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星评论员 - 2018/11/25 18:27:14
毛主席周总理为共产党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树立了良好地榜样。
矛盾是普遍的，解决矛盾的方法很重要，没有矛盾才不是正常现象。
毛主席帮助人教育人很讲方法，1973年周恩来基辛格何对话令毛泽东雷霆震怒
2015年04月14日 07:36
来源：中老年时报 作者：陈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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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为黄炎培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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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为黄炎培祝酒。[详细]
核心提示：11月17日，听了两位女翻译汇报，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的谈判中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雷霆震怒”。当天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3年7月5日7版，作者：陈东林，原题为：《毛泽东为何不考虑让周恩来接班》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
林彪事件使毛泽东的接班人出现了空缺。除了年龄稍大外，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周恩来都应该是众望所归的接班人选。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周当作接班人考虑。其原因，是他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表现得“右”。毛泽东担忧的是，他死后周恩来会否定他的“文革”路线。因此，1973年，毛泽东提出了实际是针对周恩来的一系列批评。
6月25日，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指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按照周恩来“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几人讨论，副处长张再执笔，写成了一篇文章《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上，文章认为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7月初，王海容、唐闻生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问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新情况》写得不错，是根据周总理意见写的，你给毛主席读了吗？张说没有。于是唐便给毛读，不料毛听后提出异议，还举例说明简报的分析错误，说是“放屁一通”。
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情况后，7月3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美大组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诚恳地承担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
7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王洪文、张春桥及两个女翻译王海容、唐闻生进行了一次谈话，仍然针对周恩来分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评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都说此文（指外交部《新情况》简报）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不要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批周”会议风波
11月10日，上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访华。基辛格走后的第二天，翻译王海容、唐闻生拿着周、基最后一次会谈的记录稿，将划有杠杠之处念出来，问周恩来：“您是这样讲的吗？”周回答：“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
11月17日，听了两位女翻译汇报，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的谈判中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雷霆震怒”。当天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首先发难，斥责周恩来回避实质，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拍案而起与之争辩：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江青冷笑说：走着瞧！会后，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开会批评周恩来和以前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的叶剑英的错误。会议中，江青和张春桥等人肆无忌惮地批判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批判范围已经扩大到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的所有外交活动，继而上升到权力之争。江青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错误路线的头子”。与会者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对周恩来进行了批评。周恩来本人进行了过分的自我检查，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后，分三批同王洪文、周恩来和翻译王、唐谈话，指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他还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了。毛泽东还握着周的手，指着女翻译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她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于是，“批周”会议宣告结束，外事工作仍然由周恩来负责。
但是，毛泽东既然肯定了“批周”会议，周恩来面临的态势就不可能马上得到改变。12月1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根据毛泽东意见，外交部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准备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中央政治局“批周”会议有关内容。信中提出：外交部、军委既开这样的会议，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也应安排开这样的会。毛泽东圈阅批准了此信。对周恩来的“批评”被扩大到了相当广泛的范围。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再次严厉批评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的工作。他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后，对陪同接见的周恩来问：总理，你怎么样了？周恩来回答：还可以。没抓好大事。毛泽东笑着说：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周也笑了：没有。自己犯错误。刚才在汽车上我还在说，抓大事还不会抓，没有抓好，常常抓了小事。
这年夏天，毛泽东会见外宾，因为沙发不够，周恩来便坐到椅子上，把沙发让给女翻译。毛看到了，对外宾说：总理可怜哪，被这些娘儿们整得这个样子。
（据《老人报》）
红五星评论员 - 2018/11/25 18:44:04
毛主席和周总理也是有矛盾的，矛盾是客观的普遍的，没有矛盾才是不正常的。
事实上，总理有时也会糊涂。
如果没有毛主席把关，也会被帝国主义忽悠的。
但是，总理很虚心，能够改正。毛主席对总理，批评教育的方法还是很到位的。基辛格是什么人？
左旋评论得很到位。
基辛格是妖魔，是魔头，只有毛主席能够把它降伏。
但是，在其他人面前，基辛格依然是魔头。当毛主席走了以后，基辛格魔鬼的本性充分表现出来，但是很多人，以为基辛格真的成为好朋友，于是，被基辛格玩弄了。 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的一次现场办公
来源：《党史博览》2018年第6期 作者：江海平
【当文革正式开始后，毛泽东离开北京一段时间，让刘少奇同志主持工作。刘少奇利用他掌握的权力派出工作队，到很多单位挖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尤其在学校中，声称要定几十万右派。1966年6月，刘少奇在和派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谈话时说那个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刘超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是可以肯定的了”。他还对如何揪斗这位老革命和中学校长作出了这样的部署：“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
】
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的一次现场办公
多年前，我曾在某杂志上看到回忆周恩来总理1966年9月在北京通过电话处理北京某中学红卫兵拦截国际列车，欲强闯边境出国“造反”的回忆文章。时间久了，我未能再找到该文。记忆中，作者好像是从当时在边境现场的角度记述总理对他们严肃耐心的劝说经过。当年9月7日晚，我和同为北京三中学生的十几名红卫兵“西纠”队员正在总理身边执行保卫任务，从周总理口中得知，当天下午至深夜，中苏边境我方海拉尔边境站发生了来自北京的中学红卫兵意图强占国际列车，强行出境到他国“反修”“造反”的事件。当时我听到和看到的一些事情，今天仍记忆犹新。
■我们的发言改变了辩论会议程■
1966年9月，在毛泽东主席的一再号召和支持下，“文化大革命”正在继续大规模开展，全国已成大乱之势。首都与其他地方一样，正陷入日益严重的狂热与盲目之中，夺权与派争如火如荼。首都各中学的红卫兵从北京走向全国，出现大量无序、无控的打、砸、烧、抄行为。为此，部分中学红卫兵组织为承担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的责任，在几个城区分别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如西城区的“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即‘西纠’）”。为应对当时社会出现的严重混乱和突发问题，国务院或有关部门经常会通知或联系“西纠”派人配合北京卫戍区或有关部门执行维护社会秩序之类的活动。记忆中，曾多次听到关于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要求“西纠”配合或参与某些会议、活动的秩序维护工作的通知要求。
据校友梁小彬回忆，9月7日白天，他在学校红卫兵办公室值班时接到电话：周总理要去中国科学院参加两派群众组织的辩论会，要求我校红卫兵组织本校“西纠”队员于当晚到中科院会场配合随行警卫部队执行保卫总理的任务。因通知的地点有误，史延文、邓良城、胡克克等十几个同学先跑到三里河中科院院部，再赶到中关村时，天已全黑。
中科院大操场灯光通明，已经坐满的两派群众组织间或不断以语录歌和“文革”时兴的革命口号相互示威，张劲夫等院领导均在会场席地而坐，辩论会已经开始。会场简易主席台上，周总理一个人坐在靠后的位置。他面前桌子上有一个麦克风，但他始终没有用过。我们原以为会被安插到总理警卫人员中间执行现场警卫任务，后经周总理同意，警卫部队集中守护在总理左侧的主席台下方，我们这些“西纠”队员全部集中在总理右侧执行护卫任务。总理对站在自己前面始终情绪激昂的辩论者发言似乎并不关注，在注视着我们入场并很快在他右侧方就位后，就一直在阅看自己面前的文件，偶尔抬头看看会场。
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周总理，但长时间听着两派组织代表的轮番交替、冗长枯燥的辩论发言，觉得十分无聊，就商量想改变一下大会进程。于是，人高马大的邹小滨同学受托把我们也要求发言的纸条递放在周总理面前的桌子上。总理接过纸条看着我们，大概觉得很奇怪，但并没有向我们发问。等了一会儿，总理把我们的纸条交给会议主持人，并对他说了几句。辩论发言换人时，主持人宣布请我们上台发言，会场一片安静。我们这些人中，牛德志平时讲话嗓门大，大家推他作代表上去讲话。
牛德志倒也不紧张，从总理身边经过，在总理注视下，站到此前辩论发言用的麦克风前大声说：前面的辩论发言全是放屁。周总理很忙，我们建议请总理先讲，总理讲完，你们再接着辩论。几句话声音大，火气足，说完扭头经过总理身边回到我们这里来。会场顿时短瞬安静，接着响起大片掌声和笑声。总理看着我们也轻松地笑了。在主持人征得周总理同意并宣布请总理讲话后，总理马上站起来，指挥工作人员把面前的桌子挪到主席台前沿。我记住了这一细节，当时我猜想，周总理似乎想表示与台下的群众靠得更近一些。
总理开场说：既然大家同意，我就先讲了。然后，他转向我们说：红卫兵纠察队也来执行任务，你们想和我单独在一起说说话，会前来不及和你们见面谈话了，会后再和你们座谈，有什么问题，大会结束后再说。其实，我们对中科院的“文革”及两派之争毫不关心，当时心里就是想见到总理并和总理在一起，听他讲话，争取能与总理合影留个纪念。因此，我们对自己的“放炮”式发言能让总理先讲话感到很得意，并期待会后总理的接见与合影。
■总理中断讲话，通过长途电话处理中苏边境突发的“造反”事件■
周总理的讲话，今天已记不全了，大概许多内容也会与“文革”那个历史时期流行的讲话精神相似。当时他讲话的基调、语气、风格所表达出的倾向、愿望、情绪，虽然时过几十年，我仍然记得当时的感受。他是在极力引导和教育两派群众组织理性、客观地分析和认识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避免简单、草率采取行动，不要盲目、冲动地处理和激化矛盾。讲话期间，他曾两次被迫中断去接听电话，处理紧急问题。在他返回会场继续讲话时，这些问题也被作为事例用来表达他对时局、形势失控的担心，对当时的局面和国家运转能够转入正常的希望。
总理说自己是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到国家科委、科学院来调研的，目前主要是了解情况，现在还不能对科学院党委和张劲夫同志的问题作出结论性表态。他在谈到全国学校师生出现停课串联的情况后话题一转说：科学院不是大学，不能放假闹革命。他明确表示，我不能看着科学院把尖端的科学研究、中间试验放在一边。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我很不安心。
自“文革”开始以来已经十分疲惫，肩负国家重任、严重超负荷勤勉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在科学院这样一个辩论会上被灌了几个小时的争吵噪声，仍然语重心长耐心去做情绪激昂的各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尽力想把混乱无序的争斗纳入理智有序的说理和讨论中去，但运动的发展使他的努力和愿望成为枉然。就在周总理力图用党的政策、中央的精神反复做台下几万躁动的群众工作时，工作人员请他去接电话，我们猜想这个电话一定非常重要。
半个多小时后，周总理回到会场告诉大家：北京的一批红卫兵小将跑到东北边境城市海拉尔，刚刚拦截并爬上一列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他们在客车车厢张贴批判苏联领导人修正主义的大字报，还要求到境外的蒙古乌兰巴托和苏联去反对修正主义，因而已经和苏方列车员发生激烈冲突。因为他们是从北京去的，不听我方边防人员的劝说，边境那边只好同意他们打来长途电话向我请示。总理说自己在电话中跟红卫兵讲了很多话：我劝他们从国际专列上下来。他们到国际列车上去，必然与对方国家的工作人员和边防部队吵架，如果引起武斗，势必要影响国际关系。总理还说：小将们不懂得，火车头既然是中国的，车厢怎么是苏联的国际列车了？我跟他们解释，国际列车到中国境内要接中国火车头。周总理说：我要求他们不要再去边境地区串联，因为生活在北京的人对那里的情况不了解。他们听出我的口音，问我说的是不是毛主席同意的话，我告诉他们毛主席不仅已经知道，还委托我亲自做你们的工作……劝说后，他们同意下车返回北京来。
■事情的原委■
总理这些话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几十年来一直令我无法忘记。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我们心目中十分崇敬的革命前辈，在那天那个场合的讲话却显得十分无奈。多少年后，我对他当时的内心矛盾似乎有了更多理解：他清楚地知道红卫兵强越国境的“造反”行为的严重政治后果和恶劣国际影响，他要千方百计进行劝阻，并及时巧妙部署边防部队全力拦截。同时，他也十分清楚，这些红卫兵以及其他更多“革命群众”的“造反”行动和当时无法无天的疯狂做法是在狂热的“文革”风暴背景下受到鼓励和赞许的行为，是得到远远超越他的力量所支持的。他明知这些红卫兵的做法是错误的，甚至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但在讲话中仍然多次用“最可爱最英勇的小将们”“最勇敢的下一代”等对他们首先表示称赞。对当时出现的荒唐、荒谬行为和混乱局面，周恩来总理首先要表现出坚决拥护和热情支持的态度。我难以想象，总理的内心能有片刻的安宁。
除周总理讲话中介绍的事发经过和他本人为此所做的劝说工作外，我当时并不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后来发生的情况。多年后，我才得知那天事件的原委：1966年9月，在“造反”精神不断发酵的情况下，北京54中的红卫兵到与苏、蒙边境相邻的东北地区串联，他们在边境小城海拉尔拦截了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进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造反”活动。他们不顾中方站台工作人员阻拦，强行冲上列车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标语和毛泽东像章，用红油漆在车上涂刷标语。在遭到苏方列车员阻止和驱赶时，双方形成叫骂、扭打的混乱局面。红卫兵在车上向旅客发表了“反苏修”演说，号召苏联乘客回国“造反”，推翻苏共。至此，国际列车在中方境内滞留。因受到两国工作人员的劝阻和驱赶，红卫兵遂以“有重大国际问题要向周总理请示汇报”“耽误国际大事你们能承担责任吗”为由，迫使接通北京直至中科院值班室的长途电话。因涉及重大外事冲突，周恩来立刻中断讲话赶去接听电话并坚持耐心劝说和妥善处理。他在电话中用尽量温和的语气劝说这些红卫兵不要强占国际列车，否则会侵犯别国主权，从而引发国际纠纷。总理告诉红卫兵，为了防止苏联派出军队、发生绑架事件，预防他们受到伤害，自己已经派出部队赶到附近铁路沿线进行警戒，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在总理苦口婆心反复劝导下，红卫兵最终撤出国际列车，一场“造反”闹剧才暂时得到缓和。
■再次接听电话后，总理很快结束讲话匆匆离去■
周总理回到会场继续发表讲话后不长时间，再次中断讲话离开会场去接听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回来后他没有再详细说明电话的内容，只是说还是处理刚才的事情。我们事后感觉电话涉及的肯定还是很重要的问题。他针对科学院的“文革”情况讲了一些意见后说，现在问题很多，要我们解决，不要怕，要敢于面对革命中的发展。自己是一个老党员，但有时跟不紧、跟不上毛主席，有时掉了队，要赶紧赶上去。自己越来越感到对毛泽东思想体会得不够，做得不够，越要赶上去。并再次谈到自己的家庭出身问题，表示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大概因为讲话多次中途被打断，总理要处理的事情又的确太多，他对中科院的“文革”问题没有再作长篇演讲。在结束讲话前，他转身对我们说：我谢谢你们了，现在就算和你们一起见过面了，今天就不再安排时间谈了。我们听总理这样说，心里虽然很不情愿，但看到他那种日理万机、殚精竭虑的情况，没有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也随着他静静地离开了会场。
那天的事情，仅仅是“文革”十年中一个晚上发生的情况，我们在那天晚上也仅仅看到周恩来总理“文革”期间处理繁复事务的零星侧面。后来的历史发展证实，“文革”中的每一天，周恩来总理几乎都要夜以继日地辛勤操劳，都在用尽心力、巧妙周旋处理各种重大复杂的内政外交矛盾问题。他在断断续续的讲话中，从中科院的问题讲起，联系到当时发生的边境突发事件，由此又谈到之前发生的冲击苏联驻华大使馆和全国各地“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周语）”的更多涉外“造反”行动等现象和问题。今天去回忆，他在既要高调维护和支持毛泽东主席发动的这场“大革命”，又要尽力弥补“文革”对整个国家运转秩序的严重破坏的两难选择中，内心深处可能的焦虑、无奈和身心疲惫，在当时是很难为人们所觉察和理解的。■
那样的生活，到是很精彩的。
zxmy - 2020/1/7 13:06:49
事实上，总理有时也会糊涂。
如果没有毛主席把关，也会被帝国主义忽悠的。
但是，总理很虚心，能够改正。毛主席对总理，批评教育的方法还是很到位的。
基辛格是什么人？
左旋评论得很到位。
基辛格是妖魔，是魔头，只有毛主席能够把它降伏。
但是，在其他人面前，基辛格依然是魔头。
当毛主席走了以后，基辛格魔鬼的本性充分表现出来，但是很多人，以为基辛格真的成为好朋友，于是，被基辛格玩弄了。