泽东主持对张闻天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周恩来等也参加了对张闻天的批评，严厉批评张闻天“政治动摇”，直到张闻天承认“政治上动摇”才算了事!
按照何方的“研究”，张闻天被批评之后，开始不信任周恩来的军事才能，提议组成前敌指挥部，由毛泽东担任前敌指挥部政委，朱德担任前敌指挥部指挥。形成了军事问题由张闻天主持召集政治局会议决定，军事指挥由毛泽东、朱德负责的格局。何方隐瞒的事实是：张闻天的提议，必须由毛泽东批准;中革军委发布任命，也必须开头写明“经中央政府批准”，也即是毛泽东自己批准任命自己——需要一说的是陈云对周恩来“军事才能”的认识也很值得玩味：陈云在莫斯科的报告中，只说“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成熟了”，只字不提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
接着，在打不打打鼓新场的鸭溪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看到说服不了众人，便以“撂挑子”的做法，企图改变众人。张闻天顺势提议会议表决，罢免了毛泽东前敌指挥部政委，顺带把朱德视作无物的也罢免了，并提议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部指挥。“鸭溪会议风波”，只有周恩来没有表态。随即，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鸭溪政治局会议”最终成了一场闹剧!
在电视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毛泽东提议重新成立军事三人团，取消鸭溪那样的政治局会议;张闻天“笑”着问毛泽东“你当团长”?毛泽东说还是由周恩来当这个团长，张闻天满意的“笑”了。——还是不结合何方的“研究成果”来评析张闻天吧!但必须一说的是：三人团的成立，仍然必须“毛主席”批准，也即毛泽东自己批准这个任命。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打头也必须是“经中央政府批准”!
然后是“会理会议风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专家”开始否定张闻天曾私下活动企图推翻毛泽东的领导，但却无法否定当时确实有领导人向毛泽东报告张闻天私下活动的事情，更无法否定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描述的事情!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描述的张闻天私下活动企图推翻毛泽东的领导，并惨遭失败。会理会议，毛泽东痛责张闻天、彭德怀等。周恩来、朱德乃至博古、李德，也都批判了这些人的作为。按照杨尚昆的回忆，会议上还有将领或领导人当场站起来揭发张闻天的私下活动。张闻天则否认曾私下活动，并表示自己一直是坚决支持毛泽东领导的。李德叙述的张闻天私下企图推翻毛泽东领导的活动，仍然主要是想要把军事权力交给彭德怀。至于林彪，显然只是一个善于趁火打劫的“陪衬”而已。——1959年的“庐山会议”，张闻天与彭德怀又结合到一起。1971年，林彪篡党夺权、谋杀毛泽东失败后，仓惶逃向苏联，葬身沙漠!
红一、四方面军草地会师期间，张闻天、博古、凯丰等教条主义者，也起到了相当不好的作用。致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半个世纪后仍然愤恨难平。张闻天也因此又一次遭到毛泽东的斥责：这么不懂事!三大红军主力再次会师后，张闻天私下向张国焘诽谤毛泽东，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那一套”，透露出其内心的颟顸。
毛泽东解救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后，责成张闻天负责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结果，张闻天仍然以其肃反路线的观点，给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帽子，致使刘志丹带着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帽子的愤慨，奔赴前线，用“勇敢牺牲”的精神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给习仲勋只安了个县委书记的职位。——这种下车伊始即打击当地根据地创始人的做法，又带到了陕北!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一些所谓“专家”企图篡改毛泽东解救刘志丹等人的事实，却也只能在承认毛泽东指示“停止肃反、刀下留人”的指示下，然后由张闻天等后方中央具体解决。还有一些“专家”篡改历史说毛泽东当时并未对“肃反”从根本上表态，这是把事物两个不同层面或两种不同性质混淆在一起，即把肃反和肃反政策故意混淆起来，以篡改历史。对肃反的必要性，毛泽东向来是坚持的，但对中共中央推行的肉刑肃反政策，毛泽东向来是激烈反对的。“停止肃反、刀下留人”即是这两个层次的意思，也即否定依然流行的肉刑肃反政策。不同的是，张闻天等主持具体解决的人和为此成立的党务委员会，仍然坚持以往的肃反路线(包括周恩来在内)，直到“延安整风”开始批判了这些“路线”后，毛泽东才得以彻底解决。
按照张国焘的回忆，张闻天等对毛泽东向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统战工作并不“热情”。“西安事变”发生后，张闻天去毛泽东处，要求直接向张学良杨虎城表明杀掉蒋介石的坚决态度，被毛泽东痛斥。接着，又单纯的强调蒋介石政府的“正统地位”，给毛泽东解决西安事变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个别“专家”篡改历史，把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的错误作用，篡编为“功劳”。事实上，张闻天由极力要求杀蒋转变为“拥蒋”，不但这“拥蒋”在本质上也是错误的，而且和客观的证实了“教条主义者”都是极端的“机会主义者”之论断。林一山回忆：“不想在和张闻天谈时，发生了争论，可以看出来他不同意我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对蒋要警惕的意见。张闻天问我，这个报告是你写的，我说是的，他说，你这个意见是不对的，是个小老婆思想。我反驳说，这怎么成了小老婆的思想，我这是列宁主义的意见。他说，你主张今天跟这个合作，明天跟那个合作，这不是小老婆吗。我说，列宁主张跟同路人合作，尽可能争取同路人走到底，就是不能走到底也要尽量把路走远一些，中途有退出的可以允许，退出后再来的也欢迎。我说这是列宁的主张，怎么成了小老婆。他说，我们跟国民党合作就是跟蒋合作。我说从总的方面这样说可以，蒋介石还不敢轻易叛变，但他也可能叛变，我们思想上要做这个准备。我们还是力争他不叛变，相信他不敢随便叛变，但也要做另一手准备，如果他叛变了怎么办?到最后我问他，谁敢保证蒋介石不叛变?他没话说了。这次辩论我也得罪了他，以后在东北，又有几次我也对他提过不同意见，从此有积怨，他对我一直不好”。——王明回国后，张闻天倾向于王明的原因，不是受蒙骗，而是与王明在观点上相通!
客观的说，张闻天不懂得“审蒋”、“逼蒋”、“联蒋”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即，没有“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舆论和准备，张学良不可能发动“西安事变”。没有“审蒋”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舆论造势和准备，蒋介石也决然不可能答应什么条件。单纯的强调蒋介石政府的“正统地位”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只能给解决西安事变造成障碍。西安事变前，张、杨就是一致在强调蒋的地位，但跪求也没用，因此才在毛泽东准备的物质基础上发动了“西安事变”。
……
所有的历史事实都在同一表明：张闻天服从和支持毛泽东时，就是张闻天为中国革命建立功勋之际;不服从乃至反对毛泽东之时，则是张闻天为中国革命制造障碍和制造灾难之期。也即古人所讲：附之骥尾，才可致千里!
一些“专家”“研究”出张闻天在倒向毛泽东之前也即苏区时期的“功劳”时，其信口雌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1931年9月，王明、周恩来扶持起博古、张闻天等组成的临时中央后，即展开了摧毁中央根据地和红军的系列动作，并把毛泽东做为“党内最危险的敌人”“右倾机会主义者”展开了无休止的批判。其中的文件、文章等，基本都出自张闻天之手。1932年1月，指示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攻打赣州，几乎导致红军和根据地的毁灭。1932年5月，指示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杀掉了李文林等二百五十多位赣西南根据地的地方主要领导人。1932年10月，第一次宁都会议把毛泽东彻底排挤出党政军领导后，与苏区中央局一起抛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第四次反围剿方针。如果不是红军指战员实际仍然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方针，第四次反围剿之时，中央苏区和红军，早已被葬送掉!
1933年初，与博古等人潜来苏区后，在隐瞒必须交权并以欺骗的手段继续控制中央大权的同时，下车伊始，即与博古等拉开批判“罗明路线”的大幕。随即，张闻天在江西又掀起批判“江西罗明路线”(小罗明路线)的运动。时为“桃园中人”的周恩来后来总结道：“一九三三年又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邓、毛、谢、古，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
在对待地主富农的政策问题上，张闻天始终激烈批判毛泽东“给地主富农以出路”的政策是“富农路线”，并提出“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杀戮”政策，以此做为查田运动的政策，来否定毛泽东好不容易纠正过来的查田运动。不但严重萎缩了苏区的经济基础，也严重萎缩了红军兵员的补充来源。“1934年2月以后的查田运动，随着中央苏区军事形势日益恶化，更趋极端。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置，地主一律被编入‘永久劳役队’，富农则编入‘暂时劳役队’，地、富家属‘一律驱逐出境’。许多农民惧于‘红色恐怖’，‘成群结队整村整乡’地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域”。
在肃反问题上，张闻天更甚于项英、周恩来、博古等人。尽管项英、周恩来、博古等人相继废除了毛泽东“坚决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的肃反政策，积极推广肉刑政策，但却还没有达到“无法无天”的程度，张闻天却“无法无天”到近于疯狂。陈铁建在《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读《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札记》一文中，专门以“无法无天的‘法理’依据”的小标题，来论述张闻天的表现。张闻天为了彻底废除毛泽东“坚决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的肃反政策和法律条例，1934年1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刊《斗争》第41期发表《把革命的警觉性更加提高起来》;2月17日，张闻天在《斗争》第49期发表《无情的去对付我们的阶级敌人》，以及《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公然宣称”:“工农民主专政，同样是基于权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这专政是工农用武力获得并维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压迫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只有那些有意曲解苏维埃法律的阶级异己分子，或者那些崇拜资产阶级‘司法神圣’的书呆子或俘虏，才会把苏维埃法律用来给反革命分子辩护或减轻罪状。”“一切对于反革命的宽容与放任，一切‘讲究手续’与‘法律观念’，一切犹豫不决与迟缓，在目前同阶级敌人决死战的时候，客观上都是反革命的助手与帮凶”。——陈铁建在文中指斥道：“显然，这是假人民群众之名，行枉法滥杀之实。”“中央苏区肃AB团共杀人7万多”。“滥捕滥杀的合法化，恶化了党、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导致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反水’逃往白区。早已形成的‘赤白对立’，由此更加严重。红军中的肃反，则使大批军人‘逃跑’、‘投敌’，严重影响前线作战。1934年仅8、9两月，弃械逃归的士兵就有万余人之多”。
1934年1、2月，与博古合谋剥夺毛泽东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得到共产国际给予明确否决的情况下，张闻天仍然取代了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随即，张闻天既彻底架空了顶头上司毛泽东，又利用“中央政府”与博古“分庭抗礼”。为此，博古一边讥讽毛泽东是“中国的加里宁”，一边又抱怨“政府比党大”。
做出种种行为后，1934年7月，张闻天却撰文批判起他人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来，以自我正确的面目，把责任完全推到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及其拥趸身上。在奉命起草并发表了“大撤退”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后，即被博古等三人团排挤出决策核心。
“张闻天研究专家”极力突出张闻天在广昌战役后与博古等人的分歧，实质只是个别分歧，而不是军事路线的分歧，更不是政治路线的分歧。相反，在军事路线上，张闻天始终与博古及他们的拥趸高度一致，高唱“御敌于国门之外”。在政治路线上，张闻天比博古等人更左，也更坚持。直到1941年末，博古等人都承认了政治路线的错误，张闻天却还在以“双重标准”极力维护他们的政治路线，终至于把毛泽东逼到了墙角。
五、张闻天为什么在常委分工后单方面与毛泽东“分道扬镳” 常委分工后，张闻天即不愿意跟毛泽东在一起了，说明张闻天要单方面跟毛泽东“分道扬镳”。至少说明被博古等人排挤后倒向毛泽东的张闻天，在毛泽东安排其担任负总责名义后，跟毛泽东的“关系”单方面“变味”了。
张闻天单方面跟毛泽东“分道扬镳”，按照何方的“研究”，纯属张闻天的“心理”问题：1931年9月临时中央成立时，张闻天不满博古爬在他头上。遵义会议常委分工被毛泽东安排担任了负总责名义，本以为可以出了这口气，毛泽东却又“爬”在了头上。建国后，更换外交部长时，张闻天本以为自己是“不二人选”，结果来了个陈毅，心里也是极为颟顸。还有一个叫方强的，抗战胜利后，被派遣跟张闻天“共事”，却被张闻天批判成“路线错误”(张闻天比方强职位高)。跟陈毅在外交部“共事”，却认为被陈毅“钓鱼”。——唯一能长期与张闻天惺惺相惜的，只有一个彭德怀，尽管他们之间没有过“共事”。
在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变坏”一事上，一些所谓“专家”或“权威”众口一词的说是因为张闻天反对毛泽东跟江青的婚事，因而遭到毛泽东嫉恨。——仍然是拿“研究张闻天”的那套“心理研究”，套用到毛泽东身上，根本不顾张闻天不但在常委分工后即单方面跟毛泽东“分道扬镳”及与之相关的出走、鸭溪会议风波、会理会议风波这些历史事实。
张闻天有一个很突出的习惯，即：对本应该在会议上提出的极为重大的“国事”，张闻天都私下找毛泽东;对纯属毛泽东个人私事的事情，张闻天即使近在咫尺，也不去找毛泽东，而是公开写信。
遵义会议后，撤换博古的事情极为重大，张闻天不在会议上说，私下去找毛泽东要求。六届六中全会前，对明确毛泽东党的最高名义的事情，张闻天仍然拒绝会议上说，也是私下去找毛泽东。毛泽东跟江青的婚事，纯属毛泽东的个人私事，张闻天近在咫尺，却不去与毛泽东私下说了，而是公开写信，闹得满城风雨。——这显然不是用“书生”这个词，就能搪塞过去的!
毛泽东无疑是恼恨张闻天这种品格的，但毛泽东却仍然不计个人恩怨一直在提携张闻天。1937年末，王明回国后，张闻天的地位即开始没落。而且，张闻天的威望向来不高，比如延安时期人们总结的毛泽东的实际、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周恩来的人才，根本没张闻天什么事!但毛泽东再次安排张闻天担任负总责。“七大”前夕，毛泽东亲自去张闻天家，希望张闻天担任政治秘书，却被张闻天拒绝。众所周知，政治秘书之地位之高：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就担任了中央局秘书，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周恩来也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即使如此，七大上，毛泽东仍然把排名靠后的张闻天安排进政治局。
在“确立”这个问题上，从“权威著作”到各类所谓专家的“研究成果”基本一致，即：毛泽东不论在党内还是红军中，都不是最高领导人，只是被增选为常委;常委分工，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负总责，周恩来仍然是“党内委托的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的名义是“党内委托的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的“帮助者”;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辩证论证”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什么能够成立。
这期间还有更让人不胜唏嘘的事情。邓小平在张闻天的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中，说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举为总书记”，“专家”们便统一说遵义会议“大家一致推选张闻天担任总书记”。不久，发现了陈云声称自己“笔迹”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乙)》，上面明确写着张闻天的正式名义是“负总的责任”，而且是会议后常委分工时确定的，根本不存在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绝大多数“专家”便又把“总书记”更改为“负总责”，并在“负总责”后面加上一个括弧，注明“习惯上称总书记”……
“张闻天研究专家”们也基本是上述的“研究成果”，不同的是，他们在承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同时，格外极力强调张闻天做为“总书记”的作用。什么张闻天是“合格的总书记”、具备了总书记的成熟思想、在总书记的岗位上，等等，诸如此类。
曾经担任过张闻天秘书并曾经几乎把张闻天逼死的何方，则抓住“权威著作”的明显漏洞，“研究”出遵义会议确立的是张闻天为首的中央集体领导。而且，张闻天还对毛泽东“扶上马、送一程”。诸如此类荒诞不经的“研究”，还有什么“洛毛体制”、“三让总书记”等等。
与何方类相反的“研究”，则根据陈云于1935年10月15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中有意撇开负总责的张闻天和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而专门突出强调“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的原始文献，指出遵义会议中共中央决议的是毛泽东取代李德，因而遵义会议确立的是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太上皇”地位。
还有一类“研究”，则是因为“权威著作”及其各类所谓“专家”的“研究成果”，明确指出遵义会议及之后的常委分工，说明当时的几个主要人物并不是真心信任或拥护毛泽东，因而，常委分工张闻天担任了负总责、周恩来仍然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之人、毛泽东只是周恩来的“帮助者”。
民间“史者”则更为直接，明确说遵义会议实质是教条宗派及其拥趸的一场“阴谋”。第五次反围剿造成如此失败，湘江战役造成如此惨败，共产国际事后肯定要追责，因而首先把李德推出来当了替罪羊。但接下来的形势更加不容乐观!彻底失败已经是看得见的事情，因而还需要找一个替罪羊，同时也存在着兴许毛泽东跟以往一样能够力挽狂澜的侥幸心理，因此这些人便在会前大张声势一致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会上以及常委分工却又让毛泽东具体“无导可领”，只给了个常委的名分。这样做，一旦失败，可以通过舆论把所有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比如土城战役：政治局决定的，下最后决心者下了最后决心，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也都参与了具体指挥，但失利的责任却全都推到了毛泽东身上了;一旦胜利了，毛泽东则还是“不得烟抽”，分分钟就可以再排挤出去!比如1932年攻打赣州失利，请出毛泽东挽救危局并开辟出更广大的局面，随后便把毛泽东赶走养病去了!比如1937年末王明回国后，一个个又都摇摆到王明那边去了!只是这些人打错了算盘，只知道君子可欺其以方，不知道神圣之道压四方，结果弄巧成拙!——等遇到张国焘这号人物时，才真正懂得毛主席他老人家多伟大而一个个也才感到自惭形秽!
……
对于遵义会议的各类“研究”，可谓五花八门。“权威著作”对遵义会议前一致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和中共中央决议的“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举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之真相的“忽略”甚至有意阉割，无疑是造成“众生相”的直接原因。因为那种突兀、生硬的叙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辨证论证”出“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事实!很简单的道理：在蜀汉，主意都是诸葛亮拿的，刘禅就不是皇帝了?在东汉，曹操大权在握，汉献帝就不是皇帝了?!
那么，是否有当时留下的原始历史文字文献能说清楚“确立”的问题?
二、遵义会议及其相关的原始历史文献 1、遵义会议留下的直接原始文字文献有三种：
一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
二是陈云代表中央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做出的正式报告，即《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
三是陈云执笔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乙)》。
对《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乙)》争议很大。“张闻天研究专家”们业已考证出这个《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乙)》不但不是什么“传达提纲”，而且也不是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去莫斯科汇报遵义会议及其他情况时所写，而是不知什么时候写成后塞进档案里的!因此，不管这种考证是否成立，因其争论很大，在此均不予做为历史证据来采用。——这类考证虽然没有考证出“传达提纲”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却直接否定了陈云的“记忆”水平。也即这类考证并非为了考证“传达提纲”，而是为了否定陈云的“记忆”。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尽管谁都能看出是“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但通篇没有涉及到有关具体“确立”的问题，因而也无法直接证明什么。
那么，原始历史文献，就只剩下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所做的正式书面报告即《关于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了。但问题是：陈云的这个“正式”书面报告，是中共中央决议的意思?还是陈云“看形势”自专?
陈云的这个书面报告，显然不是什么秘密，不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领导人王明等知道，陈云跟随王明回国后，也会详细汇报完成使命的情况。而且，陈云在中共中央的直接上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面前，对如此最为重大的问题，显然也是不敢“自专”的。由此，陈云的这个报告，也就成了唯一没有争议的原始历史文献。
陈云的这个报告中，与“确立”相关的问题，只有一句“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而对负总责和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没有片言只字。
陈云为什么会“淹埋”掉党内负总责和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这两个最为重要的人事安排，却单纯的突出强调“我们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以下两种情况必居其一。
一是不管谁担任负总责名义或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都不是真正的最高领导者，即常委分工时中共中央决议的是毛泽东是最高领导人。
二是毛泽东取代的是李德。李德在中共中央是什么地位?“太上皇”!也是真正的最高领导人!
还可能有第三种原因么?除非否定陈云的这个报告不是代表中共中央，而是其“自专”!
实质上，如果陈云当时没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乙)》，而只是口头向王明等人汇报，则必然是王明等对中共中央决议的由毛泽东领导进行肯定后，陈云才会在相关的国际会议上只强调“我们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而不提其他任何人。也即：陈云决然不可能绕过王明等代表团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也决然不可能在汇报时违背王明等代表团的意志。因此，只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王明等同意中共中央决议的毛泽东是最高领导人，一是王明在听了汇报后，尽管同意常委分工的事实，但却指出真正的最高领导是毛泽东(也才会有陈云在国际会议上汇报时，只单纯的突出“我们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而不提其他任何人)。但是，不论哪种情况，中心却都是高度一致的：毛泽东是最高领导人。——这也与1938年王明首先披露“遵义会议实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相衔接。也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发明者”是王明，而不是周恩来等中共全体在“延安整风”后迫于压力或政治需要便“违心”的胡说八道。
陈云的这个报告，还证实了两件事：
一是遵义会议期间(包括常委分工)，“我们”推举的是“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也即根本不存在什么遵义会议上“一致推举”谁谁谁担任总书记的事情!
二是不管其他什么人担任什么名义，最高领导人都是毛泽东。也即由于毛泽东的坚辞，才在毛泽东的安排下，由张闻天担起负总责的名义。这与周恩来多次回忆的内容相互印证，即：毛主席硬是要让张闻天做一做，张闻天只是暂时的、过渡的，但最高领导人是毛主席。
遵义会议有关“确立”的问题，中共中央显然得唯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马首是瞻，有会前一致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的诸多事实，有中共中央派遣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正式汇报，目的和汇报的结果如此的高度吻合，“权威著作”以及所谓的“专家”们，为什么对陈云的这个报告视而不见?有这个唯一的原始文献在，用得着去云山雾罩的“辨证论证”么?还会制造出各种丰富的“想象”空间么?陈云当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做出的正式汇报，就已经在“忽略”负总责者和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后来的党史延续这个“忽略”怎么就不正常了?!
本来，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乙)》如果被“专家”极力肯定的话，还有原始资料能确切证明张闻天确乎担任了负总责这一名义。否定这一资料，只靠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相互矛盾的所谓“回忆”说事，其弱智程度，则无以言说了：在陈云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一中共中央唯一有关遵义会议“确立”问题的原始资料面前，只能证明一件事：张闻天始终千方百计企图以最高领导人自居而不得!——这也与后来人们指责张闻天抢着当总书记相吻合。
2、遵义会议 相关“确立”的原始文献资料
遵义会议相关“确立”的文献，除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及派遣陈云所留下的正式文献外，再有就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在获悉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后，对毛泽东的定位和颂扬。
首先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陈云汇报后，开始撰写的《毛泽东传略》。在《毛泽东传略》中，对毛泽东的赞誉，达到了无可企及的高度：“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中国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伟大的军事天才家”、“世界革命领袖之一”，并明确说毛泽东是“最高领袖”，而且表示要“团结在他底周围，愿意在他底领导下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到最后一滴血”。
对《毛泽东传略》，有人考证说是1935年末或1936年的产物，对执笔者的争议较大，但这并不影响做为原始文献的作用。不管执笔者是谁，也不管是1935年底或1936年初，“传略”则肯定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撰写的，对毛泽东的赞誉尤其是“最高领袖”的定位这个最为重大的事情，显然不是执笔者敢于自专的!——对毛泽东的这种赞誉，跟共产国际完全一致。对“最高领袖”的定位，跟陈云代表中央的正式汇报也完全一致：早在1934年苏共十七大上，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及其领导机构的定位，就已经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
遵义会议前，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以及红军将领，高度一致的要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陈云代表中央的报告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毛泽东的定位也是明确毛泽东“担任领导”或“最高领袖”，如此高度一致，都是组织行为，而且跟真正完全了解这个过程的周恩来的回忆完全一致(真正能了解常委分工和核心决议的人，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张闻天。不同的是，张闻天并不了解他是如何当上负总责的)!
3、李德做为共产国际顾问所得到的“确立”内容
遵义会议剥夺了李德的“太上皇”地位，但李德仍然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以周恩来等人处理事情的成熟，以博古等人与李德的密切关系，有关遵义会议“确立”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必然要跟李德通报。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中，明确写道：“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具有最重大政治意义的组织问题。据说，毛泽东成了政治局的或者甚至中国共产党的主席，这是一个到那时为止尚未有过的职位;洛甫接替博古，成了党的总书记。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相信这是真的，中国领导同志的许多讲话也加深了我的印象”。
很显然，“中国领导同志”从没有对李德隐瞒过什么，而是明确告知“洛甫接替博古，成了党的总书记”，但毛泽东是最高领导人。也即“中国领导人”宣传的内容，跟陈云的汇报也完全一致。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乙)》中，也是很明确的写明“张闻天负总的责任”，但在正式报告中，也只说“我们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潜伏在遵义的国民党特务，向国民党汇报的情报也是“毛泽东当了主席”。这一情报显然不是一些所谓“专家”分析的那样是国民党特务的“误会”。1931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国民党方面早已知道“毛主席”这个称谓，可能误会么?不但不是误会，而且完全是当时的真实情况：“中国领导同志的许多讲话”众口一词的说毛泽东是最高领袖，广大的红军指战员自然也是众口一辞的宣传毛泽东是最高领袖;国民党特务显然正是听了这些宣传，才当作新情报汇报的，只是误会了“毛主席”这一称谓而已。
很显然，不但代表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的陈云“忽略”了“负总责”，也不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忽略”了“负总责”，长征中的“中国领导同志”和红军将士，也一起“忽略”了“负总责”!
那么，从国际到国内，从“中国领导同志”到红军将士，为什么自遵义会议后就一起“众志成城”的“忽略”或“淹埋”掉“负总责”的张闻天呢?
原因极其简单：
一是尽管毛泽东硬是安排张闻天担任负总责的名义，但中央决议的是“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即毛泽东是最高领袖。
二是大家对毛泽东硬是让张闻天“做一做”不赞成，认为不应该硬让张闻天做，而应该毛主席自己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确定“毛主席晚年错误”之时，黄克诚在《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4月11日)一文中谈道：“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来传达的，当时听了以后感到很不满足。因为遵义会议虽然对中央领导进行了改组，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但是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
黄克诚的回忆与李德的回忆相对比，很显然，“中国领导同志”只有毛泽东一人拿张闻天当回事：既然安排张闻天担任负总责名义，就得尊重这个名义。其原因无疑是毛泽东始终是“党领导一切”的坚定信念者，其他领导人则受博古、张闻天等的影响，把“党领导一切(或党管一切)看作“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遗毒”，更主要是因为必须宣传遵义会议确立的真正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而且，毛泽东始终如此。在全党全军早已以毛泽东为最高领袖的氛围下，毛泽东一直强调自己只是“大帅”。“大帅”一说，也是“专家”拿来渲染的毛泽东的自己的说法，但却以自己的真弱智认为其他人也都弱智。即毛泽东说自己只是“大帅”，是在人们以毛泽东为最高领袖的情况下所言，是真正的谦虚。
所有事实证明了一件事：毛泽东是唯一始终强调张闻天负总责名义之人，其他领导人及干部战士，则始终否认张闻天的负总责名义是最高领导人，而始终维护毛泽东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也即戳穿了那些“专家”渲染的因为延安整风所造成的政治氛围而“埋没”了张闻天的无耻谎言!——也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突然铺天盖地的渲染张闻天，是出于某些需要对历史的不尊重乃至篡改!而漠视历史事实并指责为“延安整风”后的“产物”，则无疑是丧尽了天良!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撤换博古，毛泽东找来周恩来商议。这个事件，显然只有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张闻天三人清楚。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商议，显然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二人清楚。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张闻天对撤换博古这样最为重大的人事问题，为什么不在会议上提出?为什么不去找其他常委提出?
诚然，长征前夕，张闻天被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排挤出决策核心，成为唯一不能参与核心决策的常委，因而对周恩来心存芥蒂，而张闻天被排挤后倒向毛泽东并与毛泽东一起长征一起促使遵义会议的召开，此时与毛泽东“友谊”深厚，自然是一个理由，但这一理由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
按照何方、杨奎松等的研究，张闻天很注重“排名”问题，新增选的常委毛泽东，也总是被张闻天排在常委的最后一名。而且，这些所谓“专家”在事实面前，总是毫无顾忌的颠倒黑白说毛泽东此时的威望还不高，张闻天怎么可能去向毛泽东提出撤换博古的要求呢?
第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最高
遵义会议后，博古心灰意懒，业已清楚将要下台而不视事了。因此，四个常委中，毛泽东的地位是最高的。毛泽东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是毛泽东的直接下级人民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是执行委员会下属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尤其是遵义会议前后，从上到下都把毛泽东看作“救星”。
第二，毛泽东的威望无人能望其项背
尽管从秋收起义开始，历届中共中央核心权力便开始对毛泽东批判、打击，尤其是1932年初“左倾”领导者相继来到苏区后更是对毛泽东极尽批判打击乃至迫害之能事，但毛泽东在广大干部群众和红军将士中一直具有无与伦比的威望。当时的红军将领李聚奎在《深切怀念伟大领袖毛泽东》一文中写道：“由于工作岗位的局限，我对中央在路线上的分歧和斗争知道的不多。但有一点我和战友们的感受是很深切的，那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红军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转危为安，逢凶化吉，根据地能扩大，部队能壮大，革命政权能巩固。反之，尽管还是这些英勇善战的红军战士在浴血奋战，还是那些可敬可亲的根据地群众在全心全意地支持党和红军，但根据地总是缩小，红军总要减员，最后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另一位红军将领杨得志，在《我见到的毛泽东同志》一文中写道：“那时，确实是这样的，说毛泽东就是说红军、说共产党，说红军、说共产党也就是说毛泽东，也就是在说胜利。”——毛泽东不但始终有着无与伦比的威望，而且被绝大多数红军将士看作共产党的化身!
在民间，苏区军民把毛泽东称为共产党和红军的“仙人”。朱德在建国后回忆攻打赣州时所称的“不听仙人指”，就是采用了当时苏区军民对毛泽东的称谓。在国统区，柳亚子早在1929年即把毛泽东称作“中国的列宁”。在陕北，革命者在1934年也开始歌唱毛泽东这个中国革命唯一的领袖(歌词曰：一次革命孙中山，二次革命毛泽东。孙中山早已死去多年)。
第三，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最高政治领袖
1934年1月苏共十七大上，对中共革命的领导者及领导机构的定位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而不是中共中央。这一定位，自然传达到了国内，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人无疑是十分清楚的，只是对这一定位进行了封锁，也即核心权力层之外的人们不得而知而已。
因此，只有毛泽东有权力和威望决定撤换博古而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这无疑是张闻天去向毛泽东要求撤换博古的根本原因。
周恩来被毛泽东找来后，毫无疑问的会力荐毛泽东。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找他来谈撤换博古的事情时，说自然是毛主席、我们都听毛主席的，显然不是一些所谓“专家”斥责的周恩来政治品格有问题，是什么“形势压迫”下的篡改历史。——这是一个极为简单的事情：党的最高领导人位置的重要性，可谓是中国革命的重中之重!周恩来以“核心人物”之一的身份经历过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四朝领袖”，其所切身感受的教训之深刻，是无人能比的。周恩来力荐毛泽东，不仅跟其支持遵义会议召开的做法一致，也跟各种原始文献完全一致。
取代博古的人选，只能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三人中选择，有哪些因素会让周恩来不是力荐毛泽东而去力荐张闻天么?显然是笑话!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成了核心层的“主心骨”，张闻天自然只能去向毛泽东要求撤换博古，周恩来自然力荐毛泽东。即使撇开周恩来，其他政治局委员或红军将领，有谁会把自己和革命的命运交给张闻天?也即有谁会去“推举”张闻天么?很显然，除了张闻天自己外，绝然不可能会有哪怕是一个人去“推举”张闻天。
毛泽东看出张闻天想取代博古当负总责，为了团结，毛泽东硬是说服周恩来让张闻天“做一做”，周恩来听从毛泽东安排去做别的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工作，然后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
这才是真正客观的历史。也因此，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的陈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国领导同志”和红军将士，才“众志成城”的众口一辞的宣传毛泽东是“最高领袖”，也才“众志成城”的集体“忽略”负总责的张闻天!
——历史的逻辑，从来都是严格的!
毛泽东安排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负总责的名义后，按照张闻天自己的说法：“我不但没有推辞，而且还有高兴之意”。——这也与延安整风期间一些领导人指责张闻天“抢着当总书记”，完全吻合!
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前，毛泽东再次安排张闻天担任负总责的名义。张闻天也没有推辞，而且无疑还是“有高兴之意”。因为张闻天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是“我还不了解使毛泽东负起领导的全责，发挥他的全部的指导力量”。
四、“众志成城”的宣传毛泽东是最高领袖，只是人们尊重客观事实，跟其他无关 用毛泽东的名义对外宣传中国革命，王明不但早在1934年就已经明确告知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核心人物，而且，实际也是在这么做。王明做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的实际领袖(1931年9月，中共中央负总责王明和周恩来组织博古、张闻天的临时中央时，明确告诉博古、张闻天：到政治局委员集中的地方后，必须把中央权力交出来，取消他们中央委员的身份)，把中国革命的领导机构和领导者，定位为“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而非“中共中央”。——这一切，博古等人很有可能进行了封锁，但他们无疑十分清楚。
王明任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博古、张闻天等临时中央成立之时，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上级机构。直到1936年，毛泽东才独自否决了这一不正常的组织关系，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定位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受中共中央的领导。——这个事件，也明确说明了毛泽东是“最高领袖”。
王明对宣传中国革命的决定和对中国革命领导者及领导机构的定位，博古、张闻天等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后来“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在不承认陕北中央的同时，却声称“对外宣传仍然用毛主席的名义”。也有资料说是“对外仍然用毛、张、项的名义”。毛即毛泽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即张国焘，项即项英，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但不管哪个是真实的，却都在说明“毛主席”是张国焘等唯一承认的符号。也即在中国共产党严重分裂的情况下，毛主席是双方唯一承认的最高符号。
博古、张闻天、陈云等临时中央大员潜来苏区后，尽管下车伊始便针对苏区干部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展开了残酷整肃“罗明路线”和“小罗明路线”的疯狂举动，但只是影响了中共中央高层和少数红军高级将领，使这些人“鬼”都不上毛泽东的门。在苏区干部群众和红军将士中，毛泽东仍然是共产党的化身。博古等人针对苏区干部群众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疯狂举动，也证明了一件事：毛泽东从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到1933年初博古等人前来苏区，这期间同样遭受了长期的打击、批判、排挤，但却没能丝毫减低苏区干部群众和红军将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即毛泽东即使在被残酷打击、排挤、批判的情况下，其威望也无人能望其项背!由此，也戳穿了一些把打AB团肃反的责任颠倒黑白嫁祸给毛泽东之流所言毛泽东威望因此降低的谎言!
遵义会议前众志成城的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遵义会议和常委分工忽然变成了其他人“领导”，这成一伙什么人了?!
包括陈云在内的“中国领导同志”和红军将士，遵义会议后“众志成城”的一致宣传毛泽东是最高领袖，不仅是对遵义会议“确立”实质的客观宣传，更是一种高瞻远瞩：戳穿了后来所谓“专家”借机闹事，用以贬低“中国领导同志”和红军将士人格的屑小作为!
毛泽东事实上也始终以最高领袖的地位行事。“中国领导同志”宣传毛泽东是最高领袖，行为上也围绕在毛泽东的周围，势必会造成“还不了解使毛泽东负起领导的全责，发挥他的全部的指导力量”却被毛泽东安排为负总责的张闻天心理上的极大颟顸!因而，常委分工后没几天，张闻天便要求离队。
按照何方的“研究”，是张闻天受不了毛泽东的脾气，“不愿意跟毛泽东在一起了”!——长征前夕主动向毛泽东倾诉“心曲”，长征开始后每天兴高采烈跟毛泽东“在一起”，何以被安排为负总责后忽然受不了毛泽东的脾气了?!
在一个叫“北磐江”的地方，毛泽东主持对张闻天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周恩来等也参加了对张闻天的批评，严厉批评张闻天“政治动摇”，直到张闻天承认“政治上动摇”才算了事!
按照何方的“研究”，张闻天被批评之后，开始不信任周恩来的军事才能，提议组成前敌指挥部，由毛泽东担任前敌指挥部政委，朱德担任前敌指挥部指挥。形成了军事问题由张闻天主持召集政治局会议决定，军事指挥由毛泽东、朱德负责的格局。何方隐瞒的事实是：张闻天的提议，必须由毛泽东批准;中革军委发布任命，也必须开头写明“经中央政府批准”，也即是毛泽东自己批准任命自己——需要一说的是陈云对周恩来“军事才能”的认识也很值得玩味：陈云在莫斯科的报告中，只说“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成熟了”，只字不提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
接着，在打不打打鼓新场的鸭溪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看到说服不了众人，便以“撂挑子”的做法，企图改变众人。张闻天顺势提议会议表决，罢免了毛泽东前敌指挥部政委，顺带把朱德视作无物的也罢免了，并提议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部指挥。“鸭溪会议风波”，只有周恩来没有表态。随即，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鸭溪政治局会议”最终成了一场闹剧!
在电视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毛泽东提议重新成立军事三人团，取消鸭溪那样的政治局会议;张闻天“笑”着问毛泽东“你当团长”?毛泽东说还是由周恩来当这个团长，张闻天满意的“笑”了。——还是不结合何方的“研究成果”来评析张闻天吧!但必须一说的是：三人团的成立，仍然必须“毛主席”批准，也即毛泽东自己批准这个任命。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打头也必须是“经中央政府批准”!
然后是“会理会议风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专家”开始否定张闻天曾私下活动企图推翻毛泽东的领导，但却无法否定当时确实有领导人向毛泽东报告张闻天私下活动的事情，更无法否定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描述的事情!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描述的张闻天私下活动企图推翻毛泽东的领导，并惨遭失败。会理会议，毛泽东痛责张闻天、彭德怀等。周恩来、朱德乃至博古、李德，也都批判了这些人的作为。按照杨尚昆的回忆，会议上还有将领或领导人当场站起来揭发张闻天的私下活动。张闻天则否认曾私下活动，并表示自己一直是坚决支持毛泽东领导的。李德叙述的张闻天私下企图推翻毛泽东领导的活动，仍然主要是想要把军事权力交给彭德怀。至于林彪，显然只是一个善于趁火打劫的“陪衬”而已。——1959年的“庐山会议”，张闻天与彭德怀又结合到一起。1971年，林彪篡党夺权、谋杀毛泽东失败后，仓惶逃向苏联，葬身沙漠!
红一、四方面军草地会师期间，张闻天、博古、凯丰等教条主义者，也起到了相当不好的作用。致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半个世纪后仍然愤恨难平。张闻天也因此又一次遭到毛泽东的斥责：这么不懂事!三大红军主力再次会师后，张闻天私下向张国焘诽谤毛泽东，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那一套”，透露出其内心的颟顸。
毛泽东解救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后，责成张闻天负责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结果，张闻天仍然以其肃反路线的观点，给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帽子，致使刘志丹带着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帽子的愤慨，奔赴前线，用“勇敢牺牲”的精神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给习仲勋只安了个县委书记的职位。——这种下车伊始即打击当地根据地创始人的做法，又带到了陕北!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一些所谓“专家”企图篡改毛泽东解救刘志丹等人的事实，却也只能在承认毛泽东指示“停止肃反、刀下留人”的指示下，然后由张闻天等后方中央具体解决。还有一些“专家”篡改历史说毛泽东当时并未对“肃反”从根本上表态，这是把事物两个不同层面或两种不同性质混淆在一起，即把肃反和肃反政策故意混淆起来，以篡改历史。对肃反的必要性，毛泽东向来是坚持的，但对中共中央推行的肉刑肃反政策，毛泽东向来是激烈反对的。“停止肃反、刀下留人”即是这两个层次的意思，也即否定依然流行的肉刑肃反政策。不同的是，张闻天等主持具体解决的人和为此成立的党务委员会，仍然坚持以往的肃反路线(包括周恩来在内)，直到“延安整风”开始批判了这些“路线”后，毛泽东才得以彻底解决。
按照张国焘的回忆，张闻天等对毛泽东向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统战工作并不“热情”。“西安事变”发生后，张闻天去毛泽东处，要求直接向张学良杨虎城表明杀掉蒋介石的坚决态度，被毛泽东痛斥。接着，又单纯的强调蒋介石政府的“正统地位”，给毛泽东解决西安事变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个别“专家”篡改历史，把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的错误作用，篡编为“功劳”。事实上，张闻天由极力要求杀蒋转变为“拥蒋”，不但这“拥蒋”在本质上也是错误的，而且和客观的证实了“教条主义者”都是极端的“机会主义者”之论断。林一山回忆：“不想在和张闻天谈时，发生了争论，可以看出来他不同意我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对蒋要警惕的意见。张闻天问我，这个报告是你写的，我说是的，他说，你这个意见是不对的，是个小老婆思想。我反驳说，这怎么成了小老婆的思想，我这是列宁主义的意见。他说，你主张今天跟这个合作，明天跟那个合作，这不是小老婆吗。我说，列宁主张跟同路人合作，尽可能争取同路人走到底，就是不能走到底也要尽量把路走远一些，中途有退出的可以允许，退出后再来的也欢迎。我说这是列宁的主张，怎么成了小老婆。他说，我们跟国民党合作就是跟蒋合作。我说从总的方面这样说可以，蒋介石还不敢轻易叛变，但他也可能叛变，我们思想上要做这个准备。我们还是力争他不叛变，相信他不敢随便叛变，但也要做另一手准备，如果他叛变了怎么办?到最后我问他，谁敢保证蒋介石不叛变?他没话说了。这次辩论我也得罪了他，以后在东北，又有几次我也对他提过不同意见，从此有积怨，他对我一直不好”。——王明回国后，张闻天倾向于王明的原因，不是受蒙骗，而是与王明在观点上相通!
客观的说，张闻天不懂得“审蒋”、“逼蒋”、“联蒋”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即，没有“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舆论和准备，张学良不可能发动“西安事变”。没有“审蒋”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舆论造势和准备，蒋介石也决然不可能答应什么条件。单纯的强调蒋介石政府的“正统地位”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只能给解决西安事变造成障碍。西安事变前，张、杨就是一致在强调蒋的地位，但跪求也没用，因此才在毛泽东准备的物质基础上发动了“西安事变”。
……
所有的历史事实都在同一表明：张闻天服从和支持毛泽东时，就是张闻天为中国革命建立功勋之际;不服从乃至反对毛泽东之时，则是张闻天为中国革命制造障碍和制造灾难之期。也即古人所讲：附之骥尾，才可致千里!
一些“专家”“研究”出张闻天在倒向毛泽东之前也即苏区时期的“功劳”时，其信口雌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1931年9月，王明、周恩来扶持起博古、张闻天等组成的临时中央后，即展开了摧毁中央根据地和红军的系列动作，并把毛泽东做为“党内最危险的敌人”“右倾机会主义者”展开了无休止的批判。其中的文件、文章等，基本都出自张闻天之手。1932年1月，指示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攻打赣州，几乎导致红军和根据地的毁灭。1932年5月，指示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杀掉了李文林等二百五十多位赣西南根据地的地方主要领导人。1932年10月，第一次宁都会议把毛泽东彻底排挤出党政军领导后，与苏区中央局一起抛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第四次反围剿方针。如果不是红军指战员实际仍然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方针，第四次反围剿之时，中央苏区和红军，早已被葬送掉!
1933年初，与博古等人潜来苏区后，在隐瞒必须交权并以欺骗的手段继续控制中央大权的同时，下车伊始，即与博古等拉开批判“罗明路线”的大幕。随即，张闻天在江西又掀起批判“江西罗明路线”(小罗明路线)的运动。时为“桃园中人”的周恩来后来总结道：“一九三三年又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邓、毛、谢、古，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
在对待地主富农的政策问题上，张闻天始终激烈批判毛泽东“给地主富农以出路”的政策是“富农路线”，并提出“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杀戮”政策，以此做为查田运动的政策，来否定毛泽东好不容易纠正过来的查田运动。不但严重萎缩了苏区的经济基础，也严重萎缩了红军兵员的补充来源。“1934年2月以后的查田运动，随着中央苏区军事形势日益恶化，更趋极端。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置，地主一律被编入‘永久劳役队’，富农则编入‘暂时劳役队’，地、富家属‘一律驱逐出境’。许多农民惧于‘红色恐怖’，‘成群结队整村整乡’地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域”。
在肃反问题上，张闻天更甚于项英、周恩来、博古等人。尽管项英、周恩来、博古等人相继废除了毛泽东“坚决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的肃反政策，积极推广肉刑政策，但却还没有达到“无法无天”的程度，张闻天却“无法无天”到近于疯狂。陈铁建在《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读《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札记》一文中，专门以“无法无天的‘法理’依据”的小标题，来论述张闻天的表现。张闻天为了彻底废除毛泽东“坚决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的肃反政策和法律条例，1934年1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刊《斗争》第41期发表《把革命的警觉性更加提高起来》;2月17日，张闻天在《斗争》第49期发表《无情的去对付我们的阶级敌人》，以及《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公然宣称”:“工农民主专政，同样是基于权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这专政是工农用武力获得并维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压迫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只有那些有意曲解苏维埃法律的阶级异己分子，或者那些崇拜资产阶级‘司法神圣’的书呆子或俘虏，才会把苏维埃法律用来给反革命分子辩护或减轻罪状。”“一切对于反革命的宽容与放任，一切‘讲究手续’与‘法律观念’，一切犹豫不决与迟缓，在目前同阶级敌人决死战的时候，客观上都是反革命的助手与帮凶”。——陈铁建在文中指斥道：“显然，这是假人民群众之名，行枉法滥杀之实。”“中央苏区肃AB团共杀人7万多”。“滥捕滥杀的合法化，恶化了党、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导致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反水’逃往白区。早已形成的‘赤白对立’，由此更加严重。红军中的肃反，则使大批军人‘逃跑’、‘投敌’，严重影响前线作战。1934年仅8、9两月，弃械逃归的士兵就有万余人之多”。
1934年1、2月，与博古合谋剥夺毛泽东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得到共产国际给予明确否决的情况下，张闻天仍然取代了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随即，张闻天既彻底架空了顶头上司毛泽东，又利用“中央政府”与博古“分庭抗礼”。为此，博古一边讥讽毛泽东是“中国的加里宁”，一边又抱怨“政府比党大”。
做出种种行为后，1934年7月，张闻天却撰文批判起他人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来，以自我正确的面目，把责任完全推到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及其拥趸身上。在奉命起草并发表了“大撤退”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后，即被博古等三人团排挤出决策核心。
“张闻天研究专家”极力突出张闻天在广昌战役后与博古等人的分歧，实质只是个别分歧，而不是军事路线的分歧，更不是政治路线的分歧。相反，在军事路线上，张闻天始终与博古及他们的拥趸高度一致，高唱“御敌于国门之外”。在政治路线上，张闻天比博古等人更左，也更坚持。直到1941年末，博古等人都承认了政治路线的错误，张闻天却还在以“双重标准”极力维护他们的政治路线，终至于把毛泽东逼到了墙角。
五、张闻天为什么在常委分工后单方面与毛泽东“分道扬镳” 常委分工后，张闻天即不愿意跟毛泽东在一起了，说明张闻天要单方面跟毛泽东“分道扬镳”。至少说明被博古等人排挤后倒向毛泽东的张闻天，在毛泽东安排其担任负总责名义后，跟毛泽东的“关系”单方面“变味”了。
张闻天单方面跟毛泽东“分道扬镳”，按照何方的“研究”，纯属张闻天的“心理”问题：1931年9月临时中央成立时，张闻天不满博古爬在他头上。遵义会议常委分工被毛泽东安排担任了负总责名义，本以为可以出了这口气，毛泽东却又“爬”在了头上。建国后，更换外交部长时，张闻天本以为自己是“不二人选”，结果来了个陈毅，心里也是极为颟顸。还有一个叫方强的，抗战胜利后，被派遣跟张闻天“共事”，却被张闻天批判成“路线错误”(张闻天比方强职位高)。跟陈毅在外交部“共事”，却认为被陈毅“钓鱼”。——唯一能长期与张闻天惺惺相惜的，只有一个彭德怀，尽管他们之间没有过“共事”。
在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变坏”一事上，一些所谓“专家”或“权威”众口一词的说是因为张闻天反对毛泽东跟江青的婚事，因而遭到毛泽东嫉恨。——仍然是拿“研究张闻天”的那套“心理研究”，套用到毛泽东身上，根本不顾张闻天不但在常委分工后即单方面跟毛泽东“分道扬镳”及与之相关的出走、鸭溪会议风波、会理会议风波这些历史事实。
张闻天有一个很突出的习惯，即：对本应该在会议上提出的极为重大的“国事”，张闻天都私下找毛泽东;对纯属毛泽东个人私事的事情，张闻天即使近在咫尺，也不去找毛泽东，而是公开写信。
遵义会议后，撤换博古的事情极为重大，张闻天不在会议上说，私下去找毛泽东要求。六届六中全会前，对明确毛泽东党的最高名义的事情，张闻天仍然拒绝会议上说，也是私下去找毛泽东。毛泽东跟江青的婚事，纯属毛泽东的个人私事，张闻天近在咫尺，却不去与毛泽东私下说了，而是公开写信，闹得满城风雨。——这显然不是用“书生”这个词，就能搪塞过去的!
毛泽东无疑是恼恨张闻天这种品格的，但毛泽东却仍然不计个人恩怨一直在提携张闻天。1937年末，王明回国后，张闻天的地位即开始没落。而且，张闻天的威望向来不高，比如延安时期人们总结的毛泽东的实际、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周恩来的人才，根本没张闻天什么事!但毛泽东再次安排张闻天担任负总责。“七大”前夕，毛泽东亲自去张闻天家，希望张闻天担任政治秘书，却被张闻天拒绝。众所周知，政治秘书之地位之高：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就担任了中央局秘书，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周恩来也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即使如此，七大上，毛泽东仍然把排名靠后的张闻天安排进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