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唯公 - 2018/9/27 20:48:37
2018-09-27 15:00:53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韩纪民
《后汉书》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唐朝李贤等注。范晔（公元398年～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自成一家之言，记述了上起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6年的史实，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之一。毛泽东喜读《后汉书》，曾写下批注：“《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贾谊(公元前201年～前168年)，河南洛阳人，西汉文帝时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他18岁时，就以能诵诗书属文闻名于世。20多岁时，汉文帝召其为博士。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凡说到年轻才俊，便时常提及贾谊，誉其为秦汉专家，“英俊天才”。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建议他：“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贾谊的另一篇政论文《过秦论》也为毛泽东所欣赏。文章把秦亡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就是说：秦始皇打天下，可以凭暴力取得成功;但得天下后，就应适应形势变化，顺应人民的意愿，施行仁政。可惜秦始皇没有看到这一点，依然是严刑峻法，推行强权暴力，就难免丧失人心，导致灭亡。毛泽东对这句话十分赞同，他在一本《旧唐书•朱敬则传》中的天头上，原文照搬，批注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可见，毛泽东对贾谊卓越政治见解的熟悉和推崇。此文将政论性与文学性融为一炉，逻辑严谨，笔力雄健，气势奔放，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鲁迅先生曾将《过秦论》和《治安策》等文章称作“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深远。”毛泽东与鲁迅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
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坠马寻常事，
何用哀伤付一生。
《七律·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
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
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
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
空白汨罗步尘埃。
专为古代一位才高遭忌的青年俊杰写下两首悼亡诗，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赵充国“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
赵充国(公元前137年～前52年)，字翁孙，陇西(今甘肃天水)人，《汉书》称他“沉勇有大节”，是历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的著名将领和重臣。他在抗击匈奴入侵、召降西羌方面，功勋显赫，任后将军，封营平侯。
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一次毛泽东接见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时，对周说：赵充国“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之八九。但是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反对的却只十分之一二。”还说：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当时周谷城正参加关于逻辑学的大讨论，其学术观点受到批评，属于少数派。毛泽东希望他积极参加百家争鸣，学习赵充国的精神，既坚持真理，又善于说理，在争鸣中完善逻辑学科。其实，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就经常遇到自己正确的主张不被接受、处于少数地位，经过顽强坚持和耐心说服，才统一了全党认识，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
《后汉书·李固传》和《后汉书·黄琼传》也是毛泽东喜爱和反复研读的名篇。李固(公元94年～147年)，字子坚，汉中城固(今属陕西)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黄琼(公元86年～164年)，字世英，江夏郡安陆县(今湖北安陆北)人。他们都是东汉名臣，以耿直方正、敢于以国事为重、忠言谏君著称。他们不满外戚专权、宦官盈朝的黑暗政治，抛却个人得失安危，多次披肝沥胆，直陈时弊，力图改变东汉王朝日渐衰落的颓势，挽狂澜于既倒。毛泽东看重黄琼和李固的人品，他不仅自己对《后汉书》中的《黄琼传》和《李固传》反复认真研读，而且还在1965年特意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按毛泽东的要求，都认真阅读了此书。许多高级干部闻听后，也纷纷找来《黄琼传》和《李固传》阅读。毛泽东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此书的用意，很明显是要求他的战友们，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能够及时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敢讲真话、实话，引领党的干部队伍树立直言敢谏的好风气。
1974年11月12日，江青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毛泽东当天就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11月20日，毛泽东即回信答复：“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这封信对“李固给黄琼书”给予了极高评价：“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他劝江青认真阅读，就是“至嘱”她谦虚谨慎，力戒孤傲，不要贪恋权力。
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中，毛泽东对大文豪鲁迅的评价前无古人。他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要“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恐怕这也是毛泽东读《黄琼传》和《李固传》的一条最深切的体会。
毛泽东读《后汉书》，不仅对直言敢谏之士如李固、黄琼等赞赏有加，对那些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丰功伟绩的杰出人物也给予了极高评价。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陈寔(公元104年～187年)，字仲弓，颍川许县(今河南许昌)人，东汉后期名士。他出身寒微，但有志好学，坐立诵读，后受业太学。陈寔当过县吏一类的官。党锢之祸发生时被牵连，不少人都逃掉，但陈寔非但不逃，还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自请入狱。他为人豁达公正，居乡里时，百姓中发生了争执，都来求他判断是非曲直，其结果双方都心服口服。大家非常敬佩他，说：“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毛泽东很欣赏陈寔的道德人品，1965年他把《后汉书》里的《陈寔传》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阅读。
“人性善”还是“人性恶”是自古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在哲学大师毛泽东看来，所谓人的“善”“恶”不是天生的，而是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据《资治通鉴》第140卷记载：南北朝时光州刺史崔挺上书魏孝文帝，劝他废除一项一人有罪、祸及全家的政策。崔挺上书的内容很不错，孝文帝也予以采纳，匡正了自己的失误。但崔挺上书中有一句话却让毛泽东很反感。这句话就是：“天下善人少，恶人多。”毛泽东在这句话旁，用红铅笔划了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天头上又用黑铅笔写下批注：“此古人一贯谬论。”在一本《古文辞类纂》的《韩退之与崔群书》中，韩愈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毛泽东又反其意批注：“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毛泽东一贯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在他撰写的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深刻指出：“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根据这种唯物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才对在东汉历史上并非“显宦”的陈寔引起重视，对他教育“梁上君子”的故事产生了浓厚兴趣，写下“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著名批注。
“不屈于帝王”的“气节之士”
严光(公元前39年～41年)，又名遵，字子陵。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市)人，东汉著名隐士。严光少有高名，与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同学，亦为好友。刘秀即位后，多次延聘严光，但他隐姓埋名，退居富春山。后卒于家，享年80岁，刘秀备感哀伤，诏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安葬于富春山。范仲淹撰有《严先生祠堂记》，赞誉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当然，青年毛泽东崇仰严光是有时代背景的，即：严光“于专制之代”不贪图富贵和虚名，讲气节，正风俗。1949年3月，毛泽东的诗友、著名南社诗人柳亚子因觉得自己政治上不被重用，作《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中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句子，意即当时局大定之时，自己便要像严光一样，回老家吴江县的分湖隐居。4月，毛泽东即作《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回顾了两人的交往和友谊，委婉地劝老朋友：“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说的是人民解放了，已不是严光所处的“专制之代”，就不要学严子陵了，应留在北京为新中国作些事情。柳亚子欣然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为诗坛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
《后汉书》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唐朝李贤等注。范晔（公元398年～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自成一家之言，记述了上起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6年的史实，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之一。毛泽东喜读《后汉书》，曾写下批注：“《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贾谊(公元前201年～前168年)，河南洛阳人，西汉文帝时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他18岁时，就以能诵诗书属文闻名于世。20多岁时，汉文帝召其为博士。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凡说到年轻才俊，便时常提及贾谊，誉其为秦汉专家，“英俊天才”。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建议他：“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贾谊的另一篇政论文《过秦论》也为毛泽东所欣赏。文章把秦亡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就是说：秦始皇打天下，可以凭暴力取得成功;但得天下后，就应适应形势变化，顺应人民的意愿，施行仁政。可惜秦始皇没有看到这一点，依然是严刑峻法，推行强权暴力，就难免丧失人心，导致灭亡。毛泽东对这句话十分赞同，他在一本《旧唐书•朱敬则传》中的天头上，原文照搬，批注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可见，毛泽东对贾谊卓越政治见解的熟悉和推崇。此文将政论性与文学性融为一炉，逻辑严谨，笔力雄健，气势奔放，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鲁迅先生曾将《过秦论》和《治安策》等文章称作“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深远。”毛泽东与鲁迅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
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坠马寻常事，
何用哀伤付一生。
《七律·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
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
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
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
空白汨罗步尘埃。
专为古代一位才高遭忌的青年俊杰写下两首悼亡诗，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赵充国“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
赵充国(公元前137年～前52年)，字翁孙，陇西(今甘肃天水)人，《汉书》称他“沉勇有大节”，是历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的著名将领和重臣。他在抗击匈奴入侵、召降西羌方面，功勋显赫，任后将军，封营平侯。
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一次毛泽东接见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时，对周说：赵充国“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之八九。但是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反对的却只十分之一二。”还说：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当时周谷城正参加关于逻辑学的大讨论，其学术观点受到批评，属于少数派。毛泽东希望他积极参加百家争鸣，学习赵充国的精神，既坚持真理，又善于说理，在争鸣中完善逻辑学科。其实，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就经常遇到自己正确的主张不被接受、处于少数地位，经过顽强坚持和耐心说服，才统一了全党认识，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
《后汉书·李固传》和《后汉书·黄琼传》也是毛泽东喜爱和反复研读的名篇。李固(公元94年～147年)，字子坚，汉中城固(今属陕西)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黄琼(公元86年～164年)，字世英，江夏郡安陆县(今湖北安陆北)人。他们都是东汉名臣，以耿直方正、敢于以国事为重、忠言谏君著称。他们不满外戚专权、宦官盈朝的黑暗政治，抛却个人得失安危，多次披肝沥胆，直陈时弊，力图改变东汉王朝日渐衰落的颓势，挽狂澜于既倒。毛泽东看重黄琼和李固的人品，他不仅自己对《后汉书》中的《黄琼传》和《李固传》反复认真研读，而且还在1965年特意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按毛泽东的要求，都认真阅读了此书。许多高级干部闻听后，也纷纷找来《黄琼传》和《李固传》阅读。毛泽东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此书的用意，很明显是要求他的战友们，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能够及时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敢讲真话、实话，引领党的干部队伍树立直言敢谏的好风气。
1974年11月12日，江青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毛泽东当天就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11月20日，毛泽东即回信答复：“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这封信对“李固给黄琼书”给予了极高评价：“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他劝江青认真阅读，就是“至嘱”她谦虚谨慎，力戒孤傲，不要贪恋权力。
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中，毛泽东对大文豪鲁迅的评价前无古人。他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要“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恐怕这也是毛泽东读《黄琼传》和《李固传》的一条最深切的体会。
毛泽东读《后汉书》，不仅对直言敢谏之士如李固、黄琼等赞赏有加，对那些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丰功伟绩的杰出人物也给予了极高评价。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陈寔(公元104年～187年)，字仲弓，颍川许县(今河南许昌)人，东汉后期名士。他出身寒微，但有志好学，坐立诵读，后受业太学。陈寔当过县吏一类的官。党锢之祸发生时被牵连，不少人都逃掉，但陈寔非但不逃，还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自请入狱。他为人豁达公正，居乡里时，百姓中发生了争执，都来求他判断是非曲直，其结果双方都心服口服。大家非常敬佩他，说：“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毛泽东很欣赏陈寔的道德人品，1965年他把《后汉书》里的《陈寔传》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阅读。
“人性善”还是“人性恶”是自古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在哲学大师毛泽东看来，所谓人的“善”“恶”不是天生的，而是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据《资治通鉴》第140卷记载：南北朝时光州刺史崔挺上书魏孝文帝，劝他废除一项一人有罪、祸及全家的政策。崔挺上书的内容很不错，孝文帝也予以采纳，匡正了自己的失误。但崔挺上书中有一句话却让毛泽东很反感。这句话就是：“天下善人少，恶人多。”毛泽东在这句话旁，用红铅笔划了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天头上又用黑铅笔写下批注：“此古人一贯谬论。”在一本《古文辞类纂》的《韩退之与崔群书》中，韩愈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毛泽东又反其意批注：“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毛泽东一贯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在他撰写的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深刻指出：“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根据这种唯物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才对在东汉历史上并非“显宦”的陈寔引起重视，对他教育“梁上君子”的故事产生了浓厚兴趣，写下“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著名批注。
“不屈于帝王”的“气节之士”
严光(公元前39年～41年)，又名遵，字子陵。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市)人，东汉著名隐士。严光少有高名，与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同学，亦为好友。刘秀即位后，多次延聘严光，但他隐姓埋名，退居富春山。后卒于家，享年80岁，刘秀备感哀伤，诏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安葬于富春山。范仲淹撰有《严先生祠堂记》，赞誉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当然，青年毛泽东崇仰严光是有时代背景的，即：严光“于专制之代”不贪图富贵和虚名，讲气节，正风俗。1949年3月，毛泽东的诗友、著名南社诗人柳亚子因觉得自己政治上不被重用，作《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中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句子，意即当时局大定之时，自己便要像严光一样，回老家吴江县的分湖隐居。4月，毛泽东即作《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回顾了两人的交往和友谊，委婉地劝老朋友：“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说的是人民解放了，已不是严光所处的“专制之代”，就不要学严子陵了，应留在北京为新中国作些事情。柳亚子欣然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为诗坛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